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秦晖和刘瑜商榷

刘瑜的《巨轮调头的时刻》这篇文章，最容易被吸引读者的，是她在评秦晖《走出帝制》时的那种管道工式的清理功夫：把百年争论里缠绕的文化与制度一一点名，把“日式启蒙”与“西式启蒙”的错位、把“救亡”与“自由”的剪刀差、把清末民初的机会与挫败，剥出可检验的脉络。这样的梳理，的确把“如何走出帝制”的问题从口号带回了机制。但我愿意从她的文章出发，转一个角度，去分析秦晖与刘瑜的得失：他们都把焦点放在观念与制度的互动——“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又或“制度的优劣背后仍系于政治文化的共识”。我以为，这两者都还不够往下挖。

帝制在中国两千年里之所以反复归来，最深处不是理念之争、也不只是制度设计之争，而是由流氓导演并主演的“暴力—财政—信息”三角的政治经济学均衡；它把谁有资格组织暴力、如何征敛资源、如何广播合法性捆成一体，塑成一种可以自我复制的“统治技术”。只要这个技术的激励仍然成立，帝制就会在不同朝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包装下，以“同构”的方式再现。反之，一旦这个技术失灵，哪怕文化仍显保守，社会也可能从制度的裂缝中长出共和的枝条。台湾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份反证：它是如何在一个深受大陆帝制传统浸润的政党统治之下，靠外部约束与内部结构的重组，拆掉帝制技术的齿轮，转而进入一套选举—法治—分权的均衡。

从这个角度看，秦晖关于“周制/秦制”的区分，固然抓住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个极端原型，但他对“帝制何以顽强”的回答，仍偏向理念史与制度史的表意层面。刘瑜指出“制度底线的前提是政治文化的共识”，这无疑切中要害，却也容易把“共识的生成”视作先验前提，而非可以被设计、被逼迫、被交易出来的结果。帝制是否“走得出”，关键在三环：第一，暴力的外部化与法内化——能否把强制力关进规则的笼子里，而不是关进某个人物或某个组织的意志里；第二，财政的契约化——能否把征税与代表、预算与监督、支出与问责捆在一起，使统治者的口袋与社会的口袋“可分”；第三，信息的去垄断化——能否打碎那种由科举—馆阁—党国宣传—舆论审查构成的合法性垄断。观念当然重要，但观念的迁移往往发生在这三环被改造之后。说得更直白些：当一个社会能迫使“持枪者听命于文书”、“文书受制于账本”、“账本暴露在众目”之时，帝制就会枯萎；反之，当一个社会允许“枪杆子改写文书，文书随意改账本，账本被锁进密室”，帝制就会复活。

学者朱大可有本书，书名叫《流氓的盛宴》。借他的概念，华夏2000年，是你方退场我登场的一场一场的“流氓的盛宴”。易中天更把中国两千年改朝换代的戏称作“流氓导演并主演”，并非夸饰。虽然华夏历史上也有帝制松绑的朝代，北宋就是一个政治宽松的例外。易中天的意思不是道德批判，而是政治选择学：在一个高风险、高不确定、低契约的政治市场里，最愿意押注、最不怕破脸、最敢于反复违约的人，往往最能生存。于是帝制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一套逆向筛选机制：它奖励“敢赌、敢杀、敢骗、敢买通”的特质，惩罚“守约、克制、讲理、算账”的德行；它让“流氓化的军阀”与“军阀化的流氓”更容易抵达权力的顶端，再以顶端的偏好重塑制度，进而用科举与礼制去合法化、用保甲与户籍去细胞化、用文字与祭祀去神圣化。这套“统治技术”不是文化的基因，而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在地缘、财税与通信技术约束下形成的可复制算法。正因如此，说帝制是“生来自带”的，其实误读了历史；它更像是“后天养成”的行为模式：当外部威胁常在、内部逃离成本高企、市场分工浅薄、地方社会薄弱、信息传播缓慢时，中央集权的规模经济与高压秩序的即时收益，足以压倒代际的自由红利，于是帝制“看上去更有效”。但一旦这些约束被重写，帝制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

走出帝制的核心在打破暴力—财政—信息的三角均衡。拆掉帝制的这三个齿轮，才能让帝制的车轮失灵，让国家转向。以台湾成功的经验看，台湾之所以“走出帝制”，不是因为岛上天降了一群更“周制”的圣人，而是因为那三环被一内一外同时撬动。外部看，冷战格局带来的安全伞，将“暴力竞争”的成本外包；美国的制度性约束（从《台湾关系法》到人权议题的持续压力）与国际经济的深嵌，强迫统治者在暴力工具之外发展政绩合法性；外交孤立反而让“以制度取信”成为可出售的唯一商品。内部看，战后土地改革造就了小业主型社会结构，分散了土地—宗族—地方武装那种能与中央一起垄断资源的三角；1950年代以来的地方选举为“财政—代表”的捆绑提供了训练场，使“拿钱的人”必须向“纳税的人”解释；70—80年代的经济增长带来横向的社会组织网络（工会、同业公会、社区发展协会、宗教组织、媒体），打破了信息垄断；“解严—党禁报禁松动—修宪—军队国会化—司法独立—媒体竞争—政党轮替”的节奏，在三十年里把强制力关进了制度序列。这里几乎看不到“观念先行”的神话，看到的都是激励重组后的“观念自我实现”。易中天说帝制是被流氓皇帝“驯化”的，我宁愿再补一层：台湾的民主是被一连串“不得不”的约束“塑形”的——当暴力收益被外部约束拦腰砍半，当财政被地方票箱捆住手脚，当信息被商业媒体与社会化平台撕开缝隙，帝制技术就无处发挥。

帝制并非“华夏血液里的宿命”，它是逆淘汰机制在长期内的产物；既然是产物，就可以被逆转。台湾的例子，正说明了“驯化”与“去驯化”的可能：同样一套党国体制，经过三十年，为什么在岛上会发生范式转移？不是因为“台湾人天生爱自由”，而是因为制度把“守约—克制—讲理—算账”的品质从劣势变成优势，把“敢赌—敢杀—敢骗—敢买通”的手段从优势变成负债。只要大陆的激励结构仍然让后者更划算，帝制就会复燃；一旦前者更划算，帝制就会褪色。问题从来不是“能不能”，而是“值不值”。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陆走不出、或时松时紧地走不快”。不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基因”里排斥共和，而是因为那套帝制技术至今仍然具有短期的统治效率：大一统大陆的地缘安全困境，使中央对暴力工具的“规模经济”始终有效；高强度的国家能力—尤其是数字治理与财政汲取—让“账本与文书合一”的诱惑更大；社会的中间组织被系统性压薄，使“公共理性”的供给弹性不足；财政联邦主义程度有限，使“代表—税收”的捆绑难以落地；信息环境的可控性越高，帝制技术的广播成本越低。这些都是激励，而不是情怀。于是，哪怕观念领域也存在对法治与权利的广泛认同，只要激励的合意均衡仍然在帝制那边，观念就会在“自我审查—自我驯化”的回路里被磨平。

秦晖把“走出帝制”的钥匙放在“重拾周制”的传统资源、在“古儒/法儒”的分野里找到可用的文化底盘；刘瑜提醒我们制度底线需要政治文化共识的支撑，这都对，但还不够硬。要打破帝制的“诅咒”，最有效的入口不是“说服大家先同意”，而是“迫使权力先让渡”。这不是煽情的激进主义，而是朴素的政治工程学：一是把暴力的组织权从个人/党组织转移到受法拘束的武装力量；二是把财政透明与议会预算常态化，把“花钱的人”置于“问责的人”的例会之中；三是把司法的职业化与任期保障做到可逆性很低的程度，让“文书”不再听命于“枪”；四是把地方事权与财权的结合扩展到可以自养的尺度，让“账本”不是只在中央合并报表；五是把信息自由的阈值提到足以制衡宣传垄断的强度，让“广播合法性”的独家权崩解。文化会在这些结构变化之后出现方向性迁移：公民会在一次次胜选与败选中学习，官僚会在一次次败诉与胜诉中学习，媒体会在一次次打脸与道歉中学习。所谓“共识”，多半是这样“被学会”的。

刘瑜在文末引韦伯，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我愿意把这句话的“硬木”具体化：硬的是暴力、财政与信息的三合一。秦晖在《走出帝制》中所做的历史辨析，提供了拒绝“文化宿命论”的丰厚资源；刘瑜提醒我们制度底线没有文化共识就会塌陷，也揭去了一层技术乐观。但要真正把帝制从“可能的均衡”推回“不可行的选项”，还得在那三环上做笨功夫：让武装服从文官并受法院裁判，让预算服从议会并受审计追责，让舆论不服从宣传口径而服从事实核查。台湾不是天外飞仙的“例外”，它是工具箱的“范例”。它证明帝制是后天形成的，也可以后天拆解；它证明历史的“诅咒”并非宗教意义上的诅咒，而是激励意义上的计算。算清这笔账，帝制就走得出去；算不清，帝制就会在新名目下再次归来。

当我们再度面对“谁在决定台湾的明天”的提问时，答案其实也是同一把尺：决定者不是哪一位伟人、哪一种文化的纯度，而是那套把暴力、财政、信息打结的技术被拆到什么程度。拆得越彻底，帝制越无法复活，台湾越可能继续作为华语世界的灯塔；拆得越敷衍，帝制就越会以“紧急状态”“例外治理”“总体战”的名义回来，灯塔就越容易被战火与恐惧熄灭。与其问“基因”，不如改问“激励”；与其问“传统”，不如改问“约束”。这大概才是对秦晖与刘瑜的最有效补充：从文化与制度之辩，走到激励与均衡之算。只有当这笔账在更大范围内算清，帝制的阴影才会真正退场，而不只是换个布景、换套台词，继续由流氓皇帝（或流氓总统、或流氓总书记）导演与主演我们熟悉而厌倦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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