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本是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智慧的结晶。常识沦为需要捍卫之物，是哲学史上一众思路清奇的杠精们不懈抬杠的功劳。古希腊的芝诺的“飞矢不动”质疑运动的可能，先秦的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在名实之间搅混水，这些可以视为此类抬杠的先声。自从柏拉图把哲学家奉为王者，在认识世界的努力中哲学思辨比常识更加深刻的神话就一直成就着哲学家们的优越感，代代相传源远流长。笛卡尔以来近代的唯心论和怀疑论虽然更多地只停留在哲学思辨的层面，却也时常被一些有心炫耀的书呆子带入民间用来挑战常识，仿佛一套与常识格格不入的话语方式本身就天然构成关于世界的真知灼见。这种自命不凡的风气固然使哲学不幸背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恶名，但更为深远的后果是它掩盖了哲学界一直以来讳莫如深的一项挫败，即哲学家们自己迄今为止未能对唯心论和怀疑论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回应，以至于哲学业内业外都惯出了将抬杠等同于哲学思辨的坏毛病。时至今日，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无节制的怀疑看作理性的彰显，却蓄意忘记了基于常识的平常心也是理性的应有之义。当然康德也许是一个例外。康德的先验论可以说是一个对唯心论和怀疑论规格够高的反动，不过可惜，在蔑视常识这一点上，康德哲学与它的前辈其实殊无二致。所幸的是， 即使在哲学圈内，常识也有自己的同情者，他们中有苏格兰的常识哲学学派，美国的实用主义者，以及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分析哲学传统内的常识捍卫者：G. E. 摩尔和晚期的维特根斯坦。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语境之下，捍卫常识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主要与唯心论（特指主观唯心论而非客观唯心论）和怀疑论有关。与常识和怀疑有关的其他论题如常识与宗教，常识与科学，常识与社会进步，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怀疑–比如刑事案中和政治生活中的怀疑等等–都不包括在本文讨论之内。

摩尔和罗素

摩尔1893年进入剑桥大学。同校三年级的学生罗素曾这样描述了对他的第一印象，“模样英俊，身材修长，神采飞扬，具有像斯宾诺莎一样充满激情的才智。并且有一种精致的纯粹。”一番交谈之后，他发现摩尔“思维清晰，待人诚恳，让我深感倾慕。”正是罗素笔下这个光彩照人超凡脱俗的摩尔，在此后的30年中，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一道，推动了哲学研究从心灵分析到语言分析的转向，一手开创了作为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即使是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风格和品味而非一种学派，其实也分为两支：主流是从罗素那里得来的逻辑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支流则是从摩尔这里继承的日常语言的概念分析，后来为日常语言学派发扬。维特根斯坦的地位比较复杂 ，他可以说在早期和晚期分别对两派都有影响。显然，在这三人当中，摩尔的国际声誉比不上另两位。不过在英国学界，他仍然是一个丝毫不比另两位逊色的传奇。如果追溯现代英国分析哲学的源头，你在遥远的起跑线上能找到的那个最初的身影，不是罗素，也不是维特根斯坦，而是摩尔。

和罗素一样，摩尔甫一进校就是剑桥校园的风云人物，踏上门来要与他结识的人络绎不绝。他脱俗的仪表固然是原因之一，而他处处表现出来的把对思想的忠诚视为高于一切的苏格拉底式的人格，无疑有更加强大的吸引力—-他表达自己想法的无所畏惧赢得了普遍的敬佩。罗素写道，和摩尔“交谈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兴奋感；他批判的言辞扑面而来，恰如来自高高的阿尔卑斯山脉的习习凉风。”彼时罗素的偶像是他的学长兼老师麦克塔格特（J.M.E. McTaggart）。罗素为摩尔引见麦克塔格特的第一天，这个新生就对麦克塔格特讲师的新黑格尔主义观点提出了执着而坚韧的质疑。据小说家埃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记载，在麦克塔格特论证了像时间这种东西并不存在的看法之后，摩尔回答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他知道他刚刚吃过早饭。这个后来传为美谈的早饭反驳使得新生摩尔名声大噪。摩尔的战果之一，就是罗素日记中关于麦克塔格的话风突变，从以前的热烈崇拜变得此后有些不敬了。罗素后来写道，在对唯心主义的反叛当中，摩尔领头，而我带着解放感紧随其后。罗素的这种“解放感”，真实地记录了剑桥大学从新黑格尔主义的桥头堡到分析哲学大本营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个转变的最主要推手之一就是摩尔。从个人经历来说，罗素对经验主义的皈依也是摩尔一手促成，尽管日后摩尔对经验主义的忠诚远不像罗素那样一以贯之。

谈到摩尔的哲学成就，不能不谈摩尔的方法。摩尔对表达的清晰和严谨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他的文字在修改若干稿之前从不付印。在想清楚之前他从不开口说话，以至于人们问他问题之后，都习惯了他不予作答的沉默—-他在想他的回答。他的学生记录了他讲课的标准程序：首先，他会把某种表述的不同意义分解开来，然后阐明他认可的那种意义。之后，他就会解析这个表述的其他不同意义，并逐一分析它们的缺陷。最后，他会摇着头这样结束分析：“我不应该认为有任何人会说这就是我们通常用这个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 他总是能够从任何讨论话题中提取出其中的哲学含义，形成一套有力的论证，再揭示这套论证可能的问题。他的这套流程总是给人新意，让人兴奋，最终潜移默化地被他的听众接受为一种思维框架和研究方法。而这种对概念分析的执着，对表达精确的偏好，对论证透彻的追求，就被经济学家 J. M. 凯恩斯 （J. M. Keynes）等人称之为 “摩氏方法” （ “The Method”），其中大写的M 就代表摩尔。不过摩尔本人对此不甚了了。有人问他是否知道他对凯恩斯们的影响，他说，“不，我不知道。我有时听到他们说起‘The Method’，我理解它是关于我的，但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可以说，尽管“分析”作为一种哲学论证方法早已有之，但只是因为摩尔对这种方法开创性的使用，才使得“分析”从众多哲学方法中脱颖而出，得以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运动冠名，并作为一种特有气质为所有分析哲学家所继承。

对学术追求的纯粹使摩尔对自己观点也一样苛刻。他从不会因承认自己无知或错误而感到窘迫，也从来不害怕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显得愚蠢或天真。摩尔的学术地位很高，在圈内很受人尊敬，但从不要求学生接受他的观点，只是希望他们掌握他倡导的方法。读摩尔的哲学文章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他的文字简单直白，句式朴素流畅，但思路明澈，论证绵密，层层铺开如清泉漫过草地。不过，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论证过于繁琐而显得拖沓，过于精细而不见大气。

与这种思辨的严密相匹配的，是摩尔道德上的纯洁和对真理的热情。几乎所有的摩尔研究者都同意，摩尔剑桥时期的成就和影响力并没有能够在他的著作当中得到充分的呈现。也就是说，他对他同时代人的影响，也许主要不是来自于他的哲学思想本身，而是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所以对于那些只能从他的著作中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体认这种魅力是一件非常令人惋惜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即使从一些零散的文字当中，人们也能感受到摩尔的品格。摩尔和罗素是终生的朋友，但他对罗素的公子哥性情一直不以为然。罗素和摩尔曾结伴作了一次徒步旅行，两天走了40英里。其间他们在一家旅店过夜。罗素故意和在那里偶遇的一个老江湖津津乐道于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意思是开阔摩尔对下层社会的眼界。结果是，那人的下三滥做派真把道德上有洁癖的摩尔惹毛了。摩尔的愤怒和厌恶是如此激烈，以至于罗素庆幸他们在那里只住了一晚，否则他相信摩尔一定会把那个人‘谋杀’了。那天的事也许就是两人在处事为人上的区别的第一次显现。

摩尔对人诚实简单，不假不装，真诚几乎到了不设防的地步。罗素的第一位传记作者阿兰·伍德记录了罗素和摩尔的一次交谈。交谈中罗素突然停下来，试探地问：摩尔，你不喜欢我，对吧？摩尔仔细地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对， 不喜欢。两人又接着聊先前聊的话题。认识摩尔的人经常使用这样的语词来形容他：圣洁，纯真。他有英国式的分寸，绅士的谨慎，感情细腻但从不让自己陷于多愁善感，待人常怀感同身受之心却绝不曲意迎合，对己道德要求极高对人却大度善良。罗素说，他设计让摩尔说了一次谎：“我说：‘摩尔，你总是说真话吗？’他回答，‘不’。我相信这是他说过的唯一谎言”。

摩尔捍卫常识

笛卡尔开启了近代认识论对知识的确定性的不懈追求，而“我思故我在”被认为是确定性的起点。然而这个命题本身从一开始就包含一个弱点：它的出发点是一个孤零零的“我”–“我”被等同为精神，精神又被等同为私人领域（只对个人开放）。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要面对：在我之外有没有一个外在世界？如果有，我又怎么能确定我对它的了解是对的？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哲学出现了一个分叉。那些更关注精神方面的哲学家们发明了唯心论。他们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只有我们的感觉，所谓外部物体也就是我们感觉的集合。于是有了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而那些更关注于该命题的私人特征的哲学家则走向怀疑论。由于经验总是私人的，怀疑论者会在知识系统中区分开两类性质上不同的命题。第一类的命题又被称为先验的、分析的、必然的命题，比如数学和逻辑命题。它们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都成立，未来的经验不可能与它们背道而驰。但这种具有确定性的命题并不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它们表达的是概念之间的关系。第二类命题是所谓事实的、偶然的、综合的命题，这些命题提供关于世界的讯息，但只是在私人的经验基础上才被确定为真的。由于过去的经验只是所有经验的一个样本，它们在未来可能会被证明是不可靠的，所以这种命题最多只能以某种概率为真。于是，这种怀疑论导致了一个关于知识的悖论，即只要命题是确定的，它们就没有关于世界的信息；而只要命题是描述世界的，它们就不可能是确定的。

在这种笛卡尔传统的大气候下来看摩尔的哲学，很容易看出他的不同之处。也许是受到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启发，摩尔对于普通人和普通科学家的日常信念既无不满也不感困惑。引起他不满和困惑的，反倒是哲学家们对于世界和科学貌似高深的怀疑。这些“哲学家们”就包括唯心论者和怀疑论者。虽然严格地说唯心论和怀疑论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但在它们都是常识的敌人的意义上，摩尔并没有刻意将它们区别对待，毕竟两者只是笛卡尔传统内的不同分支，而摩尔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笛卡尔那条线上的人。

摩尔对怀疑论做出的回应，完整地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三篇论文中：“拒斥唯心论”（1903），“捍卫常识”（1925）和 “外部世界的证明”（1939）。三篇论文的发表时间相距36年，但立场是一贯的。在“捍卫常识”中，摩尔阐述了两个他知道是确定无疑的命题。第一个命题其实是一个命题清单，由各自独立且数目也许是无限的命题构成。这个命题清单包括这样一些命题：我的身体存在。我出生以来一直与地球有接触。地球已经存在许多年了。我现在身处室内。我穿着衣服。如此等等。摩尔认为这些看似平淡无奇但又确定无疑的命题的全部，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常识。摩尔的第二个命题相当冗长，它可以简化为：很多曾经的和现在的地球人都确切的知道摩尔宣称他所知道的那些命题。换言之，第二个命题是断言，我们所有人的常识是一样的。摩尔对常识的定义足够宽广，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摩尔关心的，不是哪些陈述属于常识而哪些不是，他不否认像“太阳绕着地球走”，“没有人登上过月球”这类陈述曾经被视为常识但现在不再是了。相反，摩尔要解决的问题是，那些现在属于常识的陈述，我们相信它们为真的根据何在？换言之，我们应当怎样为常识辩护？

“外部世界的证明”是摩尔退休时在英国科学院的演讲。摩尔在演讲中说，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有不依赖于感知而存在的外部事物的存在，也就证明了外部世界的存在。比如，我能证明人的两手的存在。“怎么证明呢？ 举起我的两只手，在我用右手做出一个手势时，就说‘这是一只手’，然后我用左手做一个手势，加上‘这是另一只手’”。摩尔说通过这种演示他事实上证明了人手的存在，而且他可以做许多其他类似的演示，它们合起来就足以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接下来摩尔用他的“摩氏方法”分析了对他的演示可能提出的反驳。比如，人们可以用唯心论来抬杠。他们会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手，你可能搞错了。对此摩尔建议是，请上前一步更仔细地观察。怀疑论者更可能的立场是借用笛卡尔的策略，挑战摩尔说，当你说“这是一只手”的时候，你怎么能肯定你不是在做梦？对此摩尔的回答是，他有理由断定他没有睡着，但却没法“证明”这一点，毕竟并非所有可以断定的东西都可以证明。摩尔的这番演示，现在被学界称为“摩尔证明”。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人们都承认，只有以严谨著称的摩尔才敢于用这种朴素的演示来试图解决一个哲学难题而不至于显得浅薄可笑。

然而，摩尔的这个演示算不算一个证明？摩尔在这里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对摩尔的最初批评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说他并没有提出一个合格的证明，至少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证明；二是说他攻击的是一个假想敌，因为怀疑论者提出的只是一个方法论或逻辑问题，毕竟没有人真的怀疑手的存在。针对这些批评摩尔也做出了回应。可惜，无论是摩尔还是他的批评者，在辩论中都只能归于自说自话，未能将对常识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尽管如此，摩尔的工作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说， 摩尔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他始终如一地捍卫日常语言免受哲学的侵蚀，因为他最先认识到，任何违反日常语言的哲学陈述都是错误的。

摩尔与怀疑论者的区别可以这样看。怀疑论者宣称，我们完全没有理由预期一件由经验得知的事情在将来如果条件相同也会发生，比如，认为太阳明天会照样升起并没有逻辑必然性的支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怀疑论者早上仍然会按时起床；如果起床迟了他会跑着去车站。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怀疑论者的哲学论断和他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对立。即使抛开怀疑论者的这种自相矛盾不谈，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分歧其实在于你选择哪一边：怀疑论者的立场是站在哲学论断一边而坚持我们知识的不确定性。摩尔的立场是相反的，他呼吁我们站在生活实践一边而坚持我们经验的确定性。把经验的确定性和逻辑的或然性分开为两个不同的问题，这是怀疑论者的实践准则，却是摩尔的论证策略。

从方法论上说，摩尔诉诸于常识以及摩尔的证明引导人们开始思考怀疑论的本质。我们可以认为怀疑论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理论。怀疑论者没有自己的观点，但总是准备为别人提出的任何论断找到一个反例。怀疑论者会对对手的建议逐一做出回应，但绝不提出超出对手论断的任何概括。他们以避免提出自己的正面主张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摩尔潜意识地或直觉地意识到，怀疑论的挑战不可能通过诸如逻辑证明或哲学证明等传统的论证模式来应对，因此摩尔举起了他的手。摩尔的手是一个非论证的策略，它的重点不是在论证游戏中击败怀疑论者，而是试图削弱某些激进的怀疑论者对常识和经验可能的伤害。

然而人们开始认识到，仅仅把经验和逻辑分开并不足以反驳怀疑论。虽然这样做摩尔也许表明了经验和常识是值得信赖的，他却并没有证明怀疑论为什么是错的。在这个意义上，摩尔和怀疑论者最多只是打了个平手。看来要反驳怀疑论，仅仅依靠现有的思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

摩尔和维特根斯坦

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相遇于1911年的剑桥，那时毕业7年后的摩尔刚刚作为讲师重返剑桥，而维特根斯坦正好来到剑桥找罗素学哲学。次年维特根斯坦开始听摩尔的课，坐在那儿“总是一副及其困惑的样子。”不过两人看来相处融洽。摩尔说每次他俩发生争论，他总是觉得W（维特根斯坦）是对的。而据罗素判断，维特根斯坦喜欢摩尔，因为“摩尔拥有我所知道的最美的微笑，那微笑打动了他。”

两人的友谊在1913年出现了危机。那年维特根斯坦跑到挪威一个海湾隐居并准备自己的学士论文。在维特根斯坦的强烈要求下，摩尔很不情愿地也去到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呆了两个星期，与他讨论那篇论文。尔后摩尔把论文带回来呈交给三一学院。不料学院以论文不合规定（论文没有序言，注释，文献出处等等）为由拒绝了维特根斯坦的学位申请。当摩尔把这一结果写信通知维特根斯坦时，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只能用暴跳如雷甚至失去理智来形容—-他给摩尔的回信中出现了诸如“地狱”，“愚蠢”和“禽兽”之类的字眼。读过这封信后的摩尔震惊莫名，身体的不适持续了好几天。他没有回信。两个月后，维特根斯坦给摩尔又写了一封几乎是忏悔的信，说自己没有理由写前一封信，并声称“我还是想和你做朋友。”这封信摩尔也没有回。在以后的16年里，摩尔在剑桥讲课，维特根斯坦离开了剑桥，先参加了一战，后来在奥地利山区教小学。尽管维特根斯坦有几次间接传达希望恢复两人友谊的意愿，摩尔也不断地扪心自问自己不回信是否过分，他们之间始终没有交集。直到1929年，维特根斯坦在弗兰克·拉姆齐（Frank P. Ramsey）的劝说下重返剑桥，两人才在伦敦去剑桥的火车上偶遇。也许是战争的残酷衬出了生命的脆弱，也许是岁月终于抹平了心中的沟壑，总之这次两人相见一笑泯恩仇，波澜不惊地重拾了旧日的友谊。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维特根斯坦过世。 鉴于维特根斯坦那专断暴烈的个性，我觉得这段友谊得以保持主要是得益于摩尔的宅心仁厚心地善良，罗素和凯恩斯等人可做不到这一点。

摩尔又一次开始为维特根斯坦的学位奔波张罗，不过这次是为了他的博士学位。维特根斯坦要在剑桥开课，必须要有博士学位。于是维特根斯坦把1921年出版的《逻辑哲学论》用来作为论文充数。摩尔写信把罗素从伦敦找来和他一起主持答辩。说起来两位考官也算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因为毕竟当年该书出版的时候，是摩尔为它提供了书名，罗素为它写了序言。然而答辩本身弄得不太严肃。三个人坐在那里闲聊了一会儿，各自谈了谈自己的想法，然后维特根斯坦像宣布答辩结束似的拍了拍两位考官的肩膀说，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两位考官虽然与答辩人意见不合，对此显然也没太计较，摩尔回来后在答辩报告中写道，维特根斯坦先生的论文“很符合剑桥哲学博士学位所需的规范。”

随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开设了研讨班，讲述自己正在形成的思想。摩尔参加了头两年的研讨班，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维特根斯坦的讲课是即兴的，他看到摩尔做笔记心里很放心，说这样以后就不用担心忘了自己的思路。除了详细记录维特根斯坦的讲课，摩尔也曾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下来交给维特根斯坦。没有记载表明摩尔的意见影响了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的形成，但许多学者的确把近20年后他的《论确定性》看作是对摩尔的一个迟到的回应。摩尔也许不属于学派宗师式的人物，他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但人们也都同意，摩尔理解哲学问题的敏锐和深刻是无与伦比的。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之间的思想碰撞是持久而有效的。据他的学生记载，一天晚上维特根斯坦听到摩尔的学生回来讲起摩尔在课上讲到“下雨了”和“我知道下雨了”两者的区别时，维特根斯坦跳起来不顾夜已深冲到摩尔住处，逼着摩尔为他把整个论证重讲了一遍。

到了1939年，摩尔从教授职位退休，教职由维特根斯坦接任，此时的他已经是剑桥风云人物了。不过当摩尔结束了4年的美国之行回到剑桥之后，维特根斯坦仍然时常探访摩尔—-他和摩尔一直有每周见面讨论的习惯。 据他说“摩尔仍然一如既往的友善。”使他恼火的是摩尔夫人每到探访超过一个半小时就会下逐客令。背后的原因是摩尔刚刚遭受了一场中风，他的医生禁止他过于劳累。在前来探望摩尔的朋友当中，维特根斯坦是唯一一个对这项禁令口出怨言的人。他的说法是，“热爱真理”的摩尔应该爱谈多久就谈多久，哪怕因此而死掉。这样的话在旁人听来未免不近情理，其实他对自己也是同样要求的。1944年，摩尔从《心灵》杂志社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人们都认为这标志着剑桥哲学黄金时代的终结。

随着摩尔的渐渐老去，维特根斯坦的生命也进入倒计时。1947年，他辞去了教职，在爱尔兰和美国旅行和写作。他没有家，也没有什么钱，一向独往独来的他变得依赖于朋友和学生了。1950年被诊断出前列腺癌晚期后，他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孤独地死在医院里。于是他的医生爱德华·贝文（Edward Bevan）夫妇把他接到了自己位于剑桥斯托里斯维76号 ( 76 Storey’s Way )的家中，让他在他们家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还在康奈尔大学访问的时候，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也是摩尔的学生）马尔科姆就把自己新近写的一篇关于摩尔哲学的文章读给他听。一直以来，维特根斯坦都对摩尔的思想很感兴趣，他曾说摩尔的“捍卫常识”是他最好的论文。马尔科姆的话题显然点燃了他生命最后18个月的哲学激情。从美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开始写下关于摩尔的常识证明和怀疑论的一些思考。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是断断续续的，但他不停地奋力写作，像是与生命赛跑。笔记中近一半的篇幅是在贝文医生家的最后两个月中完成的。他最后7条评论写于1951年4月27日，那是他去世的前两天。对于“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命题，我怀疑还有谁能提供比病榻上的维特根斯坦更加形象更具现实感的诠释。只是，这个以思考为生命的人，终于没能活到可以对这些思考加以编辑润色的那一天。惜哉！

更可惜的是，由于这些手稿在维特根斯坦过世之后被淹没于浩瀚的文献之中，比维特根斯坦多活了7年的摩尔竟然没有机会读到这些对自己思想的评论。这些评论迟至1969年，也就是摩尔去世11年之后，才被以《论确定性》（以下简记为OC）为名出版。这本书看似凌乱的篇章结构，逐步递进的思路，真实地记录了他人生最后岁月的哲学思考。在这本书中维特根斯坦谈及摩尔高达62次之多。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评论一开始是批判性的。比如，《论确定性》第一句就是：“如果你的确知道这是一只手，那剩下的你都不用说了（OC 1）。”但随着他对这个主题的思考的不断加深，他越来越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从而表现出对摩尔越来越多的认同。 就在他去世的两天前，维特根斯坦带着赞同的口吻写道，摩尔已经给出了许多例子，表明在那些情形下我能断言我不可能有错（OC 674）。事实上，许多人都注意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与摩尔对常识的关注有某种相似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低估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革命性的突破。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对于怀疑论和确定性问题的思考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的确是摩尔无法企及的。

本着一贯的坦诚，摩尔自己也谈到这一点。回忆起与维特根斯坦相处的岁月，摩尔在自传中写道：“当他在1929年回到剑桥，我连续几年听了他的讲座，总是带着钦佩之情….。他让我想到，要解决令我困惑的哲学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他自己用得很成功，而我从来没有能够清楚地理解和使用过。我很高兴他是我在剑桥大学教授职位的继任者。”读到这段文字，我不禁想到，一个人若能够有幸有缘与像摩尔这样心地高尚品行纯正的人物相逢相识相交，他的世界一定比别人的更温馨更美好。

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

在开始讨论《论确定性》之前，可能要先了解一下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语言游戏描画的是我们沟通行为的场景，这个场景确定了在其中使用的语词的意义。语言游戏的例子包括报告、描述、形成和检验一个假说、做手术、修车、讲故事、开玩笑、翻译、祝贺、咒骂 、警告等等。不消说，怀疑也是一种语言游戏。“游戏”一词，维特根斯坦用得非常严肃，并无任何草率或轻浮之意。因此一般而言，语言游戏就是由语言和行动交织起来的人类相互交流沟通的社会行为。语言游戏有两个特点与我们以下的讨论有关，第一，语言游戏是一项遵守规则的行为，特定的语言游戏有特定的规则，这是交流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第二，语言游戏的规则寓于更大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生活形式）之中。

摩尔的研究最令维特根斯坦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它表明怀疑论者对常识的激进背离具有一种悖论的性质。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摩尔看来，这种悖论表现为怀疑论者的哲学论断和他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对立。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种悖论有更深刻的根源。让我们从维特根斯坦对唯心论的反驳开始。唯心主义者坚持说，我们知道的一切就是我们的感觉，所以外部事物是不存在的。对此我们首先应该问：这是怎样一种怀疑呢？这种怀疑有没有根据呢？阿弗鲁姆·斯托尔（Avrum Stroll）把维特根斯坦在（OC 57）至（OC 59）对唯心论的分析整理如下：

1. 假设外部事物不存在，就相当于假设我们关于物理对象的每一个陈述都是错的。
2. 上述假设相当于假设我们所有的计算都是错误的。
3. 但2不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假设；因为，为了说所有的计算是错的，我们必须要能够举出至少一个正确计算的案例。
4. 但如果所有的计算都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5. 因此，说我们在所有的计算中都错是无稽之谈；据此，说我们关于物理对象的每一个陈述都错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
6. 因此，没有外物存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唯心论并无根据。

不难看出，这一段对唯心论的反驳也适用于实在论和怀疑论。据此，维特根斯坦说，“只当有了不抱怀疑的行为，才会有怀疑的行为”。“怀疑出现在相信之后”（OC 160）。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学生拉开抽屉发现他的车钥匙不在那里。他站在那儿等一会儿，再拉开抽屉看这次钥匙在不在。谁都会想到，如果这个学生继续用这种方法找钥匙，他是永远找不到的。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找东西这个游戏：他必须相信他第一次拉开抽屉所见（OC 315）。所以，确定性寓于语言游戏的本质之中（OC 457）。“怀疑一切的怀疑甚至不是怀疑。怀疑游戏本身就预设了确定性（OC 115）”这是维特根斯坦一个洞察力非凡的结论，它表明怀疑本身也是需要辩护的。

维特根斯坦又是怎样看待确定性的呢？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论确定性》中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前后有一个转变：前半部是在命题系统中讨论确定性，而后半部是一个语言－行动的分析架构。我们以下专注于命题系统分析。至于维特根斯坦如何从语言-行动的角度分析确定性，就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自己了。

我们一定还记得，摩尔曾列出一类特殊的命题，即常识。摩尔把常识视作经验命题――它们经受了检验，因此是真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摩尔跌进了笛卡尔的陷阱因而始终无法对唯心论和怀疑论进行有效的反击。这个陷阱就是把常识和经验等量齐观。维特根斯坦使用了不同的方法，也就是那个摩尔说他“从未清楚地理解和使用的方法”。他也辨认出一些特殊命题，他把它们叫做语法命题或 “转轴（hinges）命题”。为讨论方便，我以下把它们称为“常理命题”。

维特根斯坦的常理命题有三个特点值得加以讨论。

第一，常理命题不描述我们的经验，却是我们的经验在其中得到描述的框架。当摩尔错误地把常识看成经验命题时，他假定它们必须接受证据的检验。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常理命题无需也不可能找到更加确实的证据，因为根本没有比它们本身更确定的证据。他举例说，你会说，“火车两点出发，我刚刚查了时刻表。”因为“火车两点出发”是一个经验命题，它的对错可以通过时刻表来验证。但你不会说，“这两个包我来提，我有两只手，我刚刚低头看过。”这是因为，“我有两只手”是两个身体正常的人交流的预设（OC 446），是与手有关的无数语言游戏的游戏规则。开水会烫手，跳楼会死人，我们知道这些命题是确定无疑的，但从不打算去试探开水和跳楼来证明它们为真。看到一幢房子，你问：这房子盖了多少年了？这是一个经验命题。但如果我们出门散步你问我，地球存在多少年了？我就会糊涂了：你说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在玩地质学游戏的话）。这就是说，常理命题是语言游戏的预设，它们是我们的所有行动包括怀疑据以实行的依据。因此，我们应当区分开经验命题和常识命题，“知识和确定性属于不同的范畴（DC 308）”。

第二，常理命题被我们认为是确定性，牢固的，不会出错的。他举出了许多这类例子：地球在我们出生前存在了很久了；水在100度时会开；这是一只手； 这是一棵树；我叫LW（维特根斯坦）等等，这些都类似于摩尔说的常识。他问道，对它们可以想象我们错了吗？一个错误难道不会推翻所有的判断吗？如果它们倒下，还有什么能站得住？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水在未来的表现如何，我们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它在无数的情况下都表现得如此。这一事实融入了我们语言游戏的基础。“把这些事情看作绝对稳固的东西是我们进行怀疑和探索的方法的一部分（OC 151）”。在《论确定性》的结尾处，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常理命题如“我叫维特根斯坦”，“我刚刚吃过饭”等等的确定性，和数学命题“12 X 12 = 144”一样是无可争议，不可能出错的 （OC 657）。讲到这里，我们也许会问，水在摄氏100度开难道不是一个经验命题吗？至少是一个间接经验命题吧！我猜对这个质疑维特根斯坦的回答会是这样：把水在100度开当作“知识”，这是笛卡尔思维的又一个例子。但这是不对的。看看我们的实践吧。一个孩子是从他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那里学会了开水的常识，他（或许包括他的长辈）根本没有读过科学史也不知道安德斯 塞尔斯( Anders Celsius)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懂得水开的意思。所以，维特根斯坦在这里所说的是，在日常生活的游戏中，我们持有的关于水开的确定性与科学史和经验的知识没有关系。这又一次表明：知识和确定性属于不同的范畴。

第三，这些常理命题是我们从长辈、生活和社会中习得的，而非来自一种始于探寻的认知过程—-“它们位于探寻之旅以外（OC 88）”。我们应当从语用的角度而不是认知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确定性。我们教孩子“这是一只手”，而不会教他们“这（可能）是一只手”。 “如果有人教授人计算，他是否也要教他可以信任老师的计算呢？（OC 34）”肯定不会，因为对老师的信任是教学的一部分，没有它教学就不会发生。孩子通过相信成人来学习。我们是通过训练和实践掌握和继承了语言游戏的规则。而且，当我们第一次开始相信任何东西时，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命题，而是整个命题系统 ，一个结果和前提相互支持的系统 (OC 141，142) 它们构成了语言游戏的语法，构成了我们提出问题和怀疑所依赖的思维框架，构成了我们的世界图景。

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提供一个划分常理命题与经验命题的标准。对于两者的动态关系，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一个神奇的极富想象力的比喻（OC 93-99）。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整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我的理解它大致是这样。我们拥有一幅世界图景。我们拥有它不是因为它现在或者曾经正确，因为正相反，真假和正确与否是我们根据它来判定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世界图景就像一个神话—-神话并非经由认知过程学到的知识，可以经过推理得到巩固和扩展；神话是由历史和社区传授给我们的带有确定性的信念，含蓄静默地沉淀于我们的语言和行动之中，由语言游戏显示。描述这个世界图景的命题虽然具有经验命题的形式，但它们的角色其实是游戏规则。这类命题最常见的包括“我有两只手”，“地球在我出生之前就长久存在”，等等。它们基本上与摩尔的“常识”相重合。作为游戏规则，这类命题是坚固的，如同河床的岩石。与它们不同，代表科学知识的真正的经验命题像河水般流动，思想之河川流不息。河床的稳固，既是河水不致泛滥的保障，也是河水浩荡流淌的支撑。正像河床限定了河水的走向，我们的神话,也就是我们的常识，规范了我们的语言和行为。常识是思想的河床。尽管维特根斯坦的神话概念和摩尔的常识概念不能等同，但这个颇具画面感的比喻让我不禁想到，当年摩尔举起他的手的时候想要阐释的，也许正是这种类似河床的岩石般的稳定性。只是，摩尔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方法来说明它。

有了这种对常理命题的理解，对付怀疑论者的挑战就容易多了。举一个上面提到的例子：摩尔举起他的手说“这是一只手”，而一位怀疑论者挑战他说“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做梦呢？”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回答将是这样：英国科学院的演讲就是一场特定的语言游戏。它有若干游戏规则，其中之一是我们的常识，即假定所有参与者都是清醒的，他们提出的每个陈述都是连贯的而非梦呓。关于做梦的挑战是一项针对该游戏规则的质疑，也是对该游戏是否应该继续的质疑。因此我们能为提问者提供的回答其实是两个选择：要么接受游戏规则并参与其中，要么选择退出该游戏。也许在另一种游戏中，比如在心理诊断过程中，关于做梦的提问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但在演讲这个游戏里它毫无意义。

许多研究者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常理命题和河床比喻把他定义为一个基础主义者，恐怕不对。这一点只要看看维特根斯坦河床比喻中那些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部分就很清楚了： “神话可以变回为流态，思想的河床也会变易。我区分开了河床中水的流动和河床本身的变化，不过两者并无严格的区分（OC 97）”。“同样的命题有时可以当作受经验检验的对象，而有时则可以看作是检验的规则（OC 98）”基于此，有研究者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关于语法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的区别，是句子的用法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句子类型之间的区别。如果这样看来，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与实用主义的共通之处就成了一个有趣的观察点。不过，要讨论句子的用法，那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了。

在我看来，维特根斯坦对确定性的分析应该是自康德的先验论以来对怀疑论最有分量的回应和最有启发性的反思。由此可以引出一些对于世界和人生更加深入的思考。罗素曾说，这个世界的全部问题在于，傻子和信众总是如此自信，而智者却充满怀疑。这当然是一句至理名言，也是我最喜爱的罗素格言之一。不过我现在认识到，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个不同却也同样睿智的警世良言，可以作为罗素格言的补充。他提醒我们，怀疑并非总是深刻，确信常常自有道理。此外，作为哲学家，他为我们贡献了一个基于行动（语言游戏）的、非认识论的确定性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行动在知识之先，那么自笛卡尔康德开始哲学对作为认识论概念的确定性的追求就要转向了。当然，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贡献还是他的语言游戏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研究还在发展，然而它重要性已被许多人接受。正像拉什·瑞斯（ Rush Rhees）所说，“你必须谨记，语言游戏可以说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它没有道理可言。它无所谓合理或不合理。它是一种存在–就像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Thomas Baldwin, Review of Wittgenstein: Lectures, Cambridge 1930-1933: From the Notes of G. E. Moore,  https://ndpr.nd.edu/reviews/wittgenstein-lectures-cambridge-1930-1933-from-the-notes-of-g-e-moore/  , 2018
2. Roger Caldwell, G.E. Moore’s Hands, G.E. Moore’s Hands | Issue 126 | Philosophy Now, 2018
3. Toni Vogel Carey, Taming the Skeptical Dragon, Taming the Skeptical Dragon | Issue 35 | Philosophy Now, 2002
4. C.A.J.Coady，“Moore’s Common Sense”, in Themes from G.E. Moore, edited by Susanan Nuccetelli and Gary Seay, Oxford Univ. Press, 2007
5. George Edward Moor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6. George Edward Moore, A Defence of Common Sense, in George Edward Moore Philosophical Papers, Collier Books,
7. George Edward Moore, Ing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iep.utm.edu/moore/#H4
8. Rush Rhees, Wittgenstein’s On Certainty, edited by D.Z.Phillips, Blackwell, 2003
9. Kevin R. D. Shepherd，G.E. Moore and Commonsense,  https://kevinrdshepherdcommentaries.info/2009/12/g-e-moore-and-commonsense.html, 2009
10. Avrum Stroll, Moore and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 Morton White, Memories of G.E. Moore,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57,No.26, 1960
12. Ludwig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Edited by G.E.M.Anscombe and G.H.von Wright,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9
13. 瑞·蒙克，罗素传：孤独的精神（1872—1921），浙江大学出版社
14. 瑞·蒙克，维特根斯坦传 天才之为责任， 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