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第一次知道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心里就感到疑惑：人类文明史少说也有几千年了，近代出了个代议制的自由民主制度，虽说看起来还不错，但因此就说历史到此就停止了，不再发展了，是否有点儿轻率？这甚至不像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该说的话；但也隐约感到，历史因此而停滞应该不是福山的意思。直到看了福山的书，读到这段话：“If we are now at a point where we cannot imagine a world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our own, in which there is no apparent or obvious way in which the future will represent a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over our current order, then we must also take in to consideration the possibility that history itself might be at an end.”(Free Press 1992. P 51) 我觉得，这段话，比较准确地表达了福山关于这一命题的思想。

福山认为，历史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点上，我们看不到用一种更好的社会制度取代现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历史在这里终结了。这里讲的是可能性的存在或不存在。当我们谈可能性的时候，通常有两种，即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比如我们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里会包含两种情况。对那些拥有或善于运用各种有利于商业运作的资源禀赋的人来说，这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对那些严重缺乏上述条件的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类似于“走路踢到金子”的可能性，即抽象的可能性。说到历史事件的发生，前者应该是可以根据历史条件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因而是真实具体的，而后者可能仅仅基于某种哲学或宗教信仰。当然，我们不能说后者就不真实，就是虚假的，但它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或然性。福山在论述自己的命题的时候，显然把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他在这里用了“apparent”和“obvious”两个词，指的就是发生某种历史事件的具体条件必须是显而易见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福山指的是找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模式，但仅仅是找到而已；并没有说这种模式已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人类从此可以在此模式下高枕无忧、长治久安。他当时就说：“我们还可以想象出未来世界是如何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要糟糕得多。到那时，民族的、种族的或宗教的偏执会卷土重来，或者我们会遭受到战争和生态破坏的毁灭。”在这里，我们似乎已经看到福山为日后反思民主衰退埋下的伏笔。

二、 自由民主的胜利和极权主义的溃败

历史终结论于1989年提出，这年福山出版了论文《历史的终结？》，论文的题目带个问号。显然，这时福山还是愿意把它当作问题提出的。1992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成书出版，对前者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题目加了个“最后的人”，问号去掉了。福山提出这一命题以及心态的变化，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1980年代末苏联-东欧集团风雨飘摇，众卫星国变局频现，呈离散之势。到了1992年，庞大的苏联帝国已轰然倒塌，分崩离析，标志着世界共产集团的彻底瓦解。这无疑增强了福山确认这一命题的信心。

二十世纪，民主的主要敌人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工业时代的专制主义，也可以说是现代版的专制主义。它通过强大的国家权力，利用现代科技和调动经济的能力来全面控制社会，一开始就对自由民主国家形成巨大威胁。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分左右两翼，左翼以共产国家苏联-东欧集团及东方大国中国为代表，右翼则由纳粹德国为代表。在与民主阵营的对峙中，纳粹德国和苏东集团先后在热战和冷战中被击败；中国迫于内外压力，在毛泽东去世后，也不得不调整其极权统治，引入市场机制，向西方开放。这是民主政治对极权主义的胜利，也即是对专制独裁的胜利。这一胜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优势。意识形态为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叙述，即为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纳粹的意识形态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其实是民族主义的变种，它以优生学的面目出现，为其种族灭绝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共产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形态说是来源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实它摈弃了马克思学说言及的几个基本原则：人道主义原则，自由民主原则，共产主义必须在产品极大丰富的全球范围内实现的原则。无论如何，纳粹德国的战败和共产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失败，使人们对这些意识形态叙事无法信服。它们既不科学在实践中也不能为国民带来福祉，更因导致人类大规模死亡的恐怖结果而名声狼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载体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在极权主义受挫后，意识形态都转向了更为陈旧的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已无力寻找新的理论框架来为其合法性背书，这显示了意识形态在其现代性上更为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态势。

其次表现在制度选择上的无可替代性。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构成制度竞争的终点，原因并不在于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改进，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能够相对充分地解决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核心政治矛盾的制度框架。在合法性、个人权利、政治参与与经济效率之间，自由民主制度形成了现代社会能够接受并维持的均衡点。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就提出了“民主自由没有有生命力的替代物”，“这一观点引起了许多愤怒的反应，他们认为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可以替代自由民主，但是没有一个批评认为这些制度比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这说明，在现实条件下，人们无法找到另外的制度创新。

“历史终结论”的出现，提出一个严肃的制度理论问题：现代社会的制度可能性是否已被耗尽？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新的社会动力或新形态的政治经济结构出现，历史的方向性可能重新展开。当新的可能性出现时，我们也许可以将其称为“历史重启”或“后历史时期”。不过，这好像并不是这里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谈论历史，只能谈论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历史，对可望而不可及之处，也许只好交给信仰。

三、 历史已入终局，但决胜未见分晓

前面说到，自由民主战胜了极权主义。但极权主义只是专制主义的一种形式，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专制主义从此退出世界历史舞台。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专制主义或威权主义，一直是人类社会统治的主要形式，它将近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自己生存的主要威胁，他们之间的斗争，不会轻易结束。

自由民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以及主导世界发展方向的能力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民主国家数量持续增长，民主理念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根据V-Dem Institute（Varieties of Democracy）2025 年《民主报告》的统计，全球有88个民主国家，这已达到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45%。当然，什么是民主国家会有很多争议，但即使是典型的威权国家也愿意使用共和、民主这样的国号，或宣称民主是他们的“核心价值”。由此可见民主价值的感召力。第二，现代民主政治与工业革命几乎同步发生，它们共同演进，相互促进，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成为了成熟的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的关系，孰为因果，这是鸡和蛋的问题，很难扯清；但两者的出现，都基于一些共同的条件，如人身自由、产权保护、市场机制、法治环境等。并且，产业革命中，重大的主要技术创新，多数都产生于英美两个民主大国。这足以说明人们富足的物质精神生活和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民主国家之间的争端，一般不诉诸战争。这样说又会引来许多争议，因为马上会有人举例，某两国是民主国家，不是打起来了吗？我想，换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几率极低。人类能够摆脱战争，意味着人类最终走出丛林，拥抱现代文明。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妥协政治，在这方面的导向作用无可替代。

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成功，但一路走来，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充满曲折并付出了巨大代价。近年来，对民主政治的非议再起，前些年对民主颇显乐观的“历史终结论”在一些人的口中几成笑话。其实，福山的理论面对着历史现实，真有那么尴尬吗？这里试分析一下福山的观点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来自他的老师，塞缪尔•亨廷顿。在亨廷顿那里，自由民主失去了普世意义，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是个伪命题。这倒不是说文明不会冲突。文明确有不同，而有差异就一定会有冲突，但世界上重大冲突的决定性因素从来不是文明的差异。不同族群、国度之间的重大冲突，主要是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而越到近代，就越显示出一些核心价值在这类冲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价值包括了自由、平等、个人权利以及尊严等。自由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容纳了这些价值，而专制独裁制度则一如既往地拒绝这些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的全球化反复、供应链重构一再凸显出制度性冲突这一特征的原因。宗教极端主义煽动起来的恐怖主义一度似乎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但恐怖主义是野蛮，它不会为任何文明加分。事实上，在全球反恐力量的打击下，它的势头已大不如前。

挑战还来自于东方大国的崛起。大国近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似乎正以另一个“神话”击破民主“神话”。大国进入世界经济之后的结果，确有些出人意料，西方民主国家对国际交往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似乎还是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过，极权国家在军事技术、基础建设甚至发展速度上曾力压民主国家一头的先例早已有之，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个底儿掉。这是因为他们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今天的专制大国也逃脱不了这个宿命。一是它始终无法构建出获得共识的、合法有序的权力传承程序，接班危机永远存在。邓小平的改革开启了领导人的任期制，权力传承上运用党内大佬指定接班（含隔代指定）的模式。随着开国强人的离去，强人效应减弱，接班人合法性呈代际递减的趋势。行至今日，现任领导人终止了邓氏的任期制，废黜了前任领导人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人们指责其有帝王思想，实际上更多地可能是出于无奈。对于设不设和如何设接班人，现在更像是处于一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困境。二是“权力资本主义”的结构窒息了整个社会的活力。不受制约的权力进入市场后便找到了变现的机会，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整个社会围绕着各种权力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垄断了社会资源和利益分配，破坏了开放包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致使权力利益网编造的社会层级成型且固化，普通人凭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机会消失。当下，经济熄火，焦虑蔓延，暗流涌动，“权力资本主义”的模式似已走到尽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三是人口危机将加重社会危机。大国的人口问题比人们想像的来得突然和严重，一般认为将在203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该国经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消退，将使经济发展失去主要动力。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相比，更为严重的是 “未富先老”。据统计，该国目前领取养老金人数约为3﹒27亿，其中1﹒8亿人月养老金人均30美元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以目前养老资金池维持的养老状况尚且如此，将来会如何？人口危机叠加经济危机和“中等收入陷阱”，大国前景不容乐观。

最后，可能也是最严重的挑战来自民主自身，即民主的衰退。美国素有“民主灯塔”之称，观察民主最好莫过于观察美国社会现实。笔者近年来居于美国，目睹美国的民粹泛起，族群撕裂，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确有种种令人担忧之象。但其间，有两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一是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前，特朗普总统号召人们出来，向国会施压，改变大选结果。闻讯心中不免一惊：美国是允许个人持枪的国家，如果有人带着武器去，将会怎样？结果令我吃惊反转：当天似乎并没有人持枪前往。二是佛洛依德事件发生后，抗议之势蔓延全国，正值疫情期间，一些歹徒趁势作乱，打、砸、抢、烧四起。这时，你可以看到一些人，自发地，默默地，持枪，巡视在社区、街道上。歹徒们不怕警察，但似乎忌惮这些人，没人敢在他们面前为非作歹。看来，如果说美国还有希望，恐怕就在这些人身上吧。

综上，本文想说的无非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与福山提出他的理论时的那个世界，其实并无太多本质上的不同。今日的世界局势，以俄乌、亚太、中东三大地缘政治热点为主要结构，伴之以中美贸易战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冷战之后逐渐模糊的价值联盟对立又重新清晰起来。这种格局，与其说是“世界秩序重构”不如说是彰显了制度和价值理念竞争的延续。结果会如何？秉承自由民主信念的人似乎没有理由太悲观。以冲突中最具时代特征的贸易战为例，可能的结果无非是，大国痛定思痛，彻底改革，改变其制度、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融入现代文明；或者双方“硬扛”到底，最后完全脱钩。若为前者，当然皆大欢喜；若为后者，历史已提供了前车之鉴。

福山的理论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最好的制度，就是最符合人性、最能满足人的最高需求的制度。只要人性不变，关于好的制度的理念也不会改变。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好”与“不好”似乎还在缠斗之中，还不能太乐观；但是，作为一种精神和道义上的选择，其进程和发展方向，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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