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咏叹调

冯强

书店越开越花哨。多年前，受松江作家之邀，参观“泰晤士小镇”上的钟书阁书店，一肚子新鲜感，回来后向周围书迷极尽赞叹。时至今日，店只要与书有关，就一定“惊艳”，就一定是“最美书店”。

不过，当我们还来不及尽情表扬绍兴路上的汉源书店，想看看它的主人还有什么绝招可以挽救这家曾轰动一时的美丽书店时，它却关张了，真的让书迷失望了。

我与书店一直关系密切。上小学时，每天都要途经淮海中路的上海（旧）书店，曾在里面买过几分钱一本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工作了，长期分管企业内的图书馆；上世纪八十年代振兴中华读书活动风起云涌，四次被授予市读书积极分子、优秀组织者。

家父住在轨交陕西南路站附近，有好长一段时间，去探望他，总要到一家分类较细、颇有名气的书店去徜徉一番，也在这店买过许多社科和文学书籍，当它离开我的视线时，十分感叹读书人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为协助文友出书，多次去绍兴路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经过汉源书店，总要停下来朝里张望一番，用这样的方式向它和它的主人致敬，虽略显粗糙，倒也算与它有一面之缘。

以前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书店的“装饰”功能，某种时候会超越阅读功能而获得大众青睐。只要百度一下，我们很容易找到相关书店的介绍。一些新店极尽休闲、交友之效，有的还具备娱乐、餐饮功能，这样的书店开张，总会引起媒体和打卡者的围观。老父家附近的南昌路、皋兰路，最近一两年，也出现了两家高颜值的书店。且不说南昌路的陋室设计书吧，如何以怀旧姿态吸引人，意外的是，被很多诗歌爱好者关注的皋兰路16号思南书局的诗歌店，这个曾做过我们街道“少年之家”的地方，其高颜值在于恰当地利用了俄国东正教的历史建筑，把它特有的外观与内部功能多样化相融合。虽然它走的仍是以书为重的路子，却由于是唯一的而与众不同。或许，时下的书市需要这样的与众不同。

当然，像我这样的“老古董”还是喜欢比较传统的书店，还是念念不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新华书店排队抢购世界名著的往事。我的书架上，至今仍摆放着那时抢购来的狄更斯《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易卜生《戏剧四种》、雨果《巴黎圣母院》等。这些书的书页已经有些泛黄，却能折射出过往，折射出新华书店的“火红”年代。那时候，新华书店真是要多火有多火啊。

十字挑花非遗助力，指尖艺术迎祥祈吉

方云

◆方云

3月5日是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民间有“惊蛰到瘟疫跑”的说法。在我国古代中医书上记载，也一次次证明瘟疫多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在上海郊县，十字挑花图案于历史演变中固化成特定的民俗符号，在民众心理暗示与调节，情绪慰藉与舒缓、增强健体抗疫的信念上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面对疫疾的过程中，古人以祝咒符号作为控制与辟邪的重要方式，形成了阴阳、正邪相对的厌胜符号，正是中华民族朴素的“万物相生相克，万灵生生不息”生活观的投射，充分反映了古人希望图符的方式来控制疾病的强烈渴求，体现了古人奇特而丰富的想象力。

繁华都市中的传统之美

“挑花”，抽纱工艺的一种，亦指刺绣的一种针法，是旧时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工艺，因其依布的经纬结构进行制作，也被称为“十字花绣”“十字挑花”。挑花源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历史悠久，流行地区较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普遍。不同地域与风俗孕育之下的各地挑花技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丰富着华夏织绣文化的宝库，其中湖北黄梅挑花、安徽望江挑花、湖南隆回花瑶挑花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在繁华都市上海，也有一朵娴静之花袅袅独立，于喧嚣之中怡然坚守着传统之美，这就是“罗泾十字挑花”技艺。

据传罗泾十字挑花的产生，最初是源于当地妇女以本色土布做兜头手巾。手巧者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随“布势流”插针，从布眼里引线的挑花方法，逐渐形成现在的十字挑花工艺。挑花头巾也演化成江南女性服饰文化的标志。罗泾十字挑花自兜头手巾发展而来，使用范围逐渐扩大至日常生活实用品的装饰，如门帘、帐帘、床沿、被面、荷包、枕巾、鞋面、帽沿、肚兜、褡裢、花带等，均可成为挑花的载体。随着十字挑花运用范围的延展，民族意识、传统习俗、宗教信仰、地域风情、百姓生活文化，也随之潜移默化地渗透其中。罗泾十字挑花具有清丽淡雅的气质、浓郁的地域文化内涵以及原生态深厚的乡土文化底蕴，体现了艺术审美和社会文化的双重价值，故于2007年被选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十字挑花的厌胜象征

疾病向来是人类的天敌。古人认为，导致疾疫的重要原因是遇到了不可名状的秽物、邪气、毒物、精怪等“邪物”，于是，防邪、驱邪与逐疫一直与疾病的治疗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如何辟邪、禳灾便成为蒙昧时代人们疾病控制的重要主题。旧时民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疾、邪障，内外交困之时，往往会采用一些“厌胜”的手段。“厌胜”意即“厌（ya）而胜之”，常见的厌胜物，如像雕刻的桃板、桃符、印章、玉八卦牌、玉兽牌、刀剑、门神等等，或悬挂、或随身佩戴，看似观赏，实为护体、引福之用。在织物上织绣出具有特殊用途的符号与图案，也同样具备厌胜、逐疫、辟邪等效用。

例如端午的厌胜习俗。古人将五月称为“恶月”或“百毒月”，是因为农历五月之后天气湿热，蚊虫滋生，极易发生传染疾病。《燕京岁时记》“恶月”条曰：“京师谚曰：病善正月，恶五月。”端午节时节，百毒齐出，集中形成了民间称谓的“五毒”形象，即蛇、蜈蚣、蝎子、蜥蜴、癞蛤蟆，或者蛇、蜈蚣、蜥蜴、蜘蛛、蝎子等。人们认为在多灾多难的恶月，必须采取各种方法预防，包括采用服药和巫术等手段来躲避五毒之害。

端午节的厌胜符号为“五毒“，民间贴“五毒”图，刺“五毒”的辟邪巫术遗俗均聚焦于“五毒“符号之上，即用红纸印画五种毒物,再用五根针刺于“五毒”之上,即认为毒物被刺死,不能再横行。这种刺绣厌胜习俗，亦多见各类穿戴的织物,如端午日佩戴于小儿身上的肚兜、香囊、花带、头巾等，用于避邪祛凶,祈保康健。海上风民俗博物馆自上海郊县征集的一条十字挑花头巾上，绣满近二十多种纹样，由此看来，以挑花之针将“五毒”刺于布上，与“刺五毒”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利用符号与图案厌胜驱疫、辟邪习俗的物质体现。

《袪五毒吉祥八宝头巾》纹饰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部分，一为驱毒、除害，二为护佑、祈福。在头巾两侧分别挑出的是蛇、蜈蚣、壁虎、蜘蛛、蝎子等毒物形象，而更多吉祥宝物，如松柏枝、老虎、八宝吉祥、如意头、阳雀鸟等，则集中分布在中心区域或五毒附近，与之相克，起着厌胜压邪、迎福祈吉的作用。而这些诸如“寿”“福”“富贵”等吉祥文字与民间信仰或宗教图案的出现，亦体现了民间运用祝咒疗医、辟邪驱疫的方法。

此外，十字挑花中用于厌制邪毒的祝咒，多由文字符号、民间信仰与宗教符号构成。例如，十字挑花中的柏枝花纹样代表松柏长青，具有勇敢、坚贞的寓意。上海地区因“柏枝”音谐“百子”，在嫁娶、乔迁、安床、添丁等仪式中安插松柏以讨口彩，寄寓子孙百世安逸的愿景。八角花纹象征了光芒四射的太阳，中间的方形图案象征大地，整个花形寓意天圆地方，充分表达人们对自然无上的崇敬。蝴蝶花纹在上海方言中音近“福迭”，象征了成双成对，幸福迭至。八结花是中国结的盘长变形，与如意头搭配，象征幸福绵长，吉祥如意。

先民们在劳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于手工技艺中被抽象成为审美，却仍不失其强大的精神之力量，于克服困难与灾害时仍能发挥出积极面对，鼓舞人心的作用。

非遗传承的助力祈吉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共克时艰的阶段，罗泾十字挑花这一源自民众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灵感与生活智慧累积的指尖艺术，将朴实的民众心愿与当下的疫情紧紧相联，罗泾十字挑花的非遗传承人们紧扣民间挑花图案的祥瑞与厌胜符号功能，创新了一系列的挑花文创品，彰显出十字挑花独特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实用功效。

今年72岁的陈育娥是罗泾十字挑花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心里有形，眼里有活，手里有工”，是老一辈挑花者送给她的箴言。她带领着两位年轻的徒弟郑晓蓉与杨海燕组建起了挑花队伍，将课堂开进街道、社区、中小学，公益免费传授挑花技艺，将古老技艺带入当下生活，是希望能有更多人发现十字挑花独特的美，从而弥补时代环境变迁所造成的技艺与生活的割裂。而年轻的非遗人郑晓蓉和杨海燕则是关注努力延伸十字挑花的传统美学价值，同时尝试体现十字挑花创意时尚的现代生活方式及理念。短短几年里，团队开发了系列挑花衍生文创品，如挑花服饰、手包、首饰、家居装饰、挂件等，作品屡获大奖，并多次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展演。

“疾疫无情，花针有情”。此次武汉疫情中，罗泾十字挑花非遗传承人利用传统厌胜符号为此次新冠疫情创作了“福、禄、寿、禧”口金包、“多福（蝠）”挂件“万字符八角星纹”童鞋、涎巾等，特别是一幅《沪鄂同饮一江水，抗击疫情同舟共济》的十字挑花画，是郑晓蓉平均每天睡3-4小时，从设计到制作三周内完成的作品，她说：“邮轮和灯塔是上海宝山的标志，黄鹤楼是武汉的标志，滚滚长江连着沪鄂，希望武汉能过关，希望驰援的宝山医护人员能平安圆满凯旋。”

古老的十字挑花符号与艺术形象，是代代传承中民众通过手中针线对自然的观察与描摹，是千百年民众朴素生活与美好理想的表达，以实物形式将古老的厌胜符号运用至时疫，以迎祥纳福提升公众抗疫信心，以非遗之美来鼓舞战胜疾疫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