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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2020 4:45 下午
舆论压力之下 中国大使馆删除了“回国责任承诺书”
文章来源: 于 2020-04-03 13:51:34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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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压力下，中国驻英大使馆官方删除了责任承诺书。（中国驻英大使馆官网截图）
欧美大学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停课，大批中国留学生滞留海外。中国政府一边以虚假宣传欺骗海外侨民回国，同时又全力推卸责任，要求侨民回国前必须由本人或家长签署免责声明。（黄小山 / 程文 报道）
中国驻英大使馆日前发出公告指出，所有希望从英国回国的未成年留学生的家长，都必须签订一份承诺书，声明未成年人搭乘临时商业航班回国途中的任何风险，包括从驻地到机场的安全、飞行安全、机上感染风险等在内的所有风险自负，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使馆和航空公司无关。
同时承诺书还规定，所有希望回国的人，在抵达国内后，自行承担隔离费用，并按时在隔离结束后将孩子接走。
据知情人何女士透露，这个所谓的免责声明虽然是由驻英国大使馆发布，但实际上驻美使领馆也是按照同样的标准操作，因为国内留学英国和美国的孩子最多。目前英国的统计似乎已经结束，但驻美国使领馆对留学生的统计还在进行中，因为她的孩子也在美国读中学，所以她本人也接到了通知，但他们决定不回国。
何女士说：未成年的，低于18岁的。它现在刚到有多少人啊甚麽的，确定要回来了，比如要搭乘甚麽航空公司的航班才签吧。他们免责嘛。你想像看，万一出现包机的时候感染啊，飞机失事啦这些，谁负责？应该英国会最早吧，英国的孩子最多。往回跑的人，英国和美国的最多，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价格。
何女士还指出，因为对国内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同时又相信所谓「国内最安全」的宣传，现在很多在欧美的华人都抢着回国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何女士说：我觉得其实是大家还是并不了解中国，因为看到的都是媒体的新闻嘛，播报的都是我们现在已经胜利了嘛。我觉得还是没有学会分析吧，这些资讯都摆在这儿呢，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分析这些资讯。
为此，本台记者多次致电中国驻英大使馆的领事保护电话，但该机构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本台记者再次致电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但该机构也表示，他们不知道相关资讯，以当地使领馆的官方消息为准。
外交部：你要回国吗？首先咱们目前并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所以说最好你直接联繫一下总领馆。
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港澳台办公室主任刘锦上月中表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总数约160万人，目前在国外约有142万人。
据国内媒体群显示，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声明出来后，引发了舆论的反弹。有网民质疑，武汉爆发疫情时，欧美各国纷纷派专机撤侨，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的公民创造回家的便利条件。接回去后，需要隔离的人也受到免费的照顾。而中国平时鼓吹爱国主义，动辄鼓吹战狼模式，但自己的公民真需要帮助的时候，所谓的祖国立即换成了一副可怕的嘴脸，把国家责任推卸得乾乾淨淨，让人寒心。
儘管多年来官方一直高调的在留学生群体中施加影响力，但随着海外疫情的全面爆发，各国学校纷纷停课，大批留学生试图回国却遇来自国内的巨大阻力。其中，航班短缺、国内舆论的攻击，高昂的隔离费用等，都被无条件的转嫁到了回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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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2020 9:32 上午
国真实死亡人数遭质疑，武汉新冠逝者被悄声埋葬
刘培恩（音）捧着装有父亲遗骸的小木盒。就在两个月前，他无助地握紧父亲虚弱的手，看着老人咽下最后一口气，切肤之痛至今仍在。他哭了。
但没有多少时间或空间可供刘培恩哀悼。他说，武汉官员坚持要陪同他前往殡仪馆，并在他身边焦虑地等待。他说后来他们又跟着他去了墓地，看他葬下自己的父亲。刘培恩看到其中一名陪同人员给葬礼拍了照，葬礼仅用了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
“我父亲为国为党贡献了一辈子，”在金融业工作、现年44岁的刘培恩在电话中说。“最后落到被人监控。”
几个月来，在国内冠状病毒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武汉居民一直被告知不能取回死去亲人的骨灰。现在当局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官员们正敦促亲属迅速而安静地埋葬死者，因为人们对真实的死亡人数产生了怀疑，此外官员还在压制网上关于死亡人数的讨论。
国在周五公布的冠状病毒病亡统计为3322人，但包括医务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暗示实际的数字应该更高。美国现任和前任情报官员都表示，CIA几周来一直警告白宫，国对疫情的统计存在严重的少报。
就在国试图控制叙事之际，在这场大流行的起始地武汉，警方已经受命在微信上解散由冠状病毒遇难者亲属建立的群组。政府审查人员删除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其中展示了这座城市的死者亲属们在殡仪馆排队领取骨灰的场面。悲痛的家属们称，官员给刘培恩这样的死者亲属安排了陪同人，在他们挑选墓地、领取亲人骨灰并下葬的时候跟随他们。
“死了以后你的尊严在哪儿？”刘培恩问道。“哪儿有人性啊？”
中中称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大规模聚集引发新的疫情。但其严格管控似乎是一场避免痛苦和愤怒爆发的全面行动的一部分，这些情绪可能成为一种本能提醒，让人们想起中中在疫情暴发早期的失误和掩盖企图。同样是这些关于亡故的的公开展示或讨论，也可能引发对国统计死亡人数方式的质疑。
武汉占了国感染总数的近三分之二，死亡人数占比则超过四分之三。但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医务工作者称由于缺乏检测试剂盒，许多死于冠状病毒的病例没有被统计。
最近，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财新》的一篇报道援引了一名货车司机的话，他说自己要把数千个骨灰盒送到汉口殡仪馆存放，那是武汉八家殡仪馆之一。虽然这些数字让人对死亡规模产生了怀疑，但尚不清楚这些骨灰盒是仅仅为冠状病毒死者准备的，还是有更广泛的用途。
国政府称其对境内疫情的规模一直是公开和透明的。但中中也希望严密安排悼念和缅怀疫情遇难者的方式。它称这些死者是在抗击疾病的蔓延中牺牲的烈士和同胞，而不是疫情的受害者。
政府表示将在周六举行全国默哀，这天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一个祭奠祖先的日子。所有活动将停止，全国降半旗，从上午10点开始拉警报并鸣笛三分钟。
默哀可能并不足以安抚武汉的许多家庭，政府试图控制悲痛的做法激怒了他们。
有人要求政府拿出公义和责任，希望他们的亲人不会白白死去。政府在2月已经将两名地方高级官员撤职，原因可能是他们拙劣的初期应对，但尚未表示是否会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
“我一定要个说法，”50岁的武汉人张海说，他的父亲张立发在医院感染了冠状病毒后去世。他想知道为什么官员们花了几周时间才告知公众病毒可能人传人。“不然的话，我无法向我父亲交代。”
其他居民试图寻找各自的方式，通过一些小规模的临时办法来私下悼念亲人。
23岁的玛丽亚·马（音）是武汉一所大学的设计老师，她知道祖父会希望一家人在一个大棚里为他守丧，亲戚们在那里守夜，朋友们在那里烧香。
但在他和祖母1月份去世后，他的愿望无法实现了。相反，他们的遗体很快被运走并火化。
由于武汉已经封城，马女士和她的家人别无选择，只能在家中举行简单的仪式。他们按照习俗烧“冥币”，一叠叠印成钱币形状的纸可以确保亲人在离世后有足够的钱花。在祖父去世后的第49天，马女士的家人还按习俗剪了发。
尽管如此，她说，她的家庭仍因为无法办一场像样的葬礼而深感内疚。
“我们会不停地问自己，这事儿怎么会到我家？’”马女士在电话中说。“都是普通老百姓，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最近几天，随着国官方新增病例的减少，武汉当局开始着手处理善后事宜。官员们已经向疫情期间死亡的人——无论死因为何——的家属支付了约420美元的费用。冠状病毒死者的亲属还可以得到30%的墓地购买折扣和免费火化服务。
包括彭邦文在内的一些人发现，这些资助并不能解决病毒带来的、在人死后还继续蔓延的污名。
彭邦文想把2月初去世的父亲彭安东葬在武汉郊外的老家。但村里的官员拒绝了他，称他们不希望冠状病毒患者的遗体被葬在当地。
“不管是说平平淡淡的也好，或者说风风光光的大葬也好，我都希望这件事情所能够尽量的早点结束，”32岁的彭邦文在电话中说，他在武汉一家酒店工作。“因为毕竟于我于他都觉得还是太残酷了。”
还有一些人也和埋葬了父亲的金融从业者刘培恩一样，难以接受亲人的亡故。
刘培恩的父亲刘偶清是名受人尊敬的党员，有着作为公务员和大学行政人员的显赫地位，最近几年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父子俩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而刘父对11岁的孙女也宠爱有加。
今年1月，刘父去武汉一家医院做常规检查。在那里，他感染上了冠状病毒。
刘培恩装扮成病人潜进了医院，他说父亲勇敢地与病毒搏斗，但知道自己大限已至。父亲要他去看看床边的抽屉，那里有他的财务记录和孙女最喜欢的菜的食谱。
1月29日，刘父在儿子的陪伴下离世。
悲痛欲绝的刘培恩请来一位佛教僧人，在庙里举行了一场仪式以超度父亲的亡灵。有时在夜晚，刘培恩会静静地为父亲念诵佛经。
上个月底，他接到当局电话，通知他准备下葬。
刘培恩被指派了两名官员陪同，一名来自他父亲的单位，另一位则是当地的社区工作者，他们说是来提供支持的。上周，他们伴随他前往位于城市西南的扁担山墓园。他选了最贵的朝南墓地，背后是群山，其下有湖泊。花了14000美元。
他们在两天后举行了葬礼。父亲的空白墓碑基石上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墓地位置：24排，19号。墓碑要随后才运到。
“就相当于你们家没门嘛，”刘培恩说。他用马克笔在基石顶上写下了父亲的名字。
葬礼结束后，官员们要求家属签署一张表格，证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两天后，刘培恩回到了公墓。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他在父亲墓前待了一个小时。“要他等妈妈和我，”他告诉父亲，“我们到时候一起来新家一起住。”
刘培恩说他不会停止向政府施压，要他们惩罚最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并向遇难者家属做出公正的赔偿。
“我下葬了难道我就完了吗？”他说。“没完的，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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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2020 9:37 上午
新冠病毒让世界陷入封锁，科学家却在打破国界
特朗普政府和国政府利用飘满国旗的米姆和军事术语，将新冠病毒研究作为国家的当务之急，引发了关于生物技术军备竞赛的讨论。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大都以集体翻白眼来回应。
剑桥大学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乔纳森·希尼(Jonathan Heeney)说：“绝对荒谬。”
位于牛津的詹纳研究所(Jenner Institute)所长艾德里安·希尔(Adrian Hill)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的。”该研究所是学术机构下设的最大疫苗研究中心之一。
当政治领导人封锁国界时，科学家们却在打破国界，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研究人员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家如此急切地同时关注一个主题。几乎所有其他研究都暂停了。
如学术荣誉等往常重要的事情已被搁置一旁。与发期刊相比，在线信息库使论文可以提早数月供查阅。研究人员已经鉴定并共享了数百种病毒基因组序列。200多项临床试验已启动，将全球的医院和实验室聚集到一起。
“我从来没有听过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高素质的科学家——用国籍说话，”在意大利主持一项新冠病毒临床试验的弗朗切斯科·佩罗内(Francesco Perrone)博士说。“我的国家，你的国家。我的语言，你的语言。我的地理位置，你的地理位置。这与真正的顶级科学家真的相去甚远。”
例如，在最近的一个早晨，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的科学家发现一只暴露于新冠病毒颗粒的雪貂发高烧，这有可能是动物疫苗测试的一个进展。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开始撰写学术期刊文章。
“但是你知道吗？发表论文的时间多的是，”在该大学领导疫苗研究的病毒学家保罗·杜普里克斯(Paul Duprex)说道。他表示，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会议上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一发现。“这很酷，对吗？废话少说——我想不出更好的词了，你就能成为一个全球事业的一员。”
对于毫不掩饰“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总统来说，杜普里克斯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代表着世界对疫苗的最大希望。“美国会做到！”总统宣布。
但是，试图给科研缝上“美国制造”的标签，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杜普里克斯在匹兹堡的实验室正在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奥地利药企忒弥斯生物科技(Themis Bioscience)合作。他们拿到了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的资助，这个总部位于挪威的组织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一些政府出资。他们还正在与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印度血清研究所(Serum Institute of India)合作。
牛津的疫苗研究人员最近利用了位于蒙大拿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落基山实验室(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s Rocky Mountain Laboratory)分享的动物试验结果。
另外，法国卫生和医学研究所(Inserm)赞助了四种药物的临床试验，这些药物可能有助于治疗Covid-19患者。试验正在法国进行，并计划迅速扩大到其他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病毒的应对反映了医学界长期以来的国际化。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一组哈佛医生正在试验吸入一氧化氮对冠状病毒患者的疗效。这项研究是与国的西京医院和意大利北部的两家医院联合进行的。这些医疗中心的医生已经合作了多年。
但是，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激发了科学界的热情，这是以往面对疫情或医学之谜所没有的。这反映了该大流行病的规模，而且对于许多研究人员来说，这次的热点地区不再是发展国家的贫困村庄，而是他们的家乡。
“这是在主场打比赛，”牛津大学的希尔说。他为埃博拉、疟疾和肺结核等非洲最流行的几种疾病研究过疫苗。“但是对于新冠病毒肺炎来说，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几位科学家表示，与此刻最有可比性的，可能是1990年代艾滋病流行的高峰期，当时科学家和医生携手抗击这种疾病。但是，今天的技术和信息共享的速度远超30年前。
作为一个实际的问题，今天的医学专家如果想工作，除了研究新冠病毒外别无选择。由于社交距离、封锁或在家工作的限制，其他大多数实验室研究都被搁置。
参与新冠病毒试验的哈佛大学医学教授瑞安·卡罗尔(Ryan Carroll)博士说，这场大流行也在削弱学术医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保密情况。他说，大型的独家研究可以获得资助、晋升和终身职位，因此科学家常常秘密工作，以可疑的方式从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囤积数据。
“抛开个人学术进步不谈，彼此合作的力量正在发生，因为这是关乎生存的问题，”他说。
在medRxiv和bioRxiv的服务器上可以一窥这种开放性，在评审和期刊发表之前，研究者就可以在这两个在线档案馆上分享学术研究。现在，它们上面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尽管国国家主席领导定下了民族主义的基调，但在这两个档案馆现有的新冠病毒研究成果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的研究人员。
尽管国官员最初掩盖了疫情，后来又将其用于宣传目的，但国科学家在许多方面引领了世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今年1月，国的一个实验室公开了最初的病毒基因组，这奠定了全球冠状病毒检测的基础。如今一些最有希望的临床试验，都可以追溯到国对这种疾病的早期研究。
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幸免。去年，伊朗乌鲁米耶大学(Urmia University)的流行病学家贾迈勒·艾哈迈德扎德(Jamal Ahmadzadeh)警告，世界需要快速预警系统来应对另一种冠状病毒MERS。他写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这种风险。当伊朗与世界上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疫情做斗争之时，他于上周在电子邮件中写道，战胜这种病毒需要各个实验室和各国之间共享信息。
甚至传染病领域之外的科学家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佩罗内博士是一名癌症专家，因为他有在那不勒斯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进行临床试验的经验，所以正在牵头意大利一项免疫抑制剂tocilizumab的临床试验。
佩罗内博士说，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可能会使医学科学在危机过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加灵活。他说，研究人员构思试验10天后，通常繁琐的政府审批程序就完成了，医生开始招募病人。“这应该是留给未来的经验，”他说。
虽然特朗普一直在吹捧美国的制药能力，大型药企辉瑞(Pfizer)和强生(Johnson & Johnson)也宣布他们在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然而，最大的制药公司往往更关心可以在富裕国家常年销售的药物，而不是以发展国家为中心、短暂危机期间需要的药物。疫苗研究一直被视为利润不足。
例如，当埃博拉病毒在2014年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时，开发疫苗的制药巨头都遭受了重大的投资损失。第一种疫苗最初由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实验室设计，现在由默克(Merck)销售，它在去年才获得销售许可，而那个时候，这种流行病已经消失很久了。
“当然有人在竞争。人类就是如此，”法国卫生与医学研究所传染病中心主任亚兹丹·亚兹丹帕纳赫(Yazdan Yazdanpanah)博士说。“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带来解决方案。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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