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超越法治”的威权之路与美国宪政危机

2025年，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再次入主白宫，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开创了美国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格局。共和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再加上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多数，川普实现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合一”的局面。如此集中化的权力，使川普政府几乎可以不受传统制衡地推行其议程，被一些评论者形容为当代美国的“皇帝”。然而，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也引发对美国宪政体制走向威权的深刻忧虑。短短执政数月间，川普政府在国内政策和国际贸易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激进举措，尤其是“哈佛签证事件”，凸显出政府正沿着“法制超越法治”的轨道前行。

哈佛签证事件：美国走上威权轨道的标志

2025年5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川普政府授意下突然宣布，吊销哈佛大学的“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SEVP）认证，停止该校所有持F-1、M-1、J-1签证的国际学生和学者在校身份。这一决定意味着哈佛被剥夺了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校内约6,800名国际学生学者必须在短时间内转学他校，否则将失去合法身份。国土安全部长克莉丝蒂·诺姆在声明中指控哈佛“纵容校园内的反美、反犹太主义分子”，并声称哈佛与中国共产党有所勾连，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哈佛未按要求提供部分外国学生参与抗议活动的信息，导致“校园安全环境不达标”。哈佛校方对此强烈反弹，立即谴责政府做法“非法且带有报复性质”，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对高等学府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数千名国际学生的前途因政府一纸命令悬而未决，哈佛大学的全球声誉和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冲击；这一切背后，是政府对高校施加意识形态指控和强硬压力所造成的恶果。

哈佛大学校园，被川普政府视作“意识形态敌对”的典型目标。2025年政府撤销其国际学生资格，引发学界哗然。 哈佛签证事件凸显出川普政府如何利用法律工具实施威权管控，体现了“法制超越法治”的倾向。

此事件表面上援引了移民法规和校园安全之名，实际上是以行政手段惩罚大学校园内不合政府口味的言论和活动。诺姆要求哈佛在72小时内提交所有外国学生参与抗议的详细记录，否则撤销决定不可逆转。72小时的最后通牒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仓促的期限下，数千名远在异国他乡的学生根本无法在三天内完成转学手续。官方虽声称学生可转入他校继续学业，但绝大多数高校的转学申请需要数周甚至数月，而学期已近尾声，多数学校已过招生阶段。政府此举并非真正出于维护校园安全的常规执法，而更像是对哈佛的不配合进行惩治，以法律之名行政治报复之实。政府因为不满哈佛校园内的某些政治言论惩罚整个学校，实质上就是在用行政手段压制大学的学术自主和言论空间，这很可能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原则。过去美国司法曾纠正过麦卡锡主义时期清洗大学“异见分子”的做法，川普政府如今针对哈佛的签证制裁亦很可能被法院审查其动机是否出于报复，从而裁定违宪。哈佛事件中，政府运用了法律程序（吊销签证资格）作为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正是典型的“法制凌驾于法治之上”：法律不再是限制权力的中立规则，反而成为执政者压制异己的工具。

哈佛事件也展示了行政权对法律程序的粗暴践踏。诺姆以社交媒体上的贴文方式发布重大决定，扬言要让此举“成为对全国各大学的警告”。政府还威胁撤销哈佛的免税资格、冻结数十亿美元联邦拨款，附带一系列要求哈佛修改其招生、教学方式以配合政府政治目标的清单。这些要求（据称包括提供过去五年所有非移民学生的违纪记录，以及涉及“非法”“危险或暴力”行为的影像资料等）严重侵害大学自治和学生隐私权，哈佛指责政府此举是在干预大学的“学术思想环境”。川普政府把联邦资源和法律条款当作敲打学界的筹码：法律程序被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关于行政权力边界与学术自由的宪法争论。按照美国宪法结构，高等教育传统上属于各州管辖和私立自治的领域，联邦政府如此过度介入有违分权原则和大学自治精神。法官弗兰克福特曾在著名的Sweezy案中强调，大学有权自主决定“由谁来教学、教授什么、如何教授以及招收哪些学生”。川普政府撤销哈佛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无疑干预了大学决定招生对象的自由。哈佛签证事件不是单纯的移民执法问题，而是美国宪政平衡受到冲击的缩影——行政权借法律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实，大学自治、言论自由等根本原则遭到侵蚀。这正印证了川普政府治下美国正在经历法治退化，政府威权化倾向日益明显。

司法系统虽然对川普政府的部分过激举措作出反制，但效果有限。在哈佛案中，哈佛大学迅速提起诉讼，并已有联邦法官裁定，在相关法律挑战未决之前，政府不得取消全美国际学生的合法身份。这一临时禁令显示司法企图暂缓行政超越法律程序的行为。然而，如果最终上诉至最高法院，结果并不乐观：川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占据多数，他们在关键争议上立场更偏向总统权力。即便如此，哈佛事件引发的法律拉锯战本身，已经反映出美国宪政体制内部正发生剧烈张力——行政部门声称依法行事，却被质疑为选择性执法、定点清除异己，法治原则受到挑战。当政府以法律之剑指向自己国内最顶尖的大学时，无论借口是反恐还是意识形态，都说明法治屏障正在被撕裂，“法制”正在压倒“法治”。这一事件成为美国走上威权轨道的标志性一幕，震动了全国的学术界和法治倡导者。

美国宪政短板与内在危机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经历民主的急剧退化，传统制衡机制失灵，法治正在被权力意志所吞噬。面对川普政府的威权化之路，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宪政制度曾被奉为民主典范，缘何如此脆弱地遭到侵蚀？答案很大程度上指向其内部潜藏的结构性缺陷——就像任何人身上都潜伏者癌症基因，癌症基因在特定情况下会爆发引起癌变，让癌细胞无序生长。美国宪法中也埋藏着“癌症基因”。这个比喻意在说明，美国建国宪制虽然奠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框架，但也埋下了一些在特定条件下会恶性扩张的隐患。一旦遇到一位善于钻制度空子并渴望集权的领导人，这些隐患就会被激活、放大，最终反噬整个制度自身。

美国总统权力的广泛授权和弹性为滥权提供了空间。美国宪法第二条对行政权的定义相对笼统（“行政权属于合众国总统”），历任总统通过先例和法律逐步积累了强大的行政特权。在正常情况下，总统权力受到国会立法和司法审查的制衡，但宪法也赋予总统一些特殊手段，如否决权、行政令、赦免权、外交和军事指挥权等。这些手段本来用于应对紧急或特殊情形，然而制度设计者或许未充分预见到当总统本人蔑视规范时的情形。

川普正是抓住了制度漏洞：滥用行政令行立法之实，滥用紧急权力调配资源和规避法律（如借IEEPA搞贸易战），频繁动用赦免权庇护自身支持者（大规模赦免骚乱参与者），等等。而宪法对总统不当行为的主要惩戒机制——弹劾——在现实中高度政治化，几乎不可能在总统所属党控制参议院时成功罢免他。2020年第一任期弹劾案的流产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更不用说川普如今拥有国会多数支持的情况下弹劾形同虚设。这意味着宪法赋予总统的问责机制不足以约束一位肆无忌惮的总统，尤其当他的党徒紧密团结维护之时。

美国宪政体制本身存在对领导人个人品行和不成文准则过度依赖的结构性短板。一旦出现一位不尊重规范的领导人，制度就缺乏强制纠偏的自动装置。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哲学中早已警示过结构性短板的“不完全宪法”带来的危险：政体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公民的德性，特别是统治者的自制、责任与公共精神。当选民或统治者普遍缺乏德性时，政体虽然“合法”，却容易堕落为私利工具。政体如果结构失衡、德性不足，便会走向蜕变和崩坏。

美国的宪政制度本应属于“共和政体”（Polity），旨在通过分权制衡保障公共利益；如果政府及其支持者推动行政权集中、压制异见、削弱司法与立法权力，是对这种结构性平衡的破坏；更严重的是，当总统的人格极权倾向结合制度赋权形成系统性滥权，宪政虽在，实已空心；这种政体虽然形式上仍有“宪法”，实则已堕入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偏离政体”（deviant form），即以私利或权力意志为主导的“变质政体”。亚里士多德警告：“法律应当统治，而不是任何一个人”。当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时，无论这个政体是否有宪法文件，它本质上已“不完全”，是一种病态政体的开始。

共和政体若缺乏健全的中道平衡，可能蜕变为极端的多数人暴政（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极端民主”），而极端民主最终会堕落成独裁专制。亚里士多德这番见解可谓对当今美国的惊人注脚——美国建国宪制是一种折衷的共和政体，但并非完美无缺；其成功仰赖于参与者的克制和共识。如果这些德性要件不再，“不完全”的宪法机制就可能无法自我修复，从而被野心家所利用。“不完全宪法”正是美国目前的写照：制度设计本身留下了被操控与扩权的空间，而缺乏德性的领导者在权力激励下放大了这种“结构性病灶”。若不加以修复，美国或将如亚里士多德所警告的那样，从共和滑向暴政。

川普执政所引发的宪制危机，正是一部权力失衡、规范失灵的现实教材：制度的缺陷原本潜伏无碍，但在特定压力测试下集中爆发。我们早已看到非洲裔等边缘群体的宪法权利长期被侵蚀，只是过去许多人以为这种滥权不会扩展到主流群体。正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智慧所示：守护宪制需要美德和良法，相反，不完善的宪制只会孕育自己的终结者。如今，当宪法“癌变”扩大到更广泛领域，美国社会才惊觉问题的严重。但此时，制度自愈的能力已大打折扣——美国宪政正被自身孕育的“癌症基因”所吞噬。

以中为师：美国正向中国模式靠拢？

不可否认外部环境和他国模式也对美国政府的走向产生一定影响。所谓“北京模式”的成功与强势，客观上对美国形成了一种威权诱惑或刺激：当中国模式展现出高效决策、快速发展的面貌时，美国内部某些人也开始羡慕集中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主张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和中国竞争”。川普本人曾多次对外国强人领导表示赞赏，包括称习近平任期取消限制为“了不起”，甚至玩笑说美国也许有一天总统也可以终身（注: 川普过往言论）。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威权治理的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国右翼民粹对强人政治的想象。

不过，这种外部诱因并非主因——美国今天的宪政危机主要源自内部基因缺陷的发作，外部比较更多是提供了一个映照和引发思考的镜子。如果没有美国自身制度漏洞和社会撕裂的累积，中国模式的存在本不足以令美国民主土崩瓦解。北京模式或许让一些美国政客看到了“绕开掣肘、大权独揽”的诱人前景，但美国走上威权化道路的钥匙始终掌握在美国人自己手中：是他们内部的宪制缺陷和政治选择，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一个幽灵，一个中国模式的幽灵，正在美国徘徊。经过200多年历史考验的美国宪政制度正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要么及时遏制威权化趋势，修补自身“癌变”基因；要么在沉疴中进一步滑向制度衰败。或许有人认为，美国有深厚的民主基础，仍可能自我纠偏。但正如某些评论家所言，“警钟已经大作”——超过半数的美国人担心川普是个“危险的独裁者”，认为必须限制其权力以免摧毁美国民主。然而，光有民众的担忧并不足以改变走向，关键在于制度能否产生纠错能力。遗憾的是，美国宪政的修复往往需要漫长的政治过程，而威权倒退却在急速发生。

从哈佛签证事件这样的典型案例中，我们看到行政权力如何僭越法律边界，如何通过法律形式实施不法之事；从国会与司法失守的现状中，我们体会到制衡机制如何脆弱，竟难以阻挡一个决心集权的领导者；从亚里士多德的远见卓识中，我们明白“不完全宪法”终将自食其果的道理。

任何民主制度都并非牢不可破，可能因为自身的漏洞和错用而走向反面。民主崩溃往往不是外力直接打败的，而是从内部被渐次侵蚀。当法治被统治者役使、当权力不再受约束、当自由习惯于屈从，那么民主大厦就已在瓦解。川普政府2025年再执政以来，以其一系列“法制超越法治”的决策，警醒世人：美国的民主免疫系统正在失效，民主制度正在瓦解。当年弗兰克林·罗斯福在危机中以非常手段拯救民主，而今川普却以非常手段瓦解民主。美国能否摆脱“不完全宪法基因”的困扰、遏止威权化趋势，将不仅决定美国人民自由的命运，也将深刻影响21世纪全球自由民主的走向。美国人民当铭记：在危险的十字路口认清未来的道路，否则等待人民的恐是“共和国蜕变为专制”的悲剧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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