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反移民浪潮中的华川粉心理

最近几天，一则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新闻，把很多在美亚裔从睡梦里惊醒。在圣保罗北区，一位住户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名联邦执法人员，对方出示一张照片，让她帮忙指认“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在她表示不认识后，对方紧接着追问：“那这一带的亚裔家庭住哪边？有没有苗族人？”大街上，一些店家干脆在门口贴出“ICE 禁止入内”的标语。地方媒体、华文媒体、社交平台迅速传开：移民暨海关执法局（ICE）真的开始“挨家挨户”找人了。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国土安全部正在明尼苏达双子城地区推进所谓“都市激流行动”（Operation Metro Surge），调集两千名移民与边境执法人员，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内陆执法行动之一。官方说法是“针对诈骗和非法就业”，但大量报道都指出，行动重点锁定的是索马里等移民社区，逮捕人数已达数百人，引发大规模抗议。

在全国层面，新政府一再承诺要展开“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公开把目标和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湿背行动”（Operation Wetback）相提并论。1950 年代，美国政府曾以极粗暴的方式，把大批墨西哥移民和墨裔美国人抓上车、送过边境。 副总统范斯（J. D. Vance）在竞选和媒体访谈中，多次用过“挨家挨户”（door to door）这样的说法，强调要把移民执法提升到“战时动员”的等级。

对很多亚裔来说，这一切听上去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被点名”的感觉，陌生的是这一次自己可能真的站在风口浪尖。过去几年，一部分华人积极拥抱“强硬执法”“大国强势”叙事，把自己定位为“守法中产”“模范少数族裔”，认为风暴只会落在“别人头上”。现在，当执法人员在街区里打听“亚裔住哪里”，这种想象被现实撕开了口子。

有些华人看到新闻会说：“主要抓的是偷渡的拉美人、索马里人，和亚裔关系不大。”这种判断有一定现实基础，但数据已经在悄悄提醒：亚裔早就不再是“局外的看客”。《华盛顿邮报》在 2025 年底的调查指出，在新政府上台后的几个月里，ICE 在美国境内逮捕的亚洲国家公民人数快速飙升：从 2 月份每月约 700 人，涨到 7 月份每月约 2,000 人，增幅接近三倍。其中大多数人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只是签证逾期、庇护申请被拒或在身份转换过程中出现瑕疵。也就是说，新一轮的“严打”，并不只是对付“黑帮”和“毒贩”，而是越来越多地针对“身份有问题”的普通劳动者和家庭。这些人里，有不少是华人、缅甸人、越南人、尼泊尔人。

再往前看，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针对某个族裔的联邦移民法，就是 1882 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这部法律以“保护美国劳工”为名，事实上在 60 多年里几乎切断了绝大多数中国劳工的合法入境途径，直到 1943 年才被废除。

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又以国安之名，把大约 12 万名日裔美国人和日本移民关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二是已经出生在美国的公民。后来官方虽然道歉并赔偿，但那一代人的家园和尊严已经无法挽回。

这些历史放在一块看，有一个一再重复的底层逻辑：当国家把某一类人当成“安全问题”，法律边界就会被一步步推开；当社会默认“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制度对他们的保护自然会减到最低。

亚裔在美国长期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看上去勤奋、守法、收入高，甚至被当成“对其他少数族裔的示范”。但许多研究早就指出，这种“模范”形象的另一面，正是“永久外来者”（forever foreigner）印象：永远被当成“从外面来的”，一旦上升到国家安全、间谍、疫情或移民问题，整个群体就会被重新打包成“潜在风险”。

明尼苏达这次，虽然被抓的大多是索马里和其他非洲移民，但现场执法人员已经开始追问“亚裔在哪”。这不是偶然，而是“外来者想象”在现实场景中的自然延伸。

上一轮川普执政时，华人社群曾经出现过一次明显的撕裂。一部分人出于反共情绪、减税诉求、对“政治正确”的厌倦等原因，积极拥抱川普，这些人在中文互联网中被称为“华川粉”。对他们来说，“严打非法移民”长期是一件政治上正确、情感上解气的事。

华川粉支持川普通常有三层理由：自己是“合法移民”，已经拿到绿卡或入籍，“和他们不一样”；认为南部边境涌入的人群抢走福利、压低工资、带来治安问题；把“强硬执法”视为美国重振国力的象征，与中国“强国叙事”产生某种隐秘共鸣。

在纸面上，这套逻辑看似自洽。但当执法力度被提升到“战时动员”的量级时，实际效果往往完全不同：不会有那么多资源一个个细查“你是好移民还是坏移民”，只能通过肤色、口音、社区标签和大数据画像来粗略筛选“高危群体”。亚裔社区，迟早会被卷进去。

可以想象几个具体场景：某个华人公寓楼里，ICE 为了完成“指标”，一层层敲门核对身份证件；某家中餐厅或工厂被突击检查，连带发现几名持学生签证打工的年轻人“违反身份”；某个技术移民因为雇主文件出错，被系统误列入“身份不明”名单，需要花大量时间和钱为自己辩护。

在这些场景里，当年坚信“只要守法就一切没事”的华裔选民，很可能会经历一次强烈的心理冲击。一方面，他们仍然认同“国家有权清除非法移民”；另一方面，当这种权力以粗糙方式落在自己社区头上时，又会觉得“执行太过分”。

这种矛盾不会自动转化成政治立场的大转弯。现实更可能是三种情况并存：一部分人开始沉默，不再高调力挺；一部分人保持支持，但会加上一句“当然要注意人权”；还有一小部分人被亲身经历触动，确实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选择。

不管哪一种，亚裔社区都已经被迫面对一个事实：在国家机器眼里，“华人公民”“华人绿卡”“华人非法身份”之间的界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楚。真正的安全感，不可能只靠“划清界限”换来。

如果把今天的情势放在更长的反移民史里，有几条教训对亚裔尤其重要。第一，不要把问题想成“只和别人有关”。19 世纪的《排华法案》，当时很多白人劳工和政客把矛头对准的是“廉价华工”；日本裔被关集中营时，舆论的目标是“与敌国有血缘关系的人”；1950 年代“湿背行动”的主要对象是墨西哥移民。每一次，都有大量观众以为自己是局外人，甚至拍手称快。几乎没有哪个群体能永远站在安全区。法律和行政权一旦习惯了对某类人“特别严厉”，很快就会把这种“例外”推广到更多对象。今天可以是索马里人，明天就可能是中国人、伊朗人，或任何一类被贴上“敌对国家”标签的人。

第二，不要迷信“模范少数族裔”光环。在美国，亚裔的中位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确实普遍较高，这一点经常被媒体当作“励志故事”。但历史一再说明，经济上的成功，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政治上的安全。太平洋战争前的日裔社区，在农业和小生意上也很成功，照样在战时一夜之间被当成敌人处理。“模范少数族裔”这个标签，本身就带有工具性：在某些时候，它被用来证明“美国没有种族歧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随时被翻转成“他们太成功了，威胁到我们的岗位”。靠讨好主流，换不来系统性的安全。

第三，不要轻视“例外措施”的惯性。《排华法案》当年被包装成一项“特殊时期的临时措施”。结果一拖就是几十年，期间不断延长、完善、扩大适用范围，为后来的种族配额、国别限制提供了模板。同样，日裔集中营和“敌国侨民”登记制度，也为后世许多“战时例外”提供了先例。今天的大规模移民执法，也在打着“暂时必要”的旗号。一旦社会习惯了在某些地区看到军警、检查站和随意盘查，把这种景象当作“安全的代价”，下一次再要把类似手段用在别的对象身上，阻力就会小很多。

亚裔的噩梦开始了。噩梦并不是某一条新闻突然带来的，而是百多年移民史在当下的叠影。1882 年的排华、1942 年的日裔集中营、1954 年的“湿背行动”、冷战时期的“敌国侨民”，再到今天明尼苏达街头的扫荡。它们共同勾勒的，是美国在“自由国家”和“安全国家”之间反复摇摆的身影。

对华裔来说，这场噩梦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美国会不会“马上会复制纳粹”，而在于一种缓慢的麻木：习惯了电视里对某些人群的污名，习惯了新闻里动辄“数十万”的驱逐数字，习惯了政府用“战时语言”谈论其他少数族裔，一直幻想把自己置身事外。对少数族裔种族偏见不会放过任何人。华人唯一能做的是：不被轻易挑拨，不歧视其他受压群体。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和更大的公共命运绑在一起，我们有真正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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