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早期禪法的流傳和特點 – 慧皎、道宣所著《習禪篇》研究
冉雲華
華岡佛學學報第七期 頁63-99
【作者簡介】冉雲華（1924～ ），四川廣元人，加拿大華裔學者。畢業於陜西師範專科學校，後入四川大學專攻歷史；1953年赴印度國際大學，師從師覺月（P.C. Bagchi，又名巴克齊，法國漢學家烈維之足）、譚雲山、賈太吉（D. R. Sudhakar Chatterji）等人，修習佛學、印度宗教史學，並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歷任國際大學講師，中國學院中文圖書館館長，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宗教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英國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客座研究員等職。1989年應聘至台灣，任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及中華佛學研究所研究員，為台灣培養了諸多佛學專才。著有《中國佛教紀年》、《宗密》等書，並有研究論文近百篇，發表於歐、美、英、日、台、港等地之學術雜誌。
提要
本文以「高僧傳」和「續高僧傳」所記「習禪篇」為中心，研究了中國早期的禪法流傳和特點。研究證明小乘禪法在公元第二世紀，介紹入華；大乘禪法的傳譯，開始於第三世紀。五世紀初禪學典籍曾被大量譯出。由五世紀末年到七世紀中葉，禪法在中國有了實質性的發展：由個人獨習變為集體努力，中華禪典的創作和取代譯本，師資承傳的重視，和宗派的形式。當時的宗派、四家最為著名：中原的「念處」禪法，江洛之間的「壁觀」，江南的天台止觀和華北的頭陀行。 其中「壁觀」一家的達摩禪法，後來人多勢眾，形成有名的禪宗。 其它諸家，未能繼續； 只有天台宗，以「教門」而流傳。 習禪之事遂成為禪宗一家的世界。
數年以前美國加州大學和舊金山的禪學中心，聯合舉行了一次學術討論會，邀請多位學者討論中國的「早期禪史」。那次學術會議所提出的論文，已於去年編選出版，名為「中國、西藏的早期禪」(注1)。書中的一篇文章，「日本對早期禪史的新研究」，由菲利普˙嚴波斯基撰述，綜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三十多年日本學者的禪史研究。嚴波斯基在討論禪史研究所得到的結論時，有這麼幾句話：早期禪史中最可怪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和從唐代禪師馬祖(七○九-七八八)、臨濟(八六六年亡) 等傳下的五家七宗，全無關係」(注2)。
儘管華人禪苑的圈內人士，願意祖述舊說，仍然相信禪宗是佛祖拈花微笑，一脈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對現代學者指責某些唐、宋禪師，「捏造歷史，強求正宗」一點，大起反感。他們也曾為文申辯，為「法統」說話。有時對研究宗教史學的人，絕不容情，痛罵一番。可是對那些學者所持的歷史證據，卻無法推翻。
如果說現代學術研究已經證明，馬祖、臨濟諸禪師所演流出來的五家七宗，和早期禪法全無關係。那麼中華史被誤傳了千多年的原因何在？現代的研究證明，原因是所根據的史料不可靠：多年以來禪宗歷史所根據的是「傳燈錄」之類的宗派文獻，都是十世紀以後編纂的，它們所記的早期禪史、數據不足而且還有宗派成見。
研究早期中國禪史，敦煌發現的卷子固然比「傳燈錄」可靠，可是梁代慧皎 (四九七-五五四)所撰「高僧傳」和唐代道宣 (五九六-六六七)的「續高僧傳」，更是最基本的資料。這兩部高僧傳記中，都列有「習禪」一門，不但載有習禪高僧的傳記，更有「習禪篇」的總論，評述早期中華苑的經典傳授，禪法源流。現代中外學者的研究證明，這兩部僧傳的可靠性和文學價值，都是非常值得稱讚的。
可惜這些可貴的紀錄，還沒有被學者們作充分利用，全面分析、謹慎整理。研究早期中華禪史的學者，為太虛 (一八八九-一九四七)，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湯用彤(一八九三-一九六四)，都曾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引用了「習禪篇」中的若干資料，摘錄文句，以說明他們的論點(注3)。普通的佛學論文，只把「傳燈錄」的傳統數據照抄一番，根本不提「高僧傳」。引用「高僧傳」的學者，通常也只是把這些資料、排比羅列。這種作法的長處是應有盡有，佔了個「全」字；缺點是早期中華禪法的發展過程，全被湮埋。其實自安世高於後漢時代，初傳禪法，到菩提達摩弘布壁觀時，中國禪法已有四百年的歷史。由達摩時代起，禪法流傳於河洛江淮，百家並起，各顯神通。可惜這些事實，多為「傳燈錄」一系的歷史所掩蓋。
本文的目的是以「高僧傳」和「續高僧傳」的「習禪篇」為基礎，研究早期中國禪法流傳的歷史分期，以及各期的特點。在研究的過程中，討論下列問題：禪法是怎麼一回事？在佛法中占何地位？經典根據，習禪的關鍵人物、以及他們所得到的成就又是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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