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人们，他们具有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忠诚”。这种不需要深问“为什么”的忠诚，也许再也不会在历史中出现了。正因为其可能消亡，有关它的故事就变得珍贵起来，我也自告奋勇地记录了一部分。故事中涉及的人，我一如既往地将他们的名或姓，做了移花接木的手脚，只保留事情本身的真实。

故事1、劝离不劝和的教授

他是某交大的退休教授。早年在国外留学期间，他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同学，毕业后滞留不归。但由双方家族和家长作主，令他即刻回国，与同样家庭背景的她结了婚。而她心中也早已有了白马王子——高中班上一位门不当、户不对的同学。

忠于家族和家长的他和她，客客气气地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外人眼里恩爱和睦的老俩口，却在面对闹离婚的一对晚辈时，不仅没有劝和，还语出惊人地说道：“不爱了就分开。千万不要像我俩这样同床异梦几十年。”

故事2、候补右派

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没有遵从父亲的意见，没有留在家里种好那一亩二分薄田。他自作主张，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走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组织上安排他转业到一个煤矿任矿长时，他已是一名副团长。

敌我分明的战场，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夸的生死抉择，使他养成了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不含糊作风。当上级通知他矿里少划了一个右派时，他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了。一定非要说有，那就是我！”上级领导也毫不含糊地说：“那就是你了！”

这右派分子一当就是20年。当他要求平反时，换了人马的上级组织，磨磨蹭蹭了一段时间后回答他，没有找到定他为右派的文件，因此“不存在平反的问题”。

故事3、因祸得福？

邱医生，他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随大军开赴西北边陲时，他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医务人员，在职务等级上，距离师、团首长和营级卫生队长，都还差着一截。当整支部队从流动打仗为主，转变为定居生产为主时，各级指战员的娶妻安家成为重要议题。

“还好”，邱医生说，随后从华东沿海来了一大批年轻女人，各级首长按职务由高到低，从他们中选择自己中意的人作老婆。邱医生的团长幸运地选到了一个，但卫生队长就不幸地没有轮上，邱医生就更不用说了。 他是直到成为超大龄青年以后，才从涌向边疆的“盲流”中，选择了一个四川姑娘为妻。

后来，已担任边疆某市医院院长多年的邱医生，自豪地告诉我：那时的“盲流”在内地人眼里是逃亡在外的“黑户”，可我娶了一个盲流姑娘，却让我的老首长们羡慕不已。因为他们的夫人，多数是当年从华东送往边疆“改造” 的妓女。

故事4、县长和千金小姐

在南下大军的队伍中，他无疑是出众的一位。能说会道、能写，还有革命资历的他，那时年仅21岁。迅速扩大的新解放区，急需大量干部，他以其能干，让大军经过的其中一个县，有了一个年轻英俊的县长。

风华正茂的洪县长，上任时间不长，就干了两件被广为传扬的大事：一是扫清了本县境内的土匪，让全县士农工商和学校师生很快各安其位；二是同“秘密相爱”了一年的王同志结婚。

一年以前，王同志还是大军路过地盘上的一个千金小姐。一年后，已是革命队伍中坚定一员的她，眼看着就要成为年貌相当、学历相似的洪县长夫人，可她向往的“自由、民主、解放”的队伍，却不允许她和洪县长自主选择婚姻。“组织上”要洪县长在县长职位和“地主家千金”之间作出抉择。

洪县长虽然够不上“冲冠一怒为红颜”那么严重，但的确是为了他的“千金小姐同志”丢掉了官帽。直到进入了“知天命”之年后，他俩自主选择的结合，才被“组织认可”。他也带着老人的心态和体态“复归”了县团级岗位。

故事5、老八路遭遇新问题

洪县长与千金小姐的故事，如果说算是新秀撞上老问题，那么下面的故事，就应当说是老革命遭遇新问题：

他是喝过延河水的人。他身上的陈旧伤痕，是他革命老资格的佐证之一。他是共和国成立后的省委机关要员之一。他被贬官至一所中学的校长时，仍然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操场上，用他那山西口音高声领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让早操的学子们热血沸腾。

这位“老八路”不仅在民族危亡的时候，选择了奔赴延安的革命道路，还在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时，选择了一位“地下党员”作自己的“革命伴侣”。但正如当时声称“引蛇出洞”、“搞阳谋”的最高领导人所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当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 地下党员”，一夕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组织上”要求这位“老八路”同他的右派夫人划清界限，他同意了。要求他与右派夫人离婚，他选择了拒绝。拒绝的代价，是贬官三级，离开“要害部门”。在后来的“史无前例”中，他被革命热情高涨的红卫兵小将“揪了出来”，定性为顽固坚持右派立场的走资派，他虽然态度友好，却仍然“死不悔改”，拖着一条瘸腿，成了被义愤填膺的“革命群众”围观的清洁工。

故事6、她和他——一对抗日战士的选择

她和他都生长在汾河畔。在日本人还没有打进关内来时，由双方父亲作主，把她嫁给了他。这不是她自己的选择，也由不得她自己选择，但她对这个被“嫁”的结果还是满意的：因为她的他高大英俊、人见人夸，更因为她的他懂得疼人——疼儿女，也疼作为妻子的她。

在她俩有了一儿一女后，“七七事变”爆发，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拿笔的手拿起了枪杆子，投篮高手成了毙敌之命的神枪手。他成了活跃在抗日战场上的一名英勇战士，后来又成为令敌人胆寒的敌后武工队长、八路军的团长。

他走后，她一个人挑起了养育孩子、照顾丈夫父母的重担，还义不容辞地兼任了妇救会长。这里是日寇经常扫荡的地方，每当鬼子打来时，她也会把家人藏好后拿起枪，钻进青纱帐……。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是她自己的选择。

抗战胜利了。他像他的许多同级战友一样，怀揣组织同意的离婚纸，回到了家乡。他是否也像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眼前老是晃动着部队文工团里那些年轻漂亮的身影，我们不知道。但组织同意开出离婚纸的理由，据说千篇一律是：“包办婚姻”。

走进再熟悉不过的家门 —— 经历过侵略战争还勉强保住了的家门，眼前的一对儿女和他们的母亲，居然有一点陌生。比其他女人高出半个头的她，在他眼里是那么消瘦、那么疲惫。她还未等他掏出离婚纸时就说：“我知道你是回来离婚的，我同意，但我不放心我的儿女，我就做你们家的老妈子，能天天看见他们。”他把两个孩子和劳苦功高的妻子搂到怀里，对着她的耳朵喃喃地说：“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们……。”

带兵打仗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从省会城市军管会领导成员之一，脱下军装成为该市的常委、秘书长。她也和子女随军南下来到了这里。这是她最舒心的日子，儿女也从2个发展到6个。她是省育才保育院保育员，她要照顾的‘革命后代’也已变为了几十个。

但舒心日子并未过上多久，她却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一个抗日妇救会长、一个舍生忘死的老党员，怎么会一夜之间成为革命对象了呢？理由只有一个：她是工商兼地主家庭的儿媳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这来自自己阵营的打击，她作出了一个痛苦的抉择：离婚，用离婚来保护自己钟爱的儿女，用离婚来保卫自己心爱的丈夫。

他，这位工商兼地主家的公子、这位八路军指挥员、这位执政党的领导干部，居然没有像遭遇类似情况时的大多数人那样“坚持党性第一”、“以事业为重”。他拒绝了她的好意，他坚持为她所遭遇的不公上诉。他明白他的坚持意味着什么，他比上两个故事中的主角幸运，虽然职务越来越远离权力中心，但也没有被一降到底。他相信她、呵护她，直到她因癌症走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