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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尔新：胡风与舒芜
1942年，20岁的舒芜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书时，通过青年作家路翎认识了40岁的胡风。舒芜认识胡风后，将自己撰写的文章投寄给胡风，胡风虽然觉得舒芜的文章还不成熟，但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热心地推荐给《文风》《中原杂志》等刊物发表。并对舒芜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舒芜的重头文章《论主观》，后来就发表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创刊号上。
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中国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维基百科）
舒芜（1922年7月2日－2009年8月18日），原名方管，学名方硅德，字重禹，笔名舒芜，安徽桐城人，作家 （维基百科）
实事求是地说，刚出道的舒芜，是胡风给他提供了可以表达思想的平台，舒芜也因此为文艺界所熟悉。据《胡风回忆录》记载，《希望》创刊号因刊登有舒芜的《论主观》和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销量大增，2500册很快售罄，昆明的读者甚至以10倍的价格在黑市抢购。所以有学者认为，胡风是舒芜的恩师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
1947年，舒芜去了广西，在南宁师范学院教书。49建政后，广西方面对舒芜还是很重视的，让他担任了省人大代表、南宁文联副主席等多项兼职，但舒芜不安心长期呆在像南宁这样的边远城市。他曾写信给上海的胡风，托他帮忙。1950年底，舒芜去北京开会，当时全国上下已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文艺界和知识分子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灵魂洗礼。
从北京回来后， 舒芜开始检讨自己和批评别人。为此舒芜写了《向错误告别》，并将此稿拿给从北京来广西的土改工作团的剧作家鲁煤看，说明这是为思想改造而写的。鲁煤看后觉得不妥，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全盘否定呢？鲁煤给北京的朋友写信，要朋友提醒胡风注意，并表示可以把信给胡风看。胡风很快给鲁煤回信说：（舒芜的）“新观念变化太大了，把过去都否定了……他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了。”
1952年5月25日，意犹未尽的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头一句便说：现在很多人不重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吕荧在讲课时把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最后一章来讲。还说：“我和路翎还有几个人……有共同的错误，是跟胡风理论上拘泥的倾向很相适合。”
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的注意，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文章，并根据舒芜所说“还有几个人”加了按语，指出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资产阶级文艺集团”。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同一时期胡风所写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到了后来，甚至没有任何报刊敢于发表胡风的文章。对于胡风这种视写作为生命的人，剥夺他的写作权利，封锁他的发表渠道，无异是对他极其残酷的打击。
要知道，早在1930年代，胡风在上海便已崭露头角，与鲁迅常有往来且关系密切，鲁迅也对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非常欣赏。那时候的胡风，拥有自己的文艺阵地，先后与人合编或主编过《海燕》《七月》《希望》等杂志，在国统区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就连自己写的文章，也找不着地方发表了。
而此时的舒芜，倒是很有些春风得意，可以接二连三在地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而且能够被级别最高的报纸所转载，这更增加了胡风的反感。胡风的认识就很明确，你可以检讨自己的思想问题，但干吗要把别人也拉扯上呢？而且还把这些人都推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难道不是表明要同这些人划清界限吗？紧接着，舒芜又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直接点了老朋友路翎、吕荧、胡风等人的名，认为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就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舒芜的两篇文章发表后，受到胡乔木、周扬等人的重视，认为舒芜是个能写文章的“枪手”，决定将他调到北京。舒芜到北京后即参加了由周扬主持的对胡风的批判会，舒芜在批胡的同时，与中宣部领导谈妥了条件：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审。
随着舒芜越来越积极的表现，胡风对这个昔日的忘年交愈发反感。1954年5月，胡风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揭露舒芜是个“品质恶劣的欺骗者”，他“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示了强烈的反党态度，是打进党内的破坏者”，“对解放军和老干部强烈不满”。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恶意诬陷，胡风引用了舒芜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这种做法，为后来舒芜上交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开启了互害模式。
不久，胡风向中央递交了一份“三十万言书”，陈述自己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存在制约文艺家创作的“五把理论刀子”。中央将万言书退中宣部处理，中宣部将其定性为错误的、反动的，于是组织文联和作协二百多人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批判胡风。舒芜虽然不是主席团成员，却以“枪手”身份参与了对胡风的批判。
会议结束时，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宣布与胡风学术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变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
在“批胡”高潮中，何剑勋来北京开会，邀约聂绀弩和舒芜一同去胡风家拜访。舒芜有些犹豫但还是跟着去了。在胡风家里，胡风夫人梅志见到舒芜时愣了一下，她没想到这个“死对头”会在自己家里出现。胡风从客厅出来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跟何剑勋握手时说的：“开会啊，还有几天住吧，我们改日再谈。”说完掉头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第二句话：“老聂，你也不事先通知一声，什么人都往我这里带！”又回头冲着舒芜说了第三句话：“我这里，不是那些混账东西可以来的！”
三个人尴尬地离开了胡家，到北海喝茶。舒芜说：“这真是奇怪得很，胡风怎么这个态度呢？何至于生这么大的气？”聂绀弩提醒说：“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他也拉上。”又说：“他当初发表你的《论主观》，是为了批判的。”舒芜一听很生气，说：“怎么是这个说法呢？要是这样讲，那好，他给我的信都还在，可以拿出来证明嘛，看看当初是不是为了批判。”聂绀弩赶紧劝他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事后，聂绀弩特地让妻子周颖去告诉梅志：舒芜可能要把私人信件拿出来。
从后来显示的资料看，最初，中央是把对胡风的批判控制在思想斗争的范围内的。周恩来就曾指示周扬，帮助胡风自己检讨，只要检讨了，别人不必多批评。甚至就在周扬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后，周恩来仍然派乔冠华等找胡风个别谈话，给予关照规劝。在强大的压力下，胡风写了《我的自我批判》。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料，反而愈加升级。
在胡风派作家中，舒芜是公开批评自己和批评别人的第一人。他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划清与大势已去的胡风派的界限，以获得文艺界领导的信任和认可。1955年4月13日，舒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这顶“反戈一击”的帽子比中央扣得还大，也更严重。这种超乎常人的表现，让担负“批胡”任务的《人民日报》和《文艺报》注意到了舒芜的潜力，于是排出计划主动约稿。
此时的舒芜已经明白，调子唱得越高，越能引起上面的重视。接下来，便发生了著名的“交信事件”。
据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林默涵回忆：“大约在1955年5月的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得好好的胡风给他的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林翻阅了一下，看出来信中有很多对党的和非党的作家的仇视态度，很多的暗语看不懂，于是又把舒芜找去，要他对信中的暗语作出注释，将信按内容分分类。舒芜很快将信整理完成，交给了林默涵。林看后交给了周扬，周扬又转给了毛泽东。
但舒芜强调：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是他在投寄《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风和他的私人通信，编辑叶瑶为了核对引文，向他借信用于校对，这批信件才到了林默涵手里。
到底是“交上去”的还是“借出去”的，林、舒二人各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胡风的私人信件传到了上层并被运动所利用，这才是最关键的。
林默涵得到信件后，约舒芜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你的文章和胡风的信，都看了。你的文章可以不必发了。现在大家不是要看舒芜怎么说，而是要看胡风怎么说了。”林默涵要求舒芜将他在信上画记号的地方摘下来，按内容分为四类：胡风几十年来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我们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怎样一贯反对革命文艺队伍；怎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其宗派活动以怎样一种思想和世界观做基础。
舒芜回来后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写成了题目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交了上去。
最初，林默涵与周扬决定让《文艺报》登载这批材料，由《文艺报》常务编委康濯执笔写了编者按。5月9日，文稿清样呈送毛泽东过目，毛阅后，将材料原标题中的“胡风小集团”，改成了“胡风反党集团”，并推翻了原来的按语，由自己亲自写了一段八百字的编者按，在按语中号召向舒芜学习，“交出与胡风往来的信件”。毛指示文章先登人民日报，然后才在文艺报转载。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接着又相继推出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公布了胡风的“追随者”们被迫交出的一百五十八封私人信件，并将“反党集团”再度升级，改称“反革命集团”。随后，所有材料被汇编成册，加上毛写的《序言》，印发七百六十多万份发送全国。
胡风看到《人民日报》后，惊得目瞪口呆，连连说：“不得了啊，这要害多少人啊！”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逮捕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收审“胡犯”的工作同时进行。有2100多人受到株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这使胡风案件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范围最广、牵涉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在这场陷人于水火的劫难中，舒芜提供的信件和批判文章，毫无疑问成为了引爆重磅炸弹的导火索。导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蒙冤者经历之惨，真是难以名状。
如果，我们说如果，舒芜能守住良知底线，像聂绀弩所说的，你检讨就检讨，不该把胡风也拉上，更不该涉及旁人，那还会造成这样大的祸害吗？原本，舒芜不在文章中引用私人信件，也就不存在交出私人信件的问题；只要他不主动交出，别人也绝不会知道。然而一旦交出，形势便不可逆转，只消按图索骥，在册者便难逃罗网。仅此而言，舒芜之过大矣！
1980年代，胡风终获平反，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顾问。复出后的胡风在报上撰文，向受到牵连的朋友、读者致歉。1985年，胡风逝世，悼词称胡风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要求进步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并努力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一生”。
从胡风出狱到离世，十多年的时间里，许多当年的“胡风分子”和同情者，不断前去看望胡风，但在长长的探视者名单中，唯独没有近在咫尺的舒芜的名字。
参考资料：
于继增《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伍宇《舒芜和“胡风集团案件”》
方竹《读《舒芜胡风关系史证》有感》
秋水《舒芜的悲剧》（《博览群书》2009年10期）
百度百科“胡风”条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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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1922.7.2.-2009.8.18.）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李辉等作家写的，只是煽情的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事实真相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属于被动，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很简单，你舒芜是我胡风提携的，竟然投靠我的死地周扬，反对起我胡风来了，我胡风就要搞死舒芜的，揭发你是叛党分子，让你坐牢让你被枪毙!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胡风一向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说他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为什么人们总是恨犹大，却不恨罗马总督？难道忘记了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犹大，而是罗马总督？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后代，他晚年一直在努力坚持五四精神，特别是1980年代后的30年，他作为一位重要文化人，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接到学者朱正先生从长沙发来的短信，告知舒芜先生于8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24日上午举行。我回复说实在没有想到。我心里很难过，当即决定去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应该去送他最后一程。
一本揭开文化伤疤的书
我认识舒芜先生的文字，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读书》杂志的文章还没有如今这般艰涩，有很多名家在上面写一些平易近人但思想深刻的文章。张中行的《月是异邦明》、资中筠的《爱国的坐标》、舒芜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对于正处大学时代的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但真正和舒芜先生本人有直接联系，是到2003年年初了。当时我正在复旦读博，对于女权主义思潮有一些私人的兴趣，我注意到舒芜发表过大量抨击男权主义、呼吁女性权利的文章。尤其令我吃惊的是，早在1956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男挑女”和“女挑男”》，指出女性同样也有追求男性的权利。他对白居易的“老流氓”批评、对《浮生六记》爱情观的批判、对《聊斋》作者男权思想的揭露，都是我这个自诩为“男性的女权主义者”的人从未想到过的。其时朱正先生正居北京，通过他的牵线，我和舒芜先生直接联系上了。
因为同样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质疑所谓的“国学热”，揭露历史和现实中女性的悲惨境遇，舒芜先生视我为忘年交，经常通过电子邮件讨论问题。当时舒芜先生已经年过八旬，但却用电脑写作，还喜欢玩玩电脑游戏。他喜欢上网，看到国内外一些社会时事报道，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群发，他对于未来中国的社会走向深感忧虑。我当时强烈建议他将平生倡导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的文章结集一册，以广流布，为此我在2003年3月专门写了一封9千多字的长信向他陈述理由。
这就是200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哀妇人》一书的由来。他将书稿编成后，坚邀我做序，我觉得文坛前辈请晚辈后学写序完全不符合“潜规则”，再三推辞。后来实在惭愧的是，我还是写了一篇序言，且一写就写了4万多字。我在序言中说：
“舒芜先生深刻地揭露了这部男性针对女性的性奴役的中国历史的残酷与荒谬，而这又是与他强烈的时代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揭露历史上一切侮辱女性、歧视女性、凌虐女性的性道德的残酷性与虚伪性，并非是在为博物馆撰写供人观览的古物说明书，供今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充溢着对当下现实的人文关怀。因为这一切恶劣的思想并没有随历史而永久消逝，而是依然真真实实地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
为了写作这篇序言，我和他通信(电子邮件)往来讨论共计96封。我在序言中，不仅正面评价了他的女性思想，还批评了他的同情女性态度，实质上还是将女性视为弱者，而我认为这种弱者地位并不是天然的男女生理差别造成的，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舒芜先生尽管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并不以为忤，仍然将这篇长序置于卷首，真是有民国先贤之风。
胡风才是最早的告密者
就是这样一位正直、善良的老人，数十年来，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为某些自诩为“正人君子”之流所鄙视，不能见容于俗人，遭到众多“不明真相”的文学中年青年的误解。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
导致这一恶果的，是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2000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从李辉等和胡风案涉及人士关系密切的作家那里，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那只是煽情的文学传记，而非客观的新闻报道。
痛骂舒芜者不愿提及或根本不知道的是，早在舒芜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风就给党中央写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谈话内容，揭露舒芜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指责周扬“利用叛党分子(即舒芜)在党和群众面前公开地造谣侮蔑不向他屈服的作家(即胡风本人)”。
胡风说：“1950年冬他(即舒芜)来北京开会……闲谈的时候，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化身’的老干部取了嘲讽的态度，而且对于一些工作方式也取了尖刻的嘲笑态度。我感到失望。”
“他(即舒芜)走了以后，和路翎同志谈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参加过党，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的情况。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来不及了。过后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现并不简单是一个封建家庭子弟的缺点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总结胡风的原话，胡风给舒芜的主要罪名是四项：
第一，舒芜是市侩主义者、品质恶劣的欺骗者。
第二，舒芜因被捕问题被清除出党以后表现了强烈的反党态度。
第三，舒芜对解放军和老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朋友们的强烈的不满。
第四，舒芜是通过空隙打进党的“破坏者”(内奸)。
这封俗称“三十万言书”的信，全称《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该信的第一、二、四部分均公开发表果，唯独揭露舒芜的第三部分此前从未公布，仅见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风全集》第6卷第324-331页。白纸黑字俱在。
据《人民日报》社编辑叶瑶在胡风案平反后的回忆文章，舒芜上交胡风信件，是在整个文艺界被要求批判胡风的形势下，该报编辑叶瑶在领导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他能不交吗？而胡风，却是主动检举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这已经是在主观上要借助政治力量置对方于死地了。原因只是对方曾经是自己提携过的人，现在却不听话了，投靠自己的死敌周扬。两人的人品高下一清二楚。只是胡风判断错了当时的政治形势，他自认为自己的文艺思想最符合马列主义，不满当时主管文艺的周扬。可是最高层却倾向了周扬这边。说穿了，就是胡风和周扬争夺马列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政治斗争。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是胡风告密成功，那舒芜就成胡风，胡风就成舒芜了。
走不出的“胡风事件”
所谓的舒芜叛党问题，在胡风这封信第三部分公布之前，我从未与闻。这在1950年代的形势下，无疑是属于历史反革命。舒芜先生本人在后来文章上似乎从未解释过此事，许福芦的《舒芜口述自传》中也没有涉及。如果舒芜叛党行为属实，胡风如此检举揭发，就是要把舒芜置于死地，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牢。如果舒芜叛党并非事实，则胡风属于恶意构陷，性质无疑更加严重。舒芜究竟是否真的被清除出党，我一直有这个疑惑，但总是没好意思问，现在舒芜先生西归，也就无从问起了。
我并没有认为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确的，我只是想强调，胡风早于舒芜一年就主动揭发舒芜，而且是叛党这样严重性质的问题，这是要坐牢乃至枪毙的!交信确实是舒芜一生最大的错误，但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胡风案是反右乃至文革的前奏，舒芜先生的夫人陈沅芷，在中学当教师，文革之初便被中学生捆绑起来，活活打死。文革期间，在北京被中学生打死的老师数量非常惊人。
总是有人说舒芜一直没有对交信表示忏悔，其实舒芜先生已经N次在文章中对此表示了忏悔，比如在《回归五四》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的序言中，舒芜就说：“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责任。”你可以说他忏悔地还不够真诚，但你不可以说他没有表示忏悔。可是，同样在告密行为上走得更远的胡风一方，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忏悔，甚至几乎无人知道此事，尽管这从1999年开始，就是完全公开的材料。群众为什么总是“不明真相”？唯一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公开透明，或是有偏差的信息占据了舆论主流。
胡风案在1980年终于获得平反后，一些文人把胡风树为“高标”，为理想殉道的“圣人”，最早反抗体制者，通过贬斥舒芜抬高胡风。似乎胡风就是完全的受害者，这和文革后出现的很多伤痕文学作品的模式是一致的，即被打倒的老干部都是完全的受害者，只字不提他们在被打倒前也整过人。
现在一些文人，就是想把胡风塑造成最早的反毛者、最早的反对体制者。因为他是被毛定为反革命，是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文化界的大运动，这种逻辑很可笑。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文艺战士的胡风反毛，简直是个笑话。胡风是想去舔屁沟却舔到脚丫子上去了。
1949年11月20日，胡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就激情彭湃地抒发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从开篇到结尾都在颂扬毛泽东。该诗见报后的第三天，胡风便收到了诗人王亚平的贺信，信中赞扬他“第一个歌颂了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不久，胡风就写信给舒芜，要他多向党组织靠拢，多听党的话，不久后胡风的文艺思想遭批判，舒芜就听命写了批判文章，引起提携过舒芜的胡风的严重不满。于是就有了胡风率先揭发舒芜是叛党分子之举。
胡风这些要舒芜听党的话的信件都在，在1990年代末，舒芜为了说明当时他写作批评胡风文艺思想(这类文章，文坛无数人都写过)的历史背景，在写作《回归五四》一书的后序中引用了胡风的原信。书还没正式出版，胡风的遗孀梅志就到处告状，说这是胡风的著作权，舒芜不能引用，并通过各种关系，要求和舒芜签订出版合同的上海某出版社不能出版该书。舒芜后来只能删除原信，该书辗转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
胡风案的受害者作家聂绀弩，晚年就和舒芜关系非常好。他是把这些都看穿了。1982年，聂绀弩诗赠舒芜：“媚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致信舒芜，说：“我看过忘记了名字的人的文章说舒芜这犹大以出卖耶稣为进身之阶，我非常愤恨。为什么舒芜是犹大，为什么是胡风的门徒呢？这比喻是不对的。……至于后来，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和当了几十年的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
是的，为什么人们总是恨犹大，却不恨罗马总督？难道忘记了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犹大，而是罗马总督？其实，只是因为那些人不敢去恨手握生杀大权的罗马总督而已。胡风事件也是如此。
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享年87岁，也应该算是喜丧了。只是，他这一生，实在是太倒霉了。这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悲剧，被时代的洪流裹胁，对于个人命运的完全没有任何支配能力。在他这一辈人中，他是学问和才情最好的。他没有读过大学，但由于出身桐城方氏，家学渊源深厚，曾执教于大学，可惜因为环境的关系，未能尽其才。他被政治轻轻的利用，又被政治重重的抛弃。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
我觉得最值得讨论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为什么两个人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舒芜直到晚年，才看到胡风揭发他的文字段落)，都做出了类似的举动？胡风是主动揭发，欲置舒芜于死地，舒芜则是上交私人信件，成为对方治罪的证据。
这一两年来，舒芜先生的身体一直不好，不能经常上网，接电话又听不清声音，所以我和他联系也少了。我现在还记得我2004年10月去北京，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晚年和女儿住在一起，当时已不良于行，他请我在家吃饺子。他的外孙女章章，当时只有六七岁吧，钢琴弹得非常好，我开始还以为是播放钢琴曲的唱片呢。
舒芜（1922.7.2.-2009.8.18.） –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2009年8月21日初稿于广州，24日凌晨5时改定于北京旅次，距舒芜遗体告别仪式还有几个小时。8月30日凌晨再改于广州
来源：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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