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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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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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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浅予:我的婚姻与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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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87年80岁生日时开始写回忆录。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写我的家庭生活。从罗彩云、梁白波、戴爱莲到王人美,写这四位女性在我一生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孙女说,这样公开写自己的私生活,岂不影响你的社会声誉?我说,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倒反而能破除社会上对我的猜疑。我花了两个月时间,为这四位女性立传。在这两个月执笔期间,我全神贯注在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我打破了写回忆录只写阳面不写阴面的惯例,如实向读者介绍我的婚姻与家庭。

纸上谈兵第一课

1922年我15岁时,从浙江桐庐老家到杭州读中学,开始接触新世界。我的堂姐叶佩菁比我早一年出来,已在省立女子师范读书。她说我已长大成人,应该交个女朋友,她愿意帮这个忙。我只从小说上读到过所谓男女之间的“爱”,倒也想探索一番。

在我将近17岁的时候,经堂姐介绍,与女朋友王文英在女子师范的会客室里见了面。会客室位于校门过厅的一侧,人来人往。我俩老老实实地坐着,本来就没有什么话说,又加众目睽睽,大有如坐针毡之感。不一会儿,我便起身告辞,倒是她开口问我:“下星期还见不见?”我急忙回答:“下星期在湖边第二公园见面吧!”说罢匆匆走出校门,落荒而逃,心里却是又惊又喜:我竟然有了一个女朋友!

那以后,我们开始互写“情书”。她国文水平比我高,逼得我不得不到处去借现代文学作品,东抄西抄地对付。每逢星期天,我必去文具店买彩色的洋信纸洋信封——写“情书”用。

一来一回的情书,每星期可以写两次。几个星期下来,表达情意的话多了起来,特别是几次游湖之后,似乎我俩真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的信上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语句:“既然你那么对我有好感,我就承认,永远做你的……了。”这不是“私订终身”了吗!可实际上我并没当回事,认为这不过是写情书照例要达到的“高峰”,犹如小孩玩“过家家”,用积木搭成一座房,搭到顶,推了,再重搭。因此,我回信并未表示接受还是不接受,竟然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交女朋友的事渐渐被学监发现,彩色的洋信封时常被截留。这学期末,我的“品行”被评了个“丙等”,学习成绩也降到“丙等”。这我倒不担心,因为我父亲是开南货店的生意人,对我的学业并不关心。但我总觉得在老师、同学面前太丟面子。正在这时,一位姓金的同学告诉我说,厦门大学正在招收江浙籍学生,他认识一位助教,可以介绍我们跳级报考。我把这事告诉了王文英,她不知中了什么邪,也许是要实行那“永远做你的……”的诺言,竟决定和我一起行动。

我们四男一女,都是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搭海轮到厦门。等到达厦门大学时,考期已过,幸亏那位助教说情,校方同意我们补考。补考结果,只姓金的同学一人被录取,我们四人都进了“补习班”。混到寒假,父亲打听到我和女友结伴去了厦门,急忙汇了100元路费来催我回老家。我和王文英又回到杭州。我没脸去见父亲,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干着急。父亲怕我在外面干出什么丑事,亲自到杭州来押我回去。

进了家门,父亲破口大骂。我一赌气,独自跑到县学前的一口井栏上坐着。母亲生怕发生意外,横拉竖扯地把我拉回了家,哭着对我诉说:“你真糊涂,你阿爸的铺子蚀了本,关了门,从厦门赎你回来的那100块大洋,还是拿两亩田抵押去借来的。以后读不起书了,找个吃饭的地方,补贴补贴这个家是正经……”

这一番话使我从梦中惊醒。什么交女朋友、读大学,都抛在了脑后。目前最现实的问题是:赶快找个谋生之道,填饱肚皮要紧!

王文英在那天我父亲去旅馆押我时,已看出情况不妙,赶快“撤退”。我俩从此断了联系。这“纸上谈兵”的第一课,就这样结束了。

父母之命第二课

天赐良机,我在上海南京路三友实业社门市部谋到一个站柜台的职业,卖布之外兼画广告。一年之后“跳槽”,到一家书店画教科书插图。再一年,混进画报出版界画起了漫画。此时我已23岁,父母一心想抱孙子,不经我同意,便在桐庐老家给我订了一门亲,来信逼我回去成亲

当时,我已接受一些新思想的影响,懂得应该婚姻自由。但转念一想,婚姻自由,无非是找一个自己认为合适的终身伴侣,可我目前并没有一个这样合适的女友;再说,我周围的熟人中,也有不少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不见得家家都是怨偶。据父亲信上说,他给我订的这一家,与我家“门当户对”,说不定还是一桩美满婚姻哩。另外,我对按古礼办婚事的排场很感兴趣,颇想借此机会,像演戏一样尝尝当新郎的乐趣。这种种因素凑在一起,我的终身大事便儿戏般地定了下来。

1930年冬季,我在上海一家绸缎庄置备了一身作新郎穿的长袍马褂,又为父亲筹措了一笔给我办喜事的用费,便喜气洋洋地回乡完婚。

婚礼完全按古法进行。叶家大厅照例由萧山县一家喜庆租赁行承包灯彩装潢;家里租来了迎亲花轿、凤冠霞帔、桌围椅垫;请来了厨师、艺人、轿夫和吹唱堂茗……从“吉期”前几天就开始忙起,什么起媒、发嫁妆、发轿迎新娘、拜堂、宴请女方送亲人、闹洞房、专席宴请新娘、行“三日入厨下”仪式、办“洗厨宴”……等等,五花八门,直忙了七八天才把婚事办完。

婚后,我原准备把新娘罗彩云留在家里侍奉公婆,哪知她坚决不干,非跟我去上海不可。为了这事吵吵闹闹,甚至寻死觅活。后来还是我母亲发了话,命我带着罗彩云去上海另组小家庭,我便遵命照办。

那时,我在《上海漫画》编辑部工作,兼作云裳公司服装设计员,收入不算太低。我们租了一个前楼居住,厨房在楼下,三家合用。房东是熟人,我每天去上班,家务事便托房东太太照顾。

罗彩云从未穿过皮鞋,嫁妆里有双新皮鞋,她一到上海就穿上了。进出厨房要走楼梯,她起初还小心,扶着楼梯栏杆慢慢走,后来有点大意,竟滑了脚从半楼梯上摔下来,闪了腰。房东太太把她扶回屋里躺着。我下班回家,一听说,连忙请房东太太下了两碗面,送到床上招呼新娘子吃。罗彩云见我这当丈夫的反过来侍候她,心里过意不去,只躺了半天就勉强起来料理家务。我心想,看来她还真是个贤妻,日后也必定是位良母。为了表示谢意,我特地陪她去三马路选购了一些衣料、鞋袜和胭脂花粉等,还到一家朋友开的照相馆中,由我设计,两人头顶头地拍了一张照片,这大约是我俩唯一的合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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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彩云与叶浅予(1930年代)

我有了家,以为日子会这样和和美美地过下去,哪知道生活并不都这么如意。

第二年春天,罗彩云怀了孕,我送她回浙江老家分娩。她生了个儿子,小名申茀。族名善菉。第四年又生了个女儿,小名明明。这期间,罗彩云学会了上海少奶奶的作风,孩子交给奶妈,家务全靠娘姨,她自己什么也不管,除了逛大街以外,整天泡在麻将桌上。她从小没读过什么书,基本上是个文盲。别看不识字,打起麻将来可是精得很,什么“东西南北中”,她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绝不会错。她的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我呢,当时以画“王先生”为起点,漫画创作正在旺盛时期。我深知自已年少时没有好好读书,底子比较薄。要想在上海站住脚,特别是要想在漫画出版界混出点名堂来,非狠下苦工夫不可。因此我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白天办《上海漫画》周刊,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兼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信赖;晚上拼命读书,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忙碌,全部心思都用在事业上。

这样,我和罗彩云越来越谈不到一块儿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钱用完了,拿钱来!”我的回答则是:“辛苦钱来得不容易,省着点吧!”每天下班回到家,我觉得精神上总是空空荡荡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去坐着,但看到人家成双成对,恩恩爱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更感到孤独。有时索性喝点酒,借酒浇愁;或是同朋友一起去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

就在我最苦恼的时候,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我的生活。关于白波,我后面还要细谈,现在只说和罗彩云有关的事。

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记得1936年她“袭击”了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罗彩云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当成姨太太来羞辱,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另一次在南京,罗彩云把她的父亲也搬了来,当面逼我“定个名份”。我被牵着鼻子送他们父女回上海,还由律师作证,写下了保证书。

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我们两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曾回老家探望过他们。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前,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次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明明就一直在戴爱莲的照顾下生活,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茀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住。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上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临终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叶家害得我好苦!”我心头为之一震。对她的死,当然要诅咒那场历史的浩劫,但说到她的苦,我也有责任。其实她苦,我又何尝不苦!我俩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巳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是感到内疚的。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年初。那天,她拿着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来我们编辑部找另一位编辑投稿。当时,漫画的投稿者中,女性几乎没有,所以她引起了我的注意。之后,我便以编辑身份和这位女画家打起交道来。

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最近才从那儿回国。目前她正失业,朋友介绍她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一起去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儿吸。毎天下了班,我情不自禁地便往女子公寓走,竟忘了我还有个家,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我吃晚饭。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地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晩,彼此都感到是天造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因为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我们从浦口出发,途经蚌埠、徐州、泰安、济南、沧州,最后到达天津。每到一站,我和白波把我们画的大幅宣传画张挂起来,其他人就展开宣传。宣传结束,大家去游览名胜古迹,什么登泰山,逛趵突泉,看沧州大铁狮……其乐无穷。最后,铁路局又从天津挂上去北平的列车,招待大家游览故都北平。

在北平玩了三天,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我好像是逃出牢笼的小鸟,尽情享受着本应属于自己的天堂;白波比我更大胆,她完全不在乎世俗的议论,热烈地占有她所深爱而又属于别人的男人。我俩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也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飞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百张速写。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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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叶浅予、右三梁白波

北平之游,使我和白波之间增进了思想交流,密切了艺术上的切磋,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但是一回到上海,这一切便不得不马上中止,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登出了“‘王先生’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竟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安了个“窝”。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一幕,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我具结保证按月向她提供赡养费,她则同意与我分居。这样做,最受委屈的是白波,她不得不长期居于“情妇”的地位。但白波为了能和我一起生活,甘心忍受这样的条件。这也充分表明了她对我的真诚和热恋。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年,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能的画家,擅长于通过心理描写,把意识形态转化为抽象的图像。她曾画过一套《蜜蜂小姐》连环画,其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这和她对生活追求的理想化是一致的。她平时喜欢读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是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并且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与农民的依存关系。我的想象力之所以能长起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了我的灵魂中,催化和升华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和白波从南京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成漫画宣传队,奔忙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她和队友们一起过着十分艰苦的战地生活,除了画大幅宣传画外,在武汉时还定期为《抗战漫画》供稿,构思与造型都独具风格。

我原以为,通过战地锻炼,我和白波的共同生活会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哪知道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她对宣传队的工作不那么积极了,后来与我也逐渐疏远。漫画队的朋友们对此有所觉察,我却因全神贯注于工作,丝毫没有想到其他。这一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地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歉什么了

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一见钟情第三课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我随机关徹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宋的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以支援。廖大姐告诉我,她很熟悉的一家跳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闲着,戴氏就利用这条件,每天上午到舞厅去编舞练舞。廖大姐希望我约个时间去和戴氏见见面,并从旁观察一番,画点速写,为她的舞蹈晚会设计一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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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叶明明、叶浅予一家人在北平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有中学程度的英语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我介绍她又认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并带她到香港仔、筲箕湾等地游览,帮助她接触更广阔的天地。经过这许多活动,我的英语口语日渐长进,已可以慢慢地和她对话了。她告诉我,她初到香港时,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也告诉她,在她之前,我从未与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华侨艺术家接触过,但我觉得和她很合得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当然,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无法抗拒。

我们之间感情发展如此迅速,一个重要契机是在九龙半岛酒家举行的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我为它尽了最大努力,既当舞台监督,又兼服装管理,还请来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大姐则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辛勤工作,帮助戴爱莲为祖国抗日的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也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大政治任务。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爱莲为组织我们的小家庭积极奔忙。她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精心布置了一下,就算作我们短期的“窝”。宋庆龄主动当我们的主婚人,在她自己住处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和爱莲结为夫妇。参加宴会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上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我们的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亲友。参加的有爱莲的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还有我在香港文艺界的朋友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琛和冯亦代。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我们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起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一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直奔广西的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再乘火车沿湘桂铁路到达桂林。这一路水陆兼程,艰苦备尝,爱莲却觉得十分新鲜有趣。在桂林受到欧阳予倩的热情接待,他请我们看了广西地方戏——桂剧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即爱得入迷,当即立下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我们离开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再换长途汽车,一路颠颠簸簸又走了五天。若从离开香港算起,已走了半个多月了。幸亏我俩都还年轻,精力充沛,所以,当重庆的朋友们从长江北岸赶到南岸来迎接我们时,我们依然精神抖擞。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一位华侨舞蹈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们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我说:“你看了那么多东西,走了那么多路,可知道你才走了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角?”她大惑不解,问我,若去延安,是不是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是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爱莲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会向周恩来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我在武汉时期,是政治部三厅成员。那时国共联合抗日,周恩来在大本营政治部任副部长,负责指导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后来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政治部换成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三厅也变了颜色。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特别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马上回去办移交。我本来就不想干,顺水推舟递上辞呈,不久就获准了。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留下来,努力在重庆打开局面。

就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每天24小时,昼夜不停地向重庆倾泻炸弹。我和爱莲原住在张家花园一位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把那座房子毁了,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临时寄居的小旅店。七天内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旧房刚炸毁,三两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日寇原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想借此逼迫蒋介石投降,哪知道中国人民就有这么股宁死不屈的硬劲!最后挺不住的是日寇,疲劳轰炸以破产告终。

爱莲经过这么一番战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希特勒逼丘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如今中国人当然更挺得住。她觉得自己下决心回祖国来,能这样和祖国人民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即在抗建礼堂举行了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重庆人第一次认识这位把芭蕾舞和现代舞糅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并把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再同爱莲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开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俩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户农民家里,为时将近一月。后来还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化装混入难民队伍,才算脱险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23幅,记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折,后来成为她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桂林组织话剧会演,南方几个演剧队集中在这里演出,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举办了一个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记得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松弛,爱莲只知英语词汇,中国话不知该怎么表达,幸亏丁聪在场,临时充当了翻译。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许多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爱莲和广西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配合,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表演会。我照例在后台为她管服装。那时除了我,谁也摸不清爱莲演哪个节目该穿什么服装和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她换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是戴爱莲的“跟包”,所谓“跟包”,乃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不但在后台管事打杂,还得为主角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后来爱莲主演“边疆乐舞大会”,我就是节日组织者、海报设计者兼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了给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专门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小组,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釆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俩先期到达成都,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又找熟人设法联系,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双重关系去了康定。在康定一个月,爱莲搜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则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访问。爱莲反过来成了我的“跟包”,为我当翻译员、对外联络员和画展招待员。当然在她开表演会时,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还兼乐队成员——她演《哑子背疯》时的锣鼓点子,就专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一段时间,我还是挺不错的炊事员。在纽约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买齐,回来便精心烹调。那时老舍也正在纽约,我们常请了他一道来解馋。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达的华侨对我和爱莲的归来反应极其热烈,因为爱莲是回到祖国的唯一的舞蹈艺术家。她还在纽约演出时,特立尼达的报纸上就已是一片赞扬,如今大家更想亲眼一睹风采。爱莲专从纽约请来一位男演员伴舞,演出了《春游》和《巴安弦子》,获得很大成功,我则当然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继续当“跟包”。

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了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展出。我岳父虽穷,却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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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叶明明、叶浅予一家合影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晴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说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我明白了,我这个“高级跟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再符合她的需要。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到1950,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却是这样分手。

最近翻阅画箧,发现1944年住重庆北温泉松林宿舍时画的一幅《松林人物志》,那上面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和爱莲的写照。

妇唱夫随第四课

在我一生的四次婚姻中,王人美是和我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但是由于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三十多年来始终磕磕碰碰,貌合神离,两人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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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悚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当时人美41岁,我48岁:她离开前夫金焰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了5载。应该说,我们对彼此的性情、脾气、习惯都不甚了解,但考虑到两人年纪都大了,找个伴,无非是相互照顾,解除寂寞,谈不到什么谈情说爱;况且两人都是社会知名人士,本来就有一定的透明度。因此,只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便提出结婚。人美倒有点犹豫。当时地正在长影拍片,在给我的复信中,她这样写道:

想到北京的春天,我们的郊游,的确使人怀念呢。虽然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总是沉默寡言,然而想你能感觉到我的紧张不安和激动,否则你也不至于那么快的直接就提出问题。我的答复可能令你不满意,但是希望你能了解我是真诚和坦率的。的确,我不否认我有优点,但缺点更多,尤其是我的幼稚无知,它将带给你苦痛呢!你想到么?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让你提出任何保证,将来不能嫌弃我,而是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人美的考虑是有预见性的。

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大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我们想老头儿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子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等等。叶浅予花了近200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财产也只有200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我问:“这到底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咱们都四十多了,能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一赌气便散伙吗?”她说:“就是因为四十多了,这日子过下去将难于收拾,所以还是走开好。”我说:“你认为我有大男子主义,这帽子我可以戴。不过,若是你头脑里没有大女子主义,怎能感到我有大男子主义呢?”她哑口无言了。想了想说:“那么,再试试吧,看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生活下去。”

那以后,我逐渐摸到了人美的脾性。凡属于内掌柜职权范围内的事,外掌柜不得插手。对我来说,这本来是丈夫的幸福,但内外的界限很难划分。例如,她对我们的住房不满意,老要找房管所修这修那,房管所就给她“拖”。拖得她不耐烦了,便要外掌柜出面打交道。外掌柜懒得管,有时顶一下,内掌柜就火了,闹着要搬到北影去住。北影认为叶浅予家已经住了7间房,不能再给她分房。为此人美屡次和我闹别扭,说不该和我结婚,使她丧失了她应得的权利。再如,我们第一次闹离婚后,为了保证内掌柜的职权,人美辞退了我已请了好几年的老阿姨,另换了她的老乡湖南阿姨。可没过多久,湖南阿姨又被辞退了。外掌柜不以为然,内掌柜就板起面孔说:别噜嗦,这是我的事,你别管!保证不亏待你就是!”

类似这样的磕磕碰碰,长年不断,大佛寺西街47号几乎没有平静的日子。我和人美之间,越来越感到缺少共同语言,甚至无法交流思想。我只得心向事业上去寄托感情。人美也很苦恼。在她1960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头来写这封信,但我觉得有必要给你谈点什么。我们结婚虽然近五年,我却觉得我们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可以承认我和你结婚只是为着摆脱某种不正常的关系;你呢,当然也是由于需要一个家庭……实际上你爱的是戴爱莲,我爱的是金焰……

1962年她又在信中这样写:

这一次临走前的闹别扭,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婚后从来都没有好好谈过话,因此相互不够了解,各人都抱着对方的成见,一个矛盾没解决,又加上一个,越发展距离越大,末了,我们之间的对白,完全是各人思想的结论,话说出来就像枪子儿一样,使听话的人实在受不了。

在人美的回忆录里,给我下了这样的结论:

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他除了懂画,别的什么都不懂……有好多好多让我恼火的事……叶浅予是个过于沉浸在事业里的人,当这种人的妻子,真不容易!

1980年,为了换房的事,人美多次骑车去房管所。5月12日她在下车时突然跌倒,当即说不出话来。急送协和医院,确诊为脑血栓。治疗了一个来月,仍左身偏瘫,上下肢关节僵化。又经三个月,始能下床扶拐杖行动,出院回家。这时大佛寺西街的叶宅已换到甘雨胡同24号,房屋相当宽敞,但这位家庭主妇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嫌地板破旧,嫌大门腐朽,和房管所闹个没完。与此同时,她到处托人求医,恨不得立刻把僵化了的左手左脚治好。可是事与愿违,越性急越难治,越难治越性急,以致性情乖戾,稍不称心就破口大骂。家里的阿姨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又换,邻居们窃窃私议,连居委会都出面说话。我只好忍气吞声,好言相慰,避免大吵大闹,惊动四邻。

1986年春,甘雨胡同南段拆迁。按协议规定,我搬至中国画研究院画室内暂住,人美则暂迁至北影厂招待所内。分居两处,我每周去北影探望,人美也到画院来看我,两人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倒也别有情趣,减少了许多矛盾。

这年12月4日,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人美在从医务所回招待所的路上突然摔倒,神志不清,现在积水潭医院抢救。我急忙赶去,见人美双目紧闭,全身瘫痪,已不能说话。医生确诊为脑溢血,情况相当危险。

不久,我正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忽然感到心脏隐痛,是心肌梗塞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叫我躺在床上,不许动。幸亏有个好女儿明明,忙着往两边医院跑,分头照顾人美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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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12日晨,明明来电话说,昨晚守了妈妈一夜,到凌晨3时,妈妈呼吸停止。明明劝我不要难过,说已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非人力所能挽回。我躺在病床上,想着这位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伴侣,不由心中黯然,只能默默地祝愿她的灵魂获得解脱。

来源:泽畔时光公号选自叶浅予著《细叙沧桑记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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