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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2024 9:50 上午
悲观蔓延、感觉就像“千刀万剐”：“23条”后香港何去何从
香港曾是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如今却陷入了深深的悲观情绪之中。
股市低迷，房价暴跌，移民加剧了人才流失。当地居民趋之若鹜的一些大热餐馆、水疗中心和购物中心位于边境另一边的中国内地城市深圳。
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长期以来对香港的乐观一直广为人知，他在《金融时报》最近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香港完了，这样说我很难过。”
香港政府需要重振经济并提升其国际形象，却在很大程度上把重点放在了国家安全方面。本周二，港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通过了一揽子更新及全新的安全法案，旨在遏制外国影响和不同政见，对叛国罪和其他政治犯罪可处以终身监禁等刑罚。这些法律可能会阻止更多的外国企业在香港投资，而这些企业在香港的存在本已经日渐萎缩。
萎靡情绪之所以笼罩香港，部分原因与这座城市作为中国与西方之间桥梁的地位有关，如今香港的经济增长受到内地经济衰退以及中美紧张关系的拖累。
但香港问题的核心是身份认同危机，北京支持的香港官员将这个曾经自由自在的城市推离西方，改为接受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文化和民族主义热情。
“出于各种原因，人们非常不满，”资深民主政治人士和前立法者、现在YouTube频道主持访谈节目的刘慧卿说。“当然，当局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我认为他们是知道的。”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后，曾被承诺从北京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享有内地所没有的自由。但在2019年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席卷香港长达数月之后，北京于2020年对香港实施了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当局利用这项法律对民主反对派进行了猛烈镇压。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西方势力试图破坏中国主权，于是煽动了抗议活动。北京支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曾是一名警官，他将香港描述成一个仍被外国颠覆势力围困的城市。
他表示，新的安全法将消除此类威胁，成为“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基础”。
李家超和中国官员认为，这样的法律早就应该出台了。香港的小宪法《基本法》要求香港在50年内保留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它也要求香港根据其第23条通过自己的安全法。2003年，香港政府首次试图制定根据第23条的法律，但在数十万居民走上街头抗议、担心立法会限制公民自由后，政府放弃了这一计划。
官员们现在表示，有了安全法，政府可以专注于其他需求，比如振兴经济。
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北京的控制如此公开的情况下，香港能否保持推动其繁荣的活力和生机。新规定还引发了有关界限如何转变的问题。
“习近平知道，第23条将损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中国政治分析师林和立说。“他知道，中国政府需要香港进行外国投资、外汇交易和股票上市。但他是一个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展示自己的权力，展示自己的力量，削弱香港的所有反对派。”
如今来到香港，透过表面向内深入，可以看到一个与打压前充满活力、有时喧闹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城市。
现在，政府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议员都在监狱里受苦。支持民主的传媒大亨黎智英正因国家安全指控受审。独立新闻机构被迫关闭。公务员和公立学校教师被要求宣誓效忠并通过国家安全测试。
在这种新环境下，即使是体育也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上个月，足球明星梅西因伤缺席了一场与本地球队的表演赛，引发了香港的强烈抗议。政府宣传了这场与国际迈阿密队举行的比赛，声称这场比赛有助于激发这座城市的激情，许多门票高达数千元。
但梅西一直坐在替补席上，失望的球迷、官员和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认为他被美国利用，参与了一场让香港难堪的阴谋。梅西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否认了这些指控，并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喜爱。一些互联网用户说，这段视频看起来像是被强迫拍的一般。
批评梅西最尖锐的声音之一来自香港政府高级顾问、资深亲北京议员叶刘淑仪。
“香港人讨厌梅西，讨厌迈阿密国际，讨厌他们的背后黑手，因为他们故意冷落香港，”她在前身为Twitter的X上写道。
围绕梅西的争议是官方气氛日益敏感的一个突出例子，但这绝非特例。
叶刘淑仪还批评了经济学家罗奇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香港完了”的评论，称他忽视了这个金融中心经济困境的实际原因，她将其归咎于联邦利率上调等美国的政策。还有一些高级官员指责罗奇危言耸听。
（罗奇为香港《南华早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作为对这种反击的回应，在文中他提出香港缺乏活力，无法克服北京日益收紧的政治控制、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下滑。）
罗奇写道，“活力和无拘无束的乐观精神曾经是香港最显著的特征与最大的资产，如今已被渐渐消耗。”
香港官员现在经常抨击外国政府、外交官和新闻媒体对香港政策的任何批评。即使是来自香港建制派内部的声音也未能幸免。
当一名亲北京的议员抱怨警察开出了太多的罚单时，香港特首李家超指责他的行为是“软对抗”。
当局用这个词来形容对政府阴险、被动的反抗。李家超称，这种反抗包括抱怨香港过于关注国家安全。
官员们表示，第23条立法旨在根除这种“软对抗”，并填补中国直接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留下的空白。这些法律主要针对五个方面：叛国、叛乱、破坏活动、外部干涉、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
法律专家和行业组织说，这些法律的措辞宽泛，往往含糊不清，给在香港经营或寻求在港投资的企业带来潜在风险。本月，政府不得不急忙否认有关它正在考虑将禁止Facebook和YouTube作为立法一部分的报道。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王向伟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他于周一在该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信息的自由流动对香港保持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
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一些外国公司开始像对待内地一样对待香港。他们开始使用一次性手机，并限制当地员工访问公司的全球数据库。
香港人马克·李（音）说，他的城市看起来和感觉上越像内地，他就越想移民海外。
这位36岁的私人教练说，过去几年里，他在WhatsApp上的集体跑步和健身课程群组的200名用户中约有四分之一离开了香港。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担心香港的公立学校制度，这些学校要求进行国家安全教育。
“如果香港已非我城，则难以不走了，”马克·李说。他还表示，这些变化感觉就像“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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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3/2024 9:53 上午
通过“高才通”计划涌入香港的中国内地人为何而来
对一些外籍人士来说，自从中央政府更多地介入香港的治理，这座城市已失去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让他们不再觉得这里是家。但对许多像安吉丽娜·王（音）这样的内地人来说，香港已变成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地点。
王女士30岁出头，曾在毗邻香港的内地城市深圳的一家国有金融公司工作，在觉得事业已到尽头时，她读了一条有关香港向专业人士发放通行证的消息。她很快就递交了申请。在香港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后，她马上告诉上司，自己要辞职搬到香港去。
“他们这边收入会比深圳高，”王女士说。“会高很多。”
自2022年12月以来，已有约5.5万中国内地居民拿到了香港新设立的“高端人才”通行证，王女士就是其中之一。香港在中国的半自治地位意味着中国公民在香港生活、工作需要通行证。
据香港政府去年11月的一项调查，目前持通行证在香港工作的人中，许多人受雇于金融、信息技术和商业服务行业。他们的月收入中位数为五万港元（约合6400美元），是香港收入中位数的两倍多。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中国内地人士给出了申请这类通行证的几个原因。一些人说，香港提供了更好的薪酬和职业机会，还有更好的学校、更大的自由，以及对女性和LGBTQ群体的更多尊重。
对香港来说，大批专业人士的到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势态。作为对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回应，中央政府2020年对香港实施了涉及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本周二，香港政府颁布了另一部安全法条例，赋予当局更大的惩罚异见人士的权力。香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实行了一些世界上最严格的旅行限制，损害了当地经济。据香港政府的数据，从2019年中到2022年底，约有20万人离开香港。香港人口在那之后有大约相同数量的增长，恢复到了750万。
王女士申请的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港。到目前为止，95%的申请者来自中国内地。通行证有效期两年，只要持证人在通行证到期时仍受雇于当地公司或自雇，就可延长有效期。
高端人才通行证是内地的专业人士最容易拿到的长期通行证。申请者无需先在香港找到工作，只需满足申请资格，比如从排名世界前185的大学之一获得学士学位，或年收入在250万港元（或等值外币）以上。
驱动内地居民寻求香港通行证的因素之一是，中国经济受房地产行业拖累，增长速度正在急剧放缓。王女士在香港的工作是风险管理，她说在香港挣的更多。
另一个吸引力是香港开放的金融体系，这为从事银行或金融工作的人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
来自上海的基金经理常亮（音）现在持高端人才通行证在香港工作，在他看来，能进入全球金融市场为他这个领域的人提供了优势。
“我的业务海外出差较多，”他说，而且从香港飞其他地方很容易。“旅行便利性是我申请香港身份的主要考量，”他补充道。
香港的学校是吸引内地居民的另一个因素。据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去年秋天对1200名持各种通行证在港工作的人进行的调查，75%的人打算让孩子在香港的学校念书。他们说，他们认为香港的学校比内地学校能提供更好的教育，更注重英语学习。
据政府的最新数据，约有3.6万名高端人才通行证持有者的子女已拿到了让他们在香港居住的家属通行证。
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转学到香港新学校”的话题标签浏览量已超过800万次。
将近40岁的艾莎·陈（音）也拿到了高端人才通行证，在香港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品牌策划工作。她打算把她六岁的儿子从广东佛山带到香港来，原因也是为了学校。
“他每个班上都是50多个人，但是香港一般都是2、30人，”她说。
除了提到香港与内地让人感觉得出来的不同外，几名拿到高端人才通行证的人也提到了不太看得见的差异，例如法治。
香港曾是英国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治理和司法上享有高度自治权，英国1997年将香港主权交还给中国时，中国曾承诺让香港继续保持半自治状态。香港的这个地位已在过去几年里受到怀疑。尽管如此，一些来自内地的人说，他们仍将香港视为逃离中国内地的去处。
现年27岁的菲比·何（音）说，她在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担任营销主管时经常遇到性骚扰的问题。她觉得没有能力反抗。她申请高端人才通行证是希望扩大自己的职业选择，并找到更好的工作文化。
何女士是女同性恋者，她还指出，香港承认同性伴侣的权利，尽管还没有正式承认同性婚姻。
来自中国北方的银行工作人员威尔·吴（音）是在2022年严格的疫情封控期间决定离开的。他最初的希望是移民加拿大，但申请高端人才通行证来香港更容易些。
“如果中国是一艘大船的话，香港就类似于那个救生艇，”吴先生说。
他在香港找到了另一份金融工作，尽管薪水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大幅增长，但他仍认为来香港值得。他说，虽然香港“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地方，但大家知道这里的人都有尊重法律的意识”。他希望能在香港住上足够长的时间，让他能变成永久居民，这通常需要七年时间。
对物流专家卢卡·刘（音）和从事会计工作的妻子洛琳·刘（音）来说，新冠疫情的磨难也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对现年27岁的夫妇一直在考虑离开中国。他们对单位的党组织学习活动早已感到厌烦，这种学习近年来在国营和民营部门都很常见。
但香港当局继续向中央政府的规定靠拢。今年2月，当局在通行证申请中新增加了国家安全评估，以确保不让其所谓对香港构成威胁的人入境。
“如果今天我们这样的对话都会被监控，或者被我们自己的公司，社区之类的人追问我们的话，我们会毫不犹豫的拿起护照，前往任何自由的地方，”刘先生说。
“你可以禁止我说，”他补充道，“但是你不能禁止我怎么想和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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