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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不随众恶”,罗素的反战与拒绝认同苏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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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雅: “不随众恶”,罗素的反战与拒绝认同苏俄

罗素说:“任何思想的表达,哪怕是最明显‘坏的’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得到保护;它不仅不应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也不应以经济或其它手段的干预,使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自由地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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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1872-1970)

罗素是大才,是位博学家,以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巨著传世。他的《数学原理》震撼了数学界,他的《西方哲学史》让他扬名四海,他还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几个世纪以来,他的祖上是自由主义的辉格党首领,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他祖父在19世纪40和60年代,分别两度入相。后来,罗素继承了爵位,虽然很少有人叫他伯爵,他也很少这样称呼自己。

他父亲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其思想如此自由,以至于应许其夫人发生婚外恋。而他的祖母却是位个性强、有见识的妇人,她“不随众恶”的箴言,伴随了罗素的一生。罗素的教父,是哲学家约翰穆勒。没错,就是鲁迅先生书中引用的那位。

罗素从剑桥毕业之后,留校在三一学院任讲师。在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建树,让他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曾想把数学简化,试图把它归纳成逻辑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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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在剑桥三一学院,1893年

一战期间,罗素是和平主义者,因反战被捕,并被校方开除。从表面上看,是他犯了国法。可往深里究,是由于他“不敬神”的态度。罗素既没装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又不掩饰其“不可知论”的观点,所以得罪了校方的神职人员。于是,罗素失去了获得“联谊会”会员的资格,这种资格本来可以护佑他不至于因言获罪。日后,三一学院力图洗白这个污点。

此事,却改变了罗素的人生轨迹。从此以后,罗素脱离了纯学术生涯,主要是靠给报刊撰稿和著书立说来谋生。而且,他的意识形态,也从原来的自由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然而,罗素之所以如此行事,可能还有些个人因素。长年专攻数学和逻辑,高处不胜寒。罗素是否已厌倦于此?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高徒维特根斯坦,给予他锥心的一击。

罗素从小父母双亡,感觉世事无常。数学,特别是几何,曾给予他一个纯粹自我的完美世界。他可以逃遁其中,不受外界变化的纷扰。那是他安全的避风港。

不幸,他的这种带神秘色彩形而上学的对数学的愿想,被后来居上的维特根斯坦所击破。因为后者证明了数学的本质是“重言式”:即在命题逻辑上,假如某题是一连串命题变项的组合,那么,将每个命题变项分别代入真、假,运算结果都是真。这一结果,令罗素倍感痛苦。虽然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它,但数学这座崇高、庄严之塔,在罗素心内轰然坍塌。

所以,被剑桥三一学院开除,对数学的幻灭,促使罗素离开了他心中的最爱,到外边的世界上闯荡。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大作曲家华格纳,他曾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谱一些大众化的曲子,以解柴米之忧。可出自大师之手,即使是小打小闹,也常教俗人惊艳。从此,罗素通过写通俗读物,在社会上名气越来越大, 同时也减免了经济的压力。可在同行的眼里,他不再像从前那么高大上。光鲜的外表下,包藏着罗素难言的隐痛。世上真正名利双收者,其实并不多。

罗素还开办过学校,教学的宗旨是:活力、勇气、敏感、智慧。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但思想上出格,生活上也颇为另类,曾有过4次婚姻和“无数”的情人。17岁的他,对第一任妻子一见钟情;而若干年后,某日骑自行车出行,却突然发现自己已对她没了感情……在上世纪40年代,他曾将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但因婚恋问题被公众视为“不宜从教”,不单职务告吹,还吃了官司。

二战中,罗素逐渐改变了反战的立场,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支持反对纳粹的战争。二战后,他坚决反对核武器,还和爱因斯坦共同签署了宣言。1961年,他以89岁高龄参加了反核战示威,再次入狱。他始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然而,此文将着眼于罗素在1920年代,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访问苏联时的观感,以及之后产生的思想变化。

1920年5月,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苏,历时一个月。他参观了莫斯科、彼得堡和乡下的一些小城镇。他有机会会见列宁,同他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在他的印象中,“列宁有着顽童式的冷酷”,“像一位固执己见的老教授”。在歌剧院里,他见到托洛茨基。在苏俄的大城市和小村镇,他也跟党员和普通群众交流。

对布尔什维克要建立人间乌托邦的理想,罗素表示了钦佩。对当时苏维埃政权殊死对抗各资本主义列强的战斗,他也表示了同情。

然而,通过对苏联形势透彻而实在的评估之后,罗素得出结论并宣称:我不得不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为了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太可怕;其次,即使在付出如此代价之后,我仍不相信,其结果将会遂人所愿,像布尔什维克们所宣称的那样美好。

并且,罗素预言“红色官僚主义”将在苏联出现,还推测苏联将变成“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政权。

他知道源于布尔什维克的本性,苏联是一个警察国家。因为它先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的少数先锋分子夺取政权,继而以铁拳镇压反革命。所以,警察国家的产生,不足为奇。

由于罗素信仰社会主义,又有历史、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丰富知识,所以,罗素的这些见解,并非反革命的老生常谈。

作为一位冷静独立的思想家,他最高的原则是心智上的诚实。假如有不义在世上发生,没有任何信仰,罗素认为是过于神圣而不能攻击;没有哪个人,他不敢冒犯或伤害,甚至包括他自己。

据罗素自述,他去苏联访问之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对苏联抱有很高的期许。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让他意识到此路不通。罗素并没有因为本人在西方持不同政见,受到惩处,到了东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忽悠。当时访苏代表团共20人,归来后只有他一人,对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异议。此后,罗素对于俄式共产主义,一直相当厌恶。

回溯一战时,在资本主义的英伦,出身显贵的他,却积极参与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被当局定为“颠覆罪”,两次判刑入狱,被罚款,并被开除教职。这次,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罗素作为左派,被奉为上宾,还与列宁对谈,却对东道主标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这正像他数学逻辑上著名的“罗素悖论”一样,“不合常理”。

1922年,在《自由思想和官方宣传》一书中,罗素提到他当年被炒鱿鱼的往事,说明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并指出在现代社会里的“因言治罪”,就相当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之残忍。他说:

“任何思想的表达,哪怕是最明显‘坏的’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得到保护;它不仅不应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也不应以经济或其他手段的干预,使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自由地发声。”

罗素进一步强调:

“有些观点,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如此地骇人听闻,甚至于不道德,乃至超过了一般人能够容忍的限度。所以,持这些观点的人,就会被因言治罪。然而,正是这种对‘异端邪说’的不宽容的态度,才使得当年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有可能对人们滥施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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