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西北干部来说，1962年是刻骨铭心的一年。

这年7-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三名陕西籍高级干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指责从事反党活动。经过半年审查后，三人被定为“习贾刘反党集团”。

这不是西北干部第一次遭受打击。此前，西北干部已遭受过两次打击。算起来，这是第三次打击了。后来，还有人把受这三次事件影响的人，合并称为“西北反党集团”。

有意思的是，这三次针对西北派的打击，首发都来自西南派。

西南派与西北派的形成

1949年10月，中共将全国划分为六大行政区：华北、华东、中南、东北、西北和西南。

西北区的中坚力量是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的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彭德怀、习仲勋等。

西南区的中坚力量是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刘伯承、邓小平等。

文革前，西南派与西北派都相当稳固。地方大员增补都在内部调剂。例如云南省委头三任第一书记，宋任穷、谢富治、阎红彦，都是出自二野的开国上将。陕西省委头三任第一书记，马明方、潘自力、张德生，都是出自一野的原陕西红军。

两大区都包含部分原陕西红军。这两部分陕西人可不是一家人，他们代表了势不两立的两支力量。

陕西红军的历史非常复杂，公认的创始人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习仲勋。其中，谢子长与阎红彦是一派，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为另一派。谢子长与刘志丹早已过世，但高岗和阎红彦继续明争暗斗。抗战期间高、阎两人曾公开冲突。后中共中央明确表态支持高岗，批评阎红彦。

1952年，高岗在东北局任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局任第二书记（彭德怀为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西南局下属的四川省任副书记（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第一次打击

1952年，中央抽调各局大员进京，高岗、习仲勋、邓小平都在内。邓小平与高岗之间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不知道阎红彦是否同邓小平谈过高岗，从现有的文字资料来看，邓小平对高岗十分警惕，在与高岗的交谈中滴水不漏。

当时，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为书记处，由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候补书记彭真组成。

地方上最高权力由六大区第一书记代表，为：

华北 – 刘少奇，政治局委员
东北 – 高岗，政治局委员
西北 – 彭德怀，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实际主政）
华东 – 饶漱石
中南 – 林彪
西南 – 邓小平

据说，高岗得到暗示，他可能被进一步提拔，取代刘少奇，并认为他在各大区得到广泛支持，其中：

他自己代表东北区；
因曾为四野提供后勤支持，可获得中南区林彪的支持；
因长期在西北工作，又在抗美援朝中为彭德怀率领的志愿军提供后勤支持，可获得西北区彭德怀、习仲勋的支持；
入京后与饶漱石结盟，可获得华东区饶漱石的支持；
只有西南区的邓小平尚不确定。

1953年年中，高岗开始行动，向薄一波发难。攻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暗指刘少奇。

薄一波可以被视为准西南派。他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系统内任职。虽然没有随二野进军西南，他创建的部队，解放军14军，是进军西南并长期驻扎西南的一支劲旅。

接着，陈云和邓小平发难，向毛泽东检举高岗搞非组织活动。

这时，阎红彦起作用了。刘少奇忽然想起（不知是自己想起，还是经他人提醒），1942年阎红彦曾向他反映高岗的问题。

于是，欲讨伐他人的高岗，反遭人讨伐。老账新账一起算，被定为反党分子。1954年，高岗服安眠药自杀身亡，还连累了至少八名高级干部。

1955年，林彪和邓小平被增补为政治局委员，补任弼时和高岗的缺。1956年，邓小平又被选为党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的第七号人物，实际上的第四号实权人物。阎红彦也获得补偿。虽然他已转入地方工作，还是在1955年获特批得到上将军衔，并在1959年升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和昆明军区（大军区）第一政委。

第二次打击

1958年以前，西藏大概是西南派与西北派共存的唯一地区。

最初，中共中央命令西北军区进军西藏。西北军区表示有困难。于是又改为以西南军区为主，四路并进：

1、西南军区的18军在军长张国华率领下由四川入藏；
2、范明组织和率领的西北军区入藏部队打18军独立支队旗号由青海入藏；
3、西北军区的新疆独立骑兵师之一部由新疆入藏；
4、西南军区的14军126团由云南入藏。

1952年，在各路人马陆续到藏后，建立了西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原18军政委谭冠三任政委，范明任第一副政委。

西藏军区中西南派与西北派一直有矛盾。冲突主要在张国华和范明之间展开。

范明，陕西人，1914年生，1932年参加共青团。长期在陕西做地下工作。国共二次内战期间在一野任职。1950年被彭德怀任命为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

张国华，江西人，1914年生，1929年加入井岗山红军。长期担任军职。1949年2月，调入二野任18军军长。1950年，在另一位军长明确拒绝进藏后，由邓小平提议，张国华率18军承担起进藏任务。

西北派人数虽然较少，但范明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与毛泽东、彭德怀都有交往。而且得到西北局彭德怀、习仲勋等主要领导的支持，尚能与西南派达成平衡。

平衡于1958年被打破，范明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600多名西北派干部受牵连，遭清洗。西藏军区从此成为西南派的地盘。

据说，张国华最初对反右运动相当消极。直到1958年在北京受到某中央首长的耳提面命后，才积极行动起来。回藏便将范明打成了右派。

范明被打倒时，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按理说，彭德怀不会不管这个私交颇好的老部下。但此时，彭德怀正为内地的经济形势忧心忡忡。1958年，中共开始搞大跃进。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彭德怀经过一番调研后，于1959年7月致函毛泽东，指出大跃进的诸多弊端。却在庐山会议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政见相同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定为继高饶之后的又一个反党集团。

反右和反右倾都是全国性运动，本不应被视为对西北派的打击。但像西藏军区那样的反右，无疑是专门针对西北派的。而反右倾运动无疑对西北派的打击比对其他派别更甚，因为长期领导西北工作的彭德怀被视为西北派的主心骨。此外，彭德怀的倒台，同样连累了一些西北籍高级干部，例如前面提到的贾拓夫，因发言支持彭德怀，也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第三次打击

1962年7月，得知刘志丹弟媳李建彤撰写的小说“刘志丹”发表后，阎红彦勃然大怒，打电话给康生，要求禁止这部小说。

9月，阎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指责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并指责习仲勋是小说的后台。阎红彦甚至把矛头指向彭德怀，说：现在各路人马都出来闹翻案。此前，彭德怀于1962年6月上了一道八万言书，为自己1959年的言行辩护。

此时的中共高层中，一些人忌惮彭德怀翻案，另一些人忌惮高岗翻案。于是反翻案成了八届十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题。结果先是把曾支持李建彤创作的三名陕西籍干部，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继而又把习与彭、高挂钩，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和“西北反党集团”。

这一次打击比前两次打击范围更宽，力度更猛。

以习仲勋为首的一批西北籍官员被撤职、降级，甚至查办。

彭德怀被彻底解职（1959年被处理时尚保留部分职务）。

范明原已获中央批准，重新甄别。1962年却被突然逮捕，投入秦城监狱。

在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西南派和西北派都受到打击。但相对而言，西北派受到的伤害更大。据说有6万多人因第三次打击被波及，许多人含冤而亡。例如前面提到的贾拓夫，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作为反党集团头面人物，文革一开始就遭残酷迫害，死得不明不白。算来，贾拓夫也是经历了三次打击，最终倒在第三次打击中。

尾声

所有的大戏都有终场，只是谢幕方式各不相同。

高岗与阎红彦这对老冤家，殊途同归，都用安眠药结束了生命。

张国华和范明这对同龄人则命运迥异，官运亨通的张国华早于1972年病逝，饱受磨难的范明倒一直活到2010年。

所有遭受三次打击的人中，以习仲勋命运最好，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负责他专案的那个人，康生，后来被党定义为坏蛋。如果当年整治他的人仍是好蛋，他可能就没那么好运了。

三次打击产生了明显的后续影响。1954年高岗倒台前，中共主要领导人中，西北派占三名（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南派只有一名（邓小平）。1994年中共八老中，比例反过来了，西南派占三名（邓小平、万里、宋任穷），而西北派只有一名（习仲勋）。

虽然三次打击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影响至今仍在。高饶尚未获平反，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未获平反的“反党集团”。像所有的错划右派一样，范明只获改正，而不是平反，而且结论中留有尾巴。小说“刘志丹”解禁后又被复禁，李建彤都哀叹无言论自由。

一个甲子过去了，人们仍在谈论刘志丹与阎红彦谁是谁非，张国华与范明谁对谁错。但人们普遍忽视了一个事实：因言获罪才是三次打击的实质性问题。只要因言获罪还在，阶级斗争的幽灵就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虽然西北派、西南派已成历史，不妨碍形成新的这个派、那个派。只要看看武侠小说，就知道拉帮结派乃是我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虽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均已过世，但只要阶级斗争的幽灵仍在，谁能保证战火不会在新一辈“X产阶级革命家”们手中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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