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回报率”：《主权个人》的底层逻辑

《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写于 1997 年。那一年，谷歌还没成立，比特币连雏形都没有，互联网在普通人眼里只是一条慢得要命的电话线。作者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和威廉·里斯–莫格勋爵（William Rees-Mogg）却在书里宣布：工业时代正在谢幕，信息时代会重塑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民族国家将一点点失去权力，真正的主角会变成一小撮“主权个人”。

这本书的基本逻辑是：技术进步改变了财富的来源，也改变了暴力的成本。农业时代，土地是财富核心，骑士和封建领主垄断暴力；工业时代，工厂和流水线需要集中管理，民族国家成了最有效的暴力组织；信息时代，财富可以变成比特流，可以随时跨境流动，国家再想靠武力和税收锁住人和资本，成本会越来越高。

作者由此推出一连串推论：税收会越来越难收，福利国家会难以为继，民主体制会被高税负和“多数人的掠夺”拖垮，精通技术、掌握资本的个体会搬到低税地区，或者干脆“脱离”传统国家结构，成为只和少数私营安全公司、数字城邦打交道的“主权个人”。书里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信息时代的胜利者，将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能够利用信息和加密技术的个人。

从结构上看，《主权个人》既是技术预言书，也是意识形态宣言。它把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那套“信息社会”的框架，嫁接到一种接近安·兰德式的极端个人主义上，再加上冷战后自由主义的胜利情绪，拼成了一幅“国家衰落、个人独立”的图景。

很多中文读者记住这本书，是因为一个很抓耳的概念——“暴力回报率”。作者认为，每一次技术革命，本质上都在改变暴力的成本和收益结构。冷兵器时代，训练一名骑士的成本极高，武器昂贵，暴力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火器普及后，普通农民拿起步枪也能击杀骑士，“暴力的回报率”开始向国家和大众军队倾斜；工业时代的大规模军工体系，让民族国家可以用更低的边际成本生产坦克、炸弹，用集中暴力维持税制和疆域。

信息时代在他们看来，是“暴力回报率”再一次逆转的起点。数据和资本可以跨境转移，财富躲进加密网络，国家想靠武力去抢、去查、去罚，付出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能拿到的税源却越来越少。对个人来说，只要掌握技术、学会加密和跨境资产配置，就能用很小的代价躲开大一统国家的暴力威胁。

这套逻辑听上去很“酷”。它把国家看成一家公司，把暴力看成投资，把税收和监管看成收益率。暴力回报率够高，国家就扩张；回报率下降，国家就退潮，主权个人就会浮出水面。问题在于，这个模型非常干净，也非常抽象。它故意略过了很多麻烦的细节：暴力不仅是枪炮，还包括法律、舆论与基础设施；回报不仅是税收，还有社会稳定、公共物品和政治合法性。把这么复杂的现实压成一个“暴力回报率”的公式，很容易得出惊悚而漂亮的结论，也很容易忽视看上去“笨拙”的事实。

比特币和现实市场，对预言的一次反讽

二十五年过去，《主权个人》本来可能只是一本 1990 年代的边缘作品。它真正重新“起飞”，是在比特币、Web3 和硅谷神话崛起之后。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新版前言里公开说，这是影响自己思考最深的一本书；很多风投、加密货币布道者，把它奉为必读经典。 在中文互联网上，也能看到类似的宣传：这本书在谷歌还没成立的时候就“预言了比特币”，预言了“数字游民”和主权国家的衰落，于是被一些人称作重塑世界的“黑暗圣经”。

这本书之所以在这一代科技人中有号召力，有几个原因。一是时间差带来的光环。书在 1997 年就提到“数字货币”“网络社会”“虚拟社区”，这些概念在当时的确算前沿。很多读者是在 2010 年代以后才接触到这些词，回头看，会自然觉得作者“超前”。

二是它给了一小撮技术与资本精英一个非常讨喜的身份——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而是“被旧制度压迫的主权个人”。在书的语境里，国家、民主、福利、税收都是笨重而贪婪的巨兽；真正推动文明向前的，是可以自由搬家、自由配置资产的“认知精英”。这种叙事，既能满足优越感，也能为逃税、离岸、规避监管提供一套自洽的道德外衣。

三是它把一整套极端自由主义的主张伪装成“技术必然性”。作者不断强调：“信息时代会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能阻止。”这种“历史必然论”的口气，很容易让信徒觉得自己站在“趋势的一边”，而不是在为一种有争议的意识形态辩护。所以，《主权个人》在一部分科技大佬眼里，不只是预测未来的小册子，而是一份路线图：怎样利用技术，把自己从国家和社会中抽离出来，同时继续享受旧制度提供的基础设施和稳定秩序。也正因为这种自私而冷酷的底色，它才会被一些人称作“黑暗圣经”。

《主权个人》最被吹捧的“预言”，就是它似乎提前看到了比特币这类数字货币的出现。支持者常说：你看，书里早就讲了数字黄金、加密货币、匿名交易，现在都一一成真。但如果把书翻开，把比特币的真实历史摆在旁边，这种“准确预言”的说法并不准确。数字货币的诞生本身不是它首创的观点。早在 1970 年代，互联网先驱们就在讨论“计算机和政府”的关系；1990 年代的科幻作品，早就写满了虚拟世界和电子货币。 作者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在于想到了“数字钱”，而在于给这种钱赋予了一个非常浓重的政治含义：它会把财富彻底从国家手里解放出来，让税务机关无从下手，让主权个人完全脱离“暴力威胁”。

现实并非如此。比特币的市值在过去十多年多次上冲，也多次暴跌。2026 年年初，它一度冲上每枚约十二万多美元，之后在一轮抛售中跌到六万多美元，短时间回撤接近五成。 这不是偶然，而是常态。比特币从诞生那天起，就在过山车的轨道上。这种剧烈波动说明了一个简单事实：在今天的世界里，数字货币更像一种高度投机的资产，而不是稳定的“避难所”。它的价格高度依赖市场情绪、美联储利率、监管风向以及大型机构的仓位安排。稍有风吹草动，普通散户就可能在“通往主权个人”的路上爆仓。

更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并没有像书里说的那样，对这类资产束手无策。中国在 2021 年就以“金融风险”为理由，全面禁止境内加密货币挖矿和交易，把大部分算力赶出境外。 美国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一边强化反洗钱、KYC 一边让合规交易所纳入监管；川普在 2025 年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建立“国家比特币储备”，把这类资产纳入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想象之中；然而，当比特币暴跌之时，美国财政部却袖手旁观，不会出钱救市。

这些动作说明，数字货币并没有“绕开国家”，反而不断被国家收编、利用甚至武器化。对普通人来说，“暴力回报率”没有下降，只是从税单和警察局的一张纸，变成了合规要求、地址黑名单和合约清算的冷冰冰数字。如果说比特币这几年的暴涨暴跌证明了什么，那大概不是“主权个人”预言的准确，而是这本书完全低估了国家的适应能力，高估了技术对权力结构的直接冲击，低估了数字技术对普通人的危害。

普通人的位置：在裂缝里活下去

在这样一本书面前，普通读者最容易有两种极端反应。一种是被吓到，觉得国家必然崩溃、福利必然消失，只能赶快学技术、买比特币、移居海外，争取成为“主权个人”；另一种是直接把这本书当成阴谋论，认为一切都不会发生，继续按老路过日子。这两种反应都太简单。从现实趋势看，信息技术确实在改变财富结构，确实在加速不平等，也确实在给国家和资本新的权力工具。忽视这些变化，只会让自己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措手不及。

但同样明显的一点是：国家没有消失，公共制度也没有消失。疫情、战争和金融危机一再证明，央行、财政部、医院和学校仍然是社会运转的骨架。认为“只要掌握加密技术，个人就能完全脱离国家”，更像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和托夫勒、丹尼尔·贝尔这些传统未来学家相比，《主权个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它对公共制度几乎只有轻蔑，没有兴趣。托夫勒在谈“第三次浪潮”的时候，虽然强调去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冲击，但仍然把教育、社区、政治制度看成需要重构的公共工程；贝尔在写“后工业社会”的时候，甚至细致分析了知识阶层如何进入政治、如何改写官僚体系。《主权个人》很少关心这些问题，它更关心的是：怎样在旧制度崩塌之前，率先撤退。

二是它很少给普通人留下位置。传统未来学常常犯过度乐观的错误，动不动就是“人类将迎来……”，但至少还把大多数人想象在故事里。《主权个人》干脆预设了一个两极世界：一边是少数“认知精英”，一边是庞大的“无产者”和“依附者”。前者靠技术脱身，后者被抛给日益凶狠的国家或私人暴力组织。这种框架，与其说是未来学，不如说是披着未来学外衣的政治宣言。它不是在讨论技术会怎样改变社会，而是在鼓励一部分人把技术当成撕裂社会的工具。

在这样一本书面前，普通读者最容易有两种极端反应。一种是被吓到，觉得国家必然崩溃、福利必然消失，只能赶快学技术、买比特币、移居海外，争取成为“主权个人”；另一种是直接把这本书当成阴谋论，认为一切都不会发生，继续按老路过日子。

这两种反应都太简单。从现实趋势看，信息技术确实在改变财富结构，确实在加速不平等，也确实在给国家和资本新的权力工具。忽视这些变化，只会让自己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措手不及。

但同样明显的一点是：国家没有消失，公共制度也没有消失。疫情、战争和金融危机一再证明，央行、财政部、医院和学校仍然是社会运转的骨架。认为“只要掌握加密技术，个人就能完全脱离国家”，更像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国家真的在“死去”吗？

《主权个人》最激进的预言，不在数字货币，而在它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判断。书中用“对民族国家的死亡守夜”来形容 21 世纪的政治图景，认为大国会被一波波分裂运动吞噬，税收能力会崩塌，福利体制会瓦解，社会组织会全面转向私人公司和武装团体。

二十五年后的现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从财政上看，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塌陷；一些国家的税收负担略有下降，一些国家反而上升，总体趋势比较平稳。 国家并没有因为信息技术就“收不上税”，相比之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达成，反而说明各国在试图加强协调。

从领土和分裂运动看，作者曾点名预测加拿大、比利时、意大利会走向解体，太平洋西北会闹分裂，事实都没有发生。 过去二十多年里，富裕世界的分裂成功案例几乎没有，新出现的分离主义冲突，多数出现在较贫困地区，或者卷入了大国地缘政治的代理战争。

从技术控制力看，国家的手只会更长。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当然给了个体更多发声渠道，但同时也给了政府前所未有的监控能力。防火墙、流量审查、摄像头、人脸识别、大数据征税，这些新工具抬高了公民的“退出成本”，也提高了官方的治理效率。

现实世界的趋势，更像是“技术国家”而不是“国家终结”。中国构建全国统一的数字支付体系，把社保、税务和身份链在一起；美国政府大量采购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服务，把互联网公司变成新的军工复合体的一部分；欧盟用隐私条例和竞争法压住平台巨头，同时要求它们承担越来越多公共责任。

技术改变了国家的形态，却没有自动削弱国家的存在。暴力回报率的变化，也没有像作者期待的那样，简单地把权力从政府输送给个人，更多是把权力从传统文官体系输送给技术官僚和平台资本。

和托夫勒、丹尼尔·贝尔这些传统未来学家相比，《主权个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它对公共制度几乎只有轻蔑，没有兴趣。托夫勒在谈“第三次浪潮”的时候，虽然强调去工业化、信息化带来的冲击，但仍然把教育、社区、政治制度看成需要重构的公共工程；贝尔在写“后工业社会”的时候，甚至细致分析了知识阶层如何进入政治、如何改写官僚体系。《主权个人》很少关心这些问题，它更关心的是：怎样在旧制度崩塌之前，率先撤退。

二是它很少给普通人留下位置。传统未来学常常犯过度乐观的错误，动不动就是“人类将迎来……”，但至少还把大多数人想象在故事里。《主权个人》干脆预设了一个两极世界：一边是少数“认知精英”，一边是庞大的“无产者”和“依附者”。前者靠技术脱身，后者被抛给日益凶狠的国家或私人暴力组织。这种框架，与其说是未来学，不如说是披着未来学外衣的政治宣言。它不是在讨论技术会怎样改变社会，而是在鼓励一部分人把技术当成撕裂社会的工具。

当“主权个人”遇上“数字极权”

《主权个人》有助于理解今天的美国。它首先是一面镜子，照出美国部分精英的心理结构。书中对民主制度、工会运动、社会福利的敌意，远远超过对独裁者和军人政变的警惕；作者能用赞赏语气描述秘鲁总统藤森关闭议会，却把美国视作“毒品共和国”，把克林顿称为“黑帮的总统”。 这种偏见，折射的是一整套把国家看成“抢劫者”、把穷人看成“寄生虫”的阶层论世界观。

再看现实中的科技资本。最推崇这本书的几位大佬，反而把自己绑得很深：做社交网络，收集全球身份数据；做政府军情项目，用算法强化国家监控；投入民族主义民粹阵营，助推川普和英国脱欧。 《主权个人》既是他们少年时代的乌托邦，也是他们成年之后的行动剧本：一边借助国家权力赚钱、积累筹码，一边梦想着有朝一日“脱离国家”和普通人民。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提出的“主权个人”，更像是美国版的“全球资产阶级”。它不再对某个国家承担忠诚，只对自己的资产和风险敞口负责；它把税务规划、法律套利和舆论操作，看成个人防身术的一部分；它在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穿梭，把自己塑造成“创新者”，却把承担后果的任务丢给那些无法移动的多数人。理解这层逻辑，有助于理解美国政治的撕裂。一边是感到失控的中产与工人，把怒火投向“华盛顿和移民”；一边是真正掌握全球流动性的少数人，把自己隐藏在“技术进步”和“市场规律”的语言背后。

把《主权个人》的视角挪到中国，会得到另一幅图。在中国，数字化没有削弱国家，反而让国家比计划经济年代更“入微”。移动支付、大数据征信、实名制互联网，让税务、公安、城管和各类监管机构拥有了极高的信息优势。疫情时期的大规模行程追踪，就是这种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这样的制度下，一个富有的程序员想通过加密货币、离岸账户来做“主权个人”，面对的障碍远大于美国同行。从这个角度看，《主权个人》在中国的现实意义，更多在于提醒：技术并不会自动把权力交给个体，而是可能形成“国家—平台—资本”三重垄断。真正的危险，不是国家消失，而是国家以更高效、更难察觉的方式，把过去那套“暴力回报率”进一步提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中国读者会把《主权个人》当成“黑暗圣经”来读。书里的很多场景，反而像是在提醒人们：如果不加限制，数字技术可以多快地把人推回“被看见、被剥削、却无法退出”的旧秩序。在中国语境下，数字技术和国家机器已经深度缠在一起：人们的支付记录、出行轨迹、社交关系、工作和学习状态，都被压缩成可计算的“数据画像”，挂在各种实名制账号、健康码、行程卡和信用评分上。

表面上，这些系统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管理，也带来了很多日常便利；但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里，它们同时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见性——每一次转账、每一次乘车、每一次转发和点赞，都可能变成可追溯、可惩罚的线索。对普通人来说，过去那种“在缝隙里躲一躲”的空间被挤得越来越小，平台公司与监管部门形成新的联盟，把算法当成筛选顺民与“异类”的工具，把数据当成精准征税、维稳和商业剥削的资源。

《主权个人》本来写的是一个借技术逃离国家的富人乌托邦，可当中国读者对照现实时，却更容易看到另一个方向：技术被掌握在极少数权力集团手里，“数字社会”很快就会变成“数字极权”。人被锁在密不透风、无所不在的监控网络里，看得见、算得清，却几乎没有退路。也正因为这种反差，书里的许多段落才会被当成一面反向的镜子——不是教人如何成为脱身而出的主权个人，而是在提醒：如果不设限、不制衡，数字技术会把人推回一种更精细、更冷酷的旧秩序—数字极权主义国家中。

《主权个人》不是一本会教人“如何发财”的实用手册，更不是一部准确描绘未来的神谕。它更像一封写给未来的政治情书，充满恐惧、傲慢，也充满对现实社会的怨恨。在今天这个 AI、加密货币和地缘冲突交织的年代，这封旧信被重新拿出来，变成一代科技精英的枕边书，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不是它有没有预言比特币，而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只为少数人准备的未来”，究竟要把世界带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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