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疫情期间，我决定在美国重新上一个大学本科，学英语文学。一转眼四年过去了，我已经完成学业，获得了人生中第二张本科毕业证书。

毕业典礼结束，我女儿教我摆的照相姿势。

我女儿和一对朋友夫妻来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在五十多岁读一个本科？我回答说：“因为我的两个孩子在北美长大，他们都读不懂中文，所以我想用英文写作，以便给他们留下我的思想遗产。”朋友又问我女儿：“你怎么看你妈妈想为你们用英文写作？”我女儿说：“她说的不是我，她说的是我弟弟。我能读中文。我弟弟不能。”显然我女儿不喜欢这个答案。

毕业晚会当天我还在赶论文，写完论文匆匆跑过去领了个纪念杯子。

一

我的第一张毕业证书来自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是1988年，已经36年前。所以，有朋友戏称我为“老童生”。为什么要当老童生，我曾经有过很多种答案。朋友们对我最常见的质疑，倒不是针对上学，而是针对为什么要读本科。这些朋友基本都是学理科的，他们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可以平移到美国，所以他们可以直接申请美国大学的硕士、博士。但我要用英文写作，而我在中国的学位是中国文学，等于我没有相应的本科基础。但这样回答，往往又会被追问为什么非要用英文写作。后来我就改成：因为我当年的老师都退下来了，找不到人给我写推荐信。这也是真的。

其实，我的每种回答都有真实的成分在。但我读书的最直接诱因却是签证。

作为加拿大公民，我于2015年申请了E2签证来美国。E2签证允许与美国有合约的国家的公民来美国做生意，生意多大多小都可以。E2第一次签发通常期限是两三年，到期可续签，在签证有用期内可持久居留美国，并享用绿卡持有人同等的医疗、教育福利，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享有美国人的入学待遇。我去多伦多美国领馆面签那天，赶上签证官心情好，一下子给了五年，连资深移民律师都说这是非常罕见的。

然而，命运的礼物都标好了价格。5年签证让我放松了警惕，并没有立刻着手做生意。有了长期签证，孩子们就有资格上公立学校。女儿进入高中十年级，儿子进了小学上五年级。2020年初，想到下半年就要申请更新签证了，我开始琢磨做个什么生意。还没想好呢，新冠就来了。在疫情最凶猛的时候，美加边境关闭了。即便持有有效签证，边境官也有自由量裁权，只放最急需的人才入境美国，比如医生、护士、护工、开急救车的司机，等等。这样一来，我就不敢离开美国前往多伦多。一是我不知道签证能不能成功更新，二是即使有签证，我也没把握成功入境。美国又不急需作家。

尽管我的签证是五年，但E2签证有个规定细节，每次入境准许停留两年。于是，2020年新年，我们离境去墨西哥跨年。入境美国的时候拿到了两年的停留期。即使我的签证2020年10月就到期了，我还可以合法在美国居留到2022年1月2日。

当时我女儿已经上大学了，儿子在一所私立高中上一年级。他们上学都不再依赖我的签证，我也可以把他们留在美国，让姐姐照顾弟弟。但是，显然和他们在一起是最好的。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上学。

我计划先在美国上社区大学，攒够学分，在2022年春季学期之前转到一个四年制大学，由那个四年制大学给我发I-20表格。加拿大公民不需要去使领馆申请实体的F1学生签证，只需要在入境的时候给边境官看一看I-20表格，说明自己是来上学就可以了。

二

在计划上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学护理。这首先是因为上学需要花钱，我对于花家里的钱学文学总是感到内疚。当时我联系了一所本地的教会大学，询问能否在2022年春季学期转过去。辅导员回答说可以，条件是必须在社区大学修够36个学分。她还告诉我学校为转学生提供奖学金，最高一档每年一万元，要求平均学分绩点GPA在3.6以上。我校当时的学费是每年三万五，减去奖学金，再加上社区大学的收费：每学分285元（美国人只需要付每学分28元），我读完四年制大学至少要花七万美元学费。

为什么不用七万块钱学个能找得到工作的专业呢？如果我当了护士，毕业一年就能把学费赚回来。再加上新冠这样的意外，就不必再感慨百无一用是书生了。不错，鲁迅是弃医从文了，可鲁迅是官费生啊。我女儿很高兴我学护理，当时的她还在打算考医学院，以后当医生。医生可以和护士比地位，毕竟在同一个系统里。她指点我去当游轮护士。游轮上的护士非常清闲，因为去坐游轮的人基本都是健康的，只是偶尔会发生些摔伤、消化不良等意外。遇到护士处理不了的重大伤病，游轮公司就会雇直升飞机把病人送到岸上去。总之，游轮护士这个职位就是给我设的，管吃管住工作不多，有时间就可以读书写作。

究竟是学护理还是学文学，对当下的唯一影响就是在社区大学选修哪些通识课。美国大学对学生有通识课的要求，具体要求各校不一样，大体思路是，不论将来学什么专业，在低年级都要选修几门科学课，几门艺术课，几门历史课、文学、写作课，等等。我的目标大学要求文学专业的学生至少学一门生命科学和一门物理科学。生命科学课可以是“环境保护”，物理科学可以是“天文学”这一类软性课程。但如果我将来要学护理，我就必须选医学难度级别的生物课和化学课。

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学护理，但是“万一呢？”于是，我还是在社区大学的第二学期选修了医学类的生物课。那个学期为了满足转学要求我选了22学分。事实证明生物课是最耗时的。我们每周要学两章。生词相当多，我读一章教材就需要一整天。再加上做作业的时间，基本上一周有三天要耗在这一门4学分的课上。

2021年秋季我就申请了转学。填表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填了英语文学。转学很快就被批准了，也拿到了转学奖学金。可是在申请I-20表格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学校迟迟不给我发I-20，反而问我很多问题。我解释说：虽然我的上一个签证已经过期了，但我的居留是合法的。我们学校不是全国知名的大校，没有很多留学生，更没有我这种情况复杂的“老童生”。我猜学校担心我拿了I-20之后不来上学，那可能会在移民局给学校造成不好的记录。我等得很焦虑，当然最后I-20还是来了。

2021年底，我和儿子又去了趟墨西哥。去之前我和朋友说，担心边境官不让我入境。我的最大顾忌还是上一个签证的历史。虽然在签证过期后我的居留是合法的，但是我仍然应该在居留期间从事符合E2签证要求的活动。可是我在一年内选了36学分，明显是全职学生了。朋友说，“放心，从没听说从墨西哥过来不能入境的。”从墨西哥回圣地亚哥那天，我发现机场给外国人的入境通道根本没人排队，边境官百无聊赖地站在那里。我和儿子走过去，递上护照和I-20，边境官一句都没问，就在护照上盖个章放我们进来了。我准备得滚瓜烂熟的回答一句都没用上。我这才相信了朋友的话。想想也是，从墨西哥来的人，居然拿着护照、文件入境，这已经是对美国边境的至高尊重了。要是连这样的人都为难，以后美国的边境官就只能失业了。

三 

2022年1月9日，学校开学了。开学第一天，又一波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学校事先给新生发了邮件，为减少密切接触，要求父母不要踏进校园。进校园之前，我就看到大道两旁一幅幅父母和孩子依依惜别的画面。车越往校园中心开，貌似父母的人就越稀少。到了会议厅前，就只剩下我一个中老年人砥砺前行了。

我排在注册新生的队伍末尾，假装在读手里的小册子，上面印着我已经读了无数遍的注册程序。我想像着会有一个保安走过来对我说：“女士请离开。这里只准学生进入。”然后我就骄傲地解释：“我乃学生本人。”当然这种情景并未发生。一个老师一眼认出了我，走过来跟我握手，并做了自我介绍。原来他就是那个负责国际学生的老师。他说：“啊，你真来了。太好了！”一脸如释重负的表情。

与同学合影

在学校遇到新同学，需要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总是说：因为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所以我也想来体验一下美国的教育。如果他们问我体验到了什么，我就会说：拿GPA4.0真是不容易。我们学校不是精英学校，打分很松，但即使这样也不容易拿满分。我在我们学校是全A，但我的四年总成绩达不到4.0，因为我在社区大学拿了三个B。按说社区大学更容易，可是我竟然拿不到满分。当然我的B都是有原因的。比如哲学课的B是因为我期中考试得了60。那个考试是线上开卷考试，按理说抄也能抄个A，结果出了意外。线上考试通常的截止时间都是考试当天半夜12点，偏偏那个老师把截止时间定成了考试当天下午四点。我事先没注意到，下午三点多才慢悠悠地打开电脑，准备答题，这时即使抄也抄不全了。

可见保持GPA4.0是多么不容易，需要多么持久的努力且注重细节。我的同学们都是我孩子们的同龄人。听到我的回答，很多人都说：你真是个好妈妈。如果好妈妈的标准就是理解，那我肯定不是好妈妈，因为我经常批评我的孩子GPA为什么得不了4.0。

如果看了我的文章，你不认为我是个好妈妈，那是我对好妈妈的认知与你存在差异。主观上，我总是想把自己描述成好妈妈。我并非做什么都是为了孩子，但我总认为，只有为了孩子做事才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也妨碍了我自己的发展。

我是很想用英文写作吗？如果是，为什么现在才开始？1997年我拿到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奖学金去读硕士，读了一年就放弃了。当时我发现我对文学研究不感兴趣，还是对创作更感兴趣。但是怎么才能从东亚研究系转到英语系呢？我想不出可行的办法，于是就连东亚系的学习都放弃了。凭心而论，我对自己并不是很满意。这么大年龄去读本科，并不是最有效的利用时间的方法。不过，也有小学同学跟我说：从小你就想当作家，没想到长大后真走上了这条“斜路”。如果每人都把小学时的理想拿出来比较，可能我还算是少数不忘初心的。我儿子小学时想当陀螺战士，现在已经改成要学电气工程了。

四

教授向毕业生赠书，针对每个人都精心选择了书目。赠给我的是一位美国女作家在74岁出版的第一本书，且获得了国家图书奖。

毕业时，每人需要写一份反思文章，回顾自己在大学四年学到了什么。我的文章主题是“时间的弹性”。在写作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在八十年代的经验。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与世隔绝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接收外界的信息。一旦大坝打开，洪水立即以巨大的能量向下游奔涌，滚滚洪流抹平了读者之间的年龄差异。巫宁坤1982年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韩少功1987年翻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除非你懂外语，否则不管你当时是20岁还是50岁，大家都是同时开始接触这些可能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很久的作品。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衡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生理年龄是一个标准，闻道的年龄又是一个标准。虽然我已经五十多了，但我的英语最多也就是高中水平，上本科恰如其分。

我在上学的过程中也强烈地感觉到时间的弹性。2022年秋季的那个学期，我修了五门课程：浪漫主义文学、1900年后的美国文学、世界文学、文学分析和基督教传统中的女性。有一天，我翻看以前的日记，发现我在那时的典型日程是这样的：早上读简·奥斯汀，下午读古印度史诗，晚上读约翰·欧文。做完了一天的功课后，再打开电脑看一集韩剧。一天之内，我就在人类经验与表达的无边世界之中穿越了好几个来回。

2022年的暑假，我到美国东部德鲁大学的联合卫理公会档案与历史中心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研究。我在这个档案中心找到了一本卫理公会女传教士协会出版的杂志《妇女之友》。为该杂志撰稿的都是在外国工作的女传教士。我想了解她们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细节。有一些作者是反复出现的，类似于当下的专栏作家。读的多了，我就对有些作家产生了一种老熟人的感觉。

某个下午，我从杂志上读到了坎贝尔小姐的讣告，意想不到的悲伤突然袭上心头。我的悲伤其实不可理喻。坎贝尔小姐是个历史人物，我很清楚她早已不在人世。但如果我看的是百科词典：“L. 坎贝尔，生于 1846，死于1878。”那么她的死讯就不可能在我心中激起情感波动。但我是按出版年代的顺序来读杂志的。当天早晨，坎贝尔小姐还出现在第八卷和第九卷中；我吃完午饭回来，她就在第十卷中去世了。也就是说，那天上午当她作为一个作者在页码中“活着”的时候，我不假思索地认为她真的活着。

临毕业前，我申请了十二所学校的写作专业硕士。虽然也有一些好学校录取我，但都没有给我奖学金。给了我钱的只有我的本科学校。为什么从更好的学校拿不到钱呢？首先是我写得不够好。除去这个原因之外，很可能年龄也是一个障碍。虽然说美国没有名义上的年龄歧视，但是要投资于你，学校就要考虑回报。从概率来说，将近六十的人已经过了创作的盛年，写出好作品给学校增光的机率非常小。即使不说未来的成就，就说眼下这两年的教学工作，年纪大的人自然得病的机会多，该你上课的时候你住院了，还得找人给你顶班。只有我目前这所学校的教授们了解我，知道我是认真的，才敢投资于我。

我们学校给我的条件是免学费，每年工资一万块钱，每周在写作中心做20小时辅导员。1997年我在俄勒冈上学的条件是免学费，每年工资4780元，每周工作10小时。这么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表面上，27年来人文学科的待遇没有提高，但如果加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实质则是大幅下降了。但不管怎么说，我用了27年，终于找回了自己从前放弃的路。

我上学的决定，虽然是源于应付新冠、签证等不可抗意外，但一旦开始学习，我就发现这一次我做对了，尽管有些晚。如果我是一个意志更坚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我应该可以避免很多弯路。可惜我不是。我的人生之路不完美，但我好歹还算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在蛇行。时间不是铁板一块，能让时间产生弹性的，就是生命不断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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