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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何家声：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2015-07-31 15:46:01草草了事阅读(605)
来到美国之后，最伤心的事莫过于总以为我再也找不到那帮共患难的战友了，尤其是再也见不到那些一起长大，一起上中小学，又一起上山下乡的六九届初中同学们了。我们一起共过患难，有一种永远也剪不断的情怀，在如今金钱利益当道，虚假吹嘘为常的社会环境中，这种诚信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在一起渡过了人生极其宝贵的和痛苦的青少年时代。1973年我趁着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机会读了水浒传，从来没弄明白宋江投降有什么不对的，只是看到那些被逼造反的好汉们也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感到非常地羡慕。要说那些都是些不太守法的一般百姓，很多人还不富裕，林冲一个看草料场的配军还能买些牛肉酒饭。我们树林公社的供销社里，连白糖都没有得卖，别说酒肉了，我们的生活根本比不上宋朝。
互联网的连接，地球变得小了，时空变得近了，尤其是他能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战友们又重新联络起来。每次收到来自微信的问候，感觉都是那么的亲切和温暖。看到他们的聚会，虽然我远在地球的另一边，还在上班，可感觉就像再次回到他们中间，打闹着，调侃着，无忧无虑在一起消磨着时光，有永远说不完的笑话，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情意。
上山下乡是空前绝后的经历
知识青年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不一般。虽然没有当过老红军那样到处受人尊重得到照顾，也没有当过援缅远征军那样刻意被人忽略，但是当过知青的经历的确让人感觉到是受过苦的，是个过来人，就像当年落草过瓦岗寨，入伙过水泊梁山一样，有过不一般的经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中国历史上千年都碰不到的，这机会绝对是前无古人，如果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应当不会再有第二次，所以知识青年是可以有能够自豪的经历的。
几千万的人口，持续十年的大迁移，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实在是不多见的。大概只有明朝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的故事才可以和他相比。
另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个移民活动是要求全体适龄青年都参加的。历史上的移民不可能把适龄青年百分之九十九都移出去的，一般读书在校的学生可以不参加，世家子弟，皇亲国戚，也都不会参加到这种针对平民百姓的整城整年的移民动作的。然而我们经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包括了几乎全部从社会上层到底层的适龄青年的。因为这是个没有经过社会筛选的团体，所以部长的孩子和城市贫民的孩子可以住在一个土炕上，抢吃一个盆里的饭菜，这是在一般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是很难出现的情况。
最后，一般移民的行为都是有经济和战争的需要作为前提的。例如，隋炀帝征东，修大运河，秦始皇修造长城，阿房宫。可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却是以教育青年的思想为目的，这更使得他成为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唯一可比的只有玉皇大帝把孙悟空送进炼丹炉的处理，目的是一种惩罚。
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种惩罚，不是什么奖赏。当时让知识青年下乡是为了受教育，是因为他们还不够好，得经过再次的教育。然而，教育到什么程度就好了，就合格了，毕业了，上面没有讲，大概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根本就没打算让知识青年再回到城里来。这就像玉皇大帝把孙悟空扔进炼丹炉的过程一样，根本就没有想让他活着出来。
当然，这个教育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知识青年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这个再教育的合格毕业生。每个人留下的都是自己对苦难，饥饿，寒冷的回忆，眷恋的是战友互相救护，掩护，保护的情意，从来没有为创造出什么领先技术带来的骄傲，也没有成为什么第一所带来的荣耀。
在现在社会的职业场中，如果你标明了知识青年的经历，很多人马上就会把你放在半废品的档次中。只有那些成功人士，偶尔会显示一下自己上山下乡的经历，说明自己也是苦出身，然而之后那个研究生的学历，大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的工作和管理经验才会真正显示他们的实力。对大多数知识青年来说，这上山下乡的经历除了给他们贴上年龄大，没文化，没技术的标签之外，没有任何优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像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一样，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知识青年真的对祖国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打的粮食自己不够吃，根本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经济上是完全的失败。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力挽狂澜，拿出多少亿给国库做贡献的事。
知识青年真的给边疆人民带来先进的文化？要知道那时候知青接受的是再教育，根本不是什么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教化，而是在接受边疆人民的文化。
知识青年真的能够保卫边疆？ 1971年冬天去前旗拉羊粪，每个兵团战士都是，蓬头垢面，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一百多里地路程就让最精锐的男生排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掉队的散落在几十里的路上，一半以上是被别人拉回连的，别说还能参加什么战斗了。宋朝明朝都有军队日行百里，奔袭取胜的记录，我们那里有人家的体力。如果真有苏修特务对七连兵力作一标定，当被标为：号称一连实为难民营一座，因为全连四百兵力估计对付不了人家一个班加一辆坦克。
知识青年返城的事发生在最高领导人逝世之后，是知识青年拼命抗上才把自己的利益争取回来的。后来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改正这个错误决定的意图，只说是今后不再上山下乡了，并且在执行中央决定上打了马虎眼，才让每个知识青年都以个人病退的名义回城的。
青春无悔无从谈起
虽然在教育，经济，政治层面上山下乡是一个完全的失败，很多人还是希望通过个人的成就而体现上山下乡的正面作用，不然这些年不都浪费了。
比如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让自己得到了锻炼，从此任何困难都不怕了，意志得到了锻炼。上山下乡使自己能够见到那么美丽辽阔的疆土，那么实实在在勤劳勇敢的人们，增长了见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自己对事情的估计更加实事求是，因为说大话是要饿肚子的，因此对假话空话有一种天生的防御性，对假的东西的识别有了更高的辨别能力。在兵团建立的友谊，是自己一生的宝贵财富，在社会中充斥着各式各样假的东西的当今，这种在战友中才能找到真情是非常可贵的。另外，你不是看见，当今的最高领导人，不也上山下乡过吗？我们自己人中不是后来也有人当了大官吗。
然而，这是把原因和结果搞错了。孙悟空最后变成了火眼金睛并不是玉皇大帝的本意。秦琼是瓦岗寨的英雄，但是他的功劳是帮助李世民打江山挣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收获和结果都不是上山下乡决定者最初打算的。
判别你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青春无悔其实是可以测验的。如果认为是青春无悔，你是否打算让你的小孩到你插队和兵团的地方去锻炼几年？
在美国很多名校，很多家长愿意把小孩送到自己的母校去学习。尤其是像哈佛，斯坦福之类的学校还给这些小孩在入学上提供些优惠。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知青愿意把自己的小孩再送到他们所去过的农村边疆锻炼七八年，青春无悔从何谈起？
我们宝贵的青春是在打黄土坷垃中渡过的。我们当中应当出现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画家，作家，名演员。在应当受教育的时候，我们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
有的战友会说我们也搞过科学种田。从现在看，那时讲的科学种田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内容。我们每年春天下种的时候总会把尿素和种子掺在一起种下去，我们当中有几个人知道，这尿素和种子一起种到地里是个浪费。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是在家等小孩回来修电脑，发照片，而不是手把手教小孩安装电脑，修改他们写出的电脑软件。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着打开的汽车前盖发懵，不知道这些方的圆的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车除了烧油之外还要加水。当时我们应当去念书，上学，学习能够再生本领的能力，社会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六九届上山下乡是个没人指出的错误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的是知识青年。六九届初中生，即没有知识又不是青年，根本就不该上山下乡。学校给发的那个毕业证书，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用处。所以，让六九届上山下乡本身就是执行政策时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六九届初中生是小学还没毕业，什么当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都因为太小不让去。就是有个别的参加了大串联，也是自己瞎跑，弄上个温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不容易了，大字报都不会写，甭说干什么革命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没有我们的份，就连这个最简单跟上起哄喊口号的事都不让参加，怕人多给踩坏了。到了农村，边疆，一帮十五六的毛孩子，根本未成年，不单是农活不会干，文章不会写，而且连取暖，洗衣，等基本的生存本领都不会。睡觉尿炕的事也绝对不是什么稀罕事，因为根本就没有长成人。
六九届是最没有文化的一届。当时的文化水平也就小学毕业，仅仅扫盲而已。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因为学校都关门停课，都没有学过什么初中的文化课。可当时在兵团附近内蒙古地区的中学并没有停课。1973年我们复习高考时，树林公社放电影的就是个高中毕业生，对我们绞尽脑汁去解的初中数学问题，他都不费力可以解决，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因为我们在自学初中文化课，中国的课本是需要老师在课堂演示的，是很难自学好的。当然后来很多人自己学习了些文化知识，尤其是文科知识是可以自学的。但是再难些的数学，英文，日文等外语在乡下绝对是学不好的。
估计那时候也应当有人发觉了这个错误，可那时候谁也不敢提出来反对执行这个最高指示，所以也就跟上大家一起推动这辆规模浩浩荡荡，目的莫名其妙的大车。我们知道，后一届，北京七零届的初中生就不用再到边疆来了，可见有人察觉到这个错误，偷偷地把政策改了。
当今许多当年的知识青年希望从政府得到些补偿，特别提出要对当时年龄比较小的，也就是对六八，六九，七零届，重点补偿，原因是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以上山下乡的方式承担了义务，减低了社会的动乱，使国家得到了稳定。然而，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只有把最捣乱的迁移到农村去才能使城市更加安定。可这些未成年的六八，六九，七零届初中生是最没有捣乱能力的，怎么可能承担了更大的义务？要我看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稳定政局承担了更大的义务，也不是他们承担了更多的保卫边疆的责任，而是他们根本就不该去。因为他们未成年，政府的错误使得他们遭受了比一般知识青年更多的苦难。这就像大夫给病人吃错了药，刑场上枪毙了赔绑的，法官把旁边起哄的和打架的一起判了刑，是执行政策上的错误，所以政府应当承认当时的错误和对其错误决定所造成的伤害予以赔偿，才为合理的要求。
然而最让人害怕的和匪夷所思的就是这个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像个没有车倌的马车凭着惯性逛荡了好几年，没有人知道他到底会去哪儿，没有人指出那车上拉着些不该上车的孩子，没有人能让这辆车停下来。
知识青年历史之责任
其实知识青年的困难并没有随着回到城市而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又一直缠绕着过去的知识青年。
当一个人拿上病退的文件回到曾经居住的城市，知识青年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班长连长，熟悉的战友，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熟悉，但是已经变得冷酷的社会。他们和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是那么的不和谐，对这个要求“革命化， 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的社会，除了革命化之外他们是一无所有。工作上他们要领更少的工资，管年轻人叫师傅学手艺，被那些上过大学比他们年轻十岁的毛孩子管着。在家里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培养下一代，还要一起挤在小小的屋檐下。当不能找到技术含量更高的活，他们就去修马路，当搬运工，看仓库，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勉强活下来。当没有那么多国营企业的工作岗位时，他们没有灰心丧气，伸手向国家要，而是自己摆小滩，当个体户，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对生活的创造力。同时，他们还要忍受着社会上各种歧视藐视甚至敌视，承受住新旧文化产生的撞击，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自己的理想。
我们的一个战友，已经故去的王孝武，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我妈妈家门口的那家豆制品厂工作，我每个星期回家的路上经常看见他在库房里收拾麻袋打扫卫生。那次看见我回家来，他兴冲冲地跑到我家跟我说，他被提拔当车间主任了，我的确为他高兴。他说：我在兵团呆了七八年，连个副班长都没让我当过；上了八年学，连个学习小组的副组长都没让我当过，因为我下过乡去过兵团，干活实在，被选中当了车间领导。在那个时代，这是个及其普通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过如此的评价：这人说的可信，出的主意可行，做的事可靠，因为他下过乡，去过兵团。这是口颂的丰碑，我们在在各个角落里发射着自己的光芒。
知识青年的苦不应当白受。要郑重地告诉大家和下一代，我们不应当再去重复那不堪回首的历程。作为每个曾经的知识青年，最重要的是应当尽自己的努力，避免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是我们的苦没有白受的硬道理。
来源：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六七期（cm1507e）
泪流满面......
张泊寒：知青陈佩斯：那些关于饿的记忆
“我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童心未泯的年龄，母亲手把手教他做饭、缝被子、补衣服……
他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了内蒙古大草原。
四十多年来，大草原在他心里沉甸甸的，这里有他的青春记忆，有他的青春梦想，还有他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就是陈佩斯。
“他们知道，孩子逃脱不过这次席卷全国的运动。”
1969年9月的一天，呼和浩特火车站。
一列知青专列停了下来，一群衣衫褴褛的流浪孩子兴奋起来。
知青们拿出食品给流浪孩子，他们吃完就跑，一个个上蹿下跳。眼看着他们扒上一列开动的列车走了，但是不久，他们又从知青专列的车厢底下钻了出来。
“火车就像他们的玩具一样！”陈佩斯回忆他当年途经呼和浩特时的情景。
在闲聊中，知青们得知这些孩子的父母双亡或者被关进牛棚，他们流浪在铁道线上。
列车开动了。因为车厢里闷热，知青们都打开了车窗，他们看见那群孩子在冲他们招手。当知青们招手回应时，才发现上当了，这群孩子拿起给列车加水的皮管子，兴高采烈地向每一个经过的窗子里冲水……
“我觉得生活永远不会缺了快乐。在残酷的环境里，你看这些孩子的生存能力真是顽强。我不能说那些孩子，应该是我的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们！”陈佩斯说。
是啊，这一年，陈佩斯才15岁。
陈佩斯亲眼看见父亲领百花奖时的荣耀，但是一夜之间，父亲就被打倒关进了牛棚。
“半夜，大卡车在楼下一停，就听见皮鞋声上来了，堵住前后窗户开始抓人。”回忆起当年家里的不幸遭遇，陈佩斯至今心有余悸，“我一直到了30多岁的时候，晚上睡觉时外面有人走路重，我都害怕，立刻会从梦中惊醒，心脏跳动加快，浑身出冷汗。”
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掀起高潮。父母有意识地培养陈佩斯的独立生存能力，他们知道，孩子逃脱不过这次席卷全国的运动。
父母补发的工资，都买成了实用的东西：木箱子、被面……
“我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是的确良被里被面，那时候的确良是比较贵重的东西，就是保证你用小半辈子不会坏。”陈佩斯回忆说，“那时我才14岁，母亲教我做饭、缝被子、补衣服……教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当时，陈强一天到晚忙着写检查、受审查，但是他一有时间，就给陈佩斯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抗战时期，他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还经历过残酷的战斗。陈佩斯深知父亲的用心良苦，他说：“我脑子里老有父亲年轻时的影子，他给我打下了一个精神上的底子，我觉得生活再苦，比起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来说不算什么，他那段时间给我留下了一笔非常有意义的东西。”
陈佩斯接到去内蒙古插队的通知，他背上母亲准备好的行囊就走。陈强把陈佩斯送到火车站，鼓励他说：“这算什么，走吧！”
“下乡就是劳动呗，就是改造自己呗！”陈佩斯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地踏上了知青专列，奔向陌生的塞外。
“当年插队时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就是熬到年头了。”陈佩斯爽朗地笑了。
“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了”
在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八连，陈佩斯开始了兵团生活。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北京、浙江知青刚盖起了四排房子，而此前，他们住在废弃的羊圈里。陈佩斯感觉自己运气非常好，一来就住上新房子，虽然是8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
八连是战备值班连，钢枪发下来了，陈佩斯特别兴奋，但是拉练了一次后，钢枪没有用处，因为战士们平时都吃不饱饭，没有粮食进行拉练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屯垦戍边，首先是向沙海要粮，种地养活自己，然后才是保卫边疆。”陈佩斯说。
15岁的陈佩斯面对的是超强度体力劳动的磨砺。
兵团没有马和牛，战士们人拉犁，耕出一垄垄地来。
由于沙地不适宜种庄稼，种植的糜子只长10来厘米高，收割时没法用镰刀，战士们只好趴在地上薅。一亩地撒下一二十斤种子，收获时还不到10斤。
种地之余，陈佩斯和战友们为兵团盖起了家属房、小礼堂、伙房、团部、小卖部、畜牧良种繁殖场、医院等。
种地养不活人！兵团向国家申请了“引黄改造沙漠”的水利工程，“变相向国家要钱要饭”。
春天来了，却没有丝毫诗意！
水利工程开工后，技术人员“拿线一绷一比划”，留给战士们太多的难题。
排灌渠经过小沙丘时，战士们拿工具往两边一豁就开了。但是大沙丘有三四层楼高，等他们连滚带爬地移走了沙丘，挖出渠道，第二天却被流沙掩埋了。战士们每天和流沙打拉锯战。经过沼泽时，战士们用手推车到远处推沙土，填平沼泽地。每推一车沙土上大坝时，战士们谁也不敢偷懒，只要一不用力，车就不动了，甚至往回倒。陈佩斯累得“总觉着自己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最后，他们硬是在沼泽上堆出一道“长城”来。
战士们用汗水修建的排灌渠，基本上没有用过，等验收不久，就被流沙掩埋了。
陈佩斯“在半死不活的状态里，每天都在倒气，因为劳动强度特别大，关键是顿顿吃不饱肚子。”
“我们连队几乎没有副食，一年吃五六个月的酸菜。”因为穷得买不起菜缸，陈佩斯对土法腌酸菜记忆犹新：“在胶泥地上挖个坑，放上白菜撒上盐，盖上一层土，然后再放白菜撒盐盖土，最后盖上一层沙子。”
开春时，战士们挖出酸菜，“一吃，那个臭呀！”
第二年，战士们开始种胡萝卜、蔓菁、大白菜，生活条件才改善了一些。
附近防风林里长满了甘草，挖甘草成为八连唯一的副业。一次，陈佩斯挖到一根碗口粗的甘草，他没舍得上交，把它插在房檩子里藏了起来。他探亲回来，一进屋就抬头看，却发现甘草不见了，“不知道谁拿回家孝敬自己的爹妈去了，我爹妈还没孝敬呢，气死我了。”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文艺表演，因为过去家里不让做这行，家里唯恐避之不及呢，谁还敢往上贴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陈佩斯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的儿子，但是有表演天赋的他在兵团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哪怕是和战友在一起时即兴表演一番。
不过，陈佩斯和战友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却高涨起来。
1973年，经过4年的锻炼，陈佩斯和战友们不仅对农业生产非常熟悉了，而且都成长为娴熟的建筑能手。陈佩斯自我评价“有相当的生存能力了”。
“当时，兵团在管理上不是很严格了，它也无法严格了，因为总得让人生存呀！我们这些知青已经不是刚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干的学生了，已经成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准备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把过冬的蔬菜都准备好了。连队准备一部分，我们再偷一部分，我们偷的菜和我们自留地的菜长得挺好，收获非常好，副食改善得非常好！”陈佩斯乐呵呵地说。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种植了甜菜，亲自动手熬起了糖稀。他们把糖稀装进罐头瓶子里，整齐地摆放在窗台上，阳光照射下来，糖稀发出赏心悦目的酱红色光泽，大家感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幸福。
陈佩斯和战友们还有更大的计划，那就是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他们一商量，决定第二年开春盖房子，这一次可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为每一位知青盖一间，改善生活条件。战士们查看周围环境，选好了一块地。买砖是没有条件的，他们决定盖土坯房子，而且抛弃传统的长方形样式，盖圆形的房子，从力学角度看不仅结实，还避免了垒砖垛。盖房子需要木头做门框、房梁和檩子，大家就把防风林里枯死的大柳树和大杨树砍回来，没地方藏，干脆用它架成床铺，下面的空地方还可以不断地往里藏木头。
“如果在这里扎根，我们会把生活条件改善得特别好。”陈佩斯说。
“关于饿的故事，陈佩斯讲了许多。”
“开春时，正是天鹅、野鸭、大雁飞来的时候……”当年，许多事情让陈佩斯记忆犹新，他用记忆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图画：陈佩斯精疲力竭地推着装满沙土的手推车，几乎寸步难行。这时，天空传来禽类的鸣叫声，他抬头看去，一只天鹅带着两只小天鹅在飞翔，天鹅也在斜着脑袋看他呢！
“天鹅张开翅膀，有1.8米，像人一样大，它们在低空飞翔，感觉轻轻一跳就够着了！”
天鹅的鸣叫声，陈佩斯感觉至今犹如在耳际。前几年，陈佩斯和爱人在西湖畔下榻，夜半，鹅声顿起，惊醒的他不由自主地号啕大哭……
连队驻地北边，是一片淖尔，那里栖息着许多珍禽。
饥饿难忍，陈佩斯和战友来到淖尔边，在芦苇荡捡到两颗鸟蛋，他们揪起衣角小心翼翼地兜着鸟蛋往回走。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有一只美丽的白鹭，正在向这里张望。陈佩斯和战友一追，白鹭就跑，一停止追，白鹭也停下了。他们嫌带着鸟蛋麻烦，干脆放下去追白鹭。这可是一顿美餐呀！可是，等追得离开芦苇荡，白鹭突然飞走了。抓白鹭无望，他们回去拿鸟蛋，却怎么也找不到放鸟蛋的地方了。大家恍然大悟，被白鹭骗了！
一次，陈佩斯在芦苇荡里捡到一颗大鸟蛋，他兴高采烈地往回走，突然听到天空传来天鹅的哀鸣声。一只天鹅在空中盘旋着，久久不肯离去。不久，它绝望地一头扎进海子里。
陈佩斯头一歪：“别骗我了，这次我可不上当了。”
回到驻地，当地老乡说这是天鹅蛋，天鹅发现蛋没有了，会一头撞死！
陈佩斯情不自禁模仿起自己当年的场景：低着头，双手揪着衣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天鹅蛋，又送回了芦苇荡。
老乡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了陈佩斯，他不由地心一酸：天鹅竟然有这么浓的亲情，自己漂泊在外，千里之遥的父母一定在牵挂着自己！
陈佩斯说：“吃，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记忆，不，准确地说是痕迹。”上世纪七十年代，15岁的陈佩斯就去上山下乡了，在那里劳动了近5年。他说：“那时，给我留下的痕迹就是一个字‘饿’！可以说，天天吃不饱，每天就是与饿在对抗。”陈佩斯说着话，指着自己的太阳穴道：“因为吃不饱，所以还不到下顿饭的时间，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因为总是饿，吃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狠，用牙使劲咬。因为吃得狠，我脸上两个腮帮子的咀嚼肌，鼓鼓的，长得又硬又大。我吃生老玉米的时候，因为用牙使劲咬使劲啃使劲嚼，这样才觉得过瘾和舒服。因为吃东西狠，咀嚼时两个太阳穴上的青筋暴突，那个部位就形成了两个大包，别人看到我，都说我太阳穴上怎么长了两个大包，不知道是因为我狠吃吃出来的。”
关于吃，不，是关于饿的故事，陈佩斯讲了许多。“在乡下的时候，由于粮食不够吃，一天就减成两顿饭。再加上没有油水和副食，饿得我‘五脊六兽’的。没办法，就吃大萝卜，用植物纤维把肚子撑起来。几十年了，饿的时候，原来是因为吃不饱，我就吃萝卜。后来是因为血糖高，饿了，我就半夜起来吃萝卜。因为年轻时我撑大了的胃随着年龄增加逐渐在缩小，消化也慢了，最近一年多，半夜起来吃萝卜的习惯才改变。”饿的痕迹，按陈佩斯的话说，留下来的不止一个。他说：“离我下乡的连队四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饭铺，卖点馒头窝头什么的，有时赶上了，炒菜里有点肉星和蛋花。那时，我们每个人每月能攒下几块钱，整天就盼着按连里的规定——周末时连里可以出去一个人，去别的连队或去看望老乡什么的。借这个机会，大家就托出去的这个人，带两个馒头回来吃。”说到这时，陈佩斯指着咖啡色的桌面对我说：“那时的馒头就是这种咖啡色，是全麦粉的，那时就是美味了。”
陈佩斯给我讲的饿的痕迹很具象。“因为饿，出去的那个人，早晨5点钟就要起床出发。大西北风，举目就是沙丘和荒地。出去的那个人，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晃荡’着前行，中午才能到小饭铺。如果赶上运气好，能买点打牙祭的东西天黑前赶回来，大家皆大欢喜。不好的时候，小饭铺什么东西也没有，来回80里路两手空空地赶回来，见到大家后灰头灰脸的，大伙心情都很沮丧。更不顺的是，出去的人没买回东西，半夜还没有回来，全连的人要起床出去找他。被找回来的那个人更惨，早晨走时就没吃东西，晚上又没赶上饭，饿得前心贴后心，还得听大家的埋怨。”
“这是儿子唯一的返城机会”
陈强与陈佩斯（新华社发）
“部队因林彪事件停止征兵后，当时只有部队的文艺单位招收年轻学员，因为经过几年‘文革’后青黄不接，文艺单位很少有年轻人了。”陈佩斯说。
陈佩斯回家探亲时，父亲就和他商量这件事，希望他报考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
“这是父亲被迫做出的一个决定，让我投考部队文艺团体。”陈佩斯说。而此前，父亲不仅不让他沾表演艺术的边，甚至也不让他看电影看戏。
陈强手把手教陈佩斯，小品表演、发声技巧、诗歌朗诵……
因为他知道，这是儿子唯一的返城机会！
“当时八一厂确实需要一两个演反派的演员，招收学员的名额里就有，他们不能都培养浓眉大眼的，他们要弄俩歪瓜裂枣的，我就正好碰上了，他们碰上我这个歪瓜裂枣的了。”回忆起当年考试，陈佩斯开心地笑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受到父亲“政治问题”的影响，接下来，是漫长的政治审查。
陈佩斯回到了兵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1973年10月的一天，一个副连长溜溜跶跶过来找陈佩斯：“哎，陈呀，你考八一厂的事差不多了哎，人家来人了。”陈佩斯不太相信：“您别拿我开逗了，您别逗我了。”晚上，等连长把陈佩斯叫到连部安排此事，他才相信了。
第三天，他“拿到调令，打起背包就走！”
“当时真的是为了找个吃饱饭的地方，在兵团实在饿得不行了。”陈佩斯深有感触地说。
当年，陈佩斯在兵团时去过一次陕坝，他还记得那里有一条200米长的柏油马路，“踩上去软绵绵的”。他一直想找机会去临河看看，但因没有钱买火车票，而未成行。
离开25年了，他一直没有再踏上那片有他青春记忆和梦想的土地……
陈佩斯和家人去过两三次内蒙古东部，也来呼和浩特演出过两次喜剧《阳台》，他为什么不回当年的驻地看看呢？
“一直想回，可是它在我心里太重了，分量太重了！人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理因素，分量越重，我就越选择不出一个好时间。”陈佩斯一语道破，他打了一个比喻：“就像当年毛泽东打下天下以后，哪儿都去了，唯一没有去过的就是陕北，因为陕北对他太重要了，心里的位置太重了，是他真的不想回去吗？不是，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好的机会，我相信是这样的！”
“听说那儿变化非常大，我想有一天会去，去那儿看看。尤其年纪大了，少年时曾经经历过的地方，特别想去看看，而且它当年给我带来的东西是一生都受用不完的。”陈佩斯语重心长地说。
“那时候挨饿的滋味确实太痛苦了，它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你的意志，真的，那时候太痛苦了。”陈佩斯认为兵团的经历是自己的一段宝贵财富，“给我的生活打了一个底子，打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底子，在我今后的工作中，无论碰到什么艰苦生活我都不觉得苦，我都很从容地对待。”
陈佩斯到青海去拍戏，无论在草原上还是高原上，生活过得几乎和牧民一样，但是他很乐观，“我都觉得很好玩，很无所谓，起码你现在能吃饱，吃得不错。”
“我每次来内蒙古，都会体验到一种浓浓的乡情味儿。”陈佩斯说。
来源：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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