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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3丰的世界|青年失业率到四成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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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2023

 

以官方信息为准,上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是21%。创下2018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财新发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可能超过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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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诉我,当地县城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60%。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县城除了公务员,没有多少新增工作岗位。

现在河南县城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读大学,只不过学校好坏不同而已。他们毕业后无法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卖暂住,只有回老家先待着。在老家县城,当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是事实。网上传的“在咸鱼上卖东西”也算就业,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注册一个自媒体搞直播,现在一定会被统计到就业中。

我认为,年轻人就业问题,主要是大学生群体。

春节回农村老家,见到一些24岁以下年轻人。他们过完年就回到城市谋生,不在乎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说他们其实活在“统计之外”。

他们当然也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很少返回乡村,因为无老可啃,也没法种地。老家的耕地,现在是由“种田大户”承包。

这些人不管多难都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既不在统计中,也不在媒体的视野中。

这种“看不见”当然意味着某种危险。过去几个月,有三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

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

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

他们的父母可能是60后、70后,是社会的中坚,在城市立足,现在可以养着这些年轻人。这也算是一种“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是中国社会最特别的地方。按照美国、欧洲的理解,青年失业率到了10%就得有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青年却很有一种神奇的安静。

这种新的家庭状态,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进程”到了一个阶段后又退回去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进程,就是社会主体从“家庭”到“个体”的转变。

在中国,这个进程就是房地产的内在逻辑,也是过去20年城市化的动力。现在它开始退潮,人们重新以家庭为单位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抵抗风险。

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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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发院|张丹丹: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

就业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等待,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导致对劳动力整体情况的误判。

对中国青年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的问题,需要区分长期和短期,并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从长期看,青年高失业率问题首先应当归因于2020年以来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对消费、企业营商环境乃至经济整体活力具有持续性影响,致使经济增长加速换挡,具体而言,GDP同比增速较疫情前下降了2.4个百分点。

本人及研究团队近期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中心某用工平台数据的研究发现,2022年底的疫情对苏州、昆山等地的制造业就业带来了严重的打击,直至疫情后的2023年3月,就业只恢复到此轮疫情之前2/3的水平。青年群体是制造业中的就业主体,因而也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其次,2021年以来,关于教培、房地产、互联网平台等特定行业规制政策密集出台,在规范行业的同时,对就业,特别是高学历劳动力的就业造成冲击。作为劳动力市场新进入者的青年群体自然首当其冲,导致其失业率逐年上升。

最后,人工智能技术(AI)的快速发展也可能加剧了青年失业。北大国发院和智联招聘近期联合发布的报告《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中指出,目前中国已初现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工的趋势,过去五年AI的发展和近半年多Chatgpt等生成式AI的发展,导致AI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需求出现下降趋势。而AI技术暴露度高的职业主要集中在财务、银行、翻译和销售等白领工作,对高学历冲击更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影响因素对高、低技能水平的青年群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按照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进行划分,可将青年群体区分为技工和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两个相对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技工群体的就业主体在制造业,中国制造业容纳了一亿体量的产业工人。下图中制造业工价指数反映了制造业用工的供需情况,工价上升说明供不应求,工价下降说明供大于求。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价在2月份达到近几年的最低点,说明疫情影响下制造业订单大幅度缩减,用工需求持续下降,此后3到7月工价缓慢回升,说明经济在复苏的同时技工劳动力市场也在回暖。

图1:2023年制造业工价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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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新市民研究院。

既然今年3月以来,技工就业市场的景气状况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猜测3月后的青年群体失业率高企,应该主要表现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现实数据证实了我们这一猜想。根据中国就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高校毕业生求职申请人数在近期出现飙升,远快于招聘需求人数的上升,求人倍率(每位求职者对应的岗位数)在大幅度下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况。

从劳动供给来看(见下图),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相比常年20万-30万的年均新增毕业生,2022年相比2021年猛增150万毕业生,增幅达16.6%,其中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生增加了17%,毕业研究生增加了12%。预计2023年高校毕业生总数达1158万人,相比2022激增了近105万毕业生。但据报道,2023年研究生招生规模预计为120万,比去年的124万并没有增加,能在国内继续学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另外,毕业生大幅增加也是2020年疫情以来为了规避就业,近两年来延迟毕业和继续深造的在校生增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疫情年的青年就业问题积重难返,累积三年之久在近期爆发。因此,普通高校毕业生大幅增加叠加疫情等因素冲击,导致了近几个月青年失业率的飙升。

图2:高校毕业生人数20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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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作为高校毕业生的一个主要选择,近几年的高校毕业生考公务员(即“考公”)的人数大幅度上涨。如下图所示,国考的报名人数在2022和2023年两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2019至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稳定在150万人以下,2022年飙升到220万,到2023年进一步增加为250多万,报名人数增加了80%。“考公”比例大幅度上升,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偏好。而“考公”招录人数仅为3.7万,招录比仅为70:1,并不能解决大多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图3: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2015-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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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务员考试网。

除了继续深造和“考公”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劳动力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群体也不容忽视。就业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等待,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一部分人也被称为“受挫的劳动力”或者“隐性失业群体”,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导致对劳动力整体情况的误判。因此讨论失业率的变化需分析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开发布青年人劳动参与的统计数据,无法追踪其随时间的变化。根据我们获取的统计局2023年3月城镇16—24岁人口劳动参与数据显示,全国城镇16—24岁人口约9600万,其中非劳动力占比2/3,为6400万,劳动力占比1/3,为3200万(包括2570万就业和630万失业人口)。

总量为6400万的非劳动力中,在校生共计4800万,剩余1600万人为非在校生。他们大多选择“躺平”,不工作、“啃老”,即所谓的“全职子女”。如果把这1600万非劳动力中的非在校生都考虑为“失业”状态,我们可以计算2023年3月青年失业率的最大值,即(1600+630)/(1600+630+2570)=46.5%,远大于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即19.7%(=630/(630+2570))。

基于西南财经大学的202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在毕业后不工作的17—24岁青年群体中高校毕业生约占到3/4,其中大专、高职占18%,本科及以上大学生占56%,且相比2017和2019年的该调查数据,近年来大学生“躺平”不工作的比例在逐渐增加。

对于大学生的就业表现,智联招聘的《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总结称,2023 届毕业生求稳心态持续上升,选择单位就业的比例上升(达到58%),慢就业比例明显上升并占总体的近1/5。

综上所述,在2023年初凸显出来的城镇青年高失业率现象,既是长期需求不足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也是短期内高校毕业生供给大幅度上升的结果。目前中国青年失业人口约为600万,只占全部失业人口的6%,并不影响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景气程度。据分析,短期内青年就业不足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且本科及以上大学生占据青年无工作群体的大多数。高校毕业生表现出偏好“考公”“求稳”等就业倾向。按季节性波动趋势预断,今年7、8月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合理疏导大学生群体,降低就业和薪酬预期,先就业再择业,同时加快经济复苏,可能是解决当下青年人失业的出路。

本文来源:财新网

张丹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长聘)、北大博雅青年学者、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影响、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社会变革与性别差异,以及新冠疫情防控的健康收益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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