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2日的《社会科学报》用“以学术研究回复知青本来面目”的通栏大标题，开辟了一个整版的《知青研究》专栏。这无疑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当年的“知青”如今大多已届花甲之年，也确实需要认真地回忆一下他们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社会科学报》《知青研究》专栏的开辟，正值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之际，而在此之前，许多地方甚至连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悉尼也都相继成立了诸如知青协会或知青文化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可见，对中国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已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铺开；不过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已经开始的还是即将深入的知青研究，都应该对其研究范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厘清和界定。

早在三十年前，知青的历史文化就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知青文学”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大亮点。但在知青文学中，无论是虚构文本还是纪实文本，大多以1968年起上山下乡的知青，即所谓的“老三届”（1966—1968）和“新三届”（1969—1971）为主角，表述的也大都是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和感受。这就未免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知青的历史是从1968年才开始的，其中的“老三届”则是中国最早的知青，而且还是知青中的主力军。当然，这也并不出人意料，因为最早的知青作家就诞生在他们这批人当中，而之后对知青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研究的，也主要是这帮人。直到重庆出版社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先后出版了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文革前的老知青这才得以比较醒目地浮出水面。当然，知青历史还可追溯到更早，比如50年代的徐建春、邢燕子，60年代的董加耕、侯隽等人，可他们均是个体，除了侯隽之外大多都是回乡。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中央当年特意树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典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几年他们就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比如，邢燕子就官至天津市委书记，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员。这与后来的知青运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尽管他们都曾被当作知识青年的光辉榜样，用以宣传和动员城市知青上山下乡。1957年秋天也一度有过集体下乡的，不过时间很短，在农村呆了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几乎全都调回城市就业了。从1957年的知青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所谓上山下乡并非像那些年革命话语所宣传的那样高调，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罢了。德国学者托马斯·沙平的著作《中国的青年安置计划，1955—1980：政治演进中的城乡矛盾》，可以说是颇得其中精髓。1957年秋天之所以动员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乃是因为当时的城市无法安排他们就业，而到1958年夏天，在赶英超美“一年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下，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就连许多农村的青壮年也被招入城市就工。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革命化的道路，说得未免太牵强，不过是一句美丽的谎言罢了。难道去工厂与被认为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相结合，反倒不如到农村与被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农民相结合更加“革命化”？

我们不妨将1957年的上山下乡当作一场预演，或者说一段序曲吧；真正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知青运动”，还是应该从1964年算起。那时的城市失业人口迅速膨胀——一是经过了三年饥馑之后，至上而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许多在1958年匆忙上马的企业和学校，纷纷又都迅速下马；二是自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高等学校对新生的录取就更加严格地贯彻了毫不留情也毫不手软的阶级路线，致使无数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仅仅因为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抑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一个个不得不名落孙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可以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又可以将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亦不妨说是潜在的阶级异己分子遣送到农村去。之所以将这次的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一次运动，正因为它是全国性的，人数之多牵扯面之广实乃前所未有，数以百万的家庭都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而不是政府部门）均设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简称“安置办公室”或“安办”，专事此项工作。但说起来又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名为“知识青年”，可被动员下去的都是“知青”么？论年龄，最小的不足16岁，最老的竟已年过半百；论知识学历，最高的大学学历，最低的则只有初小程度。这究竟算哪门子“知识青年”呢？实际上是既有得不到继续深造的初、高中学毕业生，又有无正式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不分明是在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清理阶级队伍吗？说得难听点儿，就是像打扫垃圾一样将他们统统扫出城市的大门。当然，对于绝大部分知青来讲，他们是不愿也不敢这样去想的，他们大都负有一种原罪意识，只希望能通过上山下乡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已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线。而1968年之后的知青上山下乡就不同了，采取的是“一刀切”的办法，除了有特殊的背景和门路，自1966届积压下来的初、高中毕业生，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幸免，人数是文革前老知青的十几倍。这里除了解决城市人口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局势的稳定，保卫与巩固诞生不久的新政权——各级革命委员会。因为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小将们实在是太能“作”了，“造反有理”似乎已经成为他们思维与行动的惯性，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形势下，若再让他们留在城里一无学上二无工做，实在不利于“维稳”。正如当年面临上山下乡时他们所撰的对联，“造反派告老还乡，红卫兵解甲归田”，已是别无选择了。

无论是始于1964年还是始于1968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也不可一概而论。这里至少有“插队”和“支边”的区别，或再做进一步区分，即到农村插队，和到农场、林场、茶场落户以及到建设兵团当一名名不副实的战士，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后二者毕竟是国营或者准部队的编制，身份似乎要比插队的高得多，而且有工资可拿；插队的则只能在集体所有制里，根据其所在生产队每年的收成挣工分了。但插队的知青相对要自由得多，有些插队知青户口虽在农村，人却常年待在城里，因为生产队地少人多并不缺这几个劳动力，而城里的家中生活再困难也不多这双筷子。这些“赖”在城里的插青，仅仅是在年底拿着父母给的钱，去插队的生产队将自己的口粮买回来（当然，怎么也得给生产队长送点礼，抑或请队干部们吃顿饭什么的），平时他们的双脚是难得踏上农村的田畴的。去农场和兵团的知青就不同了，他们的纪律就比插队的知青严格得多，一年有的甚至两三年才有一次探亲的机会。不过，这也足以令插队知青艳羡不已了，因为他们回家探亲时，不少人的腰包都是鼓鼓的，绝不像插队知青，即使一年到头在农村踏踏实实劳动，年底也分不到几个钱，有的可能还要欠生产队的账。当然，这并不是说支边知青的日子就有多么好过，没白没黑的超负荷劳动同样透支了他们的体力；再加上边地气候的恶劣，无论是北大荒的严寒，青海高原的缺氧，还是亚热带雨林的瘴疠，都不是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知青所能适应的。何况他们还是准军事的编制，既垦荒又戍边，随时可能打仗。实际上，云南边陲确有许多知青就曾加入缅共领导的游击队，一度出生入死，其中有些人甚至已长眠在那片异国的土地上。说起支边来，也是早在1964年之前就有的了，那时主要是上海等大城市支援新疆，去新疆建设兵团。但那毕竟是个案，尚不能构成一场“运动”。倒正是反映新疆建设兵团生产与生活的影片《军垦战歌》，尤其是其中的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诱惑了内地无数尚未下乡上山的知青们，吸引着他们纷纷踊跃报名到大西北、大西南和北大荒等地的各个农场和建设兵团去。而当年关于周恩来在石河子接见鱼珊玲等出身资本家家庭的上海知青的报道，更是给了那些因出身不好而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以莫大的盼头和希望，似乎只要下乡或者支边，就有可能替自己的“罪恶家庭”赎罪，就有可能“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尽快返回城市获得升学或就业的资格。应该说，在数以百万计的老知青中，大部分都是抱有这样的念头的。

然而，当城市户口被销掉的那一刻时，一种不祥的预兆已不由自主地在他们的心中滋生了，这一走还能回来么？农村也并非将他们看作是“走革命化道路的青年”，尤其是某些农村干部。“好人不下乡，下乡没好人”，没犯错误没有问题，怎么会被从城市送到农村来“劳动改造”呢？政治歧视就这样如影随形地始终伴随着他们。不到两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令他们似乎看到了一种可以缩减心理落差的机会，甚至意识到某种可能。当我们今天希望文革期间的知青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红卫兵经历时，其实文革前的老知青也不例外，他们当年也曾跟红卫兵即后来的文革知青一样，一度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只是不像正宗的红卫兵那样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去“破四旧”去“打砸抢”去揪斗“当权派”，去“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的目的单一而又明确，那就是将户口从农村再迁进城市，哪怕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一张薄薄的户籍纸，恐怕直到今天依然是国人生命的重中之重！但公然要求返回城市毕竟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于是便假设了一个命题，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乃是刘少奇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此话当然站不住脚，因此，1967年一月上旬，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赴京“造反”的知青代表时，明确地提出要大家赶快回到“原地”和“原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这“原地”“原单位”不就是知青们所在的生产队抑或农场兵团么？又过了一两年，当一度独领风骚不可一世的中学红卫兵们也都纷纷被动员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后，文革前的这批老知青算是彻底地绝望了。刚下乡那两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能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参加农业劳动，如今绝了回城的路，就越发也只有死心塌地地在农村生活下去了。不少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匆匆忙忙结婚成家的，况且他们也确实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一旦成了家那可就真地要在农村扎下根去了。似乎是命中就早已注定了他们的悲剧角色，尽管不少人当年都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仅仅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所谓“政治问题”而被剥夺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权利，可是待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却又超过了30岁的“法定”报考年龄，永远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恐怕也正是他们在“知青文学”与“知青研究”中，往往缺席甚至被遗忘的原因吧？1980年全国知青统统“拔根”返回了城市，可城市依旧不待见他们。在许多省份，回城知青只能以“集体所有制工人”的身份就业，即便你在国有企业抑或事业单位也概莫能外。

至于因与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则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他们原是可以像《孽债》中的知青那样，以离婚的方式将户口办回城市的，但在文革前的老知青当中，如此绝情的并不多见，这也足以看出这代老知青的循规蹈矩了。这样一来，在之后的这三十多年岁月里，他们当中又有几个可能拥有话语权呢？像邓鹏这样1964年初中毕业即上山下乡，却于1979年考取了研究生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那上百万的老知青则只能被尘封在人们的记忆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声的群落”。“青春无悔”的激情很难在他们当中找到市场，而“苦难说”也并不普遍，更谈不上什么“劫后辉煌”了。他们早已习惯了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无论留在农村的还是陆续返城的，大多与世无争，过着平凡但不乏艰辛的日子。

这场历时16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其实质是反人性的极其荒诞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说，无疑是一种反动。说起来，农村有什么不好，边疆又有什么不好，农民边民世世代代不都在那儿生活吗？你们知青就不能过了？然而事实摆在那儿，知青下乡插队，结果是知青不满意，知青的父母不满意，知青插队的农村也不满意；而绝大部分的建设兵团，多年垦荒的结果是并未生产出多少粮食，反倒得国家年年往里贴钱。为什么美国当年开发西部就那么成功呢？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年轻有为的当代“知青”所经营的果园、畜牧场和养殖基地就一片兴旺呢？这不能不说得归因于社会体制、经济结构乃至文化传统，尤其是1949年之后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数千年等级制度所造成的身份歧视。直到今天，那些进城打工都已长达几年十几年的农民，不还因其户籍在农村而始终被蔑称为“农民工”么？

从1964年到1980年，人类历史上这段短暂而又厚重的知青史，的确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梳理和研究，尤其它又和文革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那就更值得学界密切地予以关注。如今，知青中年长的已过古稀，年轻的也近花甲，趁记忆尚未流失，每个人都可以为那一页历史提供鲜活的细节。实际上，知青史就应该是文革史和当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和社会背景还远未发掘出来。因此，在笔者看来，各地陆续成立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以及《社会科学报》开辟《知青研究》专栏，实在是非常适时的和很有必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直面和正视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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