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闭门证词凸显的美国宪政难题

12 月 17 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了一场不对外公开的听证。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会上说，他的团队已经拿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证据，可以证明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0 年大选后串谋推翻选举结果；在私藏机密文件案上，也有“非常有力”的证据，涉及非法保留机密档案和阻挠政府取回。这些案子并不是从来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史密斯在 2023 年先后对特朗普提出两宗联邦刑事起诉：一宗是干预选举，一宗是私藏机密文件。后来，随着特朗普在 2024 年重新当选，两案全部终止。司法部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古老：部门长期立场认为，不能对在任总统提起刑事公诉。所以，这条新闻真正刺痛人的地方不在于“还有什么新爆料”，而在于一个尴尬的组合：一边是检察官声称“证据足够”，另一边是制度告诉办案人，“到这里就停下”。

总统与法律：一条闭门消息撞上的老问题

从目前公开的报道看，这次事件可以压缩成三句话：史密斯向议员说明，团队对选举干预案的证据强度判断已经达到了可以定罪的水平；他同样强调，机密文件案有扎实的物证和阻挠调查的线索；案件停在现在这个位置，很大程度上与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OLC）的一条老意见有关——在任总统不应被起诉。

这条意见写在 2000 年一份长达数十页的法律备忘录里，标题叫《在任总统是否可以被起诉与刑事起诉》（“A Sitting President’s Amenability to Indictment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备忘录的结论是：对在任总统进行刑事起诉或审判，会“违宪式地削弱行政部门履行宪法职责的能力”，因此司法部应采纳“对在任总统一律不予起诉”的立场。

这里需要分开两件事：第一，这只是一份行政部门内部的法律意见加政策选择，而不是宪法条文，也不是国会通过的成文法，更不是最高法院的正式裁决。第二，它确实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牢牢地塑造了司法部对总统刑事责任问题的实际操作。史密斯的闭门证词，把这两点摊开在桌面上：刑事证据的结论朝一个方向走，部门政策和宪政顾虑朝另一个方向走。结果就是，一个现代国家最经典的两难再一次暴露出来——国家机器要优先保证“连续运转”，还是优先保证“人人在法之下”。

美国宪政史上，“总统能不能被司法程序拉住”从来不是靠一句空洞原则解决的，而是在一连串冲突和妥协之中，慢慢拉出几条边界线。

第一道边界，是 1974 年的《美国诉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 Nixon）。水门案特别检察官要求调取白宫录音带，尼克松援引行政特权拒绝交出。最高法院最后一致裁定，总统不能以笼统的“行政机密”挡住刑事审判所需的证据，必须交出录音。判决的核心意思是：总统可以有一定保密空间，但在刑事正义面前，绝对豁免不存在。

第二道边界，是 1997 年的《克林顿诉琼斯案》（Clinton v. Jones）。这次争议不是刑事，而是民事——一桩发生在入主白宫之前的性骚扰官司。克林顿试图主张在任总统享有暂时豁免，案件应拖到任期结束再审。最高法院同样一致否定了这种说法，认为宪法并没有赋予总统对私人民事诉讼的总豁免，也不要求所有案件都一律等总统卸任后再审。这两案加在一起，传递的是一种早期共识：总统职位需要尊重，但不能变成挡在法院门口的一道铁门。司法可以因为现实负担调整节奏，却不能因为总统身份而全面“暂停”。

第三道边界，则是 2024 年在《特朗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中画出的。最高法院以 6:3 的多数裁定，总统对“核心宪法职权”享有绝对刑事豁免，对其他“官方行为”享有推定豁免，而对纯粹私人行为则不豁免。法院没有一条一条界定什么算“官方”，而是把大量细节丢回下级法院慢慢裁量。

这一次，最高法院明显把免疫边界往前推了一大步，让“官方行为”这把伞撑得更大。很多学者和公民自由组织认为，这种设计等于给未来的总统发出一个危险信号：只要把争议行为尽量包装在“职权范围”之内，就可能获得更强的刑事保护。再把这些历史节点与 OLC 的“不得起诉在任总统”意见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美国宪政结构里出现了一种新的叠加：最高法院在 Trump v. United States 中扩大了“官方行为免疫”；司法部内部意见维持了“在任总统不被起诉”的政策；国会高度极化，使得弹劾难以成为稳定有效的替代性追责工具。在这样的组合下，史密斯的闭门证词就显得格外刺眼：检察官说证据足以定罪，而制度告诉他，“这一步走不下去”。

程序信仰如何变成程序困境

在外部很多观察者眼中，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似乎只要启动司法程序，剩下的交给法官和陪审团就好。但美国政治文化的真实面貌更复杂。

这个国家对“程序”的信仰确实很深。败选要通过程序确认，权力交接要通过程序完成，法律争议要通过程序解决。失败可以抱怨结果，却很难否认过程——这是美国政治几十年来缓冲冲突的一个重要“润滑剂”。

问题在于，当社会分裂到某个程度，程序很容易从“通向结论的路径”，变成“逃避结论的工具”。想要解释为什么没有起诉，就可以说“现有程序不允许”；想要拖住一个有争议的政策，就可以说“还在走程序”；想要把责任推给别人，也可以说“只是按程序办事”。

史密斯的这次表态恰好落在这种悖论上。一方面，他强调调查团队依据事实和法律，得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判断；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司法部长期政策和现实政治，使得对在任总统继续推进起诉几乎不可行。由此带来的，不只是技术性难题，而是信任难题。支持特朗普的一方，会把这一切看成“政治检察官的政治迫害”；反对特朗普的一方，则更愿意相信“法律抓得住普通人，却抓不住总统”。两边都觉得程序“站在对方那边”，三权分立表面完好，内部却越来越像一场“程序消解实质”的游戏。

这件事对三权分立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行政权这边，美国从冷战以来一直倾向于“强总统制”。对外战争、紧急状态、国安议题，很容易让白宫在政治上占据制高点。历史上，国会和法院曾在水门案和伊朗门事件中，通过调查和判决削弱行政权的扩张。但在Trump v. United States之后，“官方行为免疫”的范围扩展，让总统职位在刑事法律面前多了一层“防火墙”。

在立法权这边，国会表面上拥有监督与弹劾的核心工具，现实中却越来越像“舆论战的舞台”。史密斯被传到司法委员会作证，本来是国会问责行政部门的惯常做法。但闭门作证加上选择性泄露，很快变成两党各自剪辑、各自解读、各自上节目的一场新的叙事战。

在这种环境里，“监督”很难真的走向制度修补，更容易滑向“为本方陈词”。弹劾程序在特朗普任内已经多次演变成党派动员的工具：票数在党派线上高度整齐，结果基本由选前的席位分布预先写好。这种局面之下，指望国会单靠弹劾机制，承担起总统刑事责任的全部兜底功能，现实成本极高。

在司法权这边，最高法院近年的角色也越来越争议。无论是堕胎权案，还是Trump v. United States，保守派多数在关键案件里多次站到扩大行政权、收紧联邦监管的方向。特朗普相关案件中，大法官们既要强调“没有人高于法律”，又在实际判决中给总统职位标出一块块“法律难以触及”的区域，这种张力也在消耗法院自身的公信力。

可以说，史密斯的闭门证词，是对这整套体制的一次压力测试：谁在利用制度，谁在被制度反噬？在一个极化社会里，三权分立还能否形成有效的自我纠偏，还是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变成各自阵营的“堡垒”？

把总统放进规则里，还是把冲突放在规则外？

宪政争议看上去很抽象，但对经济和国际秩序的影响，往往并不遥远。对国内而言，如果社会形成一种普遍印象：最高权力层很难真正承担法律责任，而普通人必须面对“法律的全部重量”，那么执法和监管必然被更多人视为“政治工具”。企业对合规的理解，也会从“遵守稳定规则”，转向“判断谁在台上、风向往哪边”。这种变化最后会体现在风险溢价上：同样的项目，法律不确定性越大，融资成本越高，长线投资越保守。

对盟友和对手而言，美国制度的信誉一直是其全球权力的一部分。盟友在做长期安全安排时，看的是“制度能不能约束总统的冲动”，而不是某一任总统个人是否“友好”。一旦总统在刑事意义上变得接近“免疫体”，美国的承诺更容易被外界理解为“个人政治风险很高的承诺”，这会反过来影响对条约和安全承诺的信任程度。

史密斯的闭门证词不会立刻带来新的起诉书，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特朗普的法律处境。但它已经完成了另一件事：把美国宪政里一个长期存在、却常被忽略的矛盾，从技术细节推到了政治中心——当刑事司法撞上总统权力，到底是谁在向谁让路。从这个角度看，史密斯事件不只是“某一位总统的案件”，而是美国法治在宪政治理和全球舞台上的一次自我削弱。

在任总统的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弹劾等政治程序来处理。但在党派几乎“整队投票”的现实下，弹劾很难发挥设计时设想的功能。国会是否有意愿、也有能力，用更具体的规则约束自身，让“对总统的问责”不只是一句政治口号，而变成可执行、可核查的制度安排，这是接下来美国政治绕不过去的问题。

美国最有活力的一面，在于敢于把这些矛盾摊开，让法院、国会、媒体和公众一起吵；最脆弱的一面，也在于太习惯用“吵”来替代“改”。当所有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一场又一场程序之争上，程序慢慢就会从“解决问题的工具”，变成“让问题悬而不决的保护罩”。

真正的考题，其实已经摆在桌面上：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能不能把总统也放进一套可验证、可追责的规则之中，同时又不让国家机器因为诉讼而瘫痪？史密斯那句“证据已经足够”的说明，只是这道考题的序章。接下来几年，美国是继续把矛盾留在制度内部慢慢调整，还是任由矛盾溢出制度之外，交给一次又一次政治冲突去释放，将决定这场宪法危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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