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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桂鸣：司徒雷登，历尽刧波度余生 (上）
（一）
（图一，司徒雷登大使1948年作为外宾出席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大会）
在国务卿艾奇逊再三摧促下，司徒雷登大使终于在1949年8月2日，登上美国大使馆配备的两架专机中一架老旧小飞机，告别南京市西康路33号的美国驻华使馆。
除了三名机组人员，飞机上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和另外五名美国使馆雇员；一共8人，加上全部乘员的行李后，飞机严重超载。但是，当时只有驾驶员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不可能减人扔下谁不管。于是，驾驶员在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启动飞机，摇摇晃晃地升空、爬高，然后缓缓地朝东南方向飞去，不消一会儿，它就把紫金山甩在身后。飞机目的地：日本冲绳岛。
离开南京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很希望去一趟北平，到燕京大学校园看一看。已经接管北平市的毛泽东，似乎摸透了司徒雷登的心事，特意派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时任中共南京市外事局负责人），五次登门拜访老校长。黄华鼓励恩师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有意与这位美国大使见面。但是，司徒雷登清楚，如果冒然前往，他不仅违反外交纪律，甚至会在太平洋两岸掀起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当苏联、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馆纷纷在共产党军队占领南京前夕，随着李宗仁代总统南迁移至广州时，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选择继续部分留守南京——他不想放弃与共产党人沟通的机会，他要近距离观察时局变化。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国务卿艾奇逊7月2日来电，要求他在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既不要去国民政府临时首都广州，也不要去巳经被共产党年接管了的北平市。
（图二，司徒雷登大使与周恩来会谈）
可是，司徒雷登心有不甘。7月20日，他再次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征询他去北平的可行性。艾奇逊的电报答复，明确敦促他不得迟于8月2日返美述职，言之凿凿，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就是在这样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司徒雷登收拾行囊，匆匆上了返美的专机。他万万没想到，此番悄然离去，竟成为他与生活了五十载的中国的一次永别……
当飞机越过风平浪静的东海，安全抵达冲绳岛，司徒雷登一行得到岛上美国驻军的接待。在等待换机的时候，有记者釆访司徒雷登，摸底美国政府对中共新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坦言，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保持两国正常关系，这个选择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司徒雷登并不知道，他此番言论，当天在台湾和美洲大陆引起异议。
一架装备完好的“B-27”大使馆专机到位后，司徒雷登自冲绳继续向东南方向飞行，途径关岛稍作停留；8月5日凌晨2点，司徒雷登一行的飞机，终于完成太平洋岛链跳跃式飞行，顺利到达夏威夷的檀香山岛。司徒雷登在此地受到太平洋舰队司令拉德福特上将和副海军上将莫雷的热情接待。从战火纷飞的中国大陆，突然来到天堂般美丽的太平洋热带海岛，司徒雷登突然有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更让他吃惊的是，在半个地球之外欢迎他到来的人群中，竟然也有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燕京大学“桃李满天下”，司徒雷登感到特别开心。
但是，司徒雷登的愉悦心情很短暂。到达夏威夷的第二天，他收到美国国务院8月5日发布、全文有 1,054页的《白皮书：1944年 — 1945年美、中关系特别报告》的两个副本。在8月6日从檀香山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司徒雷登仔细浏览了这部洋洋洒洒、超过一百多万字的《白皮书》。司徒雷登猛然顿悟了为什么艾奇逊勒令他8月2日必须离开南京——不然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司徒雷登这会儿意识到，他在冲绳岛对记者的讲话，将会给他惹上麻烦——因为他的发言与《白皮书》的政策相悖！
离华前司徒雷登就被告知，国务院近日将有重要中国政策文件出台。拿到《白皮书》副本后，该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仍然使司徒雷登大惊失色。除了对《白皮书》里面充斥的矛盾大惑不解，他还有一种自己被国务院出卖了的感觉。因为《白皮书》不仅不适时地公开了他发往华盛顿的许多“秘密电文”，而且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华民国输掉了一场内战，那是国民党的过错，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无关，美国不对此担负任何责任。美国不再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但是美国也没有表示承认大陆中国共产党新政府。
（图三，发表在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的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
身为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的司徒雷登，除了对国务院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感到震惊，还感到十分被动。他怎能不被动？获悉美国政府公布的《白皮书》后，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檄文《别了，司徒雷登》。一夜之间，司徒雷登这位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延安培养了不少学生”的燕京大学校长，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挟起皮包走路的“美帝”代言人……
(二）
（图四，司徒雷登走下美国驻华大使馆专机）
8月10日下午4时许，司徒雷登在旧金山逗留了4天后，终于抵达他回国述职的目的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司徒雷登在华盛顿机场，受到名人一般的欢迎。到机场迎接他的人群里，除了美、中两国的朋友们，亲戚（他的兄弟和弟媳），国务院官员，还有中华民国驻美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
出了机场，司徒雷登就被国务院远东事务局局长巴特沃思直接送往位于华盛顿西北区C大街2201号的国务院大楼。巴特沃思曾经在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他精通中国事务，曾任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两党谈判事务的政治顾问，并且与司徒雷登大使稔熟。司徒雷登甫一落座，巴特沃思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不接听你不需要见的人打来的电话。暂时隐姓埋名几天。巴特沃思局长甚至建议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十天至两星期……司徒雷登明白这是针对他在冲绳岛的发言而来的警告。他只能点头应允。与巴特沃思简短交谈之后，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一起被送往市区一家叫“卡莱顿”的旅馆住下。
但是，司徒雷登闲不下来。两天后，他给国务卿艾奇逊打电话。艾奇逊预约他第二天一起去见杜鲁门总统。于是，在到达华盛顿第三天，司徒雷登在国务卿艾奇逊的陪同下，前往白宫拜会杜鲁门——这是司徒雷登当上驻华大使后第一次与杜鲁门总统见面。俩人到底谈了什么，无记录可查，成了一个谜。但是，不难推测，司徒雷登与杜鲁门会见之后，他对现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图五，左至右：司徒雷登大使、蒋介石和马歇尔将军）
数周之后，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又拜会了刚刚从国务卿任上退休不久的马歇尔将军。因为有在中国过往、互动的经历，久违重逢，俩人像老朋友一样相聚甚欢。司徒雷登日后回忆说，他很珍惜与马歇尔将军会晤时的友谊气氛；但是，谈话内容传递给他的信息，強化了他阅读《白皮书》之后产生的、有关对华政策深重的忧虑。
在华盛顿期间，司徒雷登在国务院的对口单位是“远东事务局”。由于中国大陆政权易帜巳经明朗化，国会山两党之间，正在蕴釀一场政治质疑风波——执政党和在野党开始相互问责：谁丢失了中国？中国问题在华盛顿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各方、特别是媒体热追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司徒雷登在美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关注。国务院建议司徒雷登尽量廻避记者、减少公开露面，尽量冷处理。
虽然巴特沃思局长告诫在先，但司徒雷登是一个社会名流，即使他不主动出面，也会有人找上门来。他总不能装聋做哑吧？经过国务院同意，司徒雷登后来获准给“哈特福德神学院基金会”发表一个演讲。前提条件是，他的演说稿必须经过国务院的审查和批准。司徒雷登按照要求做了。牧师出身的司徒雷登，为了神圣的宗教事务，在康州做了返美后的第一个公开演说。此后，他又用同一个讲稿，在新泽西州“中央长老会教堂”，做了第二次演讲。
虽然毛泽东在8月18日发表了激情四溢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但是它似乎并没有影响远在美国的司徒雷登。一是因为那篇文章，与其说是嘲笑司徒雷登，不如说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政府的政治宣言；二是因为司徒雷登此刻更关注的是《白皮书》发表后对华事务所具有的后续影响。实际上，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只字未曾提及毛泽东嘲笑他的文章。
（图六，杜鲁门总统称国民党高官“每一个都是该死的贼！”为了表示厌恶，他故意冷落访美游说更多美援的宋美龄，直到她在华盛顿等了一个星期后才接见她）
“无任所大使”司徒雷登此间对华事务热忱丝毫不减。10月初，他出席了国务院一个关于远东（特别是中国问题 ）简报会。应邀参与者，是政府各部门远东事务的专家。主持人菲利普在简报会上表示，中华民国已经成为过去时，建议大家讨论承认中共政府的问题。众多参会者表态，敦促美国政府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在物质上支援新政权……司徒雷登从参会者的发言中，清楚地察觉到美国政府内部的风向正在转。道义的天砰，似乎在悄悄倒向有着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大陆。“承认新中国”，成为华府上下的热门话题。
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10月中旬，司徒雷登在华府接见蒋介石派来华盛顿寻求更多美援的特使郑介民将军。司徒雷登以美式率直的表述，直接告诉郑介民，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向国民党伸出援手……尽管在10月4日，在苏联等国家宣布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美国国务院重申了对台湾岛上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但是，美国政府内部士气低落；政府表面上依然背书中华民国，美国实际上已经停止向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提供美元和物资。杜鲁门总统甚至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再向台湾政府提供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物质和技术援助。国务卿艾奇逊紧接着又在1月12日的华盛顿新闻记者俱乐部招待会上发言，重申了杜鲁门总统的政策。
（图七，在宴席上慢饮细酌的金日成和斯大林）
华府国会山，與论上下，各个不同场合（包括在联合国），不停地讨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问题，司徒雷登的心情是喜忧掺半。直至同年5月，35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上书杜鲁门总统，要求他澄清美国政府对中共政权的立场。面对压力，国务卿艾奇逊出面，代表总统答复参议员们时表示，杜鲁门政府绝对不会在没有咨询参院外交委员会的情况下冒然承认中共政府。但是，民心和舆情之汹汹，大有诀择不可逆转之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新政府模棱两可的态度，突然受到挑战：在斯大林授意下，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以“统一南北方”的名义，越过“三八线”，入侵大韩民国，全副苏式装备的朝鲜军队直逼韩国首都汉城……
（图八，金日成（右一）与苏联红军将领们）
措手不及的杜鲁门总统，于7月27日仓促下令美国三军武装支援韩国政府抗击朝鲜入侵，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防止任何中国大陆武装对台湾岛发起进攻……当台湾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拟向保卫韩国的联合国军派出三万人的部队时，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防务更需要这些人力物力，婉拒了台湾的请求。朝鲜半岛战事，成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使美国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是随着“美国军事援助咨询小组”的成立和访台，美国对台湾国民党军援从此翻开新篇……
司徒雷登失望地注意到，随着“三八线”一声炮响，美国国会和舆论一度甚嚣尘上的“承认新中国”的议论，一夜之间消声匿迹……
（待续）
作者投稿
易桂鸣：司徒雷登，历尽刧波度余生 (下）
（三）
（图九，原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地质学家乔治·巴伯）
为了暂避华盛顿纷繁复杂的政治氛围，1949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只身前往俄亥苛州的辛辛那提市探望他的老朋友、原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地质学家乔治·巴伯夫妇。巴伯时任辛辛那提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是一位国际著名地质学家，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从事野外考古挖掘工作。1923年至1932年间，他做为中国地质新生纪实验室的成员之一，参与了华北地区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和鉴定。同时期，他除了在燕京大学教应用地质学外，还曾经被借调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那个年代的人们不会忘记，巴伯曾经在北平，亲自为仙逝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设计了一个隆重、体面的基督教葬礼。
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与巴伯一直私交甚笃。早年在燕京大学时期，在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艾琳病重期间，夫妇俩一直侍奉在身边，直至送终。
（图十，司徒雷登的病故北平、埋葬在燕京大学校园的夫人艾琳）
两天后的11月30日傍晚，司徒雷告别巴伯夫妇，搭乘返回华盛顿的火车。途中，他到火车的歺厅要了一份晩饭。在吃饭的时候，他感到身体不适，晚饭没吃完，起身离开歺厅，回到自己的车厢。
第二天早上，火车乘务员意外地发现一名失去知觉的年长男乘客，倒在厕所间。火车乘务员后来从这人随身携带的文件才了解他是司徒雷登大使。铁路部门随即给国务院发了电文，通报司徒雷登病情；并且通知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海军医院（即现在的“华尔特·里德军医院”）安排抢救。司徒雷登本人对自己是怎样发病跌倒在地的过程毫无记忆。他醒来后，发现自己正被从火车上送往救护车。
司徒雷登得了“严重中风”。尽管他被送入华盛顿郊外美国医疗水平最高的海军医院抢救，直到入院12天后，医生才确定他可以活下来。但是，司徒雷登突发严重中风后，从发病到被发现，中间耽搁了近十个小时。中风给司徒雷登留下了说话困难和行动不便的后遗症……
自1949年12月1日至1950年3月29日，司徒雷登一直住在海军医院治病。他曾经在3月26日短暂出院，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他又不得不重新入院；直至4月28日，在他的私人助理傅泾波的陪伴下，他才出院回到华盛顿市寄宿的费尔法克斯旅馆。
6月24日是他的74岁生日。司徒雷登在病榻上接受了几位亲朋好友温馨的生日快乐祝福。已经行动困难、生活不能自理的司徒雷登，深受感动，禁不住热泪盈眶。
不久之后，从1950年7月4日到9月3日间，司徒雷登又被送入纽约长老会医院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经过这次长达5个月的住院治疗，司徒雷登的病情大致稳定下来。他随后从纽约返回华盛顿，继续在家中养病。
（图十一，病后半瘫的司徒雷登在傅泾波和儿子傳履仁陪同下外出散步）
同年12月，美国国务院来信，通知司徒雷登，他与国务院的对口单位，已经从下面的“远东事务局”，直接转上国务院管理办公室。因为他病倒后巳经有差不多一年时间无法履行驻中华民国大使职责。
司徒雷登只身访友，归来途中一病不起，他的私人助理傅泾波深感内疚。傅泾波扪躬自劾，因为当时他出远门探望在爱荷华州的女儿傳海澜，没能随侍司徒雷登身边。如果他当时在场，及时发现司徒雷登发病，立即送医院抢救，或许病情会得到及时控制、减轻后遗症。得知司徒雷登病倒后，傅泾波立即从女儿家赶回华盛顿，因为有负疚感，在住院期间，他每天服侍在司徒雷登的病榻旁，希望能减轻他的痛苦。海军医院本来对家属探视有严格限制，一般来访者限制在10分钟，即使是直系亲属，最长时间也只许半个小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这样两个不同族裔人士，傍人都不清楚他俩的关系。司徒雷登告诉医院，傅泾波是他的儿子。医生注意到，每次傅泾波的出现，司徒雷登的情绪和病情就会趋于稳定。医院干脆网开一面，特准傳泾波每天前来探护，守在病房。在司徒雷登入住海军医院长长5个月里，傅泾波每天准时到来，风雨无阻，从不缺席一天。人们注意到，这一对异族“父子”，说话不多，一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另一人默默地坐在床边，彼此两目相望，仿佛胜过千言万语。
傳泾波因为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早在1949年8月2日即获国务院特批，与司徒雷登一起跟随美国大使馆专机，离开中国来到了华盛顿。他的夫人刘倬汉和儿子傅履仁，直到1950年2月20日才通过非移民签证，辗转香港，从旧金山进入美国与他团聚。
傳泾波的三女儿傳海澜，因为爱上并且嫁给一个名叫约翰·海斯的美国军人（时为美国驻北平领事馆的文职军人），早在1949年10月随领馆撤侨先回到了美国，暂时借住在爱荷华州海斯的二哥家中。那时海澜已经有孕在身。傳泾波心疼女儿，特意千里迢迢从华盛顿DC赶去看望。没想到这唯一的一次出远门，却顾得芝麻，丢了西瓜，错失司徒雷登发病的重要时刻……
（图十二，从左到右：傳海澜、刘倬汉、司徒雷登、傳履仁、傅泾波和外孙在住宅门前合影）
（四）
1952年11月28日，中风病倒整三年后，司徒雷登给杜鲁门总统写信，表示希望辞去驻中华民国大使一职。他深知自己疾病缠身，完全康复无望，已经无法正常履行大使职务。
12月11日，杜鲁门回信司徒雷登，除了接受他辞职，杜鲁门还特意不厌其烦地回顾往事，感谢司徒雷登在美、中关系历史的重要时刻，临危受命，出任驻中华民国大使，为美国东亚外交事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司徒雷登大使任职截止日期为1952年12月31日。
（图十三，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部份教员们）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在1950年巳经在台北由原来总领事馆升格改组复馆。但是，因为司徒雷登的健康原因，加上时局动荡考虑，暂时由名叫蓝钦的临时代办主理。司徒雷登辞职后，驻台北代办蓝钦也随之升格为大使。
辞去公职，司徒雷登成了一名普通美国公民。最大的变化是，他不再享有每月一千美金的工资。司徒雷登任大使前后不到5年，他在中国生活、工作了50年，在美国没有纳过一天的税，他不仅不够资格享有联邦公务员的退休福利，也拿不到一分钱的联邦社会安全退休福利金。这对疾病缠身的古稀老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更有甚者，司徒雷登当时在华盛顿居无定所，一直寄住旅馆——这些地方的环境，绝对不适合一个需要康复疗养的残障老人。
司徒雷登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聚敛钱财、贪图享乐不是他的人生终极目标。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他在美国既无房产，亦无车马，唯有两袖清风。并非司徒雷登不善敛财；综其大半人生，他不缺发财的机会。他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北平的“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早年接手燕京大学的时候，该校当时只有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为了筹款办校，他找过大军阀孙传芳，从他手里筹到2万银元。为了购置燕京大学新校址的土地，他找到陕西督军陈树藩，说服对方以6万大洋出让土地，并将出让土地所获偿金的1/3，捐给燕京大学做奖学金。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期间，他的薪水和教职员工一样，每月360大洋。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月薪一千美元；他不仅用自己的薪水支付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工资，他还把剩余的大部分收入捐给了燕大办学。
（图十四，司徒雷登校长与燕大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
1917至1918年间，燕京大学一年的总预算为3.5万美元，其中87%来自教会捐助。1937至1938年，预算增为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在任燕京大学校长27年间，司徒雷登十数次往返美国，为燕京大学成功争取到美国铝业大王近两百万美元的巨额遗产捐款，这笔捐款成了燕京大学主要的经济来源。利用这笔基金，司徒雷登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建立哈佛燕京图书馆。
燕京大学从1919年到1952年虽然只存在了33年，，燕大注册学生共有9,988名；1949年后产生的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11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100人——他们都是司徒雷登的弟子。“二战”时期，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3位记者均出自燕大。然而，如今事过境迁，司徒雷登呕心沥血为之奋斗一生的华夏教育事业，历尽刧波之后，似乎成了过眼云烟……
（图十五，傅泾波用三万美金购买的独立屋，司徒雷登在此住了12年，直到辞世）
所幸的是，傅泾波一家人历经千辛万苦，重聚华盛顿之后，傅泾波从自己多年的积蓄中拿出3万美元，在华盛顿西北一个环境优雅的高级住宅区，买了一栋三层兼有地下室的独立花园私宅。这个建于1927年的房屋，有5个卧室和5个卫生间，掩映在深深的绿树和花草灌木丛中。司徒雷登出院后，与傳泾波一家四口住了进去，结束了抵美后东飘西荡的旅人生活。
有关司徒雷登退休以后的经济状况，此前曾有彼岸的媒体人，蜻蜒点水式采访了司徒雷登的后人，然后下结论说，司徒雷登晚年无家可归，也没有钱，生活落魄，一副凄凄惨惨切切、可怜兮兮的穷酸样子。笔者为此查询史料，追踪溯源，以期厘清事非曲直。不错，司徒雷登古稀之年中风后偏瘫，的确导致生活不能自理。辞去大使职务，又失去了稳定的政府高收入和福利。但是，实际上，司徒雷登辞职后，尽管他拿不到美国联邦社会安全金，因为他一直是传教牧师、曾经任燕京大学校长长达27年，他可以从“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领取每月600美元的退休金（注：该机构1945年5月18日改称“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s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1949年后，这个机构负责管理中国（含台湾）13所教会大学）。
（图十六，司徒雷登的学生黄华、时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
司徒雷登在1962年每月领取600美元退休金是个什么概念？笔者从美国联邦社会安全退休金的历史记录了解到，1952年间美国家庭每年平均收入为$3,900，当时美国普通退休人员领取的社会安全退休金最高每月$50左右，每人一年$600。所以，月入$600的司徒雷登，一年收入为$7,200，远高于当时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
傅泾波一家的经济状况，仅仅从其购房能力可以看出，并非如外人想象的那样境况堪忧。傅泾波购买的花园洋房，位于华盛顿一个高尚住宅区，附近是一个大公园，与外国驻美使领馆和私宅为邻。傅泾波当年以三万美元买下该房，按照当时华盛顿地区的收入水准、物价指数，高出年薪总额的三倍，价格不菲；七十年后的今日，该房的市场价格，也已涨到$1,400,000——即使现在，这同一幢房子的价格，仍然是远远高于当地平均房屋价格的高端房地产。
据了解，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住进去后不久，傅海澜的大姐，又出钱给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买了医疗保险；傳海澜夫婿自己则贷款20万美元，把父亲的房子买了下来。在美国站稳脚跟的子女，想方设法减轻老人的负担。公开的资料显示，这套房屋的所有权，至今仍在“海斯”的名下。
按照司徒雷登的收入水准，他完全有经济能力住进养老院。他与傅泾波一家住在一起，完全是双方的自愿选择。司徒雷登在他的回忆录《中国五十年》一书这样解释说：“中国人比美国人或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在对待人、尤其是涉及家庭与友人的现实责任和忠诚关系上更为诚挚……我的医生认为，我能够奇迹般的康复，与这种饱含特别深情的中国式服侍不无关系。”的确如此，司徒雷登住在傳家的12年，完全仰赖傳泾波一家人的悉心照料。司徒雷登的寝室和傅泾波的相连，并有一门相通，二人同起同睡。司徒雷登上厕所、洗澡、行走，外出散步，都由傅泾波亲自出面。在傳泾波体力不支的时候，傅泾波儿子傳履仁就来接手……
1962年9月19日，历尽刧波后回到美国度余生的第13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一家教会医院悄然去世，享年86岁（注：司徒雷登去逝的1962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0.12岁。）
（图十七，笔者在美国新冠疫情肆虐期间寻访司徒雷登旧居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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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摘第一五五二期(cm01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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