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碰撞到文明的思辨

（接前文）

四、域文化的文化疆界

什么是域文化(areal culture)？域(areal)，就是场域，即地理上的一个有限的区域面积。域文化，直观地说，就是具有单一文化特色的种群生活区域或范围。域文化既是人类社会从部落联盟进阶到国家的前身，也是人类社会进入国家状态之后，政教核心区的状况表现。域文化成形的最有力特征是以种族文化为背景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与论理推展，是以在后来的国家文化概念中，所谓恩威并进、文武双备、软硬两策，域文化是恩、文、软的集合；如果政教理念就是国家文化概念的话，那么域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后，就是政教理念中＂教＂的部份。

再下来，假如非要让域文化搭乘学术便车，那既是上世纪前叶戈登柴尔德先生揭橥的考古文明，也是上世纪后叶亨廷顿先生揭示的＂文明冲突＂中的＂文明＂。

如果还要详加说明，就只能大话一番，即所谓域文化就是本文建立共识之前，所有流转在专家学者们口中及笔下的＂文明＂概念。

举例说明：古希腊文明，就是古希腊政教所及范围，具备鲜明古希腊文化特征的域文化。以此类推，古埃及、 古巴比伦、古波斯、古华夏…等。如果本文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并共识，则从那一刻起， ＂古希腊文明＂这一表述将不再成立，正确说法应该是＂古希腊域文化＂。

或许有人惊呼：你说的这个＂域文化＂不就是想占＂文明＂之窝？取＂文明＂而代之嘛？

没错！域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取代时下人们口中误传的＂文明＂(结合第一章什么是文明中的个人认定的文明定义，重建＂文明＂一词在语言、历史、考古、文化人类、文化社会学上的表达。后面《思想与文明的对话》章节还会具体讨论)。

清楚了什么是域文化，那么域文化的文化疆界要如何底定？国家状态与域文化到底是何关系？域文化又如何以政教之中＂教＂的形式影响国家？

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先审定一下何为政教？何为政教所及？

什么是政教？政教之政，就是政权管治；政教之教，就是文化影响。前者僵硬恃力，后者柔和绵缠。用今天的口语解读，则前者是硬实力，后者是软实力。

什么是政教所及？ 就是政权管治力和文化影响力双双都能达到的地方。因此，此处的＂政教所及＂与＂政权实体＂甚至＂国家＂，三者的范围大不相同，因此概念上也就不能等同视之。

＂政权实体＂单指政权管治，硬实力；而＂国家＂既包括政权管治的硬实力，也包含文化影响的软实力，但相对于＂政教所及＂的表述要刻板得多。＂政教所及＂是以＂国家＂为基础，大凡一国之内，政权管治的硬实力能及之处，文化影响的软实力却未必能够触及或浸透；当然相反的现象更是普遍，即往往出现文化软实力所及之处，却远远超出政权管治力之外。什么情况？软实力外涉了。

国际间常常出现不可思议的政教怪象，即国界之内教化该到的，却没到；而国界之外教化无需到达的，却偏偏无期而至。这就是政教契合的乖诞！

因此，就国家而言，由于政治管治范围已定，政教双双所及的重合区最多也就等同国土面积。而正常的状况下只会小于国土面积，绝不会出现大于领土范围的现象。

是以，国家状态是域文化的外象呈现，而域文化则是国家的存在内涵，是一种互不到位的表里表述关系，充分体现了人的欲望感。

理解至此，我们再来探讨域文化的个性与意义。其实只要将意识调回到国家成形之前的人类生存状态，弄明白那时候的各种文化状况，则国家成形之后的域文化个性就容易理解得多了。

前文说了，既然域文化强调一个＂域＂字，自然地理环境也就相对占据了主导因素。文化到底还是人与大自然相互关系的结果，在地理气候影响下，追根究柢还是智人之智与环境反复拉锯而磨合出来的生存之道。是以域文化在作现象解读时，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了种群的机遇， 表达了种族的命运。

这里且以古希腊的半岛、海岛型地理，以及古华夏大河流域兼大陆型地理为例，来加以说明不同人种、不同地理环境，最终孕育出不同域文化的现象与原因。

还是有必要说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古希腊？除了半岛与海岛地理环境，相信大家都清楚，那就是今天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内核里鲜活着古希腊城邦的生活方式。尽管古希腊城邦文化挤身融入现代西方文化，中间还存在着偶然因素。但古希腊从公元前3650年到公元前146年，凡3500年的漫长岁月，为何又只有区区300年城邦文化抢眼挤身？让我们来一番检视。

地理位置上，古希腊大致包括马其顿以南的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中的各大小岛屿。古希腊海上环境东接爱琴海，西邻爱奥尼亚海及亚得里亚海。由于多小型半岛、岛屿，所以海岸线曲折漫长。东部向东，经由爱琴海，可航行至小亚细亚西海岸；往东北可经达达尼尔海峡及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抵黑海；向南过克里特岛可达埃及；西边渡过爱奥尼亚海，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就会在望。

希腊半岛的陆地环境依地势分为北、中、南三部分。北部由伊庇鲁斯山和狄萨利亚平原（Thessaly）组成。北部到中部，有一条险要的关卡一一温泉关。中部多山，平原狭小。中部到南部，必须经过科林斯地峡，古希腊南部又叫伯罗奔尼撒。

这样的地理环境，对古希腊先民来说，可谓陆上交通艰难，海上互往不易。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的域文化发展才有了鲜明的特色！

再考察一下气候环境。古希腊属地中海型气候，冬雨夏热，四季分明；半岛由于多山，所以地势崎岖，小块平原多被重山阻隔。虽有河川，但水浅流急。雨季泛滥成灾，干季又常干涸，很难实施灌溉。

由此可见，古希腊地域尽管适宜农耕，但收获所得能够承载的人口会相当有限。依常理推断，种群定居，农渔(所有的古希腊历史都未凸显渔业，但渡海如过陆桥的古希腊人不可能拒绝来自海洋的食物资源)互补，生息不是难事；无如文化肇始以发展为前提，人口递增是可想而知的事。生存资源短缺，怎么办？守护成果最为当务之急。邦邦自守也就攻击无门，于是目光一致向外，工商、造船、外贸、殖民。一旦富聚集，富可流油，贪婪也就成了一种病，当隔壁强邻眼红到顶时，灾难就要降临了！

让我们整体逡巡一遍3500年的古希腊历史：

公元前3000年，听闻希腊半岛能渔(个人坚信古希腊人的渔业相当发达，因为考古发现，在迈锡尼文化后期，纺织业规模宏大，这个行业不可能与海捕毫不相关)能耕，来自现今欧陆纵深的印欧人部落翻越奥林匹斯山南下，与公元前约3500年来自安那托利亚的印欧种群汇合，并与在地的希腊原住民彼拉斯齐种群融合，定居于爱琴海沿岸，共同成为今天希腊人的祖先。

这是古希腊史上第一个域文化一一青铜时代。上世纪考古发现的克理特岛上的米诺斯及其他地区，如：基克拉泽斯、赫拉斯等，都可以视为聚居群落或域文化中心的代表。

大约公元前1600年，另一支来自欧陆纵深的古印欧人来到了希腊南部。此后500年创造了古希腊史上青铜晚期又一个域文化一一迈锡尼。

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加，古希腊地域上各部落种群抢夺资源的攻伐开始了。克里特文化散架，米诺斯(或说克里特文化)正式被迈锡尼所取代，古希腊文化中心便由克里特岛转移至希腊半岛陆上。

约公元前1200年，未经考古证实的多利安人举着铁器冲向了迈锡尼城，多财多金终于惹来红眼与血腥。迈锡尼文化的消散，最终幻灭出古希腊史上的黑暗时代。部族与部族之间唱着神曲互相攻伐。一时人口骤降，中古希腊已然向黑暗底层滑落而去。

大悲才会大恸！部族间的互攻直到公元前800年才显疲乏，个人、种群、部族似乎突然间明白、在神导与信仰之间必须为世俗预留空间。于是，废墟之上再度立起身来的种群，特别关注神圣之外人的发展。就这样一个堑新的时代，古希腊城邦拉开了序幕。

公元前776年，奥林匹亚运动会正式登场。神与人的互动以体能竞技的平和方式被广泛公示。祭祀成为默契，比赛替代攻伐成了英雄产生的路径。不得不承认，这是古希腊种族全方位对＂人＂的解读与觉醒。从这里开始，对神、部族(或说国家)、人，三大现实概念似乎有了新的、更加清晰的认识。奥林匹活动以共同祭神开始，又在一同谢神的节奏中落幕，时间上先是三天。后来比赛项目增加，又延长至五天。文化上与其认定这种热络是神的启示，还不如认定原本那种为部族献身的英雄信念，因为竞技而由疆场的撕杀转变成了运动场上体能的挥洒。英雄的荣誉依旧，但现实意义上却由原本血腥的生命肉体付出，转变成体力技能与微笑的展示。这无疑为生命个体对世俗真知的探求展开了一爿和平的窗口。人与人，生命与生命的力量碰撞呈现了崭新人文价值。这种新的精神上的价值，等同族群中个体生命价值在原有为族群绝对牺牲付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选择。随着雅典的兴起，人类社会很多现代元素甚至内涵都从那时开始萌芽。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哲学无不影响至今。是以人类经验如何传承，古希腊又开了历史的先河！

古希腊城邦时期，教育十分发达。尤其哲学的兴起，更成为其后思想传承、智慧累积的关键。因此一个奥林匹亚活动，不仅仅带动了整个印欧种群的意识流，甚至周边地域也被无形捲入其中。以古罗马为例，前往古希腊游学进修成为一时的社会时尚。诚然后来的历史证实，学生成了老师的掘墓人是古希腊的尴尬，而城邦消亡后，泛希腊化时代的升起，却也实实在在凸显智慧和精神价值的永恒。

中后期古希腊城邦人口激增，随之而起的不再是城邦的相互攻伐，而是争相海外殖民。于是，手工业、商业、造船业蓬勃兴起，尽管呈城邦分化状态的域文化，缺乏冲锋式的单一个性，可恰恰是这种多头状态下的互相竞争，让城邦化的整体软实力展现出另类奥林匹斯诸神的信仰精神，一直扩展到地中海、爱琴海，黑海诸岸。

古希腊城邦湮灭之后，城邦文化仍然持续影响后来的马其顿、波斯，并形成一个约200年的泛希腊化时代。为什么？不还是因为300年城邦结出了令人神往的人文硕果：族群整体概念下的生命个体，人人能实在感触到生命的存在，社会角色中能清晰找到作为个体的位置。

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征服希腊全境，作为政权实体的所有希腊城邦全部消亡，但城邦文化的精神内涵却没有消亡。其衣钵蹊跷地被伐灭者古罗马承继，300年城邦文化的正宗弟子，如何将古希腊的精神巨舰驶向未来？

再往后，中世纪就已经在望了。

接下来我们读读古华夏！

古华夏其实是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带及其周边地区。地面辽阔，腹地纵深，东、南向临海。整个中原属温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黄河中游为高原地带，厚积黄土；下游实际上就是河水泛滥冲刷下来的黄土沉积平原。由于土质疏松，人类初始之际，无论中游、下游，高原还是平原，都天然适合农耕。

综合史料和汇总已有考古发现来看，华夏由于地域辽阔，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及周围的先民种群众多。部落联盟之前的氏族阶段，因聚居临山、近水、平原等环境不同，所以生活习性不一。文化初始所呈现的侧重面向自然也就各有不同。

关乎华夏先民人种，现在朗朗上口的上古族群，如有巢氏、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轩辕氏等，各种群生存无不各有秘决。或能筑巢为家、或以渔猎网罟、或懂用火烹饪、或知农耕稼穑、居中者由于善获资讯，更呈现种种践行现象。

因为地处大陆，加上创世神话地方天圆，五族俨然呈东、南、西、北、中形态硬性拼凑而成。真正的氏族先祖或依域文化性质存在，无论是併列还是先后替代，总之不会恰好逢五就是。

也正因为华夏地处大陆腹地，陆上行走开门见山。所以类比古希腊的海洋环境，诸城邦出门是海必须漂泅，安全系数自然不可同一而语。是以＂出师未捷身先死＂仅以意想不到的状况出现在华夏文学的想像之中。而在古希腊却恰好相反，任何出行，俨然无一例外的向死由生！

陆上行走与海上漂泅，谁会更趋向祈求外力的加持？用文化解读的方式来解剖不确定因素，危险度的浓谈很轻意就能左右人的自主空间。华夏陆上行走，自信心是相当富余的。由是神祇与神迹，自先民农耕起步那天就开始意识性模糊了。这可不是胡说八道，实锤可证的五大氏族中，伏羲氏就是华夏的创世神衹。他是女娲的兄长，更是丈夫。真用今天的伦理去撕扒，伏羲与女娲兄妹乱伦方才有了后世的华夏子孙。按正常道理，就算他们乱伦造人，因为有了现世，自然也就居功厥伟。无如五族排位，伏羲氏却硬被人文派定在架草棚为家的有巢氏之后。这真是神力与人力的一场精神错乱了的混战结果！

再说农耕，无疑是大自然的厚赐。上天为华夏族群开设了一道方便之门。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季节轮回中只要辛勤付出， 生存似乎就有了基本保障。然而农耕稼事必须随季节匐匍于土地，俨然等同上天开门的同时，又顺手关上了窗。身禁心锢，就连有梦也会因为贪求温饱而不愿飞出地方天圆。接代之后，土地就成了命根。梦就是想飞，也长不出翅膀了。事实上华夏从古至今，域文化都是围绕着土地生息展开。不信，我们就去嗑嗑华夏历史！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读华夏史，人事更迭就如同农耕稼穑的季节轮回。域文化中有关硬实力的政权管治，几千年如同旋转的轮盘，围缺补漏。天圆地方在当权者眼中其实就如同桶箍，不崩不渗方能维繫天下稳定，可说自有文字可考就已万世景从。生存与发展的悖论性事实，透过农耕的镜照折转，无论是亡国还是亡天下，都无不等同直白性宣示：死再多人，潜意识里族群的生息都是永恒的！

这就是华夏种群得地利之便，享地域环境之福的一面了。

是以，华夏人文自三经(即《山海经》、《易经》、《黄帝内经》)以降，神与灵就逐步让位于人的能与势。老子有感时代脉动，在普天蠢动的境遇下萌生了个人困惑，写下《道德经》五千言，其本意是唤起世人的集体思索与思辨。

神与人能否互别并互动，自华夏先民农耕定居之后，到老子这儿已经算是最后的照会了。无奈三百年春秋，思想虽然纷杂，就是无人就神说事，连死鬼都少人提及，十分稀罕。就连孔门弟子端着死人出丧的饭碗，只轻声地问了句＂鬼是怎么回事＂，就被开山鼻祖好孔子好一顿喝斥：＂先活出个人样，再来问鬼＂。俨然活不像人，死都成了绝对多余。

其余门派更是无人说＂死＂，就别提死亡的震慑与恐惧了。

是以文化根子上似乎就锚定了人之生死本就该与草木春秋同类，死就是一个无可言说，也无需触碰的不存在话题。彷佛死即死矣，一了百了，但这是名符其实的族群整体性自我轻践。

依常理，死办丧事这就不是无视死亡。可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合情理的怪事呢？一边办丧事，一边又不可问＂死＂。孔子作为儒家的开山鼻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事实上＂死＂能办丧，本身就是死者生前物质生活的展示，间接凸显的还有死者生前的财富、甚至权势。因此孔丘在子路问鬼时的乖张反应，说是出于给死人开路引道的那点报酬回馈甚至职业前景与饭碗应该都是实情。只是孔丘的这种个人利己主义行为在经过社会演绎并放大之后，无疑就会激发生命的竞逐。当然，如果只视＂激发出生命竞逐＂这个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对。可一旦追溯出人人相争的原因，只是为了死后能办个丧事的结果。这种因果关系就十分乖诞了。

而事实上的华夏社会表现还真就如此！

视死如生观念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官员、庶人。＂死＂的等级与规模无一不是在演绎＂生＂的身份与成就。人世之中争不得显赫，那就注定肉身死亡只是如草木般回归尘土。问什么鬼？将＂死后的魂归＂当作一个话题，也就成了十足的多余。

另一方面，华夏集体避＂死＂，还激发了养生。俨然＂死＂不起那就长生，这种逍遥达观可说练就了生命的极至化境。既规避了＂死＂，又迴避生的竞逐。两相放空是不是成了两头皆空，从人智的角度上分析，似乎就成了＂放弃智慧就是最大的智慧＂的思辨。太玄幻了！毕竟睁眼为实的世俗感观还在，人的生理需求不会因一句＂成仙＂而断止。即使是最低需求，也还是需求。一旦断止最低需求，也就悖离了上神造人的原旨，与生命真谛背道而驰了。或许这就是道教无以为教的真正原因。

既然＂求仙＂之路不通，就只好回到儒家的＂生＂＂死＂之道上来。比之西人俗语，上帝既然长给一个脑壳，多少还是要转动一下的。智人之智，既然堵住了＂死＂路，那就集体朝＂生＂路上开拔。＂生＂路可是拿土地说事的，而匍匐于土地只能求温饱，如何去争做人中之龙？于是逐鹿中原的域文化生态也就成形了！

这里插叙一下龙之所以成为华夏图腾的个人之见。马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这是一个狠劲的綑绑体，能游能飞，能顶能缠，既快又准且狠。龙图腾作为权力象征，显然是针对华夏地域广大而来的。

逐鹿中原无非也就是争得个龙的化身。如果生命的整体是以快感和价值作呈现，那么前者是口腹之欲，后者则是为了＂死＂知世人。

视死如生，＂肉身终究决定灵魂＂。只要争得龙位，一旦肉身死了，不但天下有知，还会依生之场景下葬。这就是华夏的怪诞轮回！

生命之门在华夏土地上因竞逐被挤成一条如此荒谬绝论的窄门。窄门之外是天下缟素，是一抔大型的覆斗型黄土。而黄土覆斗的方寸之内，既是华夏集体的一段时间，更是一截空间。

这结果确乎没有胜天，当然也无所谓赢地，但胜了人。人人相争，要的就是那个＂赢＂字！

赢，是生命的全力执着和所有的价值想望。于是文治武功，神鬼道佛，一切皆无避忌，皆可为我所用。就这样，＂我要赢＂以不容忐忑的姿势成为域文化甚至政权管治争逐的最高指南。

当精神完全屈从于肉体，信仰与宗教算什么？岂能由着神力扰乱人的意志，驾御并任意驱驰才是能力的彰显。说白了，连＂死＂都不复存在，还奢谈什么生命的背面？万千生灵，笃定面如冷灰。灵已抽尽剥离，去与草木同朽吧！

为什么说老子著《道德经》是华夏神与人的最后照会？是因为经过春秋一番群聒纷舌，动口不行就动手，到战国时代已越打越凶，坑俘之数越来越多，逐鹿中原已让大地战慄。到秦制六合告功可说最大限度地实践了人定胜天的誓言，这就无形将华夏域文化推上另一层台阶，大一统帝制成型。神权滑向极权深渊，并最终成为了迷思！

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将华夏史事与古希腊城邦史事作一下横向比较：

公元前571年，老子出生于陈国故都相地。华夏人文高峰《道德经》即将面世；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哲学萌芽，理性叙事传统已经建立。

公元前470年，苏格拉底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的雅典。古希腊哲学激辨时代即将拉开大幕；同一时期的华夏进入战国时代，著作《孙子兵法》的孙武亡故于吴。

请关注公元前521一公元前420年，正是这100年，古希腊人类种群与华夏人类种群的文化发展开始了人类史上的各走各路，各行其道。

老子诉言《道德经》，其实是神权末势的感应象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能不能拜读出些许有感神圣失意的无奈和智力思辨不显的浩叹呢？如果还没感应，那么再往下唸：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不就是传统西方神学与哲学的思辨吗？神迹凡可置问的，那绝不是日常意念中的圣事。奉神之名说事，当然也就绝非世间俗事了。天地之初，所有事物都是无性质无称谓的。有了性质和称谓，人而不是神的这个万物之母就出现在世间了。只要不带主观意念去感应事物，那么容易悟出一些事物的本身奥妙；反之，就容易触碰到事物的有限边际。主观或不自主观，观察者不变，但观察切入的角度变了，因此结果也自然不同。如此反复交集，奥妙自在其中！

读《道德经》当然无需信了神或信了主才能读出真谛。而是在读之前，必须领会一下老子所处的时空背景。当是时也，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各种僭越现象层出不穷。

然而，什么是礼崩乐坏？什么又叫人心不古？ 不就是君权神授让人质疑，旧时分封而形成的社会伦理已经严重让人不服了吗？这不与古希腊城邦时期神人分际最终划出神与世俗的底线之前，处在同一个困惑区间吗？请注意老子还疾力呼吁＂小国寡民＂， 那不就是要求推行另类的华夏城邦吗？

然而地理上的环境差异，最终成了两地文化的真正分歧。没错，就是古希腊的那些出门是海的＂海＂，给了每一个古希腊城邦一个天然屏障。而处在大河流域又是大陆腹地的华夏，诸侯之间往往仅为一个地界，或是一条改道的河流甚至因山洪而移位的小水沟而大打出手，攻伐不断。再有就是渡海那种不确定的危险有助加强对神的信仰；而华夏地处内陆，只要匍匐土地就能切实收获生存保障，神力于我何求哉？

由此可见，古华夏与古希腊城邦在这100年间的共同囧境就是神人边际不分，而肇始原因又不相同。在古华夏，是人抢了神的光芒，顶高了那些本来是人，却飞身为龙(王)的位置；而在古希腊却是神淹盖了人的事迹，世俗已无地可容。

100年之后，古希腊城邦成功使神释出了世俗空间；而古华夏，却变本加利地将神揉碎变成镶贴在人身上的依附，最终落魄到任由王权支使的地步！

秦之后的汉初，讲究修养生息，圈住土地，守着农耕。到汉武帝继位，雄才大略，一生与匈奴扛上，光造大将军卫青出击就七次全胜。临末终于自认耗尽了汉初以来的几代人积蓄，财货枯竭之际不得不下诏罪己。汉儒上位，将农耕之外的任何拓展都认作为有悖于稳固族群生存的怪诞。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意识在极权的加持下很快成为域文化主干。这是要替已极至顶的皇权打造万世基业的节奏，即使始皇相去未远， 儒生们便以检讨＂过秦＂的形式展开了。无如皇朝是否稳固，江山是否铁统，并不是一个或几个当政的儒子徒生说了就算。事实上后来的历史所展现的，还真就是治乱兴替，我族、外族、又我族，政权跌宕俨然成了一种魔咒。

后世各朝域文化发展的内涵框架大体是换汤不换药。即使外族入主，由于起心对农耕社会的物欲贪婪，一段时间磨合之后，仍然照搬前朝或前前朝旧例，任何意义上的创新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了。

以农耕荣景为满足，根本没有考虑到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任何变量改观，甚至连基本的人口体量增加，儒家都不曾在思想上有过任何前瞻性预备。是以，这样的域文化所建构出来的体制，应变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往往出现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的慌乱场面。这里仅举华夏文化中被津津乐道的科举为例开说！

阶层流动本该是人类社会笃定发生的必然现象，可儒家根本不曾思考。为了维繋一个稳定结构，甚至还从伦理上刻意兜底固化阶层，人为地设计並阻碍流通。龙生龙子，虎生豹儿，成了土地分封后的伦理常规。儒家讲究＂法先王、守旧制、行古礼＂，直到氏族门望已经支撑不起整个体制的运行，到隋朝才主张开科取士。

唯门望仕进其间，有如三国曹操的求才创举，其实是针对这种冻结了的社会型态的一种变相控诉。也正是曹阿满这种出格举措，才有了后来三国至两晋再至隋唐初年的现任官员举荐措施。然而举荐与门望仕进又有何差别？荐人不但能唯亲，还可以唯近？且不论举荐是否唯才，一个裙带链很快又弄出新的、更大的弊病。

是以，科举面世成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儒家穷于应对的不得已选择。后世将这一无奈举措无限放大，就不太恰当了。平常心看待，科举施行之初，的确为社会的阶层流通凿开了一个天窗。但慢慢又被文化漏习所僵化，虽推行了1300年，最后也不得不废止。

诚然，儒家的大梦不仅仅只有科举这么点糗事，其对个人思想的禁锢才是华夏种群最大的灾难。总之，以儒家为主导的华夏域文化由于疆域辽阔，农耕的体量庞大，形成了一个完全没有生命个体位置存在的域文化体系。从三纲五常，到四维八德。任何生命个体的来与去，在这个由人结成的整体版块上最恰当的比喻就是一只工蚁或工蜂，剔除生理应有的痛痒，就只剩生命周期而已。个体有无探求生死的必须？域文化整体都从来就不曾思考。儒家的中原、中土心态，说到底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当种族会灭永远不是问题的时候，人还需要灵魂不就成了多余？

是的，没有灵魂就是华夏种族自老子以降的三千年现实。能说儒家有辜，域文化无辜乎？后面还有一个《农耕的依赖性效应》章节，将会更全面、更细致地展开这个话题。

五、文化的大综与小综

文化成综，当然是指域文化的整体，而不是就种群或种族某样单项文化说事。

其实二十多年前个人就曾著文触及，但那时候域文化概念尚处在初始醖酿阶段。关此在展开探讨之前，个人愿意拾回二十多年前的旧思绪，揭示一下人、文化、社会，三者之间所存在的依存互动关系。

文化的，一定是社会的；而社会的，不一定是文化的。为什么无法逆反？这就关系到生命个体的社会行为，也就是无论文化还是社会，必须由人的个体去担纲现象的呈现。个人如何做人？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等。

人→文化→社会，从人文动能的递进关系上解构，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社会现象。但文化是共识、互动所结晶的产物。因此所有个体生命的行为表演，哪些能结晶成文化并标举成功；哪些被拒在文化门庭之外，成了遗漏。既是社会与文化的互动结果，更是生命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结果。如果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无法引发共鸣与共识，甚至还引发不了关注，那就注定停留在只是个别社会现象的初始上了，暂时与文化无缘。然而尽管社会的，不一定是文化的，但并影响社会→文化→人的反向互动势能。

由此可见，从人→文化→社会，再到社会→文化→人的动势能转换，基本上就是一个圆周。而在这个圆周中，社会是那个清晰可见的外圈。作用外圈的是文化，聚焦成文化的是众多个体的思想与行为。当圆周在文化的作用下向前滚动，这就是社会的发展。向前滚动的过程中，圆周外圈自然会与外部环境碰撞，所得讯息又旋即反馈至文化， 文化随即又传递给生命人体，个体在接收到讯息后，会重新调适、整理出新的思想行为，进而展开新一轮动能到势能的演化。于是文化在旧有的基础上就会日日又新，社会面貌也就或快或慢出现改观。

一般地说，只要社会的文化形态尚属正常状况，这种动势能递进转换模式就会持续进行，俨然如一个正常人生理肌体的新陈代谢，生命不息，代谢不止。至于从动能转化为势能的体量，如人口系数多少和域文化疆域大小，其实就是文化大综和小综的区别！

大综文化与小综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首先还得说说什么是文化发展。

简单地说，文化发展是人口发展的递生现象。古人类一旦定居，也就标誌种群生存的压力得到了释放，于是人口增加就成了一个必然。人口一旦增加，旧有的资源平衡难免就会被逐步打破，资源获取向外延展也就相应地成了另一种必然。

另一方面，随着私有制的产生，求生与求存的意念激宕出如何支配部落资源的顶层概念。这就引发了权力迷思，无论是巫觋，还是王者。人之个体原本应有的能动性就被相应地限缩了。劳心与劳力的阶层现象以及现象可能引发的效应随即就会底定成文化格局。社会现象上的体现就是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冲突中，那个发号施令者诞生了！

于是文化原本仅有的软性内揉化育一面逐步演化出硬性外刚征服的另一面。这当然与生存资源的抢夺有关系了！

保护自己与惊夺外人成了一体两面，域文化呈刚性扩张之后，人类史上的战争也就开打了。因此，文化上的大综与小综，既与战争有着直接关系，也与自然界的地理环境甚至气候存在着直接关系。

直观的大综文化必须得地利之便，如大块陆地，辽阔且纵深平整；或大河流域，两岸腹地宽广；或两者兼之。总之这样的大区域，无论种群有别，语言有别，各据一方；还是生计不同，习性有异，互不往来。由于得着地理上的出入无碍，因此无可避免地最终都会进入到强势域文化的怀揉内碾之中。至于部族融合需要多长时间，那就看主导域文化扩张的文化肌理其本身的调适转化方法与能力了。

这样的大综文化很多。典型的如华夏、两河、印度、甚至埃及等。

文化要大综，非得地利之便。那得不了地利之便，是否就全成了小综？不尽然，或许连点成片才是真正大者。

以古希腊城邦为例，一个个半岛或海岛，因海域隔离或地理上的自然天堑成了文化沟通传播或武力攻伐的天然屏障。既使攻伐成功，域文化要将之内碾揉合成肌体的一部份，其成本也非常巨大，更需要用时间说事。

然而古希腊地域上生活的印欧裔先民，由于拥有翻越奥林匹斯山的共同经历，再加定居之后受到古希腊天然地理的庇佑，所以长时间处于相对安稳状态。这样其文化发展就会稳步向前，尽管各城邦都独立拓展，但一个奥林匹亚活动似乎如同一根纽带，让这个本来作为定时式的城邦聚会，俨然成了集体式的家庭交流。因此，除了祭神和体育比赛，思想与观念上的互动相信也在所难免。如此一来，其实整个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文化环境是相对开放的，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某个城邦会体现成域文化大综，要去兼併内揉其他城邦。而事实上古希腊城邦的文化现象是以点关连成片的真正文萃演义图景，引导周边的当下不说，还影响到久远的今天。

综上所述，文化的大综与小综，其实是文化本身是否展开强势扩张的结果。由于文化本身存在柔性化育与刚性征服的两面，所以文化的大综和小综，主要还是地理因素的结果。

这就又不得不重提华夏了！

前面《域文化的文化疆域》章节中，我们就剖析了华夏域文化成形的主要原因，是地理气候适合农耕。因着同为农耕，部族兼併完成之后，文化契合上也就不存在生计不同而引发大的阻梗。反之会同心圆似的增强了厚度。就算外强入主，也无非垂涎农耕所获。是以华夏域文化即使倒地，也终会不死。因为仆趴着仍能耕种，这真是地理史观上的憨者有褔了！

以古华夏为例，可以观察大综文化的反应迟钝，实则为小；以古希腊城邦为例，可以得出小综文化对发展的前瞻， 实则为大。然而，从现代文明观点出发：真要数大者，当真美！

六、现代文明的偶然性

什么是现代文明？其与本文开篇《什么是文明》章节中所揭示的文明有关联吗？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文明的简明内涵就是自由、民主、人权。让我们回顾一下本文开篇中关于文明的定义：

文明(civilization)是一杆称，是一架能称量族群整体生灭和个体生死的衡器。

文明与人类俱来，与上神同在，伴人类及人类智慧生灭。

文明是一道光，就人类而言，能否照见这道光，往往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顺遂与苦难。

文明针对人类而言，无所谓创建或创造，仅有发现。就现阶段人类社会的现况而言，家国、社会、种群、个人，如能透过上神之门发现文明并用成圭臬，则家国有幸，社会有序，种群有乐，生命有价，人类生存得以健康赓续。

文明作为一道光，在生存与发展的悖论谱系表相下尚内含群体与个体的两难。既要生存，又要发展。既要群体有喜，还必须个体有乐。如果只是道德与伦理的二维交织，意念注定脆断，人类文化不会有永恒的概念存在。失却永恒，人类的持续存在也会脆断。当文明失去了社会意义，文明本身也就失去意义，人类整体消亡也就成了可能。

观照文明，人类得助于宗教。世俗道德与社会伦理透过宗教之门，递进成三维之后，方可照见文明之门，在文明的境界中人类才能识别自己不同于诸动物类别的前世今生 ，人文价值就此才有了永恒和永远！

显然，在满足于群体和个体的双向条件下，所谓现代文明就是前文所揭橥的文明。

前文所主张的文明是一把尺子、一杆称、一架衡器。所谓现代文明也是一把尺子，一杆称、一架衡器。只不过是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标准或支柱而已，而这三大标准或支柱，正是定义中其他条文所要表达的意思。

如此一来，西方现代文明就是本文所要揭橥的文明。那么问题来了：难不成现代之前无文明？也就说完全不存在古代文明或远古文明之说？

是的！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前面《域文化的文化疆界》章节中就已剖析，到本文观点被学界认同并推广之前，所有专家学者们口中或笔下的＂文明＂都是本文所揭橥的＂域文化＂。无论是考古文明，还是远古文明， 由于普遍性缺失对生命个体的具体观照，因此如果这样的文化结构也可以呼之为文明，那文明还能与＂原始＂和＂野蛮＂相对应乎？如果不能对应，那文明的进步性、神往性又在哪里？

＂无群体则无个体＂，这在人类社会的远古时期应说相对成立；但＂无个体则无群体＂，则似乎无论远古还是现代，无论从逻辑还是从超念的角度去感应，都更成立。无关乎宗教或哲学对文明的透视，事实上群体与个体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对立与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事物整体。

因此，现代文明不但是本文所揭橥的文明，也是人类自有文明意识或向往以来的真正文明，是人类长期神往的社会状态的展现与存在。

是以，英文语系中， civilization就该不再是表实际事物名称的名词(noun)，而应该是表状态存在的形容词(adjective)，已不是名词，当然也就不再存在单、复数之分了。

时下用中文谷歌搜索＂现代文明＂词条，无任何定义结果，有的只是现代文明应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泛指。或许有人真会好奇：难不成还有什么现代东方文明？谁能作答？

其实无需作答，前面群体与个体的关系演绎已将所谓东方文明之路堵死。也就说只要社会制度缺乏对生命个体的关注和观照，也就缺乏了向上提升的通道。要打通这个通道，体现在制度层面的公正、平等就得实质性上路。而不是耍嘴皮，玩文字游戏，甚至架一个有名无实的虚壳去备实招摇。所以不但历史上古代东方文明不存在，现当代东方文明也不存在。是以，这里只要说清楚现代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就可交差。

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概念，泛指的就是现当代欧洲、北美等自由民主国家所坚持推行的一整套社会价值观。主要是指以现代人权理念为基本标准，讲究人人平等和人身、言论自由，并具备人人监督公权力、选举政府的政治体制形态。

简单地说，民主、自由、人权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性标准。其于传统域文化关照种族或种群生灭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下行，迳行关照到人类生命个体的生灭。所以说现代文明作为一款衡器，显然反应灵敏，已经是多触觉、多视感、多嗅蕾的全方位整体感应衡具了。

为现代文明或说西方现代文明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是一个相当偶然的现象。前一章《文化的大综与小综》就已经论及域文化的碰撞问题，大综文化往往对新生事物触觉冷淡，而小综文化则反应敏捷。下面让我们试着论述现代文明的偶然性到底是如何拓展而来的。

场面应该从两希文化遗存的碰撞拉开序幕。

所谓＂两希＂就是指希腊和希伯莱。希腊特指古希腊城邦的文化遗存，希伯莱则是指希伯莱人创下的犹太教到基督教的一神化信仰。

摊开史事，发现＂两希＂的第一次碰撞是希伯莱人与希腊城邦在地中海、爱琴海、黑海沿岸的海上贸易。

公元前800年，古希腊正式进入城邦时代。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人所征服，两万五千一神教徒被集体流放。流放者显然不可能东向进入亚述地盘，所以只有渡海西向，散入地中海沿岸希腊城邦及领地，成为外来居民。城邦中后期，随着殖民贸易的兴起，这些一神教徒在求存的境遇下，完全可能主动成为手工生产者或加入渡海贸易的船工行列。第一次碰撞结果，主要是见识基督徒非凡的寄居生存能力，以及无土地牵繋的真正自由之身。

第二次碰撞是在古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古罗马基本上承袭了古希腊城邦的政制体系，多神信仰也为基督教存在提供了可能。而后随着罗马帝国的版图扩张，一神信仰随商贸广泛传播于罗马全境，一时使基督信仰成了商业信誉的保证。当时中下阶层尤其是手工业生产者似乎因信仰基督而看到了希望，一神教信众越来越多，声势也越来越大。直至基督教对其他多神信仰的排斥冲击到罗马政制体系，这才发生将一神教信徒丢进古罗马兽场的惨剧。但这时的打压已经无法动摇基督教势必成为主宰罗马信仰的根基，因为古罗马帝国中后期的社会动荡，本身又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直至《米兰敕令》出台，基督信仰已反转成巩固罗马君主统治的助力，于是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第二次碰撞所得的结果是：一个神祉、一个君主、一个帝国的时代正式展开！

第三次碰撞严格意义上已不叫碰撞，而叫磨合；也就是基督教与城邦文化体系有关神圣与世俗的认知调适。

本来一个上千年的奥林匹亚运动会(公元前776一公元394年)在集体祭神之后举行运动竞赛，对古希腊城邦来说，已经很好地区介了神圣与世俗的分际和分野：神的部份，需要坚信不疑；而人的部份，需要感观审视。

无如就因为运动会中的裸体运动项目，在基督教落实为古罗马国教之后，排他性终于升级成傲慢。最终以裸体亵渎神灵为由，于公元394年喊禁关停。

此一举措，似乎昭示了中世纪的黑暗来临。教会以神圣之名不断折腾并彆屈世俗，酿成神性对人性的全方位碾压。直到文艺复兴，人与人性才又重新回到社会、文化的中心。再往后，就是古希腊城邦文化遗产中的公民权(贵族成年男性)平等与基督教教义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两个平等理念的磨合了。

文艺复兴，其实应呼之为＂人艺复兴＂。为什么？老实说完全是因为出于个人之我见：因着认定文艺是出于个人灵魂的呼唤或呐喊，是个性灵动的结果。请注意＂个性灵动＂字眼，＂个性灵动＂，说白了也就是灵魂自由。灵魂自由在宗教范筹内的概念设定一般认为是近乎先验性的。可究其实，则远不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宗教起源时，当下的社会人文环境说起了。我们追溯佛、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的成因，既可以窥探出三大宗教的差别，似乎更可以说明现代文明为何有缘于基督教的偶然。

历史告诉就们，佛教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农耕氛围，基督教源于希伯莱人流放式的工商氛围，伊斯兰教则是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半农半商氛围中的另一个分支。

农耕身限于土地，工商则必须人身自由。因此，自由来源于宗教对灵魂的探索，从先验性的灵魂自由，过渡到实践性的身体自由。说是探索，还不如说是现实的映照或反应。本来的偶然竟成来源有自，成了一个另类应验性的应然，甚至必然。

回到文艺复兴。公元1486年，年仅23岁的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不甘宗教压抑，年轻的生命用相对成熟的智慧型心灵，号角似的发表了个人的力作：《论人的尊严》，人类史上的所谓文艺复兴就此拉开序幕。文学、哲学、艺术、政治、科学、宗教无不围绕着人与人性的主题展开。达芬奇的人体绘画，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王裸体雕塑等，直观地将一切思绪聚焦于人的本体(有人说由于黑死病流行，主宰一切的教庭却束手无策，于是神的权威跌落而导致人性崛起，终致引发了文艺复兴。这太牵强，个人接受瘟疫是个强劲的附加因素)。

总之，是＂人艺复兴＂直接促成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发详地的欧洲各国，社会阶层激剧变化，显然旧有的政制体系已经落实不了新的社会期待，封建君主体系瓦解在即。

历史的聚光灯从意大利转移到英伦诸岛，光荣革命在这里上演，人类的近代曙光开始喷薄而来了！

揭橥现代文明中民主、自由、人权三大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民主还是自由，其实还真是两希文化中两个平等理念磨合出来的结果；而第三大概念一一人权，不但早在1762年卢梭的《民约论》中就已纲举，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皆以宪章的方式写在保障首列。

无奈最高的形式解决不了最低的需求，一个先念甚至超念性的主张，务必先做到形式落地，否则就只能高来高去，流于空谈，终至空泛。

事实上还真就如此。一百多年后空转之后，一个德国出生，集哲学、医学、音乐、神学于一身，人称＂非洲之父＂的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也有译作阿尔伯特．施韦泽）先生在非洲下意识地好一阵思考，终于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建构并阐析出＂尊重生命＂的伦理观；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又于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发表《尊重生命》的推广演说；1923年将理念著述成《文明的哲学》一书正式出版。

由此人权概念开始试着扎根到人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一个人，眼见的每一个生命都来自偶然，每一个生命背后其实也都切实地隐藏着一段未被披露，发掘，展读的故事或传奇。因此尊重身边的任何一个生命，其实都是敬重自己。由是尊重生命，增强也增厚了人类在宗教层面对上神的敬畏意识。同时，也让人更认清了个人在世间的位置，更加看重自己的社会角色。 如此一来，有如先念的自然人权(天赋人权)不再是无根的浮萍，史怀哲先生可说功莫大焉。西方现代文明也即人类现代文明，到此所有内涵才得以完整。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为了反省战争，1946年地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并于1948年表决通过。

史怀哲先生因倡导尊重生命而获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的生命敬畏伦理很快被全球所景从，而＂人权＂也成了现代文明区别于传统文化的最独特标誌！

七、准宗教对域文化的透视

宗教是文化现象，准宗教自然也是文化现象。我们先弄清前者，再说后者。

那么，什么是宗教？宗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定义是什么？

谷歌搜索＂宗教＂， 名词字条解释如下：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相信主宰自然和社会的是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因而无限敬畏和崇拜。

再看定义，内容如下：

宗教是联系人与神祇或超自然、神圣存在的文化体系，可分为多神论、泛神论、一神论、自然神论和不可知论等多种体系，包括个人行为、传统仪式、价值观念、世界观念、经典作品、朝拜圣地、道德规范或社会团体等形式。宗教信仰是人们对其中某个体系的共识和崇敬。

老实说，个人读来感觉似非而是，有点晕。从名词解释到定义，冗繁不止百字，却仍然语焉不详。

那么，再读读名家们的点睛语汇。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Sir Edward Burnett Tylor)：宗教是人对灵性存在的信仰；

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宗教是人对神的绝对依赖与感触；

美国神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别名保罗．田立克)：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

……

点睛就是点睛， 依稀宗教就是人类认清自己社会价值并确立自身社会角色的一个平台。

针对这个平台，我们似乎也可以这说：宗教就是在专门回答或处理人立世间、宇宙或大自然，大呼＂我是谁？＂的文化观象。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等，关于集体或个体对生命的种种叩问，或许就是田立克先生所揭示的终极关切或关怀，就是宗教的整体文化内涵。

讨论宗教如何起源，是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可这个章节的主题是《准宗教对域文化的透视》，所以也就务必触及到宗教起始之前的准宗教雏形。

既然是务必触及，自然就得有抱持切入的态度。关此，个人表明＂生理超念，人文进化＂的一贯信仰主张。

前文《文化、宗教、文明的关系与区介》章节中曾经揭示：原始人类图景，文字语言全无的状态下，正常情况下的生老病死是不会引发种群性集体警觉或忪恸的。能引发集体警觉或忪恸的应该只有两种状况：一是外敌强伺；二是突发性的巨灾巨变。前者会号角般唤起集体警觉；后者则会储存忪恸的集体记忆。总之，种群间第一次大规模意外死亡后，幸存者的集体意念就是人类社会的第一缕文化。也是这样的大规模死亡或灾变在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向前迈进和发展。

诚然宗教起源之前，准宗教活动如占龟起乩、巫觋仪式等，就普遍以超念的形式或应验的现象存在。因此准宗教其实就是宗教，只是缺少了后世关于宗教所必须拥有的教义，教仪、教职社团等概括性特征而已。远古的原始种群，要想将种群松散的文化现象纠合聚结成能影响且有力的域文化，就必然需要预判到应验的忪恸效果来加以显现。事理上，如同衡器可称量物体之前的衡器制作细节一般。因此，准宗教对原始域文化的透析与透视，说到底也仍然是文化发展中经验累积的结果。

其实，原始域文化其与现代文明的差别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种群或族群整体的生灭；后者则是从个人到整体全覆盖。

为了厘清考古＂文明＂概念行世以来，各种族、国家关于文明各说各话的混乱现象，在重新解读＂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描述古希腊＂城市化、公民化(civilis)＂的意念同时，特别强调公民的个体份量， 也就是文明必须将关注和观照下探到生命个体。这样一来，所谓＂原始文明＂的概念就不成立，戈登柴尔德先生的考古＂文明＂也不成立，只剩＂原始域文化＂或去掉前缀＂原始＂二字，只剩＂域文化＂了。另一方面，由于某些语种如中文的意念表达中，＂原始＂本身又可以与＂文明＂相对(如＂原始社会＂与＂文明时代＂就恰好相反)。设若生硬地将两词连缀成＂原始文明＂，那就可能如＂香臭＂做伙一般，＂香臭香臭＂或＂香香臭臭＂实在有点不伦不类了。

原始域文化就是从攸关种群生灭瞬间诞生的！其与准宗教的形成有没有关连？个人认为，准宗教应该起始于种群个体的生灭。说白一点，也就是最初的物伤其类。因此，准宗教的产生是原始域文化的奠基。

＂啊！ 老天＂；或是＂oh, my god！＂。我们先假设古代先民也有类似的惊呼！

可别小看这样一个短促的喊叫，其所揭示的内涵告诉我们：准宗教对于原始域文化而言，其目的和功能是将即将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明朗化、情绪化；或说将抽象模糊的事态作鲜明的具象化表现。这就如同后世的＂天赋人权＂，虽美国、法国悍然将之入宪，可一百多年过去，效果却仍然不彰。待到史怀哲先生将之伦理化，就这么一拨弄，只短短几年已深入人心。

准宗教对原始域文化的透析与透视，尽管性质上与人权扎根的事实有别，但逻辑事理上还是相通的。

让我们借助社会人类学上一个经典故事来更好地加以说明：

A部落以狩猎维存，部域广大，为防族人四处出击，特以部落为中心将部域分成数块，如此占龟定向以组织巡狩。

这种狩猎方式，用现代的眼光观察，显然不太靠谱。为什么？因为猎获是动物，是活动的。所以在毫无信息的状况下费力合围，有可能大失所望，甚至一无所获。

功夫白费了不打紧，但上下老幼族人肚腹空空是需要进食的。第一天换饿就忍忍吧！且候第二天的运气、佳音。

第二天还是占龟出巡，当然有可能大获而归。一旦大获而归，族人自然载歌载舞， 皆大欢喜。逢其盛者也会津津乐道，与有荣焉！

但这样大获而归的机率有多大呢？老实说，在完全不以经验作引导的状况下，机会太少了。于是，＂吃饱了，撑着＂就成了一个十足的美好愿景。有理由相信，占龟狩猎的大多数日子，部落族人往往是半饥半饱状态。族人们当然渴望改变这种境遇了！

如果哪天出现这样的状况：数天无获，缺食已使人心惶惑。按规矩，出狩还是必须占龟。而神所指引的方向仍旧还是几天无获的老方向。这时会不会整体气绥失望呢？能不能再占乩一次？好家伙，还是老方向。这时率队出狩的族长会不会在自身饥饿与族人期盼的双重压力下，视神谕于不顾，私下改变或煽动改变狩猎方向与地点。如果改变了方向地点，又一旦有获，人心是否又会出现另一种浮动？

如此往返几次，经验的份量慢慢就会加重，直至有一天族人狩猎不再听信占龟所得的神的指引。于是更大的问题就要来临了！

当经验完全主宰狩猎行为，自然不会再出现无的放矢的状况。一时天天有获，人人吃饱可撑，甚至户户有余。长时间的好日子，肯定会促使部族人口增长，而猎场的猎物数量在经验捕杀下会日渐减少。这显然与部族的人口增长成反方向发展，于是一个预期状况也就注定发生：终有一天会无猎可狩。

如果这个思考或问难发生在情况不甚严重，狩猎所获已无法让族人再饱之际，或许问题尚有解决之道。大不了重起占龟，重回半饥饿状态；如果情况发生在按经验狩猎已难有所获的时候，问题就成了死局。就算立地占龟起乩、猎物被围狩绝种，这时候所得的神的指引还管用吗？

是以，结果几已笃定：要不改变生存方式， 要不族群分散或整体迁徙，而这都是眼看着族群日渐消亡的慢镜头展示而已！

以上述故事作案例来说明准宗教对原始域文化的作用，尽管透析与透视的方法缺乏现代化的明朗，但维繫域文化的稳定性还是相当显性的。就故事本身分析，原始氏族部落初期，种群的生存状态着实相当脆弱。生死之间也就是几天的进食差距而已，如何在几天内确保食物可以短少，但不能断缺，就是当时确保种群不灭的域文化内涵。

事实就是如此：经常性半饱，虽影响个体体格发育，但个体生命不会夭亡；但如果集体长时间处于饱撑状态，则生育力定然旺盛， 种群人口自然增加迅速；而如果整体出现断食状态，那么也就十天半月，人论悲剧就会上演；再往下如果还是没法得到食物，种群消亡就会终成事实。

人类早期生产力有限，半饥半饱状态尽管不是域文化内涵所纲举。可一旦吃饱，甚至是长时段吃饱，也就无可避免地打破域文化所要求的平衡。故事中，狩猎凭经验出击，猎获绝迹了，人口增加了。另类获取食物的方式又尚未开发，于是种群就无厘头似的被推到了危险边沿。准宗教在其中的作用，就是用无以言说的方式告诫人类，生存只求适度获取，切不可任性任意而为。

诚然针对上述故事，或许有人还会质难：如果占龟连续七次、八次甚至十次指向同一方向，咋办？其实少量的猎获加上采集，灭种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如果廿次指向同一方向呢？个人也只能这样回答：反正依经验狩猎最终也是种群消亡，连续几十次占得同一结果，如此小的概率事件还硬就扛上了，也只能说明上苍真要收了这个种群，那就听天由命吧！

人类早期准宗教对原始域文化作用如此，那么在生产力发展至国家概念出现之后，宗教对域文化的透析与透视又是何种呈现呢？这里暂且按下，留待后面《宗教之门与文明之门》章节再行展开。

（未完待续）

作者投稿

——从思想碰撞到文明的思辨

（接前文）

八、农耕的依赖性效应

什么叫依赖性？什么又是依赖性效应？

学术界有个概念术语叫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俗一点解释就是指旧经验对新行为的影响，人的适应能力往往会受限于习惯，新的执行往往被旧的规范所掣肘，甩不开手脚；依赖性和依赖性效应，其实就是路径依赖，说白了也就是种群或个人行事，不由自主地被过住历史经验所强化和锁定了。

凡五千年，华夏农耕最大的成就是：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群还依然活着且未灭；最大的败笔是：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群因为农耕，一味靠出卖体力求赐求存，习惯于事物轮回，形容呆滞不敏，麻木到不想再去追问任何事物的任何究竟。

个人在这里尖锐地呐喊一声：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成败＂萧何＂ ！

无论大家同不同意，华夏文化在世界史长河中与其他文化作横比所得的些许荣光，其实悉数来自农耕。

这可不是胡诌。古代丝绸之路，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不就是以丝绸作大综贸易商品而命名的吗？还有茶马古道。先以茶换马，后又以马驮茶再换马，最后才以马驮茶计其余。

农耕是华夏之根，农耕也是华夏之本；农耕是一切荣光的后盾，但农耕却也是所有屈辱的肇始及肇因。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赖上＂农耕＂了！

叫个人回答：这不是赖上，而是不得不的无奈。因为地域辽阔，地形地理气候等环境又适合农耕，最终使这个族群生成了精神颓废，俨然是一种必然。这里不妨摊开来说事：

客观地说，自人类走出丛林定居，到近代工商业兴起，大规模使用机器、机械之前，农耕是最稳妥的求生方式。既不会有讨海的风险，也不会有狩猎的闪失，甚至不会发生游牧于旷野的意外。是以农耕可为每一个成年人提供自足并创造财富的机会。只要肯卖力气，一年到头无非是季节性身体疲惫。只要将身匍匐于土地，将心听令于季节，大自然就会准时给予回馈。

这就是农耕的愿景与荣光！无论多大的灾难，只要假以时间和季节，任何创伤都会恢复如昔。 地域辽阔，大河冲积平原土地平整、土壤疏松、肥沃，气候、降雨也都适宜。然而，得天独厚的背后又是否隐藏着未曾显现的危害呢？这里就不妨撕扒开来看看：

先说＂地域辽阔＂吧！

广义上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包括河南大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江苏北部等一片广大地区。放眼一马平川，置身平原中心相信心里就会明白，远古畜力尚未开发，仅靠人的自身脚力走出中原＂地方＂，那真是望＂天圆＂兴叹。

这么广大的土地皆适合耕种，那真是考验华夏先民们的蛮力。只需卖力垦植，生活剩余肯定不在话下。加上气候适宜，人口繁殖迅速，土地不断被依次开垦并逐步延展，族群自然不断壮大，往往二、三十年部族也就崛起了。

然而，如此广袤的平原地理，有利也必然有害。就以黄河泛滥为例，一淹就是几个州县。摊上这种灾难，地广、平原俨然成了无从抗住的杀机！

为什么这样说呢？试想水火无情，一贫如洗。几万，几十万剩存者最希缺的是什么？唯一的愿景是什么？是不是食物和能够活着走出灾区？

此际大家不妨发挥一下想象：一马平川，全被开垦。无山、无树、无草，几十万灾民瞬间无粮，眼皮子底下的饥荒随即发生。活着应是每一个受灾者的愿望，但需要食物。没有粮食，树皮草茎也行。望地域辽阔兴叹也罢，要想活着，被水淹剩的剩存者(还真不是幸存者)必须用自己的脚力步量着走出灾区，那才是唯一的生机。但他们能走出去吗？

正常人七天不进食，就已无力支撑身体，十天不进食，就只有躺倒等死了。也就说只要七天内找不到食物充饥，＂逃生＂的闪念就已是多余了。能动的身体，七天能走多少路？一个县的地界能穿越吗？找树皮，野草充饥。对不起！不是一马平川吗？村庄旁，地头边那几棵树，几株草，早就被第一波路过的灾民拔光剥尽充入肚腹了。没有食物怎么办？死成一堆吗？生命顽强者最后只有吃人一途！

这就是华夏灾荒年月剩存者们不愿启齿的悲歌！地域广袤辽阔的负面就是：一旦大灾大难，就必定人相食，绝人寰。

事实上河患如此，兵燹呢？

兵燹或许不像河患瞬间将所有稼穑和余粮尽毁，但事实上影响范围会更广，而且连逃往何处的方向都没有，就别提兵痞毫无厘头的肆意杀戮了。是以尸骨遍道，十里鬼哭，百里无人，大地重归阒然。

再来看看＂土壤平整、疏松、肥沃＂带来的困扰吧！

由于中原本就是黄河冲涮黄士高原带下的泥浆沙土沉淀淤积而成，所以与地球上其他河流的冲积平原一样，土壤肥，质地松。近年黄淮平原一些抛荒耕地复种，似乎可以映照华夏先民在中原大地上的农耕实景。大部份力气工作集中在先将土地翻转，接着是依季节播种，接下来几乎无事，引水浇地不超过三次，除草就如同对稼穑的亲昵和关怀，剩下就等着收获了。一季农耕就如同施点力气缀上些时间就可换得收成，是以所谓田园诗意其实是背着双手，用发直的眼神盯向稼地稼穑给硬盯出来的。

农耕是季节性劳作，耗去的是岁月和光阴，换来的是生命的生存；农耕节奏是随季节律动，一年之中大部份时间都是慢镜头；农耕将希望和时间搭配，最终搅拌成收获的信念。

于是在田园诗意的背后，有人窥见了匍匐于土地的身影，有人嗅出了守旧的习气，有人读出了不明就理的固执，更有人感悟了辛勤劳作后的怠惰和失智。

土地肥沃确保辛劳不废，稼穑丰收；丰收确保来年温饱，生育繁殖；繁殖确保人丁兴旺，族群壮大；族群壮大确保开疆拓土，移民耕种．．．如此滚动向前，人乎？蚁乎？

人类有智，是注定要社会化的。当一个族群社会化之后，其族群的文化也就成形了。华夏族群的文化就是在农耕的习性上起步，并围绕着土地开发而不断发展，是以农耕的文化特性和理念是没法跳脱到农耕社会之外说事的。

华夏农耕文化是绝对刻板的，尽管时序展延，但年年四季时令不变。耕种就能收获，既是生命现实，也是社会现实；

华夏农耕文化是依恋土地的，凡事讲究土生土长，土根如同血缘；

华夏农耕文化是相对失智的，生理需求是智力所能主动触及的外沿；

华夏农耕文化是不求进取的，守住一亩三分地，如同守住整个宇宙；

正因为华夏农耕酿就了如上种种文化个性，所以自农耕定居之后，华夏与其他地域的人类种群在文化上的发展似乎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事实还真如此。

远古人类自丛林走出，其实既是农耕的诱惑， 也是神权禅杖的牵引。所以神权印记是人类社会化一个共同的重要标誌！

为了更好地说明华夏种群对农耕的依赖及其效应，这里不妨用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神权→神教→神学→哲学→科学，作个简单的横比：

神权时代，以农耕定居和氏族兼併为共同特征。以古希腊为例，荷马史诗传唱时期就是。

再往后的社会过渡，也还是以文化准备作前导，但丁《神曲》就是为古希腊城邦的各类神殿建筑作奠基。考古发现，荷马时期末，铁器已经传入。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神教时代人所必要的信仰迷思， 即放下手中活计望天祈祷创造了条件。

从神教到神学，既需要一段安定岁月，更需要多面向的认知激荡，古希腊城邦中后期的手工业发展及外海殖民无疑又是社会过渡的铺垫。

再后来，当苏格拉底身边围着柏拉图等一干弟子在恭听老师的激辩时，神学已悄悄向哲学过渡。尽管最后哲学走向科学阶段，古罗马教庭横加阻隔，但脚步已成势不可挡。

从古希腊城邦起步，发展到西方文明社会，其中的演进规律不难发现，思想始终都是前导，当生产力能配合思想前行，社会发展也就成了现实！

借用以上横向参照，我们来梳耙一下华夏：

炎黄子孙的神权时代由于无信史可考，是以只能就传说说事了。

《山海经》纪录了华夏远古神话，我们如果将之比对成但丁《神曲》，那么《山海经》之后应为神教时代。然而，华夏高大壮观的神殿在哪里？答案是：没有！有的是远离人烟，遁世的寺院和养生的道观。

老子著《道德经》，引发思索，我们将之比对成苏格拉底。然而，老子之后华夏神学必会展开的理性准备在哪里？

是被《道德经》深邃诱发的百家争鸣吗？显然不是。百家争鸣更像的是伯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哲学对辨。

神权→神教→神学→哲学→科学，西方是以这样的节奏走向现代文明的。显然华夏在农耕定居后的第二步就开始掉队。分析原因，铁制器具的延后使用耽搁了社会的发展脚步。近现代考古给出的说法是华夏铁器到春秋晚期才普遍使用。

一步迟，步步迟，那是按正常事理推出的说法。而事实表现在华夏社会的现象，是停驻着站在那里不动了。仿佛被神权牵出丛林之后，必须永远感恩戴德一般。分析原因，又不得不重回地理：

华夏中原，地处东亚一隅。它不是＂中国＂，而是地球上遥远的东方。铁器最早发明使用在小亚细亚的赫梯，自赫梯向东向西传播，通隘无阻。唯要远播东方中土，地理上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近乎一道天然屏障，太难了。当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坚持华夏铁器是我族的智慧结晶，一如青铜铸造宣称为自家发明一样。但无论如何也无䃼于铁器延后于古希腊荷马时代的使用，导致生产力发展没有跟上思想的脚步，从而使神教时代就是没有在华夏展开。

这里我们来一段横向纪年史事比较，或许会非常有趣地证实个人上述的几个观点：

荷马时代是前11世纪- 前九世纪，华夏的炎黄时代无文字可考，仅以传说中最接近现代的年份为依据，距今4000年约为前20世纪。

小亚细亚的赫梯，是地球上最早使用铁器的部族，前1180年冶铁技术因赫梯国家的灭亡而外流。考古发现几乎同期，也就在荷马时代中期已有铁器使用。华夏使用铁制器具则是春秋晚期，约前500年左右；

但丁《神曲》创作年代是1307年-1321年；《山海经》作者不详，说是先秦古籍，成书于战国时代，约前500年之后。

苏格拉底，前470- 399年；老子，大约前571-480年。

亚里士多德，前384- 322年；孔子，前551-479年。

这些纪年史事横比，不但说明了华夏农耕技术相对于古希腊早在两千多年至少在农具上就已滞后，也更加证实了前面《域文化的文化疆界》章节中所指＂华夏与西方的差距就差在前571到前470年一百余年间＂的说法。

此外，对铁器为何滞后的原因追溯，除了由于耕地土质松疏，华夏先民不太注意铁制农具对农耕的助益，传统上一根棒棒耕地对他们来说已相当满足。如果从传统方面切入，是因怠惰而缺乏认真对待；如果从自制发明来说，是经验守旧没有积极去对农具加以改变或改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平原上根本就没有铁矿，不进入山区，华夏先民根本就与冶铁技术无缘。总之，对传统农耕的依赖和满足，终于趑趄踣踬了华夏族群向前发展的脚步。

这里我们不妨再来解构一把前571年-前470年对华夏影响的关键！

前571年是老子生，前470年是苏格拉底降世。他们两人身后的一百年，一边是诸子百家争鸣演义，为始皇扫六合作铺垫；一边是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各类思维激辩，哲学正式登台。

如前述，西方现代文明的成功路径是：神权→神教→神学→哲学→科学，当苏格拉底领着一帮弟子拉开哲学的大幕之后，离文明告功的科学时代也就一步之遥了；

反观华夏，才走出丛林就被神权卡壳。概括地说，尽管农耕让人口发展迅速，可人文发展却非常缓慢，如同前文东西方史事横比，前五世纪华夏族群才倒弄出铁器，前廿世纪到前五世纪，一千五百年岁月就这样在木棒绑着石块(是否存在青铜农具到现在还是个学术争论)耕种的田园风景中流逝， 而这仅仅只是按华夏先民走出丛林的最晚时间计算出的尴尬结果。现如今诸多遗迹，如河姆渡、龙山、尧都等地考古发现，华夏农耕史似乎还要前推至前五千、八千、甚至一万年。那就不再是尴尬。因为六到七千年的彻心陶醉，只说明农耕本身可能孕育了华夏族群一种心智不长甚至集体冻结的可能。是以，前五百年春秋时代的铁器使用，到底是主动自制还是被动传入，连争执都徒显苍白，意义不大了。

摊开整个华夏人文史，个人认为老子与《道德经》是华夏族群精神尚智的分水岭。再往后，儒家面世，尽管以＂仁＂的道德理念取代社会伦理约显迟钝，一度也被凉在野地以至让同门眼明手快的法家师弟抢先挤身事奉了王权。然而同出孔子反智霸现一门，法家比儒家更走极端。是以儒家那套宗法伦理、家国同体的说词，只得比后劲，绵延发力了。下面仅从老子之后孔子登台，试着展示一下华夏应然和必然的族群命运。

老子与孔子其实同时不同辈，引用一句简单的华夏史述语就是他们同时赶上了＂礼崩乐坏＂的社会氛围。同为知识人，都试着为当时的社会混乱找出路。个人之所以推崇老子，是因为《道德经》不但可以读出族群困惑，还可以读出老子想打破传统的个人思想探索和努力。诚然，与古希腊城邦时期的苏格拉底相比，老子《道德经》的文字内容所表现的哲学内涵尽管模糊，但视之为要意在引发社会集体思辨也没什么不妥。

如果说老子的思想满含了反周礼旧制传统的人文理想，那么口喊老子为师傅的孔子，显然在口是心非，甚至阳奉阳为，只想借老子声誉推销自己也无不可。因为孔子的主张恰好与老子背道而驰，老子要小国寡民打破王权迷思，孔子要力求复旧制，法先王。因此，如果说孔子是华夏人文史上的保守复辟主义者，那么后来出自孔门的法家就是极端保守复辟主义。至此，华夏人文史上的百年转捩就若隠若现了。

我们用两条简单的几何线来图示说明，或许更能加深形象理解。

以人类诞生为原点，往前走从氏族到部落联盟，神权诞生的同时，人类进入农耕岁月。这一节，华夏与古希腊是相同的。再往前伸，地理因素就起催化作用了，古希腊由于地貌多山，又临海。所以单一农耕生计，即使精耕也会无形中限制住人口的发展。或许这就是荷马时代希腊先民们因现实而引发的精神困惑。但丁《神曲》唤起了古希腊先民们对神的记忆并拜倒。于是神教撑起了城邦的天空，社会相对稳定，人口成长已是必然。为了达到人口膨胀的资源满足，古希腊地界上的农业、渔业一定相当求精求实，即便如此还兴起手工业制造，并唤起海上贸易与海外殖民。如此多生计同时发展无疑展现了文化上多名目，多面向的協约并存，自然也就丰富了古希腊先民们的思维，为理性萌芽，神教向神学过渡，再向哲学转进的一路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对应华夏在神权引导定居之后，由于地形地貌一马平川，于是部族的兼併，往往极轻易就引发大规模的土地吞噬战争。因为只要占有土地，也就等同累积了财富，等同人口增长，等同部族壮大。三皇五帝，到夏商，社会分工只有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别。如此简单的劳心与劳力者对立，无疑让治于人的奴隶不但放弃了对社会的整体思考，甚至对生产工具的改进、改善也激不起冲动建议。再加上土壤松，土质肥，劳力者只剩勤奋与懒惰之分，而无智慧与愚笨之别。年与年，随季节而动，单调而重复。几代人，几十代人，一根棍棒接着一根棍棒耕耜到底，就算有点才智也难勉不会麻木，甚至僵死？当人都成了蝼蚁，铁器能不滞后？能不轻易耗去几千年光阴？

周的分封，本意是企图用血缘和亲情化解神权更迭的魔咒。无如亲情、友情、恩情抵不住时间消磨，三五代世袭之后就又会形同陌路。于是再回到土地兼併的老路，所谓＂礼崩乐坏＂也就发生了！

这时间老子和孔子登台，或许是由于出身不同，所以才有了截然不同的匡世主张。说起来也完全可能！

老子出身贵族，一成年就一直是治人角色中的一员；孔子出身没落贵族，成年后连身份都不被认可。治于人想治人，光身份转换就够他忙活半辈子了。

如此一来，老子从内核反思：神权体制已无以为继；孔子则仰望般迷思：人人仁心仁义，先王大道不灭；并以＂吾从周＂，让周公旦辅成王的事迹为自己的理念作注解。老子长孔子很多，眼看着这个后起之＂秀＂愣头似的咄咄逼人，预感自己的衣钵失传成了命定！

往后的华夏历史既没有过渡到神教阶段，也没有展开过神学时代。三百年战国，这边厢一帮人续打嘴仗，曰＂争鸣＂。虽然形式上类同于柏拉图与学生的对辩，实则是谁也不理会谁的诡诘，谁也无法说服谁。那边厢各大诸侯直撸袖子，争霸争雄。直到代表法家的商鞅在秦变法，秦始皇才得益横扫六合，族群的命运才在神权之后，被动锚定另一个拐点：极权！

神权过渡到极权，是法家的极端复辟修正主义的短暂成功，原本统摄神权的神王上升到神皇。这一拐点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连贵族也成了奴隶，哀乎？

秦朝败亡，证实法家极端复辟修正主义只不过是一场关于权力的极端迷思与欺妄。汉初统治者反复检讨，才在短暂的修养生息之后捡拾起改良版的孔儒复辟主义，儒家从此翻身上位。既要维繫农耕体系，又要维繋皇朝统治，＂复旧制、法先王＂的儒家，在董仲舒一番＂三纲五常＂简洁包装之后，匍匐于皇帝脚下，自极权拐点要牵引族群望向来路的丛林回奔了！

从神权到极权，在那条与古希腊对比的几何线，华夏在此其实也就是一个位移上升加斜转的动作，当以维繋农耕为初衷的儒家真正主导族群未来时，前述农耕文化＂依恋土地、相对失智、不求进取＂的个性，将会绝对放大。几何线也就从极权端点开始调头，至于回奔的速度，就看弱智甚至反智的整体力度如何了！

儒家脱胎于农耕，自然整体人文视野就会停留在以农维生的最低门槛标准上。任何有损于农耕、有害于农耕的方法措施、政策主张，都将为儒家所不取。

人不能不穿衣服，于是桑麻纺织成了必须；除此之外，制度性地歧视手工业和贸易，尽管当时官民体系明面上承继了劳心劳力的二阶层对立体系，其实后世儒政喊出的＂士农工商＂此际已基本成形。汉初修养生息，文景奖励农桑，工商作为职业尚未挂牌，就被排在不被看好、不受欢迎之列，手工业和商业可说一开始就夹缝求存。

无农则无工，无农则无商，本就是农耕文化起步的基本认知。重农抑工、是为了保障农耕人口；而重农抑商，是因为在农耕文化的价值理念中，商业是被视作脚夫式的货物搬运。是以脚夫靠汗水收获，似乎满足了＂农＂对＂士农工商＂的虚荣排位。但商人成倍、甚至十倍、几十倍的收入，却注定会成为农耕文化的芒刺在背。不抑商，别说事农，就是士绅也敌不住诱惑。社会会因商而散架！

关此，西汉恒宽所记的《盐铁论》中，儒生们 ＂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的对辩，就是儒政对＂工商＂的真实态度！

儒政对＂工＂的容忍，是因为耕作有闲；对＂商＂的深恶痛绝，是因为商业时时难免发生的暴利，大大超出了透过现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想像空间。是以，刨土求食的农耕文化是注定无法能够理解时令与急需的商业价值的。

正因为农耕文化对商业的无法理解，所以才有了华夏历史上倾全力，毁族群的两大蠢举：修长城和击匈奴。其中的道理且容慢慢道来：

商，是从通有无起步的。其本身存在两大意涵。一是从有至无流通，只要不是外力强势介入或干预，有无互通的本身会保持一定的平衡，也就是＂有＂＂无＂两地在通成有无相当时会出现饱和式停滞。绝不会出现位置倒转现象；二是商业利润会刺激生产，即＂有＂地会视＂无＂的需要量而适当增产或多产。

华夏域文化自农耕起家，一块地多少出产几千年已成定数，且已形成观念。无如正是这个观念，掐断了华夏族群的商业意识，也耽搁了华夏农业向精实发展的速度。真的吗？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原中土的大西北，那是华夏域文化起步的困扼，也是王朝边患的发源地。那里以戎狄及匈奴为代表，总是季节性骑着高头大马狂飚冲入中原内陆打劫。抢的是什么？是粮食和布匹。为什么要抢？因为他们那里＂无＂。不出产，还必须，又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怎么办？就只剩极端出击了。

这里我们不妨假设一把，假如农耕文化不排斥商业，而是主动投入商业。在明白戎犾、匈奴们的所需之后，相信要不了几个回合，诸多的以物易物商贸场所就会在边关一线普遍存在。如果诉以国策，则匈奴不会再抢，华夏也无需再防。

支撑上面这个说法有几个现成的论据：一是西汉《盐铁论》中对汉武帝北伐及边境贸易的检讨；二是历史上所有和亲年代都呈现边境无事的史实。

关此仅以北击匈奴，修墙万里戌守，就可估算拒绝商贸造成的损失和代价？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整个族群每一年秋季都望马群奔腾而丢魂的恐惧心理！

能横扫六合，却只能发三十万徭役大修长城以御边；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北击匈奴，最后败光了祖上家底，不得不下诏罪已。史书上雄才大略，私下里心底却望西北背凉？农耕的文化依赖也！

可就算交了这两笔大学费，又经过《盐铁论》的政策辩论，后起的儒政仍旧不愿去正视并主动推行边贸，而是任由边境地方处理，敷衍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历史的惨痛就这样成了命定。

试想，如果能够甩开传统的依赖，始皇帝在底定大势之后，即与匈奴各取所需地展开边贸，以粮换马，以绢布换牛羊。不说畜力在农耕中利用普及会早上千年，就是边境上配备屯垦政策，也会有足够马匹建制骑兵与匈奴对抗，哪里还有边患？没有边患，华夏又何至先后亡于元清？

无如一项本可变不利为有利，激发内陆民众加大农耕生产，提高农作精耕水平，以富藏民，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举措。就因为儒政要抑商，同门师弟法家要弱民的反智决策。尽管历史上受尽屈辱，甚至承亡国之痛于不计，当明代的海上贸易再次叩关时，西北长城又以海防的形式在东南沿海一带重演。这真是只顾一味跌倒，却绝不产生教训的＂呜呼＂！

直到今天，有多少人探寻过来自农耕的文化基因为何谈贸易色变？是害怕吃亏让当，还是文化个性闭塞不能适应？只有无知于贸易平衡概念，才有生存资源外流有伤自身饥体的错误判断。加上源于农耕的文化体系本就对工商存在排斥心理，这就难免将之认定为洪水猛兽。于是倾举国之力，视四邻为沟壑。这真是中原中土不强也要大的失智和无耻了。

长城的修建，名义上是御敌，实则是杜绝边贸。或许有人还要嘴犟：长城很多关隘其实就是边貿市场。是！个人也实地去见证考察过。不过，这里个人还得补上一句：儒政的欺妄就在于什么东西都想 ，也都要绝对控制！

君不见官办盐业、酒业、茶业、绢帛业、瓷业．．．发展到后来，越是百姓常用、必须用的商品，官方就一定要设法收入囊中。岂只是与民争利，简直榨了油都不算，还必须敲骨吸髓。既然亡国已不在话下，又何惧亡天下哉？

是以，个人突发奇想：有史以来就因贸易问题与邻磨擦不断，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无预警地演化出一种以农耕文化为底蕴的稳赚不赔或稳赔不赚式的、新的贸易体系，即当＂冤大头＂或＂吃霸王餐＂！要不，几千年如一日，这也太够呛了！

表现在贸易方面的农耕依赖如此，表现在宗教方面的农耕依赖又会如何？老实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的！我们先看看农耕社会的本相：一旦风调雨顺，耕者就无忧无虑。

不就一无所求吗？别急，这是正常现象。待到不正常再来观察，于是谷神、雨神、雷神、土地神，山神，灶神纷纷出现。不是还有牵引种族走出丛林的创世纪天地神吗？不好意思，定居农耕之后，先民已讲究有求必应了。

那大灾大难怎么办？

大灾大难？黄泛和兵燹算大灾大难吗？如果算，那些剩存者堵死在胸中的悲歌(指逃命时不得不吃人而无从启齿的记忆)要如何向上神忏悔？惨绝人寰之事一旦勾沉，与死了又有什么两样？因此，就因为在中原中土农耕了，所以任何以上神为名的宗教与华夏种族都已无缘。信仰甚至连准宗教门槛都退了出来，灵魂仿佛只是徒具仪式地在个人、家族之间来回游荡。

农耕需要体力，体力来自个人。相信自己，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无雨求雨，要求丰收拜山神，谷神、土地神。今年求了无应，明年大拜，一干神祇列队点香叩首。有应了，还愿！原来小事小拜即可，大事则必须大拜。

当信仰功利化，功能化后，也就谈不上解脱了，其实也无须解脱。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当孔子等争鸣百家都避谈死亡时，华夏族群的整体灵魂是否已经出窍。因为中原中土农耕，加上儒家立圣的僭越，已彻底使上神放弃了对华夏的祝福，信仰的大门已然关闭，就任凭在门外咋唬吧！

人人市侩般尖着嘴脸求赐求福，上神不开银行，名下也无宝库，哪里顾得过来呢？

儒家之所以避忌说＂死＂，是因为说＂死＂会触及灵魂；一触及灵魂，生命就会开智；农耕社会的宗法结构就会动摇，最小组成单位的家庭就会以生命个体的形式散架。

宗法结构散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也就散了，家国同构的概念也就跟着散了。那怎么成？即使领着整个族群往丛林回奔，也不能说出真相。只要农耕文化还在持续，就不妨继续演绎欺妄。

其实，地球上存在过的农耕文化体系不仅仅只有华夏。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等，因为地理上开放的原因他们都各有信仰，但也因为地理上开放的原因，农耕内彆式的文化个性根本挡不住开放心态的冲击。连在地生息的族群都换好几遍了，所以这些族群就算存在农耕体系上的某些依赖，也随历史走远。

是以，华夏，也只有华夏。因为地理上的广袤与闭塞，才成了自古及今农耕文化的活化石。时代今天，再撞上商业并加上全球化，苟命唯喘之际，是否还能苟存呢？谁能作答！

九、华夏的明君现象

什么是明君？

明，当然指开明，通达事理的意思。君，则是君主或国君。因此，所谓明君就是能相对开明地主宰国家事务的君主。

世界史上的明君，如华夏清王朝时期的康熙大帝，法国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一世等。他们作为一国君主，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又勤奋不懈。他们用一生牵起一个兴旺的国家或朝代，让后世惊羡不已。

世有明君，就定然会有明君的社会效应。 如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等。读华夏历史，每每改朝换代，随即就会有明君产生。如汉文帝、唐太宋等。因此现象并不新鲜。尽管世界史上的华夏明君已由清朝的康熙皇帝出面代表，但在华夏远古史上，尧、舜、禹三代，真可说是圣主，更是明君，随传说耳熟能详。

然而，三代之前还有明君乎？答案当然是：有！譬如五大氏族部落联盟的酋长等；再往前推还有吗？答案也还是：有！

于是，这么看来似乎有什么规律可循？到底明君现象是怎样发生的？这里且以有巢、伏羲、燧人、神农、轩辕五大氏族为例来展开探讨。

首先，个人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眼大这个五大部落的次序排号，应是后世人文的良苦用心。个人揣摸：一个种群的文化要起步放飞，以＂家＂为起点，弄个家先定居下来似乎十分重要。于是会搭草为窝的有巢氏拔了头筹，排在第一，尽管他并不一定就真的曾走在前面。

话说会搭个窝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今天的说法。在当时的原始状态下，能弄出一个遮阳避风挡雨的窝棚供族人棲身，那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家的概念除了标誌着温饱，不会吃了上顿无下顿外，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太多。

首先是定居的意义，标誌人类由採集、游猎方式向农耕，驯养方式过渡。生产力发展，使整个族群的生存更有了保障。同时，家也宣告了私有制的形成。在种群个体与部落整体之间，有了一个由血缘牵成的更小组织一一家庭的诞生。家庭出现又标誌另一个重要意义：即人类性生活的稳定与私化，生育养成有了更大的保障，延续部族命脉也开始成为共通的语彙讯息。

有巢氏当初架巢，或许就是看到鸟巢鸟窝的启发。因此，遮阳、避风、挡雨，应是最为原始的考量。至于后来的驯养、储藏、安身、立命，都是延展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以人类最早的明君现象，往往就是爱思考者的一个意念与实践。再看伏羲氏！

传说中的伏羲为三皇之首，大气者加冕成华夏人文始祖。为何在五族排位中沦为老二？个人认为，可能因为事迹太多，传诵反呈纷纭。所以，没法作头了！

伏羲先是教民结网，渔猎畜牧；既然会结网，找点植物纤维弄弄挂在自己腰间，挡住私处，应会是伏羲的功劳。话说从无到有，硬要在族人腰间挂件东西，说是挡住私处以有礼，相信伏羲就是鼓舌如簧，也效果不彰。因为繋上之后行动不便呀！所以，有礼之说未免太牵强了。如果说是出于防冻保暖，无论是挂上干草或兽皮，无须宣导，族人应该都会欣然接受。至于挡住私处被演化成礼貌、礼节，还真是后来人文的多事与附会；

再说渔猎畜牧，尽管肉食蛋白与脂肪对人体发育至关重要，为族群壮大提供了扎实的后勤营养保障，可毕竟还是可以认定为＂有家＂的配套。至于制八卦，可能是出于狩猎的定方定向；创文字，是为了强化记忆留存；作古琴就更是因为娱乐了。

可以这样说，伏羲的所有思考，在今天来看件件都是人文大事。可在原始的社会境况下，确实其中任何一件都不是改变採集、游猎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反之，在＂有家＂之后，伏羲的明君效应才逐步展现，部落竞争排名捞了个老二，人文影响却得到个第一，也算是另类补偿吧！

燧人氏之所以五族入围当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取火的技术，火对原始时代来说，太重要了。

远古先民对火的第一次好奇，绝对不应该仅仅是用来取暖，至少也应将火烧肉食的美味并列起来。有了火，人类不但可以正式告别茹毛饮血，火边睡觉既可取暖，也增加了安全感。有了火，人类的寿命也明显增长。在燧人氏发现钻木取火之前，人类其实就已懂得用火。但那个火种取自大自然，保留一地尚需专人看管，且倍加小心。若要转移，可就太不方便了。况且若是让火种熄灭，那也只能等到牛年马月的再次天火烧山。熄火有可能等同族群散伙，兹事体大乎？

是以，燧人氏只是掌握了一门钻火的手艺，就可号令一时。能怎么办呢？习惯熟食，再行生食，民皆病蔫。实在是生理上的进化已经不容逆转，而燧人氏就靠捏着这点虫技而挤身明君之列，着实让人感觉有欠公允。

接着是神农氏。神农氏又称炎帝，尝遍百草与教民耒耜是炎帝称道的明君事迹。氏族发展到炎帝时代，採集、狩猎、定居、驯养、还有火的使用等，终使人口大幅增加。

人口增加，旧的获取食物方法似乎遇上了瓶颈。为了维繋族群的生存，必须发现新的获取食物途径。是以有理由相信，尝草和吃草，最初是以食草动物为师，只求裹腹活命。随着农耕的慢长开发，族人吃草也普遍地吃出了经验，这才有吃草治病的说法。因此，神农氏为维繋族群不灭，可说绞尽了脑汁。列之为明君，当之无愧！

最后我们来看轩辕氏。轩辕氏又称黄帝，列三皇之后的五帝之首。

其实就现有的文宪考证，黄帝先与炎帝战于阪泉，后又率炎帝的加盟部族战蚩尤于涿鹿，这已经算得上域文化雏形的冲突了。

黄帝在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开始建官封土，国家形制逐步成形。华夏族群所秉持的文明内涵，在五大氏族的逐步推演下，由执着于种群生存平衡，推进至执着族群生存平衡，到黄帝这儿，就俨然执着于国家的生存平衡了。因着大河冲击形平原的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农耕很快就得到普及。定居模式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真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图景展现了。庞大的社群体系中，如果成心问及个人，则可能早就被忽略不计了。

综合上述，古代史上的华夏明君现象其实就是某个时代的某个种群、部落、国家的首领或君主对族群整体发展的惮精竭虑和劳苦功高。能承前启后，拔高族群的，社会的、文化的新筹，为族群更远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新机。华夏自古就与宗教无缘，所以古代的这些明君也就绝不存在什么宗教加持，纯粹都是个人对事理参悟的结果。

诚然，明君现象发展到后来甚至现代，已成一种心寄家国，心繋族群生存发展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所表现的明君，可能不再是手柄重权的一国之主。其可能是一个文弱的知识人，或一个小吏，所谓＂明事理＂就是他们的全部姿态。然而吊诡的是： ＂明事理＂往往以迷失自己一一即以牺牲个体生命为代价。上节《农耕的依赖效应》曾经披露，农耕社会的宗教往往流于表象，是一种无根的文化虚华。因此，明君现象最多也就仅限于个人的生命觉醒。这种觉醒既不能传递，更无法传承。明君的生命没了，现象也就随之消失。所以，缺乏宗教、泛宗教、甚至准宗教的穿透和加持，明君及其现象就注定只是一颗历史上的人文尘埃！

有鉴于此，如果说传统上域文化是以种群、种族的生存平衡为内涵的话，那么华夏的域文化现象似乎至今还停留在古代，也就说三千年在原地踏步，没有进步。

如果说人类现代文明是以现在西方文明内涵作轴的话，那么华夏与之不但毫无瓜葛，甚至处处背道而驰。

从域文化到现代文明，种群的生存关切与观照，已明显下探到生命个体，即任何个人的生活与生存都成了文明关切与观照的主体。

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不再仅就族群整体的生存状态说事，还必须兼顾及个体的自由与人权作依归。

是以，明君现象由于缺乏泛宗教的扩散张力，最终也是历史浪花，而成不了浪涛。如此而已！

十、宗教之门与文明之门

有宗教就会有门，概括地说从准宗教到宗教，门就是一个标誌！

现代社会对宗教的认可，一般有三大要件：教义、教仪、教团。

一、教义是指宗教所要启迪布达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信众在接受启迪后可能发生的内心感应或体验。宗教作为一桩社会事物或是一类文化现象，教义无疑是万事开头难的起始龙头部份；

二、教仪包括仪式和礼规，是教义加持世俗的外在体现和实践。从规范、到程序、到机构、到制度，通过祈祷、祭献、圣事礼仪、及伦理规范的践行等，当信众以平静的心态入仪，肃穆、敬畏就会油然而起，于是圣洁就会在信徒的心灵感应中呈现。

这一部份也是宗教排他性的根源所在。宗教成门之前的准宗教时期，由于各种群所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活习性、习惯不同。所以在图腾、圣物、圣事、圣迹等的认定上也就当然不同。祭祀形式、仪礼规范就更不可能相同了。诚然，随着后世的不断发展，原始的教仪会因事制宜地不断修正。毕竟广信众才是宗教存在的终极目的。而所谓宗教包容，那已是现代文明曙光乍现之后的事情了。

三、教团其实分成两大部份：

其一是主持仪式的专职神职人员，即宣教布达人士。只是各宗教派别不同，各有不同的职务称谓；

其二是接受布达的信徒信众。

前文知悉，因为准宗教时期的各地域差异而酿成了宗教的排他性。如果说这属天然，那么宗教在形成之后，一定需要信徒或信众来凸显其存在和永续。因此，宗教的后天特性就是广信众。

其实可以这么看：如果说天然排他性是＂门＂的标誌，那么广信众特质似乎成了门庭障碍的自廓机制。是以无论门的最初含义是门类，还是派别。总之，在广信众的文化特质下，门会越来宽大，如果有门槛的话，也会越来越低，直至门槛消失。

宗教之门的真实存在，对信徒来说是因为入门前后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前者是希翼性的，后者是应验性的。是以，宗教之门又堪称玄妙之门，成了人类灵魂的点睛机制。原始准宗教以死亡恐惧作起点，为种群寻找生存之道；宗教则往人类的死亡之源继续探索，透视人生苦难，剖析欢愉喜乐的必要。

总之，宗教对于社会，就是共识道德化的过程，也就是域文化政教概念中教的部份。

宗教之门，门内门外，真个风景有别！

说实话现实社会里门内有门，那是司空见惯之事。然而，在人类的精神界面，又是否也存在门内有门的现象呢？

答案：有！宗教之门再往里，就是文明之门。 既然宗教之前有准宗教，那么文明壮态之前又是否存在准文明状态呢？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人类最终能照见文明当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自然人文更不会凭空就蹦出一个文明状态。而是至少需要从发现到发酵到呈现的三个不同时期。是以在文明状态呈现之前的发现和发酵阶段，只要针对性考察，会发现文明状态似无又有，是一个与丛林野蛮生存状态捷然有别的时代。

那不叫准文明状态，也不叫文明前状态，而是域文化和国家两种不同状态的呈现。国家或独立状态下的政经体(即地区)之后的文明国度或文明国家，才是文明状态的真正体现。所谓文明之门的组件，应该就是：自由、民主、人权了！

既然宗教之门再往里才是文明之门，那么组构成文明之门的自由、民主、人权，也务必通过宗教之门了？

下面就针对性地展开探讨：

先说自由吧！ 这里的自由，既指生命个体的人身自由，也指生命个体的心理自由。人类从远古走来，因为生存环境的危机四伏，群居几乎是一个必需。正因为这个必须，一个个本身能动的生命个体，不得已被迫抱团求存。这一抱不但个体身体的能动性受限，心理本有的灵思也同样受限。准宗教出现之后，原始域文化诞生，先是个人灵思完全让度，最后个人身体也不得不沦为种群部件，等同集体将个体彻底绑架，这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现象。

后随着社会发展，私有制出现，神权兴起，社会有了适当的分工。原本起居划一的行为方式开始有了松动，可无论如何也只限从事的职责范围。关于种群生存、个体认知及发展，仍是神的领域。可喜的是，随着宗教的诞生，圣事与俗事被有意识地区别了开来。这可是个体由禁锢朝向自由跨出的一大步！为什么？因为圣事期间，人是没有个体的；而俗事期间，却出现特别推崇生命个体的现象。于是，社会人类学上的英雄时代即将来临！

所谓英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神与人拉锯时代。是从神控制人的意志，禁锢人的身体到以英雄为巨人，向神讨回人的自主意志和身体自由的时代。再往后就是确立谁才是社会主体的讨论，人的时代也就显露了曙光一一心身自由不再是可能，而是成了现实。

再来看民主。所谓民主，也就是生命个体对社会事物发表个人意见的正常选择与表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又是个体心身自由的附着物。有了自由，也就会有民主。没有自由，也就谈不上民主。而如果有了民主却谈不上自由，那就只会是一场骗局。

此外，民主也是人类经验智慧累积的主要方式，是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程序之一。所谓集思广益，就是鼓励大家发表意见，而后斟酌出最好的行动方案、方式或方法。

远古走来，在私有概念出现、社会分工成形之前，人类其实是不需要民主的(尽管也会发生偶有的絮语现象)。社会分工之后，跨职业的经验传递迫使民主表达的方式成为了可能。于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自由阶层一一行业精英出现了。由此可见，如果缺少了自由铺垫，民主表达就无法展开。既无社会需要，也发挥不了社会作用。是一场既无内容即可放弃形式的社会抉择！

民主之穿越宗教之门成为文明之门的顶梁柱，诚如前述，是附着自由作矮身(之所以说矮身而不说隐身，就因为偶有絮语现象的确会存在)潜行。为什么？因为在神的领域里，人是没有话语权的。无论是准宗教时期，还是宗教时代。人在神的面前只剩双手捧接和颔首合什两个动作，直到英雄时代来临。

社会人类学上的英雄时代，其实就是一场大的没有局点的奥林比克运动会，身体发声和语言发声在竞相进行。尽管现在民主人人表达的方式绝有，但精英表达方式却完全遵从了自由意志的原则。前文表述，所谓英雄时代其实就是神人拉锯的时代，这里再添注一项：其实也是精英民主方式唤醒人人民主意念的时代，人的时代或说人的社会已经在望了！

最后来看人权。人权是人的时代或说人的社会的重要标誌。是人类文化确立社会是以人为主体的超念性认识与接受。

人权与民主的相同点在于：在通过宗教之门成为文明之门的另一根顶门柱之前，与民主一般也同样附着在自由之上。所不同的是：人权是完全隐身的。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人权概念最初是代社会弱势发声的。而神的时代与英雄时代由于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弱势位置，因此哪里容得下人权存在？直到人的时代来临，人向神的种种祷告，这才有了众生平等理念。而后通过宗教改革，人权概念才逐步成为神的意志。尽管于1776年和1789年分别写入美国及法国的宪法之中，由于缺乏伦理化的铺垫，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史怀哲先生的极力鼓吹，这才真正从宪法的高举中落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际此，文明的全部内容才告齐彻！

自由、民主、人权，文明之门的全部内容透穿宗教之门而来。既是三根缺一不可的顶门柱，也是称量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是否呈现文明状态的三大法码。以此为依归，戈登柴尔德先生所揭橥的考古文明就只好降格为域文化了。事实上civilization(文明)字头承袭了拉丁文civilis(公民性)的前奏，而真正所特指的对象，无法体现城邦公民个体意志或意念的存在。既然不能体现个体存在，那么戈登氏前辈的文明概念肯定与史怀哲前辈用人权补足而成就的现代文明概念就成了各有所指。都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同为civilization(文明)，到底要以谁为准？还是各加字根前缀继续使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底是文明冲突还是文化冲突？还是本就是宗教引发的价值冲突，而与文明无涉？

文明之成为文明，其实并无古代与现代之别，无非是文化向前发生发展中，透过文化、宗教等的透视，人类是否观照发现而已。蒙昧时代，人类无所谓透视，以撞钟的心态走来；域文化时代人类警觉于族群消亡，并以此为念；今天的文明时代，人类开始认识到，执着于族群的整体就得关注族群个体，只有人人备注才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愿景。

总之为文明证名，就是本文的初衷！

十一、文明与上神同在

文明随人类俱来，与上神同在，伴人类及人类智慧生灭。

这是《什么是文明》章节中关于文明存在状态的描述。

文明随人类俱来，其实是个先念性判断，与上神造人是同一款曲。

上神造人，只是依照了自己模样，却没有赋予有如上神的智慧。后来担心他们的生存，所以在其眉心点智，任其摸索生存之道。

我们用人的智慧来解读上神造人这样一个先念或超念故事，其实只为发起有关智人之智的相关思索。

大自然本来和熙永存着，上神用神来之笔放生出一群人形动物，这无疑打破了大自然原本应有的平衡。人类生息、生存和发展，是否会成为大自然不可承受之重？

来个比喻方便述说明：如果说大自然是一盆水，人类是一滴墨，两相融合就是创世纪初象。这个初象如果保持静止，则水的颜色只是微变。但如果黑汁在水中存在再生再灭能力，又假使生灭不抵，那么用心观察会不会发生水色再变？而如果水色越变越深，整盆水味道会不会发生改变？上神造人当然是希望人与自然始终和谐，而绝不是用人来将大自然毁灭。于是，我们且把这个看成是上神造人的本意或本象。

人如其他动物，皆有生死。这个生死，就是大自然与人共存所能保持成色的调节剂制。而事实上，感知生死又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当生命降临，无所不在的母性物物类通；当死亡逼近，或哀嚎、或战慄，何尝又不是物物雷同。因此智人之智，绝不是从感知生死开始的，也不会是从逃避生死开始的，甚至更不是从如何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生存环境开始的。为什么？因为这些行为诸多动物皆有，如果人智从这里开始，那么有同样智慧的其他动物又要往哪里摆放？

那么，人智还有可能从哪里开始呢？换一个角度再思考：是语言吗？其实无须动物学家们努力，鸟兽有语就是普通人只要细心留意，都会有所察觉。那么是文字？可文字作为语言的延伸，无非也只是增强了记忆功能而已。事实上诸多动物，仅用简单的体液气味就已达成了这一目的。这要让人类情何以堪？

看看，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追问，竟然让已有的人文认知结舌了。而这还只是如何认知人智的起点而已！

到底什么才是人智的起点？个人认为：是人认识到自己不足，感知到上神的存在。那一刻才是智慧的起点！

这里不由得让人想起19世纪至今，常挂在华夏知识阶层嘴角那句＂民智未开＂的口头禅。民智要如何才开？拜倒于宗教，虔诚忏悔，别再作有求必应式的祷告。

事实上正是如此。从准宗教，到宗教，任何仪式都无不显出圣事与俗事的不同。因此，当人类的脚步从世俗跨入上神所在的圣殿，智慧也就闪光了。那一刻，才是人智的起点！

＂信我，即得永生！＂

既是神的召唤，更是生命对自我的召唤。上神在哪里？就在每一个生命的心中，在灵魂深处。只是你得走入宗教殿堂，默想着上神存在，且对你微笑。你得试着去信。

当人对宗教、对上神敞开心扉。那么对生的欢颜与喜悦，和对死的恐惧与战慄，早已变成了坦然接受与淡然平静。

文明与上神同在。宗教之门背后，就是文明之门。生命能照见上神，就一定能照见文明，并得到启示。

当一个族群失却信仰，整个族群的智慧就无法聚沙成塔。个别人的智慧参悟，注定也只能以明君的形式或现象散点于社会。不入宗教之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机制就无以建立，人心充斥猜忌。如此各行其道又哪里能得到上神的祝福？

一个社会，如果社会大众人人都无法照见上神与文明，那么不断的苟且与轮回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宿命！华夏大地不正如此？

十二、思想与文明的对话

或许也只能就个人所属的族群以及华夏那片土地说事了！

思考，毕竟是人的本能。就不再拿深奥说事了，至少不放弃思考应成为一种常态。于是，个人就是这样坚持不懈，才有了上面的所思所得。

出生于五千年＂文明＂之地，活着却必须用已被＂文明＂熏陶的眼晴四处寻找＂文明＂。眼睛找不到，就用脚开步了。这似乎成了生命的吊诡？

人生历程中，一度曾以为自己就是明君。但又能怎样呢？能救赎自己，却救赎不了他人；就算是一个手柄重权的明君，也只能救一个族群于短暂，却无法救赎他们于永远。

于是，努力张目四顾，总想知道周遭到底缺了什么。遍寻无着，心里便打定主意：用脚来替脑思考一回吧！

流变的风景，清新的氛围，无论是经诵还是圣歌，耳濡目染，俨然有了圣洁的概念。

不知是偶然开窍，还是灵光乍现，那段时间眼前似乎特别明亮。

是了，后来某年的某一天，个人忽然发现：华夏故里原来就是缺圣！

因为缺圣，所以根本无从信仰。也因为缺圣，我们似乎成了无所眷顾，茫无所依的流浪者。或许是因为无所依凭的慌乱，我们又开始普适性立圣。诗圣、茶圣、至圣、亚圣．．．．．．圣就圣吧，圣多了却还不行，非得再立贤。于是，我们从没有方向，走到全是方向；从一种茫然走向了另一种茫然。最终也只是高抬腿似的在原地蹦了一下，尘土都未抖落，一切又回归到平静。

同样是农耕文化，为什么就我们几千年不灭，人文发展却又只能在原地徘徊？如果封闭性的地理环境是不灭的主因，那原地徘徊又从何说起？儒家真有那么大的能量，能让一个族群的文化个性彻底侏儒化？要到哪里才能找寻启示？

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关系， 照传统来说，人在其间心理会极度压抑。然而，那时个人与周遭相当融洽。即使偶有不顺，也会迅急云淡风轻。后来检讨，因为身心是自由的，心之所向并非单一的胡洞，所以心灵上就不会形成无法纾解的死结！

而在华夏大地上农耕劳作的远古先人们，他们匐匍于土地，不但种下了全部希望，似乎同时种下的还有一家人的性命。因此，每一个季节都是他们的生命劫数。年复一年，代复一代，麻木会递嬗成痳痹，这就是身心綑绑于土地的结果。如果仅只是身心綑绑于土地，或许也还有机会抬头喘息或望天。无奈人是群居动物，本就会形成社会。一旦人人抬头望天，似乎就会预感到社会出事。

于是，儒家适时地登场亮相了。不但用纲常伦理让人认命服法，最重要的还弄出来一套视死如生的理念。既然活着的生命现实中甚不轻松，就别去谈论死亡了。研究比较语言学的朋友应该清楚，华夏是全球就表达死亡意义造词最多的族群，粗略统计竟达五十种以上。为什么这样？不就是回避死亡。简单说不就是普通的大头百姓俨然没有脸面死了。这就是农耕的极至绑缚，还能撂挑子不？只要有人跳脱等级，起身奋然离开土地，那就如同一家、一族、甚或关连上几族人一齐挤向了生命的窄门。

是以，华夏农耕族群为何至今生息不灭，是因为无形中出现了三道保险：一是地理环境的天然隔绝；二是农耕生活方式的依赖效应，必须年年配合季节，方能温饱求存；三是儒家文化体系和体制对思维和思想的规范与禁锢，使人的个性彻底侏儒化。

不抬头望天，不探索农耕之外的世界；不问生死，也就不在乎真正的信仰。劳作、进食、繁殖，三项轮替就可诠释生命的全部。这样的族群在生存与发展上天称上，只剩苟存才是唯一目的。人性尽被阉割，不侏儒还能怎的？

时序进入廿一世纪，全球化号角吹响，华夏拜上世纪打开门户之赐，竟然因为农耕状态下的人口众多，成为了全球链接的最末端。没被世界拒之门外，本该可喜可贺。无奈文化依赖效应终至引发出水土不服，农耕文化中被蛰伏的一面又被惊醒了。

正所谓自卑的背后是自大， 几千年匍匐于土地，被压抑的个性一旦有机会伸展，那种力量是无穷的，诚如春天里蓬发的野草！

如果非得找个物理现象来加以对应，那就是钟摆效应，向左或向右都务必摆到极之方休。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农耕社会的忙与闲：忙时面土背天，闲时无所事事。文化来自习性，习性养成个性。刨土讨食，就得先征服了土地。事实上，三千年历程都是在为扩疆守土出击！

生存不易，照理是不会规避死亡的。而且由于季节轮回，面对植被草木春秋，准宗教及生命个体照理也不难感悟。如前文所述，无如人的社会，在人求稳的心理要求下，域文化无疑也就向稳定偏移，社会结构也就循稳而立。君主僭天，儒家僭圣似乎顺理成章。于是，信仰便自此与华夏农耕无缘了。

没有了救赎与自我救赎，一个个族群个体就如同一只只煎熬生命的工蚁或工蜂。或许有人会说，他们不也人人神前拜倒吗？难道他们不是信奉宗教？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容易：虚妄加欺妄。就如同儒家的仁义道德一般，可以糊在墙上警示，还可天天在嘴上当歌唱，然并卵。又能如何？

农耕的路经依赖，沉淀出族群个性，再堆积成域文化特性。是那块大地受了诅咒乎？非也！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农耕事实本身不会覆灭，但以农耕为底色的文化和域文化终将覆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消亡，既是地理位置开放的结果，更是农耕闭塞心态的宿命。这就像体力和脑力争霸一样，物质感观终将让位于精神追求，人类能发展、会发展的绝对依凭就在这里。

关此，个人给出如下的思考：农耕文化必然守旧，原因来自季节轮回如常和稼穑长势如常的如常期待与企盼，这种期待与企盼是每一个生命出自农耕的必然烙印。这与工商文化与海洋文化于变宕中出击求存完全是一种相悖逆行的文化现实。至于华夏农耕为何能苟延至今，前文已经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与文明对话，华夏未来将何去何从？或许一切正在逐步变化中…..

结语：发展与生存的悖论辩诘

读华夏思想史，读着读着发现自己就是一只蚱蜢。真的！

＂不知生，焉知死＂。生下来，活下去，仿佛就是为了祸祸大自然，祸祸地球似的。

而读西方思想史，一入门就会发现人已经不再是人，而成了神了！

这是什么差别？这是地与天，入地与升天的距离差别！

《山海经》虽有造神本意，《道德经》虽有冥冥的揭示， 《天问》虽有强烈的疑惑呐喊。可华夏思想终究不如文学洒脱。

＂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天地人三界，文学早已升飞。所谓思想固执坚持着匍匐在地，作曲体向前的运动。

困扰华夏知识界凡两百余年的死结，＂民智何以开启＂，在本文公开发表后， 至少会有一个针对性的终极答案：虔诚地向上神拜倒吧！人立于天地之间，祸祸大自然，无论俯仰，都罪孽深重。唯有祈祷请求原谅，才会开了天灵，开了智门。如果拜倒之后，还在口腹之欲上持续告求赐予，那就不仅仅只是罪上加罪，简直是对上神的愚弄。相信再也罪无可逭了！

这里顺道再说说知与智的区别。

什么是＂知＂？简单说就是知识，也就是经验传承。是以，所谓上学求知识，其实就是去识得前人的经验。而所谓创新知，则是在新的事物领域有了新的发现，进而新的经验展开起始传承。总之，＂知＂是发现之旅，与发明和创造无关！

什么又是＂智＂？智就是智慧，也就是人在照见上神之后，知识与灵性碰撞所迸发的火光。智慧属发明创造之列，很难得。

是以，人要有知，必须读书；而人要有智，则务必向上神拜倒以求开智。

智点未开，就谈不上智慧。

＂智慧是人类前行之光＂。由于无光，华夏几千年就一直在泥淖中打滚。既无发明创造，也无法集体前行，仅剩原地打转，相互倾轧一途！

知识就是文化。早在《文化、宗教，文明的关系区介》章节中，个人就曾有过揭示：文化是人类存在的必然产物。

只要人类生存一天，经验就注定多传承一天，知识无疑也就累加一天，文化也就注定拓展一天。但人类却并不一定会比前一天会活得更好，或更安稳！原因为何？

原因在于决定人类生活质量的关键不是文化，而是智慧；而决定人类是否能够持续永存的关键也不是智慧，却是智慧所能照见的社会状态，即文明。

这样一来，＂求发展＂就是文化层面的；而＂求生存＂就是智慧层面的。

于是，出现一个这样的式子：当文化发展到一定时间段，人类通过信奉宗教透过上神教诲而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人类就可能照见文明；照见了文明的人类社群，其社会事物就会呈现平衡化、稳定化、规律化的发展，无论个人还是社群，持续生存才有了环境保障！是以：

只要人类存在，社会一定存在，并发展；

只要社会发展不当，一定戕害人类存在；

社会如何发展，关系人类能否持续生存；

文明警示并圭臬社会发展，方可确保人类永续；

为文明证名之后，本文观点若能为学术界认同并接受。那么，未来的文化人类学或可将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依文化性质和分成四个时期，即原始蒙昧期、域文化期、文明期、后文明期。

这就是最后的结辩。至于后文明期的预盼，个人只想说那绝对不会是历史终结。因为循着现有的人文规律观察，所谓文明期就算以《国际人权公约》通过之日起至人类结束意识形态藩篱为结点。事实上由于人类致力于文明大道上的奔跑，科技知识已被普遍普及，即使在现今文明期尚未完全达成之前，人类科技对人类文明这个衡器的撞击也已然呈现了。

诚然，这种撞击或许会加速意识形态藩篱的崩灭，但从人类社会的整体角度切入，何尝又不是为后文明期的到来拉开序幕。

仅此与大家共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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