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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疫情危机让国国稳定表象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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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莉 疫情危机让国国稳定表象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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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危机让国国稳定表象出现裂痕

在位于疫情中心武汉市的协和医院,工作人员到网上乞求获得医疗用品补给。
在位于疫情中心武汉市的协和医院,工作人员到网上乞求获得医疗用品补给。 CHRIS BUCKLEY/THE NEW

从外部来看,国国zhong党显得强大而高效。它加强了对国国政治、文化、经济以及日常生活的控制,投射了一个将这个社会逐渐统一起来的形象。
 
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外表。
 
在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和全国各地的其他人一样,到网上乞求获得医疗用品补给。一些视频显示武汉的患者恳求医护人员为他们治疗。武汉以及所在的湖北省的居民被赶下飞机、赶出酒店和村庄。
 
网上的批评者正在将现任领导人与过去的领导人进行负面比较,尽管老一代领导人在应对紧急情况方面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去。有人要求当地的zhong官员自裁。
 
随着国国的稳定外表出现裂痕,就连一些与zhong领导层有联系的人士也在呼吁当权者去曝露而不是掩盖分歧。这场危机表明,国国仍然存在许多脆弱之处,任何审查或强制手段都无法掩盖这些问题。
 
“当地官方对互联网上多样声音的容忍度也太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由zhong控制的《环球时报》是一家极力为北京辩护的民族主义媒体。
 
胡锡进写道,各级政府部门都在削弱国国新闻媒体制约与平衡的职能,他举了八名最早在网上发出警告的人被武汉公安约谈的例子。
 
这次冠状病毒爆发已在国国造成了100多人死亡,近6000人确诊感染(截至本文中文版发稿时,官方最新死亡数字为132例——编注),患者主要集中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政府对疫情的响应有时迟缓,有时看上去随意,对在网上批评政府响应的人来说,这场危机促使他们重新思考zhong统治下大局上的取舍:为换取稳定和繁荣的许诺,人民放弃了个人权利。
 
一名用户在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写道:“看似虎虎生风的现行体制,一次治理危机就被冲垮成这个样子。”
 
“我们交出权利换来的被保护,”这位用户写道。“何种程度的保护,我们积年累月的政治冷漠会把我们推向哪里?”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000多次、点赞了27000次后被审查员删除。
 
国国政府动员资源和建设基础设施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很容易让西方人望而生畏。就连一些国际公共卫生专家也表示,他们很佩服国国封锁十几个城市的速度和规模,封城已经影响到5600万人。随着武汉两座专门治疗冠状病毒的新医院拔地而起,将在几天内投入使用,国国的宣传机器也在强调这种能力。
 
这种一心追求效率的做法掩盖了深层次的问题。宣传视频和耀眼的新建筑并不把这种不懈努力能给人们、社会或环境带来的损失展现出来。
 
许多国国人情愿这样。部分是因为,国家一直教他们这样想。但许多人对现状感到满意是因为,他们认为zhong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可能会改变这种想法。
 
当疫情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开始蔓延时,武汉的官员们最初淡化了病毒的威胁,还审查了有关的信息。后来突然对武汉进行封城,并在全省限制出行,尽管几百万人已在春节前离开。
 
当地居民抱怨说,后来实施的这些交通限制给人们制造了大量困难,医生无法去上班,病人不能去寻求医疗救助,这种做法能阻碍而不是有助于防止疾病传播。
 
武汉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超负荷工作的医护人员和崩溃、绝望的病人请求帮助的视频在网上广泛流传。
 
形势如此之严峻,以至于官方媒体《湖北日报》的高级记者张欧亚在他的认证微博帐户上写道,“武汉必须当机立断换帅了!”这个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但帖子的一个截屏在网上广为流传。在网上泄露的一份官方文件中,该报向武汉官员道了歉,并承诺报社工作人员会只发布正面内容。
 
对许多国国人来说,他们最意想不到的真相披露是,当地医院的物资告罄,不得不绕开国国官僚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向寻求捐助。随着危机的扩大,就连北京和其他省份的医院也为了口罩和防护服开始向公众求助。
“一直以为这里有全世界最精细运转的举国system,可以瞬间集中资源,统一调配,”曾在北京做过记者的微博用户孟常写道。但现实令人失望,他写道:“那个无所不能的system去哪儿了?”
 
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看起来并不了解情况。随着疫情演变成一场全国性危机,zhong喉舌《人民日报》上周仍在头版上对领导层歌功颂德,只字不提武汉。“《人民日报》上没有人民,”我认识的一位经济学家在微信上对我说。
 
国家电视台央视对领导层设宴庆祝国国取得的成功做了专题报道。上周五晚上,也就是农历的除夕,央视在每年都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在小品和歌曲之间挤进去了六分钟对武汉医务人员的赞扬。一句没提武汉人民。
 
“我昨天晚上看春晚时非常难过,”一位名叫“揪揪”的女士对故事FM播客说。“武汉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全国人民还在欢天喜地。”
 
国国体制内部的一些人好像想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微博已经审查了许多关于冠状病毒的帖子,但似乎也给用户留下了发泄的空间。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转发了一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科学家的研究论文,研究显示,更多的新闻报道与减少感染之间存在关联。
 
但在一个为了zhong的利益经常改写历史的国家,过去的教训能被忘却。人们对17年前导致数百人死亡的SARS疫情的讨论已经减少。就在许多国国人私下里抱怨现任领导人的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怀念国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SARS疫情中扮演的角色,显然忘记了国国政府曾试图掩盖疫情达三个月之久。
 
中央电视台采访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现任国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视频在两个小时内被观看了400多万次,这段视频后来被删除了。视频下的评论充满了对王歧山坦率和自信回答的赞扬,以及对他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的渴望。
 
“这不是这个民族善忘,”一个人指出了这种怀旧的讽刺意味。“更多的是庙堂高高在上者不喜欢你记得。”
 
据微信帐户“网络法务实圈”从媒体报道中统计的数字,在过去几天,国国各地警方以散布“谣言”为由,对40余人进行了罚款或拘留。这些“谣言”中有许多是声称当地已经确诊了冠状病毒病例。
 
曾对有关国国高层领导人的腐败案件做过报道的《财新》杂志调查记者王和岩在她的微信朋友圈上抱怨,她和她的同事们在武汉找不到愿意接受采访的医护人员。王和岩说,即使她保证不用他们的名字,医护人员还是害怕遭到报复。
 
“如果所有医护人员都不愿意冒一点说实话的风险,媒体报道不出真相,最终受害的是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王和岩写道。
 
《新京报》的一名记者也在社交媒体上抱怨说,尽管他在疫情发生的中心,但他对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一个字也不能写。
 
许多国国人仍坚信中央政府的力量。周一,在疫情爆发成一场全面危机一周后,李克强总理来到武汉。一位退休人士告诉我的同事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国国,领导人来了,就说明政府的所有资源都能调动起来了。”
 
曾是记者的李海鹏早在上周就预言,最终还得靠国家的力量来拯救武汉。
 
“然后国家会被解释,被证明,被信赖为唯一的拯救者,”李海鹏在微博上写道。“所以我们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以国家主义的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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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击冠状病毒,农民和小企业主艰难求生

11月,黑龙江省黑河的一个养鸡场。随着对冠状病毒的应对限制人们出行并切断了供货渠道,像这样的小企业将遭受严重打击。
11月,黑龙江省黑河的一个养鸡场。随着对冠状病毒的应对限制人们出行并切断了供货渠道,像这样的小企业将遭受严重打击。 REUTERS

农历正月初五,也就是本周三,是中国人把财神接进家门的日子。对Qiu Xiangjian这样的小业主来说,今年的财神哪怕只是帮他们勉强维持下去,他们就很感激了。
 
今年50岁的Qiu Xiangjian是江苏省的一名农民。初五一大早刚起床,他就收到了揪心的消息。为了抗击在中国各地蔓延的冠状病毒疫情,省政府已下令,除了与日常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如公用事业、药店和超市)外,其余全部停业至2月10日。
 
他不能把养的鸡卖到屠宰场或肉类市场。他那四万只鸡只剩下了两天的饲料,所有的饲料厂都已关门。如果不能储备更多的饲料,他将眼看着他的鸡饿死。
 
“现在不是亏钱的事,”他说。“是要倾家荡产。”
 
 
中国这台庞大而不知疲倦的经济机器上周突然停了下来。国内许多地方为了应对这场类似肺炎的疫情,采取了官方的或自愿的封锁措施。疫情已造成200多人死亡,近万人感染。苹果(Apple)、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宜家(Ikea)和星巴克(Starbucks)等大型企业或关闭在华业务,或改变自己的经营方式,或准备应对财务上的冲击。
 
但遭受最严重打击的不是这些企业,而是中国的小本经营者——数千万务农、开商铺的人,正是这些人让中国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变成一个经济强国。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艰难地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问题。病毒暴发加剧了他们的困境——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雪上加霜。
 
周三,疫情暴发中心武汉空荡荡的街道和关闭的商铺。
周三,疫情暴发中心武汉空荡荡的街道和关闭的商铺。 EMILIA, VIA REUTERS

“于我而言,2020的目标不是发展而是活着,”位于香港西北边的港口城市广州的投资人兼企业家张桓说。“你我离破产也就一两个月。”
 
这可能是一个全世界都能感受到的问题。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多次说,中小企业为中国贡献了一半以上的税收、60%的经济产出,以及近四分之三的技术创新。
 
中国政府一直试图缓解中小企业主的焦虑。官员们周日已要求银行灵活对待受疫情影响在房贷、信用卡还款上有困难的人。政府还鼓励银行为受严重影响的企业发放更多的低息贷款。
 
 
问题不仅仅是官员强迫企业关闭。国内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的道路已被封锁。一些城市要求公司向没有在上班的员工支付工资。这些措施也许可以让人们感到满意,但对企业来说仍是一项成本。
 
互联网创业者王晨昀在他的个人博客上抱怨上海市政府不仅将法定节假日延长至2月9日,还要求企业给在家办公的员工付双倍工资。
 
“上海过于关注大型企业,而不管小微企业死活,”他在博客上写道。
 
这些企业家的困境,是中国缺乏制约与平衡的写照。中国政府对权力杠杆的严格控制使其能够调动资源,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抗击疫情。这也可能赋予官员们过度行事的权力。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和自由的新闻媒体,企业几乎没有办法对一项政策表示抗议,或寻求帮助。
 
即使在相对较好的境况下,也很难公开表达对政府政策的反对。从酒店、餐馆、百货商店到像Qiu Xiangjian这样的农民,很多企业大体上都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政府也因反应迟缓并惩罚了那些试图发出早期警告的人而受到批评,因此在采取行动上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
 
但是,政府自上而下、命令和控制式的经济管理方法,没有考虑到这个充满活力与生气的经济体发生的转变,可能会让政府对企业家处于困境的迹象反应迟缓。
 
新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已让中国哪怕最偏远的农村地区也对其他地区有了依赖性。例如,Qiu Xiangjian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屠宰场和供应源的关闭。就算他能在其他省份找到饲料供应,所有的省份都在限制道路上的非本地车辆。通往他村子的道路已被临时推起来的泥土堆堵住了。
 
“继续下去,将会影响数月后全国畜禽蛋类供应,导致市场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呼吁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解决,”河北省一位有名的商人孙大午在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写道。
 
与2003年SARS暴发时相比,中国经济现在更依赖于消费和个人服务,而不是工厂。SARS也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但短暂的影响。
 
北京郊外村庄设置了路障,有警觉的人员把守,这些村庄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以防在疫情爆发期间受到感染。
北京郊外村庄设置了路障,有警觉的人员把守,这些村庄将自己与外界隔离,以防在疫情爆发期间受到感染。 ASSOCIATED PRESS

眼下,国内许多餐馆已暂时关闭。中国最大的餐饮连锁企业之一海底捞关闭了在大陆的所有550家分店。高端连锁餐厅北京大董烤鸭关闭了除北京的两家以外的全部20多家餐厅。
 
“如果两个月不能恢复,估计就要倒闭,”大董所有人董振祥在采访中说。他希望政府能降低税收和租金,并提供一些补贴。
 
 
运动服装品牌匹克集团首席执行官许志华在他的微博帐号上写道:“整个社会停摆,消费几乎没有。”他担心许多中小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那整个经济就完了!”他说。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冠状病毒危机出现的时候,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在苦苦挣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降至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美国的贸易战波及到国内部分地区。许多人抱怨国有银行系统不愿意以合理的利率向他们提供贷款。
 
中国政府也在排斥中小企业。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反此前向私营企业开放经济的趋势,正是这种开放推动了中国的成功。中国政府更多地干涉网上活动,并越来越多地要求企业更听从中共的命令。
 
随着冠状病毒的蔓延,中国官员也在采取更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物价。例如,河北省保定市政府对一家以过高价格销售白菜、菜花等蔬菜的购物广场公司处以2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惩罚哄抬物价的国家,中国政府也因对一些药店提高口罩价格进行罚款赢得了公众的赞扬,口罩供应在整个中国吃紧。
 
“如果白菜到处能买到,这家商店想高价也会卖不出去,”经济学家刘轩华说。“如果疫情继续下去,国人对市场规律的无知,会导致老百姓到处买不到菜。”
 
一些行业,比如养鸡业,正试图引起政府的注意。农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运动,请求政府为他们的物资开辟特殊的运输渠道。
 
据网上流传的一份文件,就连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中心湖北省黄梅县的农业局也向当地疾病预防指挥部发出了正式请求,要求放松交通管制,让当地农民能够购买饲料和药物。
 
Qiu Xiangjian在他巨大的养鸡场前挂起了中国国旗,在他穿的黑色大衣上佩戴国旗徽章,他说,他全心全意地支持江苏省政府为抗击病毒所做的一切。
 
“但我也有实际困难需要政府解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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