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粮站简介篇

长江农场粮站是众多辅助单位之一。全站共有五个分库，均匀分布在农场的四角和中心。三库是总站所在地，三巨头的党支部书记们，均驻留在三库。除大致类似的仓库群外，三库还有轧米厂，猪饲料粉碎车间，机修车间，扛运组，食堂，菜园，会计室，医务室，保管组，大米，面粉及猪饲料门市部等。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粮站不属于农业连队编制，或多或少有点企业性质。譬如，各门市部的销售收入，必须与支出相平衡。所谓支出，即任何东西入库，如稻谷等，都必须记录在册，虚拟付款。因此，粮站的主要领导，都由原来上海的下放干部组成。这可能是需要他们的企业管理经验，来经营，运作粮站。整个粮站，约有一百七，八十员工，其中如我们这般历届中学毕业生占一半多一点外，其余有若干本地崇明人，及一些上海下放干部和下放工人。

一星期培训结束后，我们面临重新分配至五个分库的命运。有些新员工看上了天高皇帝远的好处，主动报名去总站外的分库。有一位来自同一新成中学的员工，喜欢画画，觉得六库的地理环境适合他作画临募，就主动要求留在六库。而大部分不提要求的，就被分配至三库总站。本人没提任何要求，便随便划归三库。

刚到三库的员工，先是随意分到上述的某一部门实习三个月，然后根据其表现及特长，再永久性地重新分配至适合其人的地方。机修车间，会计室是最热门的部门，是粮站管理层皇亲国戚的禁脔，不容贱民们觊觎。本人不幸中的万幸，分到猪饲料粉碎车间，没充军至扛运组整日扛大包。

猪饲料粉碎车间(以下简称粉碎间)，二十四小时分二班制运行，每班四至五人。生产指标是每班粉碎一万至一万五千斤猪饲料。原料由大麦，元麦，米糠以及榨过油的棉籽渣组成。前车间一百多平方米，装有一条地笼式螺旋输送道，将混合原料输送到尽头的二部粉碎机。每部粉碎机，由一台约50kW的电动机带动。电动机巨大无比，初见之下，深为震撼。那个年代，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概念。粉碎机与电动机之间，仅由三条裸露在外的橡胶皮带联接，中间没有任何防护罩以防止外物卷入。可想而知，行走在电动机与粉碎机之间的人员，一旦衣物被卷入皮带，唯一的下场便是绞成粉末。二台粉碎机一旦运转，噪音高达120分贝。边上有人说话，必须对着耳朵嚷，才能听见。后车间很小，主要功能是将打碎的饲料粉装袋，然后扛运至销售仓库备售。粉碎后的猪饲料，是通过连接粉碎机的鼓风管道输送到后车间的。管道的末端有一巨型漏斗，漏斗尽头有一手动开关。开关一开，饲料即由漏斗流入由架子支撑着的麻袋。装满麻袋，手动关闭开关，同时用一根线扎住麻袋口，交与另一人扛走。

因为实在扛不动包子，加上腰痛未愈，虽然操作粉碎机有以上所述种种劣处，但体力消耗相对较轻。与同班同事商量后，所以还是选择在前车间工作。干了一星期后，耳朵实在受不了粉碎机的噪音，又和同事商量，转换岗位，去灌装麻袋。实际上，所有的岗位都是苦差。灌装麻袋的苦处是，单人必须提起麻袋，交与下面的人扛走，因此指甲非常受力。几个星期下来，鄙人双手指甲几乎全部翻裂。没办法，又和同事商量，对换角色，开始扛包。好在，猪饲料袋重约140斤左右，比稻包轻了二十多斤。其时腰痛也几乎消失，扛了一阵后，居然喜欢上这份工作。所以在粉碎间实习的剩余时间，一直将这份工作做到底。并且也能按照标准的姿势，挺腰肩扛包子，昂首阔步。

在粉碎间干活时，一陈姓同事系73届中学毕业生。人长得五大三粗，非常讲义气。他担任鄙人所在班的组长，见我长得瘦弱，所以尽量照顾鄙人。换岗之事均由他安排调整。农场各部门的主力，均由年轻人组成，天然形成各种帮派。陈同事所属的帮派，是粮站最会打架的一群。随着与他的走近，我自此在粮站没有受到其他人的欺负。有趣的是，这一群人特别喜欢四国大战的军棋游戏。本人在中学期间，因无所事事，也是该游戏的粉丝。并由此练出一套察眼观色的本领，能轻易辩别对方司令，军长的隐藏处，进而潜行扑杀。参加他们的四国大战，往往能大部分时间赢得游戏，令他们折服，得到他们的尊重。

三月实习期结束，征求意见时，陈组长实事求是告诉领导，说本人工作踏实，埋头苦干，但身体确实偏弱，不适合在粉碎间工作。由于本人面相老实本份，也没什么投机取巧行为，不似偷奸耍滑之人。综合各方意见，最终决定分配鄙人去保管组，担任稻谷化验员，检查入库粮食的水份，杂质。工作本身，是粮站最轻松的职位之一。这是本人进入社会后的第一次飞跃，并没有依靠任何的关系或后门。从此，踏踏实实，老实人不吃亏也成了我做人的准则之一，并由此也受益匪浅。

4. 工作篇

保管组，顾名思义，就是保藏和管理，让保管的东西不受损失或不发生变化。粮站每天处理的东西是粮食，因此保证粮食不变质是保管组的首要任务。稻谷进库前，水份必须保持在14%以下，方能保质半年以上不发芽或发霉。

进库稻谷的干燥，全靠太阳晒。而晒稻谷一靠场地，二靠时间，三靠天气，是个很枯燥的活。农业连队交稻谷的员工，大都没有这份耐心。因为，首先他们要借用粮站的水泥场地晾晒稻谷，接着还要不停的用铁掀翻晒它们。晚上回连队前，又要将稻谷堆积起来，用油布盖住，避免潮气。连晒二三天，一般可将含水18%以上的稻谷干燥至14%。干燥达标，并不意味着稻谷就可入仓，还要用筛子去除杂质。具体操作是由二人各站在一竹筐上，抬着单人床大小的筛子前后上下摇动。而下面的人，随即挥动铁铲，将几千上万斤的稻谷一一送入筛子。干净的稻子落地，大于筛孔的泥块小石粒留在筛子上。筛动时，泥尘遮天蔽日，一天下来，整个人成了泥人，七窍塞满泥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生活上，由于不在自己的连队，连喝口水都困难。所以，一般情况下，交公粮的连队员工，都会想方设法地交差了事，蒙混过关。

作为入库粮食化验员，他们要过的第一关就是本人。检验杂质含量，最粗暴的做法就是称重。用一长达80厘米，头尖中空的管状取样器，插入麻袋，取出100克的入库稻谷放上天平称重。接着将稻谷一颗一颗挑拣，放入天平再次称重，差值便是杂质含量。当然，在大家排队交公粮时，此法因为太费时间，不太采用，除非遇上很挑剔的顾客。一般情况下，根据经验，采取目测法估算杂质含量。而稻谷水份的检测，主要依靠一电容式检测仪鉴定。该仪器检测原理很简单，内筒和外筒形成一圆柱形电容，其间装入待测的稻谷作为电容的电介质。稻谷水份的变化，会改变电介质的介电常数，进而影响电容的读数。经过校准，不同的电容值，对应于稻谷的不同水份值。由于稻谷水份的检测，都由仪器裁定，理论上，应该没什么可争议的。可是一旦遇上蛮不讲理的连队，就有些麻烦。

轻则，他们会要求用烘干称重法重测，即类似于检测杂质的称重法。该法的具体过程是，取无杂质稻谷50克为样品，将其磨成粉状，均匀摊薄在一盘中。然后，将该盘送入一温度已设定在摄氏200度的烘干炉，烘烤15分钟。取出盘子，将烘干的稻粉再次称重。先后二次的重量差值，便是待测稻谷的水份含量。以准确性来讲，烘干称重法，是最无可争议的。唯一的缺点，是很费时间。其实，电容法和烘干称重法所测的数据，一致性还是很合理的。要求重测的，大部属找碴闹事。

如重测不成功，有时，他们还会试试其他运气。譬如，辱骂恐吓等。再进一步，就会动手动脚。对于这帮无赖混混，一般情况下，为了省事，大家方便，只要轧米厂的仓库空着，就算是稻谷水份不达标，也让他们入库。因为，直接送去轧米厂的稻谷，轧除稻壳后，可以马上作为大米销售，没有储藏霉变的问题。但这种变通法的前提是，轧米厂的仓库必须有足够的库容，可以容纳消化入库的稻谷。在入库的高峰期，轧米厂容量有限，大部分稻谷还是必须满足标准，才能入库。

记得有一次，遇上一蛮横霸道的连队。七，八个人，仗着人多势众，围着我非要让他们不达标的稻谷入库。开始时，谩骂威胁。无效后，开始对鄙人拳脚相加。其时，本人已在粮站工作二年多，已非吴下阿蒙， 结交了一批唯恐天下不乱的伙伴。一听到鄙人遭人殴打，十几二十人拿着扁担杠棒，就冲了过来，开始群架。粮站这边，人多势众，又有棍棒助威，一个回合，就把对方那七，八个人打得抱头鼠窜。其中的老郭兄弟，中学72届，大我二岁，第一个冲过来。平素，因为习性，爱好都很相似，老郭，陈QY，谢ZM，三个72届，加上朱G与我，二个74届，是一抱团取暖的小团体。老郭脾气本来就很暴躁，是粮站人见人怕的打架王之一。见我受了欺负，哪能容忍得了这种事情。情急之下，他拿起一块磅秤的铁秤砣，照着其中一个闹得最凶的，往脑袋一砸，当场将那人打翻在地，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闹出这么一出大事，当天粮站也停止收粮，公安局派出所介入，开始调查事件始末。最后的结论是，交粮的连队寻衅滋事，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事后，该连队还写了道歉书，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说实话，事件发生后，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因为毕竟粮站伤了对方好几个人，让他们住进了医院。其中被老郭打破脑袋的哪个，还真担心有性命之忧。而粮站方面，仅有本人算是伤号，有些鼻青脸肿。但属于轻伤，几天后就能恢复。事件的结局，好得让我难以置信。后来再想想，心中也就释然。因为在哪个年代，几万热血沸腾的小青年，在那鬼地方战天斗地，毫无前途可言。大家本来就戾气冲天，一点小事，都会引起打架群殴。这已成了解气泄愤的一条途径，各级领导早已司空见惯。因此，双方领导通常都高举轻放，息事宁人。况且，事件虽因我而起，可其走向，实非我所能控制，本人反而是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要怪，也怪不到我头上。经此一役，鄙人也小有名气，再也没遇上刁滑蛮横交粮之人。粮检过程相对平稳顺利，直至离开粮站上大学。

粮食化验员的工作，集中在夏收和秋收的各一个月。过了季节，保管组的日常工作，便转移到维护粮囤，防止里面的稻谷霉烂发芽。

一个粮囤可囤十几万斤稻谷。建囤所需材料，不涉任何钢铁木石。以现代眼光而言，非常环保。筑囤开始，先将稻草编织而成的草包，塞满谷糠，在干燥泥地上，圈成一个十几公尺见方的囤基围堰。围堰内，填入稻壳至30厘米高下。随后，在围堰四周及顶面，铺以竹皮编成的篾席，用竹签固定。这样，一高约30厘米，长宽各十几公尺的囤基就算筑成。囤基的作用，主要用于隔绝来自于泥地的水气。接着，沿着囤基边缘，垒上一圈灌满稻谷的草包。圈内，便可倒入进库的稻粒。待到稻谷与四周草包相齐，随即又垒高一圈稍稍收窄的草包，继续倾入稻子。如此反复，层层垒高。收顶时，一个粮囤可达十几公尺，约三层楼高。完工前，粮囤外面，自下而上，顺序围上篾席，再用竹签固定，用于防雨。每当夏收或秋收季节，粮站就要搭建如此的粮囤二十多座。储藏，收集的稻谷可达三，四百万斤。

崇明地处长江口，面向东海，雨水较为充沛。粮囤外面包裹的篾席，防水功能不算太好，囤子有时会漏水。一旦浸水，粮囤里面的稻谷，便会开始发热，进而霉变。所以，保管组必须每隔几天，就用一长达三公尺的装有温度计的细铁钎，插入囤子检查温度，以保证粮食不会变质。一旦发现囤温超过摄氏40度，就到了拆囤的时候。囤里的稻子会被送入轧米厂，轧成大米供售。

除了时不时得检查囤温外，囤基周围会有不少散落稻粒。这些稻子，一遇上雨水，便会生根发芽。保持囤基周围清洁，铲除这些生根发芽的稻谷，也是保管组的日常工作之一。发芽的稻子，加上铲除的泥土，装入梯形垃圾翻斗车，拉往粮站外边，倾倒在河边荒地。车子，加上垃圾，整车可重达四，五百斤。拉车的活，就由陈QY和我轮流担任，女生们就在后面帮忙推车。由于大部分路面都不是水泥路，每逢下雨，积水就会使车轮陷入泥水中。泥泞的路面，加上脚下打滑，有时要使上吃奶的劲，才能拉动车子，算是一份重活。虽然辛苦，鄙人从没偷懒的心思，往往义不容辞地抢担拉车重任。虽然没有要特意表现的念头，但努力工作的形象，最终被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算是意外收获。

农场属于国营企业，因此，员工每月都能领取工资。相比于平时只拿工分，年终才分红的插队落户同学，要强上许多。第一年的农场新员工，月薪一律18元。一年后，涨一次工资，分为二档: 24元和27元。基于工作表现等各项指标，大约只有10%的新员工，才能拿到月薪27元。五年过后，会酌情再增加3至6元。刚满工作一年后，保管组正组长黄YQ，崇明本地人，及付组长陈QY，便大力推荐本人为这10%的名额。对于本人平时的努力，站领导也颇为欣赏。最终，鄙人脱颖而出，比保管组同龄的六，七人，拿到高约13%的薪酬。综合智力，体力，性格，脾气等各项指标，本人一直以为，体力是我最弱的一项。但却想不到，在农场的一年中，通过卖力干活，反而变成众人最为认可的特质。为此，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田忌赛马，我的下驷居然还有机会。

评论: 随着年岁的增长，逐渐认识到，人其实是这种奖惩系统的奴隶。付出甚多，但所获甚微。终其一生，90%的人，和头前悬着胡萝卜的驴一般，力争上游，盲目前行。真正意义上，人和动物，其实差别不大。一生的追求，在还没切实明了生存的意义，能真正享受生活前，死亡已来到面前。

其实，这点收入，与在上海务工的同龄人相比，委实算不了什么。满师后，所有上海务工的，最低月薪36元，是本人27元的130%。收入少，工作又辛苦，加上生活枯燥无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城乡差距，令人无奈。而悬在众多下乡青年前面的胡萝卜，便是上调，回上海做工人。理论上，只要在农场呆够五年，都有机会上调。可实际上，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大约也就7%左右的概率。能中这头彩的，一靠关系，二靠家中变故，譬如，父母之一突然过世等。所谓工作表现，虽也会考量，但其实是最不靠谱的。恰如那胡萝卜，虚无缥渺，促使你努力向前，最得益的，却是主人。

光阴如梭，二年过去，时间到了1977年。刚入场时的新鲜感，早已逝去。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毫无目标的漫漫长路，消磨着我的意志。接近年尾，一重大新闻，突然惊醒了迷惘中的我。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得此消息，欣喜若狂。几天后，立即报名参加高考。报名截止，全长江农场报名人数超过一万，几达全场三分之一的员工。这般热烈的反响，足见年轻人对改变自己命运的追求和渴望。也间接反映出，平民对文革关闭大学，断绝阶层上升通道的憎恨与厌恶。由于考试场地，阅卷人数等限制，最终决定先在场部举行初试。从一万多人中，选出三千人，淘汰率高达70%。

粮站共有员工一百七，八十人，年轻人约占一半多。报名参加高考初试的，总人数居然超过五十，约占全站一半左右历届中学生。初试只考语文，数学。从报名到初试，仅有一星期时间，根本没法准备，只能靠基本功。初试结束，粮站约有10人通过考试。其中鄙人，考入全农场前100名之内。如此高的成绩，让站领导也深感与有荣焉。智力上的比拼，开始成为鄙人一块新的用武之地。扬长避短，比拼蛮力，确实不是本人特长。

1977年11月初，父亲告知，上海师大(原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合并而成)将于11月中旬，为本校教职员工子女举办数理培训班，为期二周。嘱我如有可能，千万寻机前行。攸关生死命运，这时候，什么恪尽职守，服从安排等虚头巴脑的东西，已置于脑后。立即与领导商量，能否请假二周，回上海复习。幸而，初试的好成绩，令站领导开始对鄙人另眼相看。他们本来是原上海大公司的干部，命运多舛，被下放至农场。思想较为开明，也不愿耽误年轻人的前途。对请假二周的要求，虽说没有先例可循，但也能理解。最终批准成行，放假期间，工资停发。

培训复习期间，数百人聚集在一大教室。除了课桌椅全部坐满外，连阶梯，门口都挤满了站着旁听的人。总的来讲，聒聒噪噪，一片乱象，没有太多的收获。二星期的时间，转瞬即逝。随即返回崇明，等待高考来临。

文革十一年后，第一次的高考于1977年12月11日和12日，如期举行。我报名参加理科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总分为四百分，不考外语。关于高考复习过程，及高考细节，将会在“四年大学生活”章中详述，这里暂且略过。

12月中旬，一年一度的挖河开沟季节再度来临。说实话，这种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的生产效益。纯粹是为了消耗上万年轻人的精力体力，预防他们无所事事，到处惹祸。为了帮助挖河连队就近购粮方便，粮站租用了一靠近挖河工地处的公社粮站。接着，运输了十几万斤的大米至该处，作为一临时售粮点。因为责任重大，生活艰苦，粮站调派了精兵强将，来管理这售粮点。出于对陈QY，谢ZM，鄙人的信任，站领导临危任命我们三人，负责这个临时粮站的运作。

时逢上调季节，众人各显神通，表面风平浪静，可底下暗流汹涌。对QY而言，志在必得这个经过五年辛苦，才盼到的机会。暂时摆脱这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旋涡，置身事外，免为众矢之的，反而有妙不可言的帮助。虽然ZM上调的可能性及高考中奖的概率均不高，但忐忑之情毕竟难免。从机修间出来，从事一件从没做过的工作，对调节心情，也不无好处。于我而言，高考刚过，各种情绪，诸如懊恼，徬徨，期待，等等，纠缠不休，深受煎熬。因此，改换一下环境，沉浸于工作中，对我也是一种解脱。

临时粮站的食和住，是最大的困难。为了就食，只能搭伙于一就近连队食堂。虽说就近，但至少步行20多分钟，才能吃上一口热饭。也没有桌椅板凳，可坐下安心享用饭食。基本上，蹲在野地，一碗饭一碗菜，狼吞虎咽，打发了事。搭食的连队，对我们非常友好。除了正常的饭菜，往往加大号外，还卖给我们很多在上海凭蛋票才能购买的鸡蛋。冬日夜晚，北风呼啸，寒冷异常。五点钟的晚饭，油水又少，到晚上八点时，已是饥肠辘辘。为了增加热量御寒，三人曾每人一顿干掉五个水浦蛋。为了提高室温，我们有一简陋电炉。该电炉，是ZM用一块凿有九曲浅槽的砖块，放入一根电热丝而制成。水浦蛋，以及晚上入睡前洗脸洗脚的热水，均由该电炉加热而成。

空余时，曾到工地附近瞎逛。前文曾叙述过挖河连队的住宿条件，便是当时的观察结果。相较与四处漏风的帐篷，虽然公社粮站没有专用宿舍，但我们至少有一间有门有窗的办公室可作为卧室。床铺就由留在室内的办公桌椅拼接而成。虽然高低不平，但总比直接睡在潮湿的泥地上，要暖和很多。挡风遮雨的卧室，加上简易电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相较于挖河连队的帐篷，泥地上的稻草床铺，匮乏的热水，我们之间的差异，真是天壤之别。确实，世界就是如此的不公平。这不公平，关乎天时，地利，人和。并不是人定胜天，或是努力，就能做到心想事成。那种标语式的口号，只是人在困境中，所作的自我心理安慰，或麻醉剂。仅仅用于励志，以免因沉沦，而引发诸多负面作用。

与挖河连队的良好关系，还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意外之喜。当年，上海每人凭肉票每月可购买一斤猪肉。除了卖给我们几十上百个鸡蛋外，接近年尾，该连队还卖给我们三个十几斤重的大猪腿。三人商量后，决定由我带猪腿回上海，分送三家，让家人过上一个丰富的元旦。渡过长江，回到上海后，先将猪肉分送至陈家和谢家。

回到自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因没有预先告知父母要回家，见到我时，他们有些意外。对我记挂家中，弄了这么多肉给家人，父母认为孝心可嘉。但他们最关心的，却是本人高考情况。可这偏偏是我最不愿意讨论的话题。如太信心满满，一旦落榜，他们难受，我更不好受。如太悲观，他们又会很失望。所以，只给了他们一个模梭两可的答案。对这样的回答，两老非常忧虑着急，认为在这关键时刻，不应该为了送肉这种小事，而擅离岗位。应该立即返回崇明，等候消息。满腔热情，原想让家里过上一个丰富的元旦，瞬时化为乌有。第二天，正在考虑是否即刻返回崇明，或是在家再呆一天，突然接到QY电话，告知粮站收到我高考体检的通知。简略与外婆沟通一番，还没来得及告知父母这一喜讯，我已在返回崇明的旅途上了。

粮站收到体检通知的，仅我一人而已。其余众人，包括ZM，都没接到通知。虽然很高兴收到体检通知，内心却有一丝隐忧。崇明是乙肝的高发区，周围很多同事都得过乙肝，很难完全隔离。所以，很是担心自己也有乙肝，那就会全功尽弃，天不佑我。可事到临头，做什么都晚了，只能硬着头皮前行。1978年1月上旬，完成所有体检项目。其中血压部分，在体检时，竟连续重测三次。想必心情紧张，导致血压上升。所谓过五关斩六将，高考真是鄙人一生中，最大的人生挑战，比后来出国留学还有过之而不及。过了体检，又是一段漫长的沉寂期。1月15日，将近一个月，挖河开沟终于结束。临时粮站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全面关闭。我们三人便打道回粮站，继续原来工作。

1978年初，中学72届的员工，已满入场五年的年限，可以考虑被上调。整个过程，是一黑箱作业，除了几个站领导，无人能参与。期间，中学72届以及更早的员工，送礼拉关系，各显神通，竞争非常激烈。只记得，最终，陈QY，老郭，还有一女生丁YY，得中彩票，上调回上海。对于我们这些74届旁观者而言，其间的过程，铭心刻骨，深感刺激。五年的光阴，好像转瞬即逝，但一个人又有多少个五年，可以如此消耗浪费。没经历文革的小粉红们，是没法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无力感和挫折感的。

临近1978年2月7日的春节，QY和老郭，终于盼到了人生的第一缕曙光，上调回上海，告别崇明。对他们来讲，这真是一个特大喜讯，想必当年的春节，过的一定印象深刻。临走前，把大部分不用的东西，都留赠给ZM，朱G与我。看到朝夕相处的二个伙伴，骤然分离，心中的失落感，无法言说。真不知道，从此之后，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春节前夕，满怀着心事，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过春节。浑浑噩噩地在上海与家人打发了1978年的春节，带着万分的不情愿，又回到了崇明。因为有所预感，能考入大学念书，回崇明前，买了十斤左右的糖果，以备庆贺之用。志明，朱岗，意兴阑珊地打发着日子。虽然情绪同样低落，但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心中还有一丝盼望。

二月中旬，终于盼来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入学通知，被上海科大理论物理专业录取。从高考开始，一直悬了二个多月的心，终于落地。期间的煎熬，实在不为人道。接到通知的当天，简单收拾了一些东西，其他的多余物品，及QY和老郭的赠品，又转赠给ZM，朱G等。接着将十斤糖果，分发给周围朋友。第二天，便迫不及待，返回上海。

从抵达崇明第一天起，又永久地与它告别，渡过了艰难的三年。18岁之前，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只能算是一种素材的积累。这些素材，没有生活的磨练，不能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真正的文化底蕴。然而，三年苦难的经历，逐渐将这些素材，转变成自己真正的世界观，并且延续至今。幸哉，悲哉，只能自己体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世间公平正义，大是大非，自有公论。时代在前进，随意操作，愚民洗脑世纪的复辟，不再可能。

（待续）

5.生活篇

下乡时，一年四季所有的衣物，床铺用品，洗漱用具，全部放在外婆七拼八凑的破木箱里。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一个小木箱，竟能将一个人一年四季所有的需求全部装满，是难以想像的。不过，想像一下，一星期才需换一次内衣裤袜，一个月才洗一次外套，大概就能理解了。况且，家里根本没钱置换新衣，所用的外套工作服等，多传承于父亲多年在五七干校干活时的积攒。虽然这些外套七缝八补，破烂不堪，劫也与苦力无异的工作相匹配。记得唯一新的衣物，是几条内裤和几双袜子。因为上海市区不用蚊帐，所以蚊帐也是新买的。除此之外，脸盆，饭碗，杯子等，都是家里的剩余，不需购买。

第一年的月薪仅为18元，基本用于糊口。剩余无几的零钱，也全部花在购买日用品上，如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纸，邮票，以及回沪休假的车船票等。购买一些稍许体面一点的衣物，当时确实是奢望。直到第二年，月薪涨至27元，口袋里才有一些余钱，可以去考虑买一些工作之余穿戴的休闲衣裤。当年，草绿色的军裤是很时髦的衣饰。小团伙一商量，决定买布，让女同事们帮忙，各做一条。一到节假日，穿上军裤，到处招摇，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心理补偿。

粮站没有浴室。夏天时，还容易打发。穿上一条短裤，从头到脚抹上肥皂，一盆凉水浇下去，也就完事。冬天时，只能忍着。到了浑身发痒，皮肤覆满油腻时，才会想法去洗一次热水澡。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穿上牛犊内裤，披上棉大衣，拿上脸盆，肥皂，毛巾，偷偷来到热水锅炉房，自己烧水洗尽油泥。热水锅炉房有一口大铁锅，平时有专人负责，供应全站120多人的热水。每天，我们都可在锅炉房，打一热水瓶的热水，用于喝水，晚上洗脸，洗脚之用。锅炉的加热，是通过燃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稻壳。稻壳来自于轧米厂，每天轧五，六万斤稻谷，产生的稻壳少说也有一万多斤，不用白不用。

当年，男生每月配粮34斤，女生30斤。刚进农场，还可维持。后来由于强体力的消耗，越吃越多。记得有一次，新米上市，顆粒饱滿晶瑩，有嚼劲，空口白饭的，曾一口气吃了一斤。如果不是考虑到有限的粮票，再吃半斤，应该也没问题。饭票不够，有时就与女生用菜票交换。菜肴方面，食堂没有太多的品种。一般四菜一汤，价钱从0.05元一碗的青菜，到最贵的0.13元一碗的红烧肉，约一两猪肉。为了省钱，如果中午吃了肉，晚饭就只买一碗青菜。农场有自己的养猪场和养鸡场，吃肉或吃蛋均不需要票证。可有限的收入，自动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菜饭钱大约控制在0.3元一天。也就是说，一个月仅是糊口，固定开销便在10元以上。

节假日，小团伙会聚餐庆贺。一瓶白酒，一块多钱，加上一些熟食，譬如酱猪尾，猪头肉，猪爪，猪肝等，三，四块钱，可让众人喝得尽兴而归。以前外婆喝酒时，曾用筷子蘸一点尝试过。除了感觉辛辣呛嗓外，一点都不能欣赏。在农场喝酒时的感觉，颠覆了以前的印象。只觉得一条热线下肚，说不出的舒畅欢快。那些佐酒菜，吃起来也觉得比平时更加有滋有味。幸好钱财有限，不能日日如此，才没染上酒瘾。后来由于痛风的原因，竟然滴酒不沾。俗话说，烟酒不分家，鄙人当时居然对抽烟，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想起来，也深觉奇怪。老郭，ZM都是老烟枪，多次怂恿鄙人抽烟。试了几次，全无反应。觉得除了烧钱，不能体会到任何的刺激。21岁离开农场，上大学后，遂终身烟酒不沾。

来到农场，一共搬过四次家。如前文所述，第一次是住在六库的一大仓库里，打的是地铺。总共只呆了一个礼拜，随即离开，搬到总站。当时，粮站还没有准备好宿舍给我们居住。三十多人，临时挤在一原来的稻谷烘干房。不过，这次总算有铁制的双层床给我们，不用打地铺。烘干房非常窄小，十几张双层床一放，行走都困难。在这里住了三个月，直到离开粉碎间，分配至保管组。第三次搬家，也还是属于临时性的。随意将同时进站的，属于中学74届的员工编组，分配住宿在菜园边的一间茅草屋。一共六人住宿在此，分属不同部门。同时，粮站也意识到，为了工作的方便，同一部门的员工最好集中在同一宿舍，便于相互间更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遂决定，投资建筑二幢二层楼的宿舍楼，每幢有10间房间，上面五间，下面五间。每间最多可住六人，二幢宿舍楼最多可解决120人的住宿问题。所以在菜园住了约三个月后，最终搬到新建的宿舍楼，直至最后离开粮站。

新的宿舍，放三张双层床，共住五人。可实际上，保管组组长黄YQ，因是崇明本地人，每天回家。其床铺，仅是供他午休所用。因此，不像我们，需配置所有的锅碗瓢盆，以备日常所用。所以，四个人的房间，还是挺宽敞的，放有二张办公桌。QY独占一靠窗的双层床，睡下铺。紧挨着QY，ZM与黄YQ共享一对着房门的双层床，ZM睡上铺。我与保管组另一男生，分享ZM对面的双层床，我睡上铺。以现代眼光来看，宿舍是非常简陋的，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既不配备厕所，也没有任何水源，下水道可作洗漱之用。

讲起厕所，粮站共有二处。一处位于宿舍一百多米外，是一典型的蹲坑型。厕所分为男厕和女厕，男厕有一长条粪沟，共分五个蹲坑位。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厕所，使用频率非常高。因此，该厕所一天冲洗二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虽然如此，还是臭气冲天，令人作呕。另一个厕所，是二口巨大的埋在地里的粪缸，上面架有木座，可以坐着方便。粪缸的三面用茅草棚子围着，一面敞开，面向大路，方便观赏两不误。因为太过暴露，仅有男生使用。冬天半夜起床，使用厕所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第一，从暖和被窝钻出来，然后穿戴整齐，就为上一分钟的厕所，实在有些强人所难。第二，黑灯瞎火，上一次厕所，来回要走四分钟，再回床上，睡意全消，实在有些得不偿失。最终的结局是，楼上的人，走出房门，沿着走廊柱子，往下方便。而楼下的人，走出房门，往空地方便。崭新的宿舍，没过几个月，就被弄得黄渍遍地，腥臊难闻。

每天早晨起床，必须带着脸盆，毛巾，牙刷，牙杯和牙膏，行走150米左右，来到锅炉房边上的水池进行洗漱。水池高约3米，直径4米，有三个水笼头供水。每天晚上有专人负责抽取河水，灌满池子，然后加入明矾沉淀杂质。至于氯气消毒，那纯粹是城里人的特权，我们这些乡下人就不能太讲究了。

用水的清洁消毒，下乡一年后，就意识到其重要性。刚到农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什么饭前便后洗手，既没有如此的客观条件，主观上也认为是虚文缛节，多此一举。粮站东边紧邻一条20, 30米宽的河道，是三库和六库之间的重要运输水道。当时也没有什么寄生虫的概念，第一个夏天，暑热难耐，几次三番的下河游泳。呛水，喝水，自然不能避免。半年后，冬天来临时，开始耳鸣，同时右耳有压痛感。偶尔，脑袋会头疼欲裂。这种症状，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前后长达六，七年之久。自从耳鸣开始，就一直怀疑是否游泳时感染了寄生虫，并从此再也不敢下河。但病根已种下，只能默默忍受由此带来的痛苦。四年大学，学习效率也因此而大打折扣。现代人大谈个人卫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情。但在尚为温饱而奋斗的年代，讲卫生，勤洗澡，勤换内衣裤袜，既有客观上的难处，同时也是微乎其微，没人注意的小事。毕竟在那个年代，连生命都视如草芥，无足轻重，何况如此细微末节。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去看病。在农场时，所谓的场医院也就只能涂涂红紫药水，是不可能确诊如此疑难病症的。农场职工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险，可以自由转诊市区专科医院。至于上大学后为什么不去进一步诊断，理由有二:
一是担心学业，影响前途。毕竟是一开颅大手术，不是二，三天就能搞定的。况且后果如何，不能预期。9岁就开始经历文革，尤其是后来下乡的三年，其间的痛苦，实在是没齿不忘，不足为外人道也。所以，一生谨小慎微，不敢冒险。对千辛万苦得来的机会，珍惜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追本溯源，家庭安全感的缺失，是鄙人从小不能身心健全成长的最重要因素。这种伴随一生的烙印和阴影，来自于当时的外部环境，本不该是一正常人类社会所应有的，但鄙人时运不济，恰巧遇上。
二是当年也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如核磁共振等手段去诊断。就算有心，若没有有效的方法，去确定开颅位置等细节，白开一刀也就算了，可是由小白鼠而弄成了白痴，岂不冤哉。简言之，真乃时也，命也。看看女儿们现在的一切，只能唏嘘，不胜感慨。大女儿大学一毕业，已被IBM录用。小女儿刚读完大学二年级，各大投行已争相聘用，她还挑三拣四。

为了方便粮站员工旅行方便，长途汽车在粮站门口设有向东和向西的二个站点。向东的终点站在长江农场场部，而向西的终点站在南门港。长途汽车每一小时一班。第一班停靠粮站的汽车，约每天早晨8点到达，末班车为下午5点左右。一般回上海时，我们都从南门港出发。从南门港到吴淞码头，虽然渡轮要比从堡镇港出发多花一个小时，但乘坐长途班车时，因为是直达车，不须转车，整个旅程反而可节省一个多小时。

平时出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粮站共有三辆公家自行车，一辆属设备零件仓库，另一辆属民兵连，最后一辆属食堂。而这些部门的员工，因拥有这项特权，是众人巴结的对象。借用他们的自行车，非常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平时绝不麻烦他们。记得有一次，一中学同学访问在一库工作的另一同学。晚间，他们邀请鄙人参加他们的聚会。为了这次出行，事先与仓库的主管打了招呼，讲清楚借用的时间等。结果，仅因为还车晚了一小时，就被骂得如孙子般。虽然是公家车，但拥有者的特权，是不容挑战的，除非有东西可以交换。文革期间，最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代替了文明社会的钱物交换，是当时社会运行的潜规则。这里的物物，是广义上的，凡是有交换价值的，包括肉体，都可以用来交换。丛林法则盛行，便是当年的景象。

离粮站一公里处有一小卖部，供应日常用品，糖果点心，酒类，及熟食类等。每到节假日，为了改善生活，小团伙会步行至小卖部，买上一瓶白酒，再加上一些熟食，以此苦中作乐。大家工资都不高，所以某人买了酒，其他人就主动去买熟食等，以此分摊费用。场部的商店更加高大上一点，并且还有饭店。但路途太远，步行肯定不行，需乘坐长途汽车，行驶二站路。所以，平时难得去一次，三年期间，去场部的次数，曲指可数。至于饭店，因为囊中羞涩，三年间，一次也没消费过。除此之外，离粮站最近的小镇，也在十公里外。小镇有些许商店，以及小吃店。曾经与一食堂同事，搭乘其食堂的自行车，去过一次。在那里，买过一些崇明当地小吃尝新鲜。穷乡僻壤，没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以后也就再没去过。

农场的业余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晚饭过后，白天工作后的劳累，使得散步，锻炼身体之类的雅事，显得有些多余。至于看电视消闲，食堂大厅，倒是放有一部12吋黑白电视机。但因当年除了样板戏，也就没有其他娱乐节目，所以大部分时间锁在木盒里，无人观看。难得有一部朝鲜电影上映，必须早早就抢占邻近电视位置，耐心等待电影的播放。大厅里挤满了人，争相观赏电影，也算是非常难得的一场娱乐活动。夏天蚊虫肆虐，冬天滴水成冰，一场电影下来，要么全身十几个叮咬肿块，要么全身冻僵，双脚冰冷，只能慢慢步行回宿舍。

粮站知青总数约一百多，其中女知青约30多人，男知青多一倍有余。虽然是在花样年华的年纪，谈情说爱的并不多。原因是，一旦站领导发现二人在谈恋爱，即便已达上调年限，二人立即被排除在上调考虑之中。所以，上调是悬在众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轻易无人敢去冒险。但青春热血，某些自知上调无望的男生女生，不顾禁忌，还是泡在一起，享受恋爱的甜蜜，以此打发枯燥烦闷的生活。

所幸的是，如此陷阱，鄙人却因种种原因，三年期间，从未落入。理性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知道这样的恋情绝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害人也误己。当年贫乏的物质条件，对希冀成家立业的农场知青来讲，无异于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不过，鄙人在离开农场最后一年，曾有一文学女知交，经常互相交流阅读外国文学小说的体会。该女生是中学72届，大我二岁。我曾以读过众多法国作家的一系列名著而自傲，诸如巴尔扎克，莫泊桑，大仲马，司汤达等。除法国作家，俄国，英国，美国作家的名著，也涉猎甚广。偶然有一次与这位文学女知交随便聊起莫泊桑的羊脂球，她居然也深有感触，令本人非常惊讶。当年，周围能有这般文学修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从此，二人一有空，就会海阔天空地胡侃各部文学名著，深有共鸣。1978年初，该女生上调上海，鄙人也上了大学，从此失去联系，深为遗憾。可能本人当年实际上也情窦未开，没有积极主动追求，从而失去了这次机会。

6. 尾篇

非常喜欢巴金的散文随笔“文革博物馆”。虽然应者廖廖，但本人还是愿意为建立该博物馆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添砖加瓦。这就是写作此文的动机。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所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从各自的侧面，来描述记录亲身经验，向大众展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全面的文革。短短三年的下乡生活，身体上，心理上的遍体鳞伤，不足为外人道，当年只能靠自己咬牙艰难承受。很难想像，如果不是邓公，此生将会如何度过。相信同辈人，都有类似的体验。深切感到，不能因为目前舒适的生活，而忘记过去的苦难。把过去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社会和历史责任。正如巴金所说: “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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