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给自己封神，谁在被打成魔鬼

在查理·柯克（Charlie Kirk）的葬礼上，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站在讲台上，语气高昂地说出那句已经广为流传的话：“我们就是风暴。我们的敌人无法理解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决心、我们的意志……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代表邪恶。”

这段话的可怕不在修辞，而在句子的深层结构。一句“我们就是风暴”，把自己放在一种超越法律的高度：风暴无需守法，只需要席卷而过；一句“你们代表邪恶”，把一切反对者、质疑者、不同意见者，统统打包进“邪恶”阵营。谁是“我们”？谁是“你们”？米勒没有点名，只留下一个模糊而巨大的敌人形象——这一点，与许多极权语言的套路高度相似：敌人不必具体，只需要随时可以套在任何不顺眼的群体头上。

在这样的二元叙事里，政治不再是对公共政策的争论，而变成对“善恶”的战争。对“邪恶”的战争，不需要程序；对“邪恶”的打击，不需要节制。“我们代表善，你们代表恶”，就是给自己发了一张无限额度的暴力信用卡。

如果把这段话放回最近几个月的美国现实，画面就更清晰了：明尼阿波利斯街头，戴面罩、穿战术装的联邦人员，把枪口对准没有蒙面的市民；黑人、移民、抗议者、法律观察员，在镜头前一一倒下；而在电视节目、社交媒体和造势集会上，一部分政客不断重复：他们是“国内恐怖分子”，他们“打算屠杀执法者”，他们“代表邪恶”。

问题落在这个问题上：到底谁代表邪恶？让我们用事实揭露嘛噶自我封神的话术。

2026 年 1 月 7 日，明尼阿波利斯居民蕾妮·妮可·古德（Renee Nicole Good）被一名 ICE 特工近距离开枪打死。她当时坐在车里，车速缓慢，有视频显示，开枪的特工一直站在车侧，连开数枪，子弹穿过挡风玻璃和驾驶侧车窗。验尸报告认定她死于“多处枪伤”。枪杀过程有视频为证。古德在被射杀前一秒笑着对ICE杀手说，“我没有对你生气”。一秒钟之后，她倒在用来谋生的UBER汽车里，留下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

两周后，同一座城市，重症护理师、合法持枪者亚历克斯·杰弗里·普雷蒂（Alex Jeffrey Pretti）在尼科莱特大道的抗议现场被联邦人员射杀。国土安全部最初宣称他“拔枪威胁，要屠杀执法者”，并由米勒等人贴上“国内恐怖分子”的标签；但随后流出的多段视频和内部审查报告显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虽然他完全可以–拔出枪套里上膛的手枪。他被射杀时手里握着的是手机——不是手枪。

这两起案件，都有几个共同点：现场出现的，是戴头套、穿战术装、开无标识车辆的联邦“执法队”；行动名义是“打击欺诈”“加强移民执法”；受害者没有实施暴力攻击的确凿证据，却在极短时间内被火力解决；事后官方第一反应，是把死者描绘成“危险人物”“恐怖分子”，并要求公众“不要只相信视频”。

从敌我划线滑向对全体公民的战争

在古德与普雷蒂案件上，国土安全部长克丽丝蒂·诺姆（Kristi Noem）和米勒等人，一再要求公众“不要被视频骗了”。前者坚持说古德“用车当武器撞击特工”，后者把普雷蒂说成“挥舞枪支的恐怖分子”，而大量视频、媒体逐帧分析和官方初步审查，都显示剧情完全不是如此。

这种“别信你自己的眼睛”的话术，是川普时代后真相政治的标配：选举舞弊？没有证据，就说“很多人都在说”；打死平民？视频里看不见威胁，就说“从另一个角度看就不一样”；质疑执法？质疑者立刻被打成“仇警”“亲犯罪”“支持非法移民”。不过，这一套在 ICE 和边境巡逻队的枪击案件上，正在出现反噬。

原因很简单：第一，这些事件发生在高度手机化的城市街区，旁观者视频、门铃摄像头、执法记录仪交叉叠加，官方版本很难长期压过影像事实；第二，被杀害的人并不是容易被妖魔化的“帮派分子”，而是 ICU 护士、孩子的母亲、社区里帮邻居搭电、铲雪的普通人；第三，一再被揭穿的谎言，正在消耗关键“工具”：公众最低限度的轻信。

独裁倾向的权力，要想在选举中做手脚，需要大量人愿意相信选票箱被塞票、需要相信“非法移民大巴一车车被拉去投票”。可是，当同一批官员在古德、普雷蒂案上不停说显然不是真的话，一部分原本还愿意相信他们的人开始摇头：连这一点都敢撒谎，那下次说“选举被偷走”时，还凭什么相信？后真相政治不是永动机。不断被事实打脸，会慢慢耗尽它赖以运转的社会资本。

回到米勒那句“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代表邪恶”。这句话的问题，并不只是粗鲁或高度分裂，而是它对“邪恶”的定义方式——来自于他们制造的高尚血统神话。

“我们就是风暴”这一侧，自我想象为一个从雅典、罗马、费城、蒙蒂塞洛一路传下来的“文明血统”，代表传统、秩序、国家、上帝；“你们”则是一个散在各处的阴影集合：媒体、学者、少数族裔、女权主义者、LGBTQ 群体、黑命贵、移民维权者、枪支管制倡导者……谁让人不顺眼，就往“邪恶”里塞。

这种“邪恶”定义法，有几个危险后果：第一，把政治反对意见犯罪化。不同意见不再是可以争论的主张，而是必须被消灭的“恶”；第二，为国家暴力提供永恒的目标。敌人不再是具体政策，而是一整类人；第三，鼓励一部分基层执法者把“镇压公民”当成道德正义——毕竟，对“邪恶”仁慈就是对“善”的背叛。

在明尼阿波利斯街头，这种话语已经从演讲台落到了枪口上。古德和普雷蒂没有证据显示他们使用暴力，事后却被官方反复贴上“恐怖分子”“自找的悲剧”等标签；副总统万斯公开说 ICE 和边境巡逻特工享有“绝对豁免权”，后来面对质疑才急忙否认“并非指违法也享豁免”，但话已经传出去，信号已经释放：为“风暴”效力的人，可以不用在意普通法律。

谁代表邪恶？在这种颠倒里，“邪恶”这个词本身被权力抢走，以至于真正的暴力，反而披上“正义”的外衣。

蒙面“执法”如何把宪法一点点掏空

在表面上，这届行政政府及其团队最爱挂在嘴边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骂人、传播阴谋论；第二修正案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任何枪支管制都被说成“暴政先兆”；第三修正案象征“拒绝常备军占领民宅”的旧共和精神；第四修正案则成了“禁止 FBI 滥搜”时的挡箭牌。真正到了 ICE 和边境巡逻的行动现场，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用法：这些修正案不再是所有人的权利，而是可以按阵营、按对象“选择适用”的工具。

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和平集会权。古德和普雷蒂被许多当地官员和目击者视为“法律观察员”或抗议者，他们在街头拍摄、围观、表达不满，本身就在行使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权利。但在 ICE 和边境巡逻的逻辑里，第一修正案是“选择性开放”的：自己搞集会、游行、挥舞“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帜时，是崇高的民主表达；别人举着手机、拿着“废除 ICE”牌子站在街角时，就是“助长无政府主义”，可以随时被驱散、被喷辣椒水、被逮捕，在“妨碍执法”的名义下当作可以随手清除的障碍。

第二修正案被这届行政政府阵营奉为“神圣权利”，但实际执行同样是“看人下菜”。手握枪支的乡村白人，可以被当作真正的“人民力量”，被当作象征美国传统精神的“好公民”；在明尼苏达合法背枪上街、却选择拿手机而不是拔枪的 ICU 护士，则被描述成“潜在刺客”，枪权立刻从受保护的权利变成暗示他“有预谋”的罪证。全国步枪协会内部和不少保守派枪权人士，对这次“选择性维护第二修正案”的做法已经公开不满。这种做法等于是告诉全国：第二修正案不是保护公民，而是保护“自己人”。

第三修正案文本上写的是“和平时期不得在民宅强行驻军”。今天没有成建制军队被塞进民房，可是，当大批武装到牙齿的联邦人员长期盘踞在社区里，在学校附近、教堂门口、住宅前布控巡逻，把街区当成对“敌人”的作战区，许多居民的感受其实已经很接近“被军队占领”。第三修正案表面上没被直接触动，但其精神——防止常备军变成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在被变相消解。ICE 和边境巡逻被整编成一支在国内街区长期巡逻、驻扎、布点的准军事力量，配合“城市风暴”这类行动，把社区当作敌占区。这种“军队化警务”，正是第三修正案在 18 世纪所要防范的场景在 21 世纪的翻版。

第四修正案禁止无令搜查和不合理的抓捕，要求执法机关破门进屋、拦车搜身前，必须有“合理理由”和法官签发的令状。但在“城市风暴行动”中，联邦人员对车辆、住宅、行人的“查验”“拦截”，大量游走在没有司法令状、甚至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灰区。ICE 和边境巡逻大量依赖的是国土安全部内部签发的“行政逮捕令”，拿这一纸“内部公文”就去敲门、破门、拦车，在居民楼里逐户盘查，在街口随意拦停车辆。一旦对方拿起手机录影，就可能被视为“威胁”，随时面临辣椒水喷脸、被压倒在地甚至被开枪击杀的风险。原本需要司法把关的权力，被移交给同一套行政系统内部自签自用，第四修正案被压缩成一句空话：只要挂上“联邦执法”的牌子，就可以先动手再说。

可以说，在移民和“内安”问题上，川普政府和现任行政团队正在合力把美国宪法的几个核心修正案，当成“视情适用”的装饰品。米勒那句“你们代表邪恶”，与其说是对敌人的控诉，不如说是在提前为这种掏空提供道德包装：既然你们是邪恶，那宪法对你们也可以不适用。更危险的是，这一切都被包装成“执法”——“只是执行移民法”“只是打击欺诈”“只是维持秩序”。当宪法被改写成“看对象、看阵营”的选择题，“执法”本身就变成了侵蚀宪政的工具。

不要让邪恶成为一套成形的制度

面对这种不断升级的挑战，美国社会并不是毫无还手之力。至少有几个方向，已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和全国各地的法庭、州议会里开始发力。

第一，把“手机革命”坚持到底。大量旁观者视频、门铃摄像头、执法记录仪，已经一再证明：事实并不像官方第一时间说的那样。手机镜头让暴力失去黑箱空间，让“执法”的每一步都可能被事后复查。对 ICE 和边境巡逻来说，开枪的那一秒不再只是现场问题，而是十年后可能在法庭被逐帧播放的证据。

第二，把“绝对豁免权”关回笼子里。副总统万斯关于“绝对豁免”的提法，引起法律界和人权界强烈反弹。要遏制这种倾向，必须从立法和司法两端着手：限缩联邦执法人员的豁免范围，明确在明显违反宪法权利的情形下，可以追究个人民事和刑事责任；加强国会对 DHS、ICE、CBP 的听证与预算约束，把枪击平民的案件当作系统问题，而不是“个别特工的判断错误”。

第三，把“谁代表邪恶”的话语权夺回来。如果任由米勒这一类声音垄断道德语言，把整个世界切成“我们是善，你们是恶”，那真正的邪恶就会披上“保卫文明”的外衣。要打破这一点，至少要做两件事：一是坚持把具体受害者的故事讲清楚——古德是三孩之母，普雷蒂是 ICU 护士，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所谓“恐怖分子”形象完全相反；二是在公共讨论中提醒：真正需要被审查的是掌握公权力的一方，而不是拿手机的一方。邪恶可以出现在任何阵营，但最危险的邪恶，是手里握着国家暴力工具，却自称代表“上帝意志”的那一群人。

第四，把这届行政政府对宪政的侵蚀讲透。这届行政政府和现任内阁，不只是“作风粗鲁”或者“政策偏见”，而是在用 ICE、边境巡逻、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这些机构，测试宪法的承受力：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无视第一修正案，去镇压不利的媒体与抗议？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第二修正案变成“只保护自己人”的特权？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把整个移民系统军队化，变成随时可以动用的“国内治安部队”？如果这些测试一次次过关，将来在选举争议、紧急状态、街头抗议时，用更大规模的强力手段就顺理成章。现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可能就是未来全国场景的预演。

“谁代表邪恶？”这个问题，看似道德判断，其实是制度诊断。在米勒的口中，“邪恶”指向模糊的“他们”：媒体、学者、反对者、少数族裔、抗议者。只要站在行政团队的对立面，就可以被归入这一个词。这样的“邪恶”，是一顶随时可以往别人头上扣的帽子。

如果换一个角度，按更朴素的标准来判断——谁在压制言论、谁在滥用暴力、谁在破坏宪法、谁在把普通邻居打成“恐怖分子”——画面就会完全反过来。在电视上说“我们就是风暴”的那一群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一次次歪曲视频事实的官员；在街头对举手机的人喷辣椒水、连开十枪的蒙面特工；在社交媒体上鼓吹“绝对豁免权”的政客……他们组成的是一套危险的制度趋势，而不是几个“说话过火”的个人。

美国如何应对这种趋势？答案不在某一位救世主，而在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细小选择——是否继续举起手机；是否在投票时记得那些被杀的名字；是否在法庭和议会里坚持那几条薄薄的修正案；是否拒绝接受“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代表邪恶”这样的语言。

从这个意义上看，真正的分界线不在“左”和“右”，也不在“红州”和“蓝州”，而在是否愿意承认：任何政权、任何阵营，都无权自封为“善”的垄断者，无权把反对者一概打成“邪恶”。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一点，只要还有人愿意为这一点发声，“谁代表邪恶”这个问题，就不会永远由台上的那个人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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