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佛教的现代化略论

 李勇

     内容提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于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佛教传统之外的“西传佛教”逐渐在欧美形成。这种西方化的佛教一开始便伴随着佛教的现代化，可以说佛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西方佛教在民主化、普世主义、文化佛教徒、人间佛教运动等方面体现了佛教的现代转换。

    关键词  西方佛教   现代化  人间佛教

    考诸佛教西传史，不难发现佛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的一致。佛教在西方有两次大规模的传播：一为阿育王时代，当时的欧洲社会还远未现代化，此次佛教西传也未能在西方生根发芽①；二为19世纪末叶至今，此时的西方社会已基本完成现代化，并开始对东方进行殖民征服，此次佛教西传在持续近百年之后，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即西方社会进入晚期现代化或所谓后现代化时代，初步完成了佛教西方化的过程。目前诸多西方学者认为不同于亚洲佛教的“西方佛教”已经出现。②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佛教时，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佛教的西方化上，并借鉴佛教的中国化来反思佛教的西方化。③而本文则从东方佛教的立场，更多地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西方佛教的现代化上，以期为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提供某些借鉴。西方佛教的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全面的过程，可以说西方佛教的各种特征，无不体现了佛教的现代化，本文则从民主化、普世主义、文化佛教徒、人间佛教运动等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民主化

    佛教产生之初，便挑战印度的等级制度，主张众生平等，佛陀也建立起自由、平等、民主的僧团。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内寻求生存，随着佛教在传统等级社会中的发展，原始佛教的民主制度逐渐为等级制度所代替，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出家与在家的不平等、男性与女性的不平等、师父与弟子的不平等。太虚、欧阳竟无都曾对此提出质疑，倡导佛教的民主革命，但时至今天，中国佛教依然没有脱离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西方社会已经完成民主化进程，人们的信仰呈现出世俗化、个体化和多元化的趋向，西方佛教也已经走向了民主、平等。④

    （一）出家与在家

    在传统的亚洲佛教教团中，在家与出家二众有着严格的区别：出家众是佛法的住持者，在佛教的弘化事业里居主导地位，而在家众则仅是属于出家僧团的护法者，不能成为住持教团、弘扬佛法的僧宝，理想的佛教生活应该是僧侣生活。在西方佛教中，这种区分已不明显。西方最流行的佛教组织不是出家众住持的寺庙，而是居士占主体的各种佛教中心。当然大多数西方佛教中心都有全身心献身佛教的出家僧侣，但并不占主导地位，西方的僧侣也从未像亚洲僧侣那样接受过来自居士的敬畏与尊重。⑤大多数西方佛教群体是城市里的居士团体，如美国人信仰佛教，一般不希望成为比丘或比丘尼，而是注重心灵的内在转换。“我们如何在美国社会里实践佛法？我们的实践将强调一体化，不是从现实中隐退，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现智慧。北美佛教已经开始发展了一体化的各种方式，作为户主、家庭成员、各种职业者同时仍然分享最深层的佛法精神——不是通过去山洞里清修，而是通过把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中。”⑥

    （二）男性与女性

    在亚洲传统佛教中，杰出僧侣基本上都是男性，女性僧团的数量很小，而且与男性分离，并服从于男性僧团的权威。一些佛教徒甚至质疑女性是否具有开悟的能力，女性最好的修行方法是支持男性僧侣，积累福报，以期获得男身。这种性别歧视主要根源于佛教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与亚洲传统不同，西方世界正在形成一种趋向性别平等的新佛教。James William Coleman指出：“我们的社会仍然存在许多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的类型，但是那些被佛教吸引的男女 （大多佛教团体的女性比男性略多）是教育程度高的、左翼的人——他们大多倾向于性别平等。几乎在所有佛教中心，其领导权从亚洲导师传到西方导师手中，男女在宗教修持上是平等的，其所承担的责任、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平等的，这在亚洲佛教中很少见到。尽管几乎所有亚洲和大多数西方的佛教导师是男性，但在佛教团体中处于被尊重的权威地位的女性数量明显增加。今天，几乎没有人对妇女领导禅定中心、讲法、管理大的佛教中心而感到吃惊。在学理的层面上，几乎所有西方佛教群体认识到性别平等，承认不论男人女人都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获得开悟。在调查中，不到103的被调查者认为西方佛教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大部分认为女性在他们的群体中有同等的获得领导地位的机会。”⑦

    （三）师父与弟子

    传统亚洲佛教至今仍保留着严格的家族式的传法体系与僧团制度，获得法统者作为精神导师在教团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弟子对师父要绝对服从，在他们眼中师父就是“活佛”，是永远正确的。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精神使西方佛教徒无法接受亚洲导师的无上权威与专断，当导师做出违背伦理的行为时，学生往往会当面指出，甚至向媒体曝光。1993年西方佛教导师会议签署了《致佛教团体的公开信》，对佛教导师的行为与权限做出了限定：导师的地位取决于学生的需求。学生应有充分的时间来选择导师，并有责任监督导师的非道德行为。不论一位导师的修持达到或声称达到何种程度，都不能超越伦理的规范，遵循五戒是最低的标准。⑧很多西方佛教中心开始成立管理委员会，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财政、学术、伦理等重大事件，民主选举住持也越来越普遍。⑨

    当然西方佛教的民主化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僧侣的权威，而是把佛教传统放在更宽泛的民主化范式中——男性与女性、出家与在家、师父与弟子具有同等参与佛教团体内部的管理与决策。Rita M．Gross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的等级”（natural hierarchy）来为西方佛教的民主化寻求理论上的论证。“自然的等级”既不是绝对权威的（authoritarian）也不是绝对平等的 （egalitarian），是对佛教缘起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最精确的自然的等级的图景是中心与边缘的曼荼罗式结构（mandala structure）。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部分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彼此相互联系，不断交往……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擅长每一件事情，当人们都能找到最适合自身的位置时，社会便繁荣起来。自然的等级也是流动的等级，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永远处于核心位置，绝大多数人都将在某些点上处于核心位置。在某些情境下处于中层地位，但在一些情境中处于底层，在一些情境中则处于上层。有时我为人服务，有时指导别人，这都依赖于社会需要什么以及我的能力、成就和所受的训练如何。所有的角色对于增加我们的经验都是有价值的。”⑩

普世主义

    普世主义是现代宗教的重要特征之一。“普世运动”兴起于基督教世界，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张，普世主义几乎遍及所有世界性的信仰领域，其中各宗教之间与宗教内部各宗派之间的对话成为普世主义的核心。佛教作为最古老的世界性宗教在其产生之初就体现了普世主义的精神。⑾但随着佛教在不同的文化地域的开展，在佛教内部逐渐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不同宗派，特别是南传、北传、藏传三大佛教传统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情形下发展的。尽管东方佛教也曾积极寻求与其他信仰的对话，如中国佛教与道教、儒教形成了“三教合一”的信仰格局，但直到现在，东方佛教依然缺乏与基督教、犹太教等东方传统之外的信仰的对话，不同佛教传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依然很少。

    这种局面在西方佛教那里发生了根本改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洲各佛教传统的真正会合之处在西方。尽管新佛教的教师都追随某一亚洲传统，但追求开悟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两个不同传统的教师在领导禅定中心或在讲法时，不仅引用其他佛教传统的内容，而且引用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心理学的相关内容，这是西方佛教的共同倾向。活跃在西方的佛教人物被不同传统的佛教徒所熟知，他们正酝酿着一个新的传统 （普世主义的传统）”⑿。现代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为佛教在西方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多元社会不仅为佛教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要求传入西方的佛教也必须是普世主义的。从佛教西传史中可以看到东方各传统的佛教几乎同时传入西方，从未接受佛教熏染的西方人更倾向于把各佛教传统当作共同的“佛教”来接受。同时在西方传教的东方佛教徒在异域文化中更容易寻求自身的文化认同，因此佛教之间的内部对话较之亚洲社会更为迫切。佛教在西方又时刻面临不同信仰的挑战，如何处理与其他信仰的关系也是西方佛教必须解决的问题。在1993年印度召开的西方佛教导师会议发表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普世主义的要求：“在西方有很多不同的佛教并肩存在，需要不断地警惕部派化的危险，这种分裂的态度是不能正确理解与欣赏其他宗派的结果，因此不同宗派的佛教导师将从研究其他宗派的教义与体验其他宗派的实践经验获得巨大利益。”“西方佛教导师应以开放的姿态从世俗的及其他宗教传统那里获益。”⒀Layman分析过美国佛教的普世主义特征：1．建立非宗派或多宗派的教会和寺庙。2．各宗派共享资源。3．在某些场合交换导师和管理者。4．将强调禅定型的佛教统一到注重仪式型的佛教中去。5．不同宗派、不同宗教之间采取共同的社会服务活动。在各种情形中，不同传统的佛教徒相互影响、共同发展。⒁

文化佛教徒

    在传统社会，宗教徒的主体可能是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民间信众，在现代社会，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高等教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普及化的方向发展，这便意味着宗教徒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同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正式形成，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宗教徒” 的出现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所谓“文化宗教徒”是指具有个体信仰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双重身份：首先他们是宗教徒；其次，他们存在于学术建制内部，而不属于教会建制。就西方佛教而言，“文化佛教徒”对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佛教学术成为佛教在西方传播的关键性环节。佛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在19世纪初传入西方之时，很难与基督教争夺民间信众，西方最初从事佛教研究的知识分子也是西方最初接受佛教思想、认同佛教信仰的人。⒂这种学术研究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几乎成为西方佛教的一个传统，西方佛教徒的主体也一直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如美国佛教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宗教群体，Charles S．Prebish在他访问的美国佛教团体中，几乎无不强调佛学研究与佛教实践的统一。⒃

    不仅西方佛教的普通信徒强调信仰与学术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普遍认同或信仰佛教，据Charles S．Prebish调查，在美国大学里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中有25%公开表示具有佛教信仰，Charles S．Prebish本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在某一佛教中心介绍自己皈依的历程，以及每天 4小时、每周末全天的禅定修持。他认为在传统的亚洲佛教中，学僧担负着佛教教育与普及的任务。在西方，修持佛法的学者 （scholar-practitioners）（即文化佛教徒）则取代了学僧（scholar-monks），他们通过大学里的学术活动，正努力使佛教成为西方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之一，广泛渗透到哲学、宗教、艺术、心理学等文化领域，为佛教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⒄

人间佛教运动

    时下人间佛教已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人间佛教的出现是亚洲佛教传统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全球扩张，不得不进行的现代转换。现代化最本质的特征是世俗化，世俗化社会里的宗教必然要更多地关注世俗事务。人间佛教的最本质特征是社会关怀的加强，如星云大师对佛教现代化的阐发充分体现了自太虚大师以来中国人间佛教的基本理念：“所谓佛教现代化，目的即将佛教慈悲、容忍的精神，提供给社会作为参考，希望社会遵循着佛教的平等法、因缘法、因果法等原则原理，而臻于至善至美的境地。社会如果透过佛法的指引，因此而能充实了内涵品质，提高了精神层次，那么佛教对于这个时代、社会，才具有存在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化、现代化，才真正是佛教所以走上现代化的宗旨所在！”⒅

    西方佛教在高度世俗化的社会中寻求发展，更加积极推进人间佛教运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间佛教” 成为西方佛学界讨论的热点。在西方学界，与“人间佛教”相应的词语为engaged Buddhism 或 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中国佛学界一般把汉语的“人间佛教”译为Buddhism on earth或Buddhism forworld。 engaged源于法语，指采取行动、参与。 engaged Buddhism一词最初为越南禅师一行 （Thich Nhat Hath）于1963年提出，在1980年代被引申为socially engaged Buddhism，主要强调佛教徒在佛教研究与实践中以佛教的价值观念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并采取某些直接的社会行动来实践佛教理念。⒆与中国的人间佛教有所不同，西方人间佛教的社会关怀不仅仅是表现在各种慈善事业上，而更集中体现在西方佛教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批判力量：20世纪80年以来，人间佛教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他们以佛教作为思想资源，采取各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行动对社会习俗、结构、体系进行改变来达到减轻世界痛苦的目的（反对消极的逃避），这种行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选举、游说、和平抗议、非暴力不合作等，但其目的都是向这些制度提出积极的挑战与改变，因为这些制度力图使各种压迫、非正义等形式永存。西方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除了传统佛教的思想之外，还广泛借鉴西方的社会理论来构建佛教的社会历史理论，如女性佛学将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与佛教思想相结合，绿色佛教则把西方的政治理论、环境伦理引入佛教。

    哈佛大学的Christopher S．Queen认为人间佛教（engaged Buddhism）是在佛教与西方文化相遇之后的产物，甚至把人间佛教称为西方佛教的本质特征，是继“小乘”“大乘”“密乘”之后的“第四乘”：“engaged Buddhism——应用佛法或佛教的教义来解决社会问题，是在人权、正义、进步成为一个全球话题的环境下出现。这些概念很少出现在亚洲佛教 （南传、北传、藏传）中，我认为人间佛教所发动的在信仰、实践上的转变是史无前例的，在佛教传统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作为一个伦理实践，人间佛教可以看作一次新的佛教解放运动。借用传统的术语，佛教徒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第四乘”⒇。这一观点得到西方佛学界普遍赞同，有的西方学者把这种佛教的新动态称之为地乘（Terrayana Earth Vehicle）、世界乘 （World Vehicle）、全球乘（Global Vehicle）等。（21）这一观点是对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佛教看法的继续，认为传统佛教是出世色彩强烈的宗教，缺乏社会行动的潜在含义。Christopher Queen认为，经过80年的学术研究之后，很多专家赞同韦伯的观点：Gary Snyder认为在本质上，原始佛教没有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原则上，而只是寻求个人的开悟，是彼岸的宗教，特别是没有系统阐述社会伦理，他们将从此世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作为佛教的目的。从历史上看，佛教哲学家没有分析出由社会因素引起的无知与痛苦，认为这是人性所给定的事实。因此，佛教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认识论与心理学，却没有关注历史或社会的问题。Ken Jones则认为佛教没有像阐发心理学或形而上学那样明确阐发社会和政治理论。Nelson Foster评述道：毫无疑问，禅缺乏明确的社会行动传统，若想在佛教教义内发现与基督教相等的社会福音是徒劳的。（22）

    这些学者通常认为只有东方佛教与西方基督教相遇之后，佛教才能在西方的民主、人权、正义等观念的影响下，开拓出人间佛教，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社会理论来源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23）尽管海外佛学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意人间佛教是亚洲传统与现代西方文化相遇的结果，认为佛陀没有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分开，他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方面寻求生命的整体，他有关伦理、精神、哲学问题的学说人所熟悉，但他有关社会、经济和政治事件的教义却不被人特别是西方人所了解，进而批评上述学者不理解佛教精神的实质，是从新殖民主义、新东方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偏见。（24）但总体上看，亚洲佛教依然是以出世的山林佛教为主，“佛教，从来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超然于人世间，专以解决个人生死的终极关怀问题为职责，至于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社会生产、国家治理等俗务，一般认为乃世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机构的职事，不在佛教的责任段之内 ”（25）。传统佛教确实没有像基督教传统那样开拓出丰富的社会理论，在佛教产生之初，其教义与实践尽管与社会政治具有潜在的联系，但这种潜在因素在亚洲佛教历史中却一直没有充分展开，直到佛教与西方的现代因素相遇，才使佛教的社会关切真正体现出来，人间佛教才真正形成。人间佛教当然也继承了诸多传统佛教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新的内容——对人类痛苦根源的社会不公正体制的恶、政治压迫的敏感——这在过去的佛教中不占核心的地位。（26）

    佛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也许远未完成，西语系的“西传佛教” 是否可能也有待讨论，汉传佛教的现代化与佛教在西方的发展也不尽相同，但佛教在西方所呈现的新面貌却令人深思，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也许汉传佛教要面临佛教在西方曾经面临过的问题。

    注释：

    ①James William Coleman便认为，一些古希腊哲学家表现出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但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到达亚洲之前，佛教一直不为西方所熟知。见其近作The New Buddhism：The Western Transform ation of an Ancient Tradition，OXFRD University press，2001，P55。

    ②如Friedman认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美国佛教处在建立自己本质的过程中。” 见Charles S．Prebish．Luminous Passage：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 ia Press，1999，P88。 James William Coleman 对此有专门讨论文章The New Buddhism Takes Shape，见 The New Buddhism：The Western Transformation of an Ancient Tradition，OXF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17—230。

    ③⑥⑨⒁⒃Charles S．Prebish．Luminous Passage：The Practice and Study of Buddhism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86，P71，P132，P91，P196。

    ④⑩⒄（21）Ibid，P70，P74—75，P198—200，P23。

    ⑤⑦⑿James William Colem n，The New Buddhism：The Western Transform ation of an Ancient Tradition ，OXFRD Univers ity press，2001，P17，P16，P16。

    ⑧⒀Open Letter to the Buddhist Community ，www．buddhist information．com。

    ⑾参见Ven．Dr．K．Sri Dhammananda，Buddhist Attitude towards other Religion Malaysian，1983。

    ⒂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学术研究、精英佛教、民间佛教、“西方佛教”。参见Ven．Bhikkhu Bodhi，Buddhism Comes to the West，www．buddhanet．net。

    ⒅星云《佛教现代化》，《星云大师讲演集》，www．fgs．org．wt。

    ⒆Christopher S． Queen，Engaged Buddhism：Buddhist Liberation Movement in Asia． 1996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p34。

    ⒇（26）Christopher S．Queen，Engaged Buddhism in the West，Wisdom Publications 2000，P1—2，P24。

    （22）Thomas Freeman Yarnall，Engaged Buddhism：New and Improved！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s 7（2000）。

    （23）参见Winston King，Judeo-Christian and Buddhist Justice，Journal of Buddhist Ethic 2（1995）。

    （24）参见All Buddhism Is Engaged：Thich Nhat Hanh and the Order of Interbeing，Christopher S．Queen，Engaged Buddhism in the West．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P35—66。

    （25）佛日：《佛教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价值》，《法音》1997年8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

    转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第3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