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红随录之四

一．前言

某外国女记者读了钱钟书的《围城》之后，要约钱先生见一面。钱先生拒绝了。他回复该记者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下那只蛋的母鸡呢?”

话说得俏皮。 俏皮的话语比平淡的表达有特别的效果，那就是人们往往被其表达生动而吸引，却忽视话语是否有理。钱先生这句话，就不见得有理：一个家庭主妇买了一盒鸡蛋，感觉不错，当然不必、也不会去认一认下蛋的母鸡。但农学家、动物学家、营养学家、养鸡场的主人呢？他们是不是要实地考察一下那只下蛋母鸡的特征、找出鸡蛋味道和母鸡特征之间的联系？

也许钱先生有难言的苦衷：毕竟和外国记者交往，在中国至今都是忌讳。但无论拒绝“调查母鸡”的原因是什么，钱先生那句流传文坛的话，起码在“红学”界，就没有人当回事。《红楼梦》的作者，唯一有证据的就是曹雪芹，而曹雪芹，事无巨细，都有一批“红学”家在研究。 毕竟一个作者的经历和环境对理解作品至关重要。《红楼梦》上大观园省亲为什么写得那么生动、具体、真切？那是他曹家曾经四次在南京、一次在扬州接待过康熙帝南巡。他笔下接待皇室的规模、制度、礼节、程序、言语、用品诸如此类错不了。要是换了吴敬梓、蒲松龄来写，一下笔就要错。

世界上但凡有些名气的作家，他们的家世、经历、身体和心理状态，都被挖了个底朝天。莎士比亚总共有39部戏剧和160首左右的诗，但他的传记，据AI Gemini说，起码数百部，甚至上千部。

曹雪芹呢？我见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红学”家们拿着放大镜在数曹雪芹的头发有多少根，讽刺他们无论有用无用，都要寻根问底，写出洋洋洒洒的专著、文章来。照说这样仔细研究了百十年，我们对曹雪芹的了解应该很充分了吧？

很遗憾，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有关曹雪芹的知识，比不上我们对高鹗的了解。曹雪芹不仅在史书、地方志中没有记载，甚至在曹氏族谱中也不见踪影。而且除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之外，只留下了两句诗。【1 】而高鹗则在《清史稿》、《钦定八旗通志》中有传记或记录，也有文集、诗集流传至今。与曹雪芹有关的资料，甚至还不如程伟元的多。【2】连给周汝昌(2003)写序的周策纵都说，“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资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3】

即使如此，“红学”界还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有关曹雪芹的点滴材料，哪怕是前十几代的祖先，或者在著作中根据传闻偶尔提到过他或者《红楼梦》的清代文人。为理解《红楼梦》，我们想要了解有关曹雪芹的哪些信息呢？

了解一个人，起码要知道他的出生、去世的年月日，姓名、别名、曾用名，古人还有字、号；父母兄弟姐妹，出生地，籍贯，主要亲戚朋友，一生活动，特别是工作经历。曹雪芹的这些基本信息，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知的都只是零零碎碎，很多还有争议。今后会不会有新发现呢？看来很渺茫，因为找到新文献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趋近于零。

但即使所知极其有限，那点有限的知识对我们理解作品仍然很有帮助。本文根据上面所列的项目，来逐个介绍当代研究的成果。介绍的原则是，极少数确定无疑的，当然包括在内；有争议的，列出争议，略加作者自己的评价；纯粹推测的，则列入仅供参考，甚至仅供一笑。

二．姓名

首先说姓名。姓曹，没有争议，名霑，也没有争议，字芹圃。雪芹是他的号。他还有另外两个号梦阮、芹溪居士。【4】“红学”研究中，芹圃，梦阮、芹溪是字还是号，有不同意见。但那种争议的意义不大，对理解作品没有影响。

像曹家那样文化传承深厚的世家，子弟起名号常有特别的典故。这个“霑”字，不是常用字，为什么被他上辈人用来做他的名呢？

周汝昌认为这个名取自《诗经.小雅.信南山》中“益之以霡霂(读如“脉林”，细雨蒙蒙)，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周汝昌认为，取这个名字是因为久旱无雨，忽然天降甘霖。【5】也有人认为那是“沾了天恩祖德的意思，语出汉代杨雄的《长杨赋》‘仁霑而恩洽’。”【6】

至于“雪芹”这个号，他自己起的，出自苏轼的《东坡八首》诗中“泥芹有宿根”和“雪芽何时动”两句以及苏辙的《新春》诗“园父初挑雪底芹。” 吴新雷说，“雪芹”“象征洁白、耐寒的高尚情操，含义极妙。”【7 】

以上名、号的来源与解释，都没有文献记载，是当代人的解释。正确与否，无伤大雅。无争议的是，友人大都以号“雪芹”称呼他，当代人大多数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这个号。

三．生卒年、寿命

他的出生年月日，至今无法断定。卒年则有一条记载，其解释有争议。我们先从卒年开始介绍。

在“脂本”《石头记》甲戌本卷一正文有一条“脂批”(见下图)：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甲申(被误写为甲午)八月泪笔”

没有标点符号(当时还没有引进)或句读(读如“句逗”，古代书写时用以标记休止和停顿处的记号)。壬午年除夕为1763年——请注意，由于农历的一年开始晚于公历，壬午年大部分在1762年，但除夕的时候，公历已经是1763年了——，清乾隆二十七年。这段批语的断句、解读，成了曹雪芹卒年的关键和争议点。目前有三种解读、解释。

第一种，胡适的断句，“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 芹为泪尽而逝。”解读为“壬午除夕，曹雪芹去世，书还没有完成。”【8 】

然而，周汝昌对这一解读提出挑战。他指出，在壬午年的后一年癸未年(注意，还是1763，只是癸未年末进入1764年)年，曹雪芹的好友敦敏(1729—1796)写了一首诗“小诗代简寄曹雪芹”，邀请他去喝酒，而敦敏、敦诚(1734 —1791)弟兄俩悼念曹雪芹的诗，在他们的诗集中都编在甲申(1764)年。如果他1763初年已经去世，朋友怎么会1763春天还会邀请他？

因此周汝昌认为他在癸未年除夕(1764)去世。至于甲戌本上的“脂批”，周汝昌认为是“误记”【9】。这是第二种解释。

对周汝昌的解释，主张“壬午”说的“红学”家提出了种种反驳，其中典型的如王佩璋的研究。她指出，敦敏的那首诗本身并没有注明写作日期。虽然敦敏的诗集《懋斋诗抄》中，那首诗之前的诗有注明“癸未”年作的，但《懋斋诗抄》并不是严格按年编成的。她提出了相当多的证据【10】。于是争论的双方就转移到了另一个战场：《懋斋诗抄》的编辑原则。这个问题，争议一直到海外。连著名史学家余英时都专门到哈佛大学去查看了《懋斋诗抄》原稿本，但至今没有定论。以本文作者的学识，无法判定哪种说法更有道理。

究竟是“壬午”还是“癸未”，没有结论。1963年，中国文化部举行了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问题就成了确定活动日期的障碍。结果文化部确定活动日期既不用壬午除夕(1963年2月)，也不用癸未除夕(1964年2月)，两说各让6个月，不偏不倚，取其中值，1963年8月——这一处理很具备中国特色！

后来又出现了第三种解释“甲申说”。梅节主张曹雪芹逝世于甲申年(乾隆二十九年)春天，公历还是 1764年。 甲申说的逻辑证据是，敦诚挽诗“挽曹雪芹”注有“甲申”二字，而如果曹去世在壬午年的话，好友怎么会拖上一年多才写挽诗？

关键在于批语的断句。文章、批语的纪年，通常在它们的后面。梅节提出，批语中的纪年“壬午除夕”后应当是句号而不是逗号，是前一条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的纪年。而“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申(甲戌本脂批误写为甲午)八月泪笔”是后一条批语，纪年是甲申。【11】

比较而言，梅节的逻辑分析说服力更强。

其实，卒年相差一年，“癸未除夕”和“甲申春天”只相差几个月，公历同为1764年，还没有发现这些差异对理解《红楼梦》有什么影响。生年就不同了，生年的早迟和他少年时代经历相关，而少年生活经历，就不能否认对他作品的影响。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找不到任何记载，而“红学”家们的推测，分歧很大。

那么，用年龄从卒年往后推，不就能得到他大致的生年了吗？遗憾的是，他去世时的年龄也只有模模糊糊的记载。我们只知道他活到了四十多岁，五十不到。究竟四十几？不知道。敦诚的挽诗说“四十年华付杳冥”【12】，清代诗人张宜泉(1720—1770)的 “伤芹溪居士”一诗有自注说他“年未五旬而卒。”【13】 因此去世时年四十到四十九都有可能。根据卒年倒推，则最早生于1714，最晚生于1724年，有10年的差距；不是根据卒年倒推的推测，最早是1709年，则与最晚的1724年有15年差距。

吴新雷推测他生于1711年，理由是那一年曹雪芹祖父曹寅(1658-1712)的友人张云章曾赠送他一首诗，诗的题目就提到他“得孙”, 诗句有“天上惊传降石麟。”这个“孙”可能就是雪芹。【14】这完全是猜测。雪芹可能最大的年龄49岁，生于1711就和他的卒年，无论是三年中的哪一个都不合——1711加49，才是1760年。

周汝昌主张曹雪芹只活了40岁。从他主张的卒年1764往前推，生年就是1724年(清雍正二年)，或迟早一，二年，甚至连出生日期都推测出了。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这一年五月，江南久旱后下了大雨，曹家赶紧向皇帝 奏报，报告中有“淋漓霑霈”四个字，他推测这就是雪芹名字的来源，他也是那个时候出生的。【15】如果曹家真有这个奏报，当年这种可能性存在。然而后来周汝昌提到雪芹出生时，却不再提奏报这件事。周先生引用文献的诚信，在“红学”界经常受到怀疑。而上述奏报又没有注明出处，因此无法确信。在他早年的研究中，还提出以曹雪芹的出生配合贾宝玉的降世, 到曹雪芹十三岁，贾宝玉也正好十三岁。《红楼梦》第一回，他考订为1724年，是两人的降生之日。这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作者自己等同，小说就成了传记、实录，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一解释符合曹雪芹的意图。【16 】

“红学”研究中，一些人认为他活到四十五岁左右，甚至四十八、九岁，推测他生于1715年。主张者用有胡适、王利器、冯其庸。这一推断是根据卒年1763年，依照现有的资料和常理，倒推而得到的。

曹雪芹的生年，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四．父母、祖父

文献记载曹雪芹的祖父是曹寅， 曹寅受康熙帝信任，长期在南京担任江宁织造。

主张曹雪芹生于1715年的“红学”家，提出一个证据。这一年，曹颙(1692？—1715) ——他是曹寅的儿子、侄子、嗣子，文献记录混乱，至今无定论【17】——在继承曹寅任江宁织造四年之后病逝。康熙帝命曹颙的弟弟(或者堂弟)曹頫(1706-1774)继任。曹頫在这年上奏康熙帝，称“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当时他哥哥曹颙刚去世，嫂嫂马氏怀有遗腹子。有些“红学”家认为，这个遗腹子就是曹雪芹。如果这个推断正确，那么他父亲是曹颙，母亲是马氏。【18】

但周汝昌的研究显示，曹雪芹的生父应当是曹頫，而曹頫不是曹寅的亲生子，是康熙帝下令过继给曹寅的。曹頫的亲生父亲是曹宣。这一结论有直接证据支持，见于曹家亲戚李煦给康熙帝的奏折。【19】

周汝昌还提出一个有力而且有趣的反驳，说曹雪芹的母亲不可能是马氏。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上有一个人人都讨厌，以巫术害人的马道婆。爱母亲，是人最基本的感情，曹雪芹不会以母亲的姓给一个人人讨厌的人。

何况，没有证据表明曹颙的这个遗腹子确实出生了，而且是男孩。

另外，甲戌本《石头记》上有脂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曹雪芹有个弟弟字棠村。试问，如果曹雪芹是曹颙的遗腹子，怎么会出现一个弟弟？因此，周汝昌认为他的父亲是曹頫。虽然找不到直接记载，这些间接证据支持比较起曹颙说，要有力得多。但至今仍然有人坚持曹頫是他的叔叔。

因此，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或曹颙，逻辑推理曹頫的可能性大，母亲不知姓名。曹寅是他的祖父，嫡亲祖父应当是曹宣。

五．妻子儿女

曹雪芹有妻子儿女吗？有，敦诚挽诗有“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句，自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20】记载了在他去世之前，儿子夭亡，有一位“新妇”。“新妇”就新结婚的妇人。古人结婚早，曹雪芹到四十岁之后才结婚，可能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这位夫人是续弦。

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有人拿出清代的一对书箱，声称是曹雪芹用过的。书箱上刻有 “题芹溪处士句” 诗，和兰花，石头。根据书箱内的一些稿本，说这位夫人名“芳卿”，甚至推断“芳卿”在雪芹去世之后生下了遗腹子。但不久就发现这两个书箱虽然是古物，上面刻的字画却是后加的，所谓“题诗”是古诗的东拼西凑，怀疑是作伪。因此，仅仅依靠这个书箱，断定曹雪芹妻子名芳卿，甚至有遗腹子，证据太薄弱。

另外，周汝昌一直主张曹雪芹的妻子就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也是《红楼梦》的批书者脂砚斋。这一假说很得读者的喜爱，因为史湘云是《红楼梦》群芳中读者最喜欢的女子。然而，这一假说没有证据支持，而且“脂批”中屡次出现“老朽”、“朽物”之类的自称，不像是女子口吻，还有“命雪芹”如何如何的表述，也不像是妻子、倒像是长辈的口吻。何况，假说要成立，首先得确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这一假定，如上文所说，把小说当成传记，实录，把文艺作品当成历史，很难成立。

六．籍贯、家世

曹雪芹的籍贯，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辽宁辽阳，一种认为是河北丰润。这里又涉及到确定祖籍的根据。一般说，祖籍是父亲、祖父的居住地。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两位“红学”才女张爱玲、王佩璋是真正的丰润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丰润人，王佩璋就出生在丰润。

按照当代这个标准，曹雪芹既不是丰润，也不是辽阳，因为他的祖父曹寅或曹宣，都没有居住在那两个地方。但古代祖籍可以追溯至六代甚至更远，情况就不同了。

上世纪30年代，李玄伯提出了曹雪芹的祖籍丰润说。周汝昌的则一直坚持丰润说。【21】证据是清代文学家尤侗《艮斋倦稿》的记载，以及曹寅诗作中屡次称呼丰润曹氏某某为“兄”，“骨肉”等。

应当说，证据并不有力。而丰润当地坚持这一观点，建立了曹雪芹纪念馆。这就如诸葛亮在襄阳有“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在河南南阳有“臥龍崗武侯祠”一样，是各地在争抢名人。

另一主要观点是冯其庸等的“辽阳说”。主要证据是一本乾隆时代编写的《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以及康熙时代稿本《江宁府志》、《上元县志》上的“曹玺传”。上面记载曹雪芹祖先曹俊在明代初年移居沈阳，是曹氏进入辽东的始祖, 传至第九世为曹锡远，第十世曹振彦，第十一世曹玺，十二世曹寅、十三世曹颙、曹頫【22】。按照这样的顺序，曹雪芹是第十四世。相比较而言，冯提出的文献更为可靠。更直接的证据是，曹寅著诗文，常署名“千山曹寅”，而“千山”就在辽阳南60里。

因此，如胡适说：“曹雪芹的家世，倒数上去六代，都不能算丰润人”是正确的。【23 】

另外，敦诚有“寄怀曹雪芹”诗， 开头四句是“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24】前两句出自杜甫“丹青引”，大家都知道。有人根据后两句就断定曹雪芹是唐代画家曹霸的后代，进一步追踪到汉代曹操，说复旦大学等根据曹氏基因追踪到曹操的后代，也就是曹雪芹的后代，等等。

这是一场闹剧。古人常有攀附历史上的名人为祖先的习惯，可以堂而皇之写上家谱。因此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什么岳飞、包拯后代，鼓噪一时。这些血缘关系既无足够的证据——仅凭家谱上的记载，不足为据；更无特殊的意义。以前一位女作家(记得好像是潘柳黛)讽刺张爱玲显摆家世，说她和李鸿章的血缘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老母鸡，上海人喝黄浦江的水就自称“喝到鸡汤”一样。其实李鸿章是张爱玲的曾外祖父，亲缘关系真不远。说曹霸是曹操后代，只有杜甫一句诗；说曹雪芹是曹霸的后代，也就是一句诗，其他证据全无。但即使都是真的，那又如何？名人之后，除了显摆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就是基因分析证明某人真是包拯的后代，有谁会根据这一点对他就有特殊的尊敬，或推荐他进入监察部担任领导？

注释：

【1】 吴道平(2022)。
【2】 胡文彬(2020)，p.212-223。
【3】 周汝昌(2003)， p.1。
【4】 周汝昌 (1998)，p.13 。
【5】 周汝昌(2003)， p.29。
【6】 吴新雷 (1983)，p.15。
【7】 同上。
【8】 胡适(2013), p.145。
【9】 周汝昌(1998)，p.134-136。
【10】 王佩璋 (1957)。
【11】 梅挺秀(1990) 。
【12】 朱一玄(1985), p.25-26。
【13】 同上, p.37。
【14】 吴新雷(1983)，p.12。
【15】 周汝昌(1992), p.43。
【16】 周汝昌(1953), p.172。
【17】 张书才 等(1984)。
【18】 王利器 (1980)。
【19】 周汝昌(1998)，p.24。
【20】 朱一玄(1985), p.25。
【21】 周汝昌(1976), p.111。
【22】 冯其庸(1980), p.84-158。
【23】 冯其庸(2002)。
【24】 朱一玄(1985), p.23-24。

作者投稿

—— 读红随录之四

七．曹家的发迹、兴盛与败落

无人否认， 虽然不是传记、不是实录，《红楼梦》中的故事，包含了曹家的经历。因此，研究曹家的发迹、兴盛和衰落，对理解《红楼梦》很重要。

冯其庸提出，辽阳是曹家的发迹之地。雪芹祖上曹振彦归附(可能是被俘虏)后金(清在1636 年前曾称“后金”)，后归属睿亲王多尔衮，英亲王阿济格，跟随他们参加山海关、山西作战，做到“佐领”(管理300左右士兵的军官)、知府。周汝昌拟作的曹雪芹诗中有“雪旌冉冉肃英王”，“雁塞鸣弓金挽臂”，【1】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儿子曹玺也参加作战，被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1662年(康熙二年)，管理江宁织造【2】。

“织造”，看起来不过是给皇家管理绸缎、服装工场，采买各种御用物品的机构。清代除有江宁织造之外，还有苏州、杭州两个。管理织造的官员，品级好像也不高。实际上，负责织造的官员还负有向皇帝直接报告地方民情、气候、吏治的责任，是皇帝的耳目。当代在清朝档案中发现大量织造向康熙帝的直接奏报、皇帝的批件，而那些奏报八成以上与织造业务无关。

因此这个职位非得是皇帝信任的人不可。曹家从曹玺开始，到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担任这个职位60多年。父死子继、兄死弟继，其间五度接待康熙南巡，很明显深受康熙帝信任。信任到什么程度？康熙帝得知曹寅重病，特地派人快马送药到南京，而且亲笔写下了药的用法。这是封疆大吏也难得到的关怀。

曹家受到康熙帝的信任的一个原因是曹寅青年时曾在内务府任职，担任过侍卫，和康熙帝有直接接触，而他的母亲曾经做过康熙帝的保姆。但有些“红学”家从这种信任想象出曹寅曾是康熙帝少年时代的伴读、甚至参与康熙帝擒拿权臣鳌拜，那就荒诞无稽了。因为曹寅六岁时就离开北京到随父亲到南京生活，一直到十四、五岁才回北京到内务府当差。康熙帝比他大四岁，当时已是青年，已经亲政，不再需要伴读；擒拿鳌拜发生在1669年，那时曹寅还只有十一岁，还在南京。

清代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官员的身份和任职的高低、重要性可能不一致。身份可能很低贱，任职却重要。曹家就是如此。曹家曾担任过二等侍卫、知府、郎中、织造等中级官员，还被追赠过二品、尚书。但论身份，则是“包衣”，满语中是“奴才”的意思，是为皇家服务的奴仆。曹颙给皇帝的奏折中就自称“包衣下贱”。【3】但“下贱”的包衣可能担任高官，最高有担任过总督、尚书、巡抚的。

曹家在南京的60年，所谓繁华似锦，如“烈火烹油”，但也因此种下了祸根。因接待南巡，加之自家生活豪华，各种文化事业的费用，需索，甚至假传圣旨的诈骗，曹家落下了巨额亏空。这一亏空，不仅曹寅自己“日夜悚惧”，经常担心“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康熙帝也多次在批示中警告说，“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尔等十分留心。后来被众人笑骂，遗罪子弟，”【4】 甚至让曹寅以江宁织造的身份兼管盐政，以盐务的收入来补织造的亏空。到曹寅去世的时候，江宁织造仍然亏欠37万3千两白银。曹颙、曹頫努力补上了一部分，却又有新的亏空，无法补足，再加上供应皇家的绸缎质量达不到标准、因担心被抄家而转移财产、送织品进京的差人骚扰驿站，等等，终于使得雍正帝1727年下令抄家，曹頫被枷号，全家迁往北京，曹家一败涂地。

周汝昌则认为曹家的败落是政治原因，是涉入了雍正帝的帝位继承问题，支持了雍正帝的政敌所至。这一观点得不到文献的支持，而亏空是主因却有档案上的证据。而且政治原因说首先假定是雍正通过阴谋手段得以继位的，当代清史研究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政治原因说因此失去了立论的基础。

这就又回到了雪芹生年的问题。曹家被抄家在1727年。被抄家后全家回北京，从此家道败落，日渐贫困，再也没有重回那种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日子。如果按照周汝昌推测的那样，他出生于1724年，那么回北京的时候他才三岁，没有那种繁华似锦日子的体验，怎么能把《红楼梦》那种富贵之家的生活写得那么真切？

这一提问当然有道理，但无法排除雪芹通过口耳相传得到那种生活经验的可能。事实上，即使败落了，一个家庭几代人积累的生活习惯也不是能够立刻改变，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某些习惯、生活方式会在语言中长期存在。亲身经历某种事件毕竟不是写出那件事的必要条件，否则如《战争与和平》就写不出来：托尔斯泰没有宫廷生活的经历，却写出了俄、法两国宫廷的很多活动。

举个例子。著名小说家高阳(许晏骈,1922-1992)写的清史小说，在典章制度、生活习惯、言语等方面的具体、生动、细致在当代无第二人, 他写的那时代人的衣食住行，不是当代人能够了解的。但当他写其他朝代的历史小说，在这些方面就显得概念多于具体描写，缺乏细节而粗糙。原因是，他祖上许乃普、许乃钊、许庚身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代的大官僚，最高担任过军机大臣。高阳当然没有见到过这些祖先，没有亲身体验过清代官僚的生活。但那些生活的细节和氛围却通过口耳相传一直传到给了他。

因此，亲身体验并非必要条件，家庭的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的传承可能给历史写作提供了基础。

而且，如果根据卒年1763，寿命四十九岁倒推的话，曹雪芹生于1714 年，曹家败落时他已经十三岁，就亲身经历过曹家的繁华。

八．亲戚朋友

曹家的亲戚，有显赫人物。曹寅有一女，也就是雪芹的姑姑，是平郡王纳尔苏的王妃，是小平郡王福彭(1708-1749)的母亲。也就是说小平郡王是曹雪芹的表兄。福彭在乾隆朝初年曾经受到重用。但无资料显示这门阔亲戚曾经在曹家的宦海沉浮中起过什么作用。周汝昌、高阳等有个观点，说曹家回到北京之后曾经再度显赫，就是因福彭在乾隆朝初期有权力，提携母家的缘故。随着因政治斗争失势，福彭忧患去世，曹家又二度败落。

但这一观点，假设大胆却证据全无。

曹家还有另一门亲戚：苏州李家。曹寅的续弦妻子李氏，是长期担任苏州织造李煦(1655-1729)的族妹。过去有说是李煦的妹妹，或者堂妹的，现在有文献确证，只是族妹，也就是说，她和李煦只是同族的女性平辈。说起来这门亲戚远得很，但两家来往非常密切，连曹寅得病、去世都是李煦直接向康熙帝奏报的，康熙帝也告诫李煦“曹寅与尔同事一体。” 曹寅也有不少与李煦有关的诗作。李煦先于曹家被抄家，他本人充军，冻饿死在流放地打牲乌拉(今黑龙江省特哈旗)。这门远亲，倒是如《红楼梦》上说的，和曹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红学”界的共识，《红楼梦》中的某些情节来自李家的故事。

曹雪芹的点滴信息，除了留在《红楼梦》文本和“脂批”中，就靠几位朋友的诗文中的诗句、注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朋友，就是敦敏、敦诚兄弟。

敦敏、敦诚姓爱新觉罗，是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曹雪芹的祖先曾经是阿济格的部下。阿济格因政争失败而被杀，他的后代为虽然还是宗室，只能做一些小官。他们交游的圈子也是处境与他们类似的落魄文人，包括曹雪芹。他们对曹雪芹十分钦佩，有深厚的交情。在他们的诗中，称赞曹诗才可比唐朝大诗人李贺，有三国时代的阮籍那样傲骨。【5】

敦敏有《懋斋诗钞》诗文集传世。其中包括有关曹雪芹的诗六首；敦诚有《四松堂集》，《鹪鹩庵笔麈》，其中有关曹雪芹的诗歌也有六首。他的文章中记录了曹雪芹除《红楼梦》中诗词之外，唯一留下的两句诗。

还有一位张宜泉，也是一个落魄文人，与曹雪芹有交往。他著有《春柳堂诗稿》, 其中有关曹雪芹的诗四首。上世纪发现的所谓“曹雪芹用过的书箱”，就是在他后人拿出来的。就是从上面三位友人的诗文中，我们才得知曹雪芹有号芹圃、芹溪，他的性格，生活贫困的程度，晚年住北京西郊，大致去世时间，有妻儿等等。【6】

九．生平活动

从《红楼梦》的“脂批”以及他三位友人诗文中所得到的知识，很有限、零散。但这些已经是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全部可靠信息了。还有些与曹雪芹、曹家没有交往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记录了一些有关曹雪芹的传闻，可靠性无法确定，有些明显错误。比如和他同时代的著名文人袁枚(1716-1797)，就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大观园就是他家的随园，等等，莫名其妙。

根据敦敏、敦诚、张宜泉等人可靠的记录，我们无法得知他的生活细节，无法得知他一生的经历、活动。

从诗歌中可以得知，他可能有过担任过画苑画师的机会。张宜泉的诗“题芹溪居士”有“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7】两句。“青莲”指的是李白，李白号“青莲居士”，这句说曹雪芹不羡慕像李白那样得到皇帝的宠爱——传说唐玄宗曾“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来对待李白。“立本”指的是唐代画家阎立本。史书记载，唐太宗召阎立本作画，阎闻召奔走流汗，俯在池边挥笔作画，看看四周的看客，自己觉得惭愧。回来即对儿子说：“不要学这种微不足道的技艺。”这句似乎是说曹雪芹曾被召往画苑为画师，但想到阎立本的教训而拒绝了。

另外，敦诚的“寄怀曹雪芹”一诗中有“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8】两句，后一句用李商隐诗， 常见的典故；前一句似乎说他与曹雪芹在“虎门”的交往。“虎门”是什么地方？据吴恩裕、周汝昌诸家考证，所指应是位于北京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敦诚、敦敏和曹雪芹应是在右翼宗学里密切交往的。敦诚、敦敏是右翼宗学里的学生，有史料记载。但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干什么？

他也是学生吗？不是，他没有资格，因为宗学只收宗室子弟，他一个包衣奴才，进不去。他是教习吗？同样也无资格，宗学教习要求有功名，不是进士就是举人，曹雪芹无功名。【9】那么是不是杂役？资格倒是够，但一个连画苑画师都不肯做的人，怎么会去当杂役？这句诗是不是写曹雪芹到右翼宗学访问敦敏、敦诚兄弟？也不是，诗中“数晨夕”说的诗朝夕相处，不是偶尔的会面。

因此，从这两句诗中只能得知他们曾在右翼宗学交往，却得不出曹雪芹当时的身份。

又有一种说法长期流传，说曹雪芹曾重返江宁，在两江总督尹继善那里做幕僚。这一说法来自周汝昌。

1962年，河南省博物馆收购了一幅人物画像，上面有清乾隆时期担任过两江总督的尹继善的两首题诗。经笔迹查证，题诗者为尹继善无疑，而且那两首诗也收入尹继善的诗集。画本来应该与曹雪芹无关，但画中另有一题词，据称为作画者陆厚信所题：

“雪芹先生洪才河泻，逸藻云翔，尹公望山(尹继善号望山)时督两江，以通家之谊，罗至幕府。案牍之暇，诗酒赓和，铿锵隽永。余私忱钦慕，爰作小照，绘其风流儒雅之致，以志雪鸿之迹云尔。云间艮生陆厚信并识。”

于是一部分“红学”家就推理出曹雪芹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曾经重返江宁，做了两江总督的幕僚，进一步还推理出他曾经到过杭州，等等。有人提出疑问：尹继善的两首诗，在他诗集中表明是送给一个叫俞瀚的人的，怎么会题到曹雪芹的画像上？

1982年，河南省博物馆公布了这幅画的调查报告。报告确认，画像上的人不是曹雪芹而是俞瀚，画像原是一本册页中的一页。1962年，有人从商丘街头地摊上购得。因俞瀚不是名人，转卖不出好价钱，他就抽出有尹诗连画像的一页，串通了另外二人共同作伪，冒充曹雪芹小照，卖给河南省博。五行题记是作伪者写的，他已经亲口承认。画上的印章也不是画家“陆厚信”，而是作伪者之一的“陆厚培”。因此真相大白。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即使作伪者已经亲口承认，作伪过程也调查清楚，周汝昌等人仍然坚持画像是真的，【10】固执己见、无视事实到了非理性、闹意气的地步。

可以确证的是，曹雪芹晚年居住在北京西郊。这在敦敏、敦诚兄弟的诗中有记载。根据他们的诗推测，他也是在西郊去世的。

曹雪芹一身经历，除了写作《红楼梦》有确证，就是空白。可笑的是，有确证的事情，学术界和民间一直怀疑，隔三岔五就会出现什么《红楼梦》的真作者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数一数所谓“真作者”连一打都不止；空白的部分却被想象、编造不断地在涂写，越写越丰富、越神奇。

十．余论

这篇文章，大概要让《红楼梦》爱好者失望：对曹雪芹，我们就知道这么一点零碎的东西：他生于1711-1724年间，卒于1763或1764，享年40岁至49岁间。祖先在辽东投靠满人，成为包衣奴隶。祖先从多尔衮、阿济格征战有功起家。祖父为曹寅，受康熙帝信任，长期在江宁、苏州两地任织造。嫡亲祖父曹宣。父亲大概为曹頫。有一弟棠村。曹家在1727 年被雍正帝抄家，曹家从此一蹶不振。妻子不知姓名，无证据有后代。晚年居住北京西郊，大概也在西郊去世。有几位好朋友如敦敏、敦诚、张宜泉，等等。这些信息，即使充实一下细节，一、两页A4纸也够写了。

以上这些，有文献的证据。除此之外，“红学”界、民间的推测、想象、编造、炒作太多，每隔几年就有一个高潮。学术界和文学界也出现大量曹雪芹传记和文艺作品，传记有吴新雷的《曹雪芹》，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曹雪芹传》、《曹雪芹新传》，《曹雪芹的故事》，李广柏的《曹雪芹评传》；论小说，有端木蕻良的小说《曹雪芹》，高阳的《红楼梦断》四本，以及《曹雪芹别传》，《三春争及初春景》、《大野龙蛇》，总共七部。根据两页A4纸写传记，无疑需要很多推测、想象，其中有些推测被已有的、或后来发现的证据推翻。至于小说中的曹雪芹，大致和金庸笔下的张三丰、王重阳、拖雷、陈近南、弘历差不多，当成真实的历史就上当了。

其实，那些小说，有些写得非常好。比如高阳的七部，不仅人物生动，故事吸引人，尤其是书中的清代典章、制度、官僚之家和平民的言语、思维习惯、衣食住行、心理等等，描写、刻画之精细、具体、丰富，读了以后，真会使人感觉到一种晚清的氛围，有“穿越”到清代的感觉。

相比较之下，当代大量的清史小说就是笑话！那些小说是根据现代人的思维、知识、语言、生活习惯来想象古人，古人的故事在现代氛围中根据现代人的逻辑展开，以现代的语言叙述。古代文化传承的缺乏造成想象力贫乏，就如鲁迅讽刺的那样，皇后娘娘午睡醒来，要享受一下，让宫女给她“拿个柿饼来，” 无法虚构出符合旧时代实际的细节。缺乏文化传承不是那几位作者的错，他们的错在于不自量力，喜欢暴露自身的短处，不懂得要“藏拙”。

因此我向大家推荐高阳的《红楼梦》系列小说。只是不能当成曹家历史看！

本文写作的初衷，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些有关曹雪芹的确切信息，免受每隔几年就有一个高潮的种种“新发现”的干扰，免受以想象冒充历史的误导。我们知道得很少，空白很多，但拒绝天马行空却毫无根据、或者曲解《红楼梦》文本、“脂批”的虚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现代学人的起码学术道德。说句不中听的话，“红学”界某些人伪造文献，或曲解文献，或在铁证面前坚持不认错，如果是在科学界，早就要因违反学术规范而被逐出研究队伍了。 学界和公众对“红学”界、以致整个人文学界的宽容、放任，造成了今日胡编乱造喧嚣一时，扎实的研究少人关心的怪现象。我真是不懂，是谁赋予了人文学科可以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特权？

本文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却是有关曹雪芹的真实知识。

参考书目：

冯其庸(1980), 《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对一个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的梳理 和透视”。 《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4辑。

胡适(2013),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

胡文彬(2018)，《历史的光影——程伟元与<红楼梦>》。中国文史出版社。

梅挺秀(1980)，“曹雪芹卒年新考”。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

王利器(1980), “马氏遗腹子.曹天佑.曹霑”。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

王佩璋(1957), “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其他”。原载《文学研究集刊》第5册。

吴道平 (2022), “伪造曹雪芹诗案 — 读红随录之一”。《新华夏文库.吴道平》。

吴新雷(1983)， 《曹雪芹》。江苏人民出版社。

吴新雷、黄进德(1983), “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

张书才， 高振田(1984)，“新发现的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初探”。载《红楼梦学刊》1984年第2辑。

周汝昌(1953)，《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
(1964), 《曹雪芹》。作家出版社。
(1976), 《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曹雪芹新传》。
(1998), 《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2003), 《曹雪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朱一玄(1985)， 《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注释：

【1】 吴道平(2022)。
【2】 冯其庸(1980), p.87-112。
【3】 朱一玄(1985), p.9。
【4】 吴新雷等(1983), p.143。
【5】 敦敏、敦诚诗，见朱一玄(1985)， p.23-31。
【6】 朱一玄(1985), p.23-37。
【7】 朱一玄(1985), p.36。
【8】 朱一玄(1985), p.24。
【9】 周汝昌根据清代某些文人的一些记载，认为曹雪芹是贡生。无确证。 如果是真的话，那么曹雪芹就会被收入族谱了。
【10】 周汝昌(1998)，p.636ff。

2025年12月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1809期（cm251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