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挪威将2025年和平奖颁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女异议者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但是她一直未能抵达奥斯陆，今天（周三）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表示，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马查多将不会亲自到场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媒体称她从委内瑞拉出发的旅程受到马杜罗政权威胁的困扰，面临重重障碍，而美国川普政府亦派遣重兵围剿这个委内瑞拉独裁者，他据说受到中俄等集权政体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外媒的后续报道也是扑朔迷离，此次诺贝尔和平奖困扰，唯有二〇一〇年那次北京杯葛刘晓波获奖可以比拟，当下却无人将中委两个集权、胡锦涛习近平与马杜罗这类敌视诺贝尔桂冠的东（南）方强寇，作一比较政治学分析，颇可惋惜。我倒是蛮想回顾一下刘晓波，因为他的生死、获奖、中共乃至民间的杯葛，在在凝聚了理论、理念、左右、西东的纠缠和歧异，中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价值聚丛，还不容易呢。】

刘晓波的空椅子

马查多的空椅子

十五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与典礼颇不相称；晓波获得这顶桂冠，就跟中国残暴、偏激、铜臭的现实，更不相称；几几后的中国青年，已不知他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离中国更加遥远……。

一、诺贝尔和平奖典礼

典礼场所，是奥斯陆市政厅，犹如艨艟两翼风帆高耸的一栋简朴砖石建筑。奥斯陆是一座没有森森殿宇巍巍钟塔的欧洲都市，与巴黎、罗马判若两界。这大概是维京人简朴文化传统的外部特征。据说欧洲古典建筑风格，有一种从西往东越来越靡费奢侈的倾向，当然主要是指教堂、宫殿。伦敦比巴黎简朴，罗马又让巴黎逊色，东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费。维京人偏处西北一隅，也许因此简朴？

奥斯陆市政厅据说建于五〇年代。会堂并不宽敞。走进去但见主席台上，右侧七把椅子，正中讲坛，左侧一架钢琴。席座好像都是临时摆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个空心岛，那里摆着两把座椅，我想当然以为那便是所谓“空椅子”。

按照入场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号，在右侧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紧挨那个空心岛。李晓蓉坐在我右边，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欧盟人权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

音乐起时，走来挪威国王王后，落座空心岛的那两把椅子。跟随他们身后的，是诺委会五成员（四女一男），鱼贯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后面，是丹泽尔．华盛顿为首的一批明星，从右首偏门入场进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终深信，
你一定能回来，
……。”

舒缓、凄婉的女高音，引领典礼的开场。这首似曾相识的歌曲（节目单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译为〈苏尔维琪之歌〉），一下子将我带到伤心处，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无言心情，泪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声。晓蓉从旁递过来一块白手绢，示意我拭泪，我这才看见她也是泪水满面。我哭得紧攥著那手绢不放，她又一把从我手里拽走；原来手绢是那位女士——欧盟人权主席的——据说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泪，吾尔开希更是到了崩溃地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我虽男儿，这二十年里常常涕泪，但也并非“轻弹”，只是伤心不已。此处伤心究为哪般？当时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实是在哭自己、哭旅馆里的傅莉。跟平时不同的是，我们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这崇高场合，在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来的价值——国内志士们在野蛮严酷的压制下刚强不屈，轮番入狱，仍坚守和平抗争——映照之下，显得那么不值得，统统化为委屈与悔恨。

方励之说得对，庆典的重头戏，是诺委会主席亚格兰的演说。他讲毕将一册证书置于他的座位右侧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晓波的巨幅头像，便在那椅子后上方微笑着。

亚格兰的“精彩论断”大致有两个，一是历数“和平奖”遭遇独裁政权的历史，特别提到1935年授奖德国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希茨基，“引起轩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个德国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项诺贝尔奖。“挪威的哈康国王没有出席颁奖仪式。”这次中共又创纪录——中国自近代为世界文明贡献寥寥，却常常轻易增添耻辱纪录，她还总是觉得自己“国仇家恨”——不仅获奖者身陷牢狱，甚至没有他的任何一位亲属、代表被允许前来奥斯陆，一百年多来还是头一次。

二是亚格兰精湛简述“和平”思想与人权、文明之接榫，与刘晓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进而评说“非友即敌”（非此即彼）思潮在当下的泛滥。不少人说，刘晓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锦涛相送，因为后者犯了一个低级错误（重判刘十一年徒刑）。这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诺委会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异常倾心。对于两极化日趋严重的这个世界来说，晓波的法庭陈述，又借由诺贝尔桂冠的提携，而被赋予普世、先锋的广泛涵义。

挪威女星丽芙．乌嫚在典礼中朗读〈我没有敌人〉，宛如一曲歌咏，仿佛晓波当初就是写给此刻；而它的全部内涵，要等到这个特定场合，才能释放出来。也只有此刻此地，纯用中文书写的一种理念和情愫，才那么贴切地可以用另一种语言完整表达出来；那是我们在其他时空中不可能读得出来的。尤其他写给妻子刘霞的那个段落，“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如泣如诉、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义上的融合毫无缝隙，直抵美丽的境界。

我却在这殿堂里静思一个问题：刘晓波“非暴力”信念的价值来源在哪里？这对于思想史来说，或许还是一个靠得太近而难以厘清的课题。在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国，暴虐历史、激进思潮循环不已，何曾有过“和平”之瞬间寸土？连他都曾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抑或因为他“执著”的西化？我们还在历史中，一时没有答案。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个超时空的场景，让你回味自己跟那个人的片段历史。刘晓波传奇，始于八〇年代“文化激进”年代，虽只赶了一个尾巴，却称得上是一记短促的压轴戏。我甚至是先听说“黑马”之称，再听说他的大名。“黑马”之谓，乃指他挑战“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李泽厚，那大约是1988年夏秋之交。当时我正跟李泽厚的一个博士生，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此君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的谈资却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刘晓波“文化激进”的顶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说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惊世骇言，至今无人超越，因为中共始自毛泽东便以民族主义驭国，而西方学界则被左派“反殖民”论述驾驭，两厢均无此说的空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和刘晓波皆属“激进之徒”，在国内却未曾谋面。

对政治运动的态度，我跟晓波是两种人。八九风云骤起，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门广场，飘荡著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恐惧“革命”，在旁边又哄又劝。组织“劝架”最积极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里她动员了十二名“著名知识分子”到纪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泽厚和我。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来动员的时候，我顺便说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泽厚。面对沸腾的人海，李泽厚紧挨着我，身上微微颤抖，戴晴请大家对学生演讲，李泽厚和刘再复都拼命摇头——来到海外后，他们两人对谈了一本《告别革命》，我猜天安门现场所体验的刻骨铭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胆对着火烧火燎的广场侃了几句，语无伦次，却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录了音。“劝架”完了我们十二人被冲散，几年后李泽厚到海外才告诉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后是掏了五块钱，央求一个骑摩托车的青年载他回家。——这就是美学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刘晓波那年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学者，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参加“革命”。十几天后，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到广场包围后，是他出面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厚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我与晓波失之交臂。他在国内坚持抗争，几进几出监狱。我逃到海外偏遭车祸，伴妻疗伤当“家庭主夫”之余，还兼职当《民主中国》编辑。这份网刊，成为我俩结缘的媒介。多年来，刘晓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个邮件给我：

‘晓康：这篇文章写了很长时间，断断续续将近一年，写得心里很痛，有时还会流泪。常常因为写作过程中的心痛而搁笔。此前给你的那篇关于“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节自己的心态而写的。

十几天前，我决心完成这篇文章的动力，一是为亡灵，再有就是想起了与你通过的电话。你在电话中的自省之言，开始时让我有点感动，后来听到你说：“世界上哪有像我们这样辉煌的流亡，这辉煌让人陷于错觉……。”这话让我感到精神深处的震撼和共鸣。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于辉煌的错觉之中。诚实地面对自己，是保持谦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现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书。你可以寄一次试试，我有时能收到境外的政论杂志。晓波’

就在那篇断断续续写了一年的文章里，他提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极沉痛地拿“缅甸的曙光”，对照“六四”十三年后中国的黑暗：“1991年，昂山素季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一个剥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无法承受由此而来沉重的道义压力的……，军政府迫于国内局势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无条件地释放昂山素季。”——谁能料到，八年后“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刘晓波的头上，而奥斯陆庆典竟出现了“空椅子”。“和平奖”的道义压力，遭遇了比缅甸军政府更颟顸的中共政权。

晓波那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六四”13周年祭》，他写得很痛，长达一万四千字。完稿后两天发给了我，随即刊于2002年六月号《民主中国》。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仿佛在滴血：“谁也没有想到，八九运动的影响在十三年的时间内几近于消磨殆尽，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也被挥霍得所剩无几…。在当下中国，发动八九运动的道义激情和社会共识已经不复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时候，他提到我的那本《离魂历劫自序》，并称之为“自省之书”，要我寄给他。时至今日，我没有寄出这本书。我不敢寄给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种。他是悲愤，我是悔恨。但是这种区别，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后来，还是《离魂》的出版主编季季诠释出这种不同：

‘晓康以前在大陆出的书，都背负着为天下苍生请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写《离魂》之书，大骨架已被大时代拆解；在异国守着瘫痪的傅莉，笔下只有血肉和血泪，一字一句柔软而滚烫。’

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离魂》中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

如果晓波读到我的这些话将作何感想？他已经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给他添堵。

他指我说的“辉煌的流亡”，是我俩在Skype上聊天聊出来的。我俩互相朝对方倾诉，他怒斥国内知识界的犬儒，我则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话是：‘大概从二次大战犹太人流亡以来，没有谁像“六四”中国流亡者那样在西方如此受宠。’这个意思，很让他吃惊。他一向是鄙视“六四”逃亡者的，从方励之到学生领袖们，当然也包括我。这也是我不敢寄书给他的一个隐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忧国忧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们的失之交臂，是多层次的。

直到在典礼上看到最后的童声合唱节目，我才破涕为笑。这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童声合唱团，首排最中间是个小男孩，也最矮小，被两侧高大的金发少女挤得好像无处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时而闭嘴时而唱两句，憨态可掬——诺委会也邀请了中国童声合唱团，却被拒绝。

童声合唱是晓波对奥斯陆庆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跟巨幅头像上的晓波，交换了会心的一笑。我觉得，晓波“西化”的极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晓波也曾跟我谈到一次他的儿子，父子早已天涯沦落，他决不奢谈什么“望子成龙”，却要在这个时刻，让童声来告慰一点什么，于愿足矣。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无疑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遥远，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短暂。据说这次在奥斯陆有一本纪念册等著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到了2006年，我编辑《民主中国》这个网刊已十年有余，觉得累了，想停刊；又转念一想，何不干脆交给晓波去办？办网刊于我，不过是疗伤之余的副业，但我对中国已然生疏，对新一代网络作者的风格和思路，更如雾里看花；网络中文对我而言，纯属一种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对稿件的筛选和编辑，皆颇觉费力。这意味着，我已是网络时代中国民间抗争的局外人。

总之，晓波先是接办《民主中国》，后又获选“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在虚实交错四通八达的网络世界开拓出一片民间中国的新天地，搞得热火朝天，着实让那个凶暴而糜烂的现实中国头疼至极。网络提供了一个超越“现代极权”的空间，晓波如获至宝，似乎不再那么痛苦。他从那里一路走到两年后的“零八宪章”。他走向了顶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狭窄局促的视野里；直到我在奥斯陆市政厅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二、晓波，中国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2023年秋，我新写的一本书《梨花春带雨》杀青，却至今未能付梓，不料竟遇上刘晓波罹难七周年，令我甚感忧伤，因为此书六章，结尾于“三个迷思”：晓波迷思、辛亥迷思、“六四”迷思，总之是中国变革与前景的迷茫，她经历了残暴的毛时代之后，接续的邓时代曾有中兴之望，不料落幕于血泊之中；再来的三十年起飞、暴富，又将她推进贪腐、污染、贫富撕裂的泥潭，末了竟在一个色厉内荏的“太子党”手中蜕变成邪恶帝国。总之，中国志士仁人的努力和牺牲统统落空，其中也包括晓波。值此，我也只有拿“晓波迷思”这段文字，来告慰海里的他⋯⋯。

刘晓波的“非暴力抗争”理念，无疑既是自由主义的，也是温和保守的，虽然中共待他“如临大敌”、决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间却恨他还要“美化中共”，这样的尴尬，却是超过了胡适他们当年的。总之，将个人当作一种不可化约价值的那种环境，在中国尚为遥远，所以我想，刘晓波的寂寞将不会短暂。据说这次在奥斯陆有一本纪念册等著刘霞的邀请者留言，但我没遇到它，否则我会这么写：

‘晓波，你是没有敌人，但是大众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会放过你。’

“几几后”的中国青年，已不知他为何人；

‘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离中国更加遥远……。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

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刘晓波撒手人间，中国和平转型的路径从此关闭。

他是清晨离世的，美国这里大概九点多钟才获得证实，当时我正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采访中，主持人郑裕文打断我，插播进来噩耗，我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最后终于没能控制得住，对着镜头抽噎一声：

‘我们不要难过，我们要继承他……’

然而世间的冷漠、苟欢、偷情、微醉，都在暗暗铺垫著可怕的崩溃。

据悉，诺奖颁发后，中共就有决策：绝不让刘晓波活出监狱，抗拒整个国际社会不放他出国治疗；

后事处理强令火化，骨灰海葬，叫做“死无葬身之地”，对他之决绝，皆因诺奖而起，而国际社会是看不懂的，但是对中国而言，“和平转型”由此终结，中国的革命因刘晓波的殉难而获得合法性；

中国只剩下一途：血流成河，温和被阻断，代之而起的暴力便尤其凶险。

其中尚有的晦暗含义，是诺奖授予刘，演化成中共与国际力量的博弈，拿他做了牺牲；

而在更大的视野底下，从八九以来，欧美对中共是绥靖主义当道，这里面的交易是，邓小平以“开放”政策，拿中国廉价劳力和市场，交换西方的贸易、技术和姑息，西方则因衰退而放弃围堵。这种国际环境，令中国异议者犹如战斗在地狱中——国内一派冷漠，民众皆为看客，国际社会流于抗议式声援，人权成“交换筹码”，刘晓波完全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所以我在华盛顿民众公祭中说：

‘刘晓波的骨灰装在一个坛子里沉入海底，中国的善良和光明，也随同他一道沉入海底。’

然而，真正挑战“温和”理念的，是中共暴力。邓小平改革遇阻学生上街，他从一开始就准备了野战军进城这一手，反正屠杀了，往后还有什么手段不敢使？

很久中国异议阶层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采取正常的抗争模式，当然也包括“和平非暴力”模式，去跟一个杀人政权争取权力，所以像高智晟这样的民间维权律师，就是一个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王荔蕻、屠夫、滕彪等等，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高智晟生死不明，人间蒸发，这样的人权义士，中国还有多少？而中共不管身后洪水滔天的酷政，也给中国民间出了难题：革命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非暴力主义虽是印度甘地的首创，其支援意识未知来自佛教还是西方理性主义？

但是所谓“不抵抗主义”，显然与其有相同的脉络，据说当年胡适在美国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爆发），德国侵占比利时和卢森堡，比利时抵抗而遭屠戮，卢森堡投降而保全，胡适从中悟出“不抵抗主义”（non-resistance），其中有老庄的以柔克刚哲理，并引申为“不抵抗的道德”和“有效的抵抗”。

“和平非暴力”模式，那却是来自西藏。

我在温暖干燥的冬季曼谷，碰到一个“西藏流亡社区的异议分子”卢卡，跟我讲西藏罕见的另一侧面，缘起我问他藏人自焚情形，他说藏人对生命的态度特殊，献生意识很寻常，但是特定时期受社会政治环境影响，有其特殊含义，这一次的特点是，互相模仿色彩浓烈，各地攀比，“你们那里才烧几个人？有什么资格说话”，达赖喇嘛不愿说话制止，怕说了不管用，而降低权威的因素很大。

支持“温和”理念的，是另一种理念“非暴力”，可能来自佛教？但是在藏传佛教的西藏，已经出现所谓“激进化”，面对强悍霸道的中共体制，达赖喇嘛的智慧反而变成天真、无力感——这是荒诞，还是严酷真相？“中间道路”遭遇中共拒绝而无效，引发一个视死如归的信仰民族，以一百四十多人自焚抗议的惨剧，国际社会并不比关注中东自杀炸弹更关注藏人自焚，这个世道以强凌弱到此地步，以致人的恻隐之心都看不下去达赖喇嘛“心如铁坚”似的要跟中共媾合；他那种出世的佛教智慧，对决中共精进的马基雅维利式冷酷伎俩，已超出凡人的理解。’

一个更深刻的疑问是：历史逼视。

事缘国内朋友出来跟我商议，在美国为刘晓波建“先贤寺”，以及研究以刘为“道统”的中国新价值体系，这就一下子过早提出中国民间产生的诺贝尔桂冠者（Nobel Laureate）的身后建构，而带来一大堆争议，广而言之，这里有更宽泛的文化歧义：

1、以诺贝尔的普世价值“和平”、“没有敌人”（无仇），定义一个中国政治异议者，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反而不易落实；

2、以美国或西欧之“国父”、“先贤”等概念，建构中国“民主建国”话语，也很难从现代中国语境中找到基点，中国仍然只有救星、领袖、民族英雄之类的概念；

3、先贤寺与纪念堂、皇陵的冲突在哪里？海外流亡境地“筑陵”，未来难道还要“移陵”不成？

三、中国异议阶层自生自灭

中共的崛起在非常大的意义上，是西方的失误造成的。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民间社会的萎缩和失败，给世界提供相反的例证，发现经济成长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民主化，全球化不会带来普世价值。川普的国务卿庞培奥（Mike Pompeo）看清楚这个政权，唯一的办法只有推翻中共政权，美国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才安全，然后跟中国才能正常打交道。

我的《河殇》是在讲中国应该从黄河走向海洋，即中国应该对外开放，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吁。到了习近平的时代，他们大国崛起走向太平洋，变成扩张的文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境和历史背景。现在中国国内搞封锁，搞文化禁锢，封锁互联网，不准人们接受外面的资讯，包括现在任何人出国、回国都要受审查 ，这是闭关锁国呀。一次新的闭关锁国，精神上的封闭，那才是最可怕的。

除了西方的醒悟，我也在思考相对于中国的“独裁者学习曲线”，中国内部“反抗者的学习曲线”在哪里？因为一个极权社会的削弱、退化 ，必定导因于异见阵营的成长。

但我观察中国的异议阶层、反抗者，完全是自生自灭的。中国的反抗者有几波：从“八九”以后出来的那一代的反抗者，接下来出过组党的一代，比如1998年组建“中国民主党”的那批人，组党一代就被共产党抓起来，又判非常重的刑，今天的视野里就没有组党这一代了。再接下来就是维权这一代（也有人称“茉莉花一代”），这一代都还存活下来，现在大部分人都在海外了。我们文革这一代，跟八九这一代，组党一代，维权一代完全不一样啊，不一定互相服气，也未能好好沟通，非常可惜。

我非常看重维权这一代，新出来这一代他们在策略上相当成熟。他们确实比八九一代要成熟得多，虽然他们也被镇压了，但他们也留下了很多他们抗争的技术什么的。现在下面的反抗者是谁？我不知道。

但我们讲的反抗其实是讲公民社会的发生、出现、壮大。这其实是刘晓波生前非常想往这个方面努力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坚持跟官方，跟共产党，做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对话？就是认为在这样一个严酷的压制体制底下，民间必须用这个和平理性来争取一个“灰色地带”，来争取存活和慢慢扩大，不能走激进革命的路。当然很多人反对他这个看法。这当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

反抗者要争取扩大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在共产党体制底下是大量存在的。举个例子，基督教、法轮功、女权组织，所有这些体制外的民间组织，统统是公民社会，他们愈壮大，体制就愈减弱。要扩大这些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系，必须是能容许较低的共识，大家形成一定的连结。这样反抗者最终才可能靠公民社会，强大到可以跟体制对话谈条件，来构建一个宪政的根基。

运动要有反抗者，但是领袖也非常重要，刘晓波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成熟的意见领袖，结果被他们弄死了。弄死他还不算，他把他骨灰沉到海底，沉到那儿……。

四、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1、“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援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2、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著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3、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著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

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箝制、资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4、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著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厘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干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

5、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以下文字是六年后增添上去的，刘晓波此刻已经奄奄一息，全世界都在呼救他，但是中南海铁了心要他死在监禁中。这个政权对于制造一项新的暴政记录，居然还有某种残酷的快感，它已经无所顾忌，因为既然已将中国掏空、将神州毁掉、将这个民族征服，中共当然就不怕在一间病房里，向全世界直播它如何”处死”刘晓波。

他没有敌人，他温和到咽气，这却正是暴政恐惧他的缘故。四九以后，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重建“知识者人格”。他做了三件事：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在此，他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由此他也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在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黑暗时代，刘晓波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这三十年里他做的事情，无人可以替代。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正值余杰嘱我作序之际，网络上有人贴出我的这篇旧文《把激进煎熬成温和》，是2011年底写的，我无法写得更好，而刘晓波也是写不尽的，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在时空中愈往后将愈加清晰、饱满、深刻。

五、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现在人们用很多言辞定位刘晓波，比如”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宪政中国的殉难者、民主中国的头号公民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当下中国的语境里，用老百姓熟悉的言辞来定位他，所以，我说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

1、时势造英雄。

在这个世纪之交，对中国文明和进步所做出贡献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跟刘晓波比拟。1989年”六四”屠杀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它会延续多久，至今没人知道，因为西方也出现了衰退，整个国际社会笼罩着绥靖主义；人类文明自二次大战以后，除了技术发明上仍稍有斩获（如数码时代的出现），其他可以说毫无进步，人类的自私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的沉沦——人性贪婪、环境破败、制度倒退，更为突出，所以余英时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然而正是在这个黑暗中，”六四”的血与火淬炼了一个人，而且还是最懦弱、可怜的群体中的一个人，他就是刘晓波。他在这三十年里做的事情，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他罕见地坚持对暴政的和平抗争，

他谦卑地搀扶襄助受难者，

他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摆脱暴力循环的政治转型途径。

中国文明自近代以来，是一个衰落、失败的文明，所以满清崩溃后社会解体，中国是按照现代极权模式重新再整合起来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不过六七十年就死掉了四五千万人，而且至今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六四”一劫，让这个极权几乎崩溃却又存活下来，就给了它打造更可怕模式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世界曾未有过的”升级版极权”，中华民族也面临灭顶之灾。刘晓波探索了一个可能的政治路径，是中国民间的一笔巨大财富。

2、刘晓波实践并重塑了知识阶层的新人格。

中华民族吓破了胆，知识分子打断了脊梁骨，这个民族还有什么救？西方那条路，什么公民社会、民主选举、代议制、法制、基督教等等，在中国的文化里，都离不开一种角色的核心凝聚作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四民社会，必须由”士”来领导，现代化底下，就是这个”士”变坏了，中国才一塌糊涂。

刘晓波只身防堵”道德资源”流失的后六四精神困境，他才成为一个新的民间领袖，为此他必须重建”知识者人格”。年轻时代的刘晓波，是一个极狂妄的叛逆者，然而正是叛逆者才能在塌天境地中存活，并走出一条新路。他在中国八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文化热”中，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黑马”，他挑战权威，叛逆而激进，动不动发表震动一时的惊世骇言，令舆论大哗、街谈巷议。抗拒权威的叛逆经历，使得他具有一种知识分子缺乏的勇敢和尖锐，也给了他在黑暗中的孤胆和坚韧。

他做了三点：主动背上负罪感，忏悔自己；坚守国内，拒绝流亡，一次又一次地去坐牢；谦卑地搀扶受难者。刘晓波在此实践了一个”基督徒”的受难精神，比无数的中国基督徒都做得出色，虽然他并未接受洗礼；而他这种超越性，更是超越了”五四”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五四那一代巨人，比如胡适，都是蔑视和反对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的大知识分子，四九以后又都是向毛泽东投降的，后来几代人都是努力争取回到”五四”，但是只有超越”五四”，中国知识人才能重生，今天我只看到一个人走到了这一步，他就是刘晓波。

3、刘晓波活出了一个灿烂而富于传奇的人生。

他虽然死于绝症，享年仅61岁，但是他却活得比所有人都潇洒。他的传奇，不是标准的中国传统可以杜衡的，相反，他一生充满争议，恰好跟中国的错乱、颠覆、失序、衰落相映成辉。

我曾这样描述过他：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中国近三十年无非三件大事：改革与文化热、大屠杀与经济起飞、专制霸权与民族主义；这三件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刘晓波的身影。站在大时代的风口浪尖做弄潮儿，这三十年里，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肩。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三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即便是他的私人生活，也几度波澜，毁誉参半。但是最近二十年里，他说”二十年来，支持我、给我力量的是刘霞的爱。”他们几乎演义了一场现代版的”革命加爱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了报答刘霞因他而受折磨以至得了严重忧郁症，他又来了一次大叛逆，一改死不出国、坐穿牢底的初衷，用最后一口气，要把刘霞送到西方去，他才不管舆论怎么评价他。刘晓波我行我素到最终。世间没有第二个刘晓波。

六、悬崖上

刘晓波是不是基督徒？这将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个课题，抑或是中国基督教史的、还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史的？很久我都有一个疑惑：晓波生前为什么没有受洗？今天偶然读到《王怡的麦克风》中的【摘抄：铁窗后的福音】，第一次知道晓波在狱中的终极思考，竟然达至如此之深的程度，他当然早已超越肉身、生死：

‘时间停滞，我正在被无尽的空间所驱赶，似乎自己将随时堕入绝境。虚无在脚下，万有在头顶，交替挤压——歌唱着挤压——我必须承受平庸的纠缠。……我很想祈祷，在这个星光黯淡的夜晚，但我没有信仰，没有上帝，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烛火。我相信自己是一座大毁灭后仅存的残破城垣，立于天地之间和阴阳交错的急转弯处。空无是一间房子里的一座钟，帮我在屡屡错过的时刻找回准确的分分秒秒。我能够让肉体抛弃灵魂，在精神只用来维持肉体虚荣的瞬间，远距离观察思想的碎片。’

其实，信仰是一个精神过程，而非思辨或者哲学过程，对於哲学博士刘晓波来说，他读福音，一定会写许多思辨文字，但是他的思考，却必定是关于人生和生命的，他不选择在狱中、或在中国受洗吗？他不要在受刑期间受洗以免太过“表演性”？或者他真的还没有彻底想明白，他的政治抱负会不会受到教会的局限？这些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了。

他究竟在挣扎什么？我多么想知道……因为那是一个临界点，每一个人在那里，都是不一样。

有个清晨，傅莉仍昏迷在急救室里，我一个人恍惚出去，站到静寂的高速公路旁，只有一个了结的念头在翻腾。当时闪过的念头，后来我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里又读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

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近十个月来我所读到的最贴近我心境的文字，从未有过的绝望而又不能被安慰也无法被替代被宣泄的感受，以及人生曾获得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大概就是我一生没有意识到的个体灵魂中最隐秘的无根基性。”

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对我已成一种滑稽。我的意思是，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

这个悬崖，就是所谓“终极”，它不会让你想起福音、圣经、耶稣⋯⋯但是，有人可以跳跃过去，有人可能退下来，如我——

在这个悬崖上，此岸的现实世界彷佛只给我留下了求生的本能，和一个要救她的疯狂念头，同这念头相连的，就是对人世之外的奇迹的渴望，它拼命飞向了彼岸，那个对我来说陌生却从不想去触碰的神秘世界。

车祸后来自基督教、佛教和气功对我们的救助，也是源源不断，我要自己绝不拒绝来自彼岸的任何救助，各种祷告、默想、入静我也一一都作了，只为她默默去作，不因我而成为一个障碍。我知道这不是信仰冲动的发生，只是一个世俗人的绝望而已。

我所渴望的只是神迹的降临，这成了一个极功利的判断，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叫我逾越不了，终因未见有奇迹降临于我们，使我不能摆脱尘世。

晓波肯定到过那个悬崖，他在那里想了些什么？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