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有一句口号在中华大地回荡——“湖北加油”“武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发出同样的呐喊。开始，它坚定而响亮。但是，持续数十天的没完没了的叫喊，使得这个口号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变为一个任务，一种敷衍，一场多余而不能省却的口腔运动。老实说，在疫情年代，我最大的苦闷并非来自禁闭生活的单调，而是源于各类聒噪。我的耳膜和心脏成天遭受它们的击打。因为电视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我不能“因噎废食”，只能默默忍受。

算起来，我已经忍受了半个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50后以降的中国人，都是在口号下长大的。粮食喂养了我们的身体，而口号则培育了我们的精神。小时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现在看来，需要略加修正，“生在新中国，长在标语下”。伟人所言“满街红绿走旌旗”，仅限于特殊的时期（比如文革）或盛大的节日，我们每日闻见的，实在是口号和标语。作为声音，它们激昂而尖利；作为景观，它们大红大绿，炫目乱心。因为时时刻刻的在场，它们像淫雨一样滋润着我们——最终浸泡着我们。我不清楚，我们的体貌是否有所改变，但精神上肯定苍白了，肿胀了。

精神肿胀的标志，是众声喧哗于套话，于陈词滥调。我们习惯于在一个又一个概念上游走、迷醉、争吵，甚至大打出手，但是对概念的真正内涵既茫然无知，又懒得去探究。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两年，有史以来最璀璨的一颗卫星在华夏升空：“中国超过5亿人有家庭医生”。全国人民一下子懵了，好比居委会干事忽然被告知，你是中央委员。为了使全国人民免于癫狂，真的奔向人民大会堂抢座位，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释：中国的家庭医生主要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的全科医生以及乡镇医师（含部分退休临床医师），在基层提供签约服务。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签约服务原则上以团队服务形式为主。总之，家庭医生既非进入家庭服务的医生，更不是你家的医生。如此说来，为何要冠名“家庭医生”？按照他的解释，享有此类“家庭医生”服务的中国人，远远不止5亿吧！明明自己在概念上做文章，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却偏偏怪罪公众混淆了此概念！一种说法，如果使所有人都产生误解，那么，它的谬误不言而喻。

官方抛出概念和口号的骨头，引得全国人去追逐、撕咬。在“奋斗”的狂欢中，谁也懒得去琢磨，使我们热血沸腾的，到底是一堆堆骨头，还是对骨头的争抢游戏。中国人都是外交家，对“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争论旷日持久。在大家看来，这是邓小平时代和新时代外交战略的分水岭，“韬光养晦”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受气包，而“有所作为”就是一蹦三尺高的战狼和勇士。且不说两个方略孰是孰非，单就其登场和在场的时间，就远远不止是邓小平时代，而延伸至新中国成立之际。周恩来主持外交工作期间，屡屡教育部下，外交要有大局观念，不在乎一时一事之勇。“韬光养晦”不光是弱者的选项，它往往是成熟与幼稚的试金石。

近日，观察者网发表了题为《疫情可能给美国送去大萧条，同时敲响贸易保护主义的丧钟》的访谈录，接受访谈的是著名学者H先生。我发现，这篇6000多字的文章，简直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陈言套话的缩微博物馆：攻击中国；破坏中美关系；污名化；甩锅；愚蠢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美国总统）愚昧和自大；损人不利己；落井下石；敲响XXX的丧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如果一国总统将他国利益放在优先地位，那与卖国贼有什么区别呢？）；自私与霸道；失道寡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出尔反尔；替罪羊；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打鸡血；栽得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如果梧桐长在锣鼓喧天的年代，凤凰并不会“自然”来吧）；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要用疫情来证明此“命运共同体”的真实性和必要性，那么这样的“命运”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通览全文，如果把“甩锅”“污名化”等个别新词拿掉，单就文字而言，我看不出H先生与文革时期风光无限的“梁效”先生有多大的区别。

使我惊诧莫名的，当然不止语言，还包括H先生的宏论。其一，“疫情可能给美国送去大萧条，同时敲响贸易保护主义的丧钟。”如果真有大萧条，那绝不仅仅限于美国，而是全球性的；而所谓“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颗炸弹，在口水战时扔到美帝的头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作者真的以为美国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未免太天真了。以其经济结构和特点，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实行这样的保护主义。它的真实目的，只不过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条件和游戏规则；H先生的第二个宏论，口罩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增长“软实力”的机遇。读到这里，我脑子有点犯迷糊。疫情期间，以口罩作为提升“软实力”的筹码，能不能凑效？是不是趁人之危？会不会适得其反？H先生的第三个宏论：“2008年以来，只有中国的经济因不断地改革而保持了持续发展，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美国都维持在一种虚假复苏的状态。”“虚假的复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之际，这个词汇就一直活跃在主流媒体上。而我的祖国，不仅向“虚假复苏”的国家开放，而且不惜开列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其“虚假的”投资。

套话、标语、口号，同胞们早已见怪不怪。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来点新鲜的，举个洋人的例子。某年，英国人罗思义先生在中国电视节目里侃侃而谈，说俄罗斯的灾难是因为它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的成功则归功于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一些数据：苏联解体多年之后，一大半俄罗斯人怀念前苏联，90%的人对美国有敌意。演讲中，罗思义先生还搬出美国总统竞选人桑德斯的例子，此公在竞选时公开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大受选民欢迎。罗思义先生是著名的学者，难道他不知道，俄罗斯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桑德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便俄罗斯人现在怀念前苏联，就能说明社会主义多么美好？众所周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繁荣发展的核心政策和措施，都是舶来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说，它们与正统的社会主义大相径庭。我这样讲，目的不在辨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而是说，我们分析问题，不能以标签化的概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怀念或怨恨，可以沉淀为民族记忆，但更多的是个人情绪，不能简单地以此来推断其它命题。目前，中国很多50后也会怀念当年的知青岁月，但这能说明知青生活有多么美妙吗？他们愿意重过那样的生活吗？

与标签化的语言和认知模式相连的，是偷换概念的习性。对不少人而言，偷换概念成为一种本能，一种习惯。某著名科学家在《开讲啦》的电视节目中，称中国是世界第二富裕的国家，并展望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在这里，他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排名与“富裕”程度划等号。还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在去年春季接受央视采访时，抨击美国“不准中国政府帮助企业进步”。如果说，那位科学家可能是犯糊涂的话，这位教授则是有意搬弄是非，愚弄民众。美国政府的立场是，反对中国政府对企业给予“补贴”（subsidy），而非“帮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做法。政府对企业的任意补贴，是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上述种种，肉食者或许比我更加心知肚明，但这改变不了他们的思维习性和行为方式。所以，每隔一段时期，他们就要炮制一些新词，提出几句新口号。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在造化的掌心里，翻多少跟头，做多少标记，实际上枉费心机——除了显露猴子的野性和低劣。在不绝于耳的“湖北加油”的口号声中，对湖北人的歧视也加大了马力：开始时视湖北人为瘟神，极尽围堵之能事；疫情好转后，拦截满载湖北民工的汽车、拒绝雇佣湖北人、抵制湖北商品，甚至连湖北的警察都成了霸凌的对象。3月27日，因居民跨省出行管理方面的纠纷，江西九江市警方竟然试图强行将湖北黄梅县公安局大桥派出所副所长虞康兵带回九江问罪。凡此种种，都是对“湖北加油”最好的诠释和绝妙的讽刺。

口号，基本上都应该从其对立的意义来理解。换言之，口号大都是谎言，尤其是长年累月唱经似的口号。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产生一股妖气，像病毒一样，在宿主的肉身中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不是我们喊口号，而是口号喊我们，指挥我们参与了一次又一次狂欢。
“我呼喊，故我在！”

2020年3月29日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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