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泛封建”话语的来源

自从秦汉封建制度终结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有关“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优劣的讨论不绝如缕。不过，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把秦汉以来的制度称为“封建制”。在所有的讨论、研究之中，“封建制”只指西周分封。历史上参与讨论的著名人物有李斯、贾谊、晁错、董仲舒、魏征、李泌、柳宗元、苏轼、范祖禹、叶适、朱熹、杨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袁枚、魏源、冯桂芬、俞樾。所有这些人物的言论、著作，以及其他历史记载、著作、论文中的“封建”都只指西周分封土地、建国的制度，决不指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
没有例外！
那么，把秦汉以来皇权时代的政治制度称为“封建制”，又从何而来？

概括言之，陈独秀始作俑，列宁、共产国际定性，毛泽东一统话语。

陈独秀1915、1916年在《新青年》上把“封建时代”与“君主专制时代”作为同义短语而相提并论，说“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p.192-193）。他用“封建”涵盖氏族制结束后的整个中国历史（p.203）。这是中国首次将秦汉以来的中国界定为“封建社会”的表述。这种表述是“概念误植，导致学理偏失”（p.200）。

陈独秀这种误植，当时几乎无人响应。即使同为《新青年》的作者，也罕有同调。鲁迅、高一涵、吴虞、李大钊、傅斯年都从使用这种话语。

陈独秀的这种泛化封建，虽然当时没有被学界接受，后世的影响却很大。主要原因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理论与语汇影响，而核心观念则由列宁创发，斯大林定型并强化（p.216）。

列宁首先用“封建制度”来定性俄国的农奴制，建立了泛化封建观。他把东方国家地主制的君主制都纳入“封建主义”范围内, 将泛封建观提升为普世性范式，用以分析亚洲（包括中国）社会，认为中国近代前为“封建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关键论述，见于其“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p.219）。虽然这一学说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相符，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具有传播优势。共产国际在其“二大”文件“民主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根据列宁的定性，将近代中国定性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后来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东方问题之提要”延续了这一定性。这个文件被译成中文，刊登于中共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而引入中国。列宁的定性，迅速被中共和和当时中共合作的国民党所接受。

中共使用“泛封建”话语始于1922年。那一年，中共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一文件中，采纳共产国际的“泛封建”说，开篇就是“中国经过几千年的封建政治……”。

毛泽东从1926年开始大量阐述“泛封建”论。他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正式以“封建社会”冠于周秦以来漫长的中国历史阶段（p.271）。毛的泛化封建论，成为二十世纪以后以郭沫若等中国历史学家治史的依凭（p.275）。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俄领导人斯大林的理论传入中国，特别是《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它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说使得泛化封建观得到强有力支撑（p.277）。斯大林把封建社会诠释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这种浮泛的定义，几乎可以把各种前近代社会形态囊括在内（p.278）。

这种历史发展学说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固定化、模式化的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并被宣称是“唯一”正确的论说（p.277）。即使后来共产国际解散，斯大林被批判，中共和苏共交恶，苏共垮台，以马克思、列宁理论为中心的苏共意识形态在俄国、在全世界也已经被绝大多数人唾弃，“泛封建”话语却还是在中国延续下来了。

这种“泛封建”话语在国际学术界固然无人接受，近代中国，除陈独秀和中共之外，严复、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杜亚泉、李大钊、吴虞、梁漱溟、鲁迅、胡适、钱穆、傅斯年、王亚南、雷海宗、陶希圣、张荫麟、胡秋原、费孝通、齐思和、侯外芦、顾准、李慎之、王元化等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从未接受秦汉以来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使用“泛封建”话语。 连陈独秀后来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起而反对“泛封建”话语。关注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如韦伯（Max Weber）、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费正清(John Fairbank)也反对这种泛化的封建论。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一开始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有关中国秦汉以来社会性质的定性。后来经过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的解释，放弃了这一话语。

全盘接受列宁、斯大林、共产国际、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马列主义学者，如李达、吕振羽、陈伯达等人。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泛化封建观被推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果实”，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据。马克思本人反对将欧洲史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规则（p.289）。他们对中国、印度，从不以“封建”相称，而是用“与外界隔绝的‘天朝帝国’”, “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制度”，“官僚体系”，“宗法制度”等（p.291-292）。明确指出“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中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全然不顾，只要维持意识形态需要，歪曲、伪造毫不犹豫！

中共接受了苏俄的理论，并由其领袖毛泽东的文章统一了全党的话语，1949年之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1949年以后，以其政治力量在宣传、教育、文化推行到全国全民，成为不容质疑的重大理论。一旦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之后，官方就无视此话语涉及的语词定义、起源、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等等。近二、三十年以来，虽然中国史学界一再指出这一话语的错误，官方始终不为所动。官方意识形态就如一张禁锢着民众思想的天罗地网，其主管人员未必不知这一话语的荒谬，但至今就是硬着头皮，闭目塞听，死撑着“秦汉以来中国是封建社会，而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论不改，虽然这一话语的始作俑者陈独秀早已认识到了错误，而其理论奠基者从理论上破产，实践上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场代价巨大的惨烈闹剧。到这时候，话语的定义、来源、与事实是否相符、是否合乎逻辑等等，完全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他们所忧虑的只是不能因自己纠错而在意识形态之网上破一个洞，以造成民众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从民众心理上形成对政权的怀疑。

“真”，从来不是专制的价值标准和追求目标。

六． 理论错位的后果

一种名实错位，除少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之外，从没有被国际学界接受、在中国长达两千二百多年的讨论中也从未出现过的理解、定位的错误话语，1949年之后，竟然被大多数中国知识公众深信不疑，并由此产生许多衍生词，可见政治力量对学术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也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公众的反思、质疑、独立思考的能力何等薄弱。这种对官方话语不加思考就想当然地接受，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指鹿为马，以西欧历史模型硬套中国历史（p.257），如钱穆则就斥之为“削足适履”（p.328）。

从陈独秀开始，把中国历史上一切专制、野蛮、落后的现象，都归之于“封建”。陈独秀就曾认为封建=前近代=落后（p.192），将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为一谈（p.210）。结果，“封建”被污名化，“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成为概括传统文化应与批判及继承的两大侧面。其实，与“民主性精华”相对应的主要是“专制性糟粕”，“民主”的对应词是“专制”，而不是“封建”（p.211）。“封建”代“君主专制”受过（p.213）。事实上，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程度远低于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社会；由于统治者所控制的资源相对小，控制力相对弱，封建社会民众的自由度相应也比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高；由于封建社会难以建成无远弗届的意识形态之网，学术的发达更是后代无法企及的。李慎之甚至说过，“历览前史，中国封建社会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p.211）

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理论错位使得中国近代转型的目标错了。

整个中国近代化的中心课题，并非“反封建”（此一任务已大体在周秦之际完成），而应当归纳为：

1. 解构宗法社会，建立契约社会、法治社会；

2. 变革地主经济，实行耕者有其田；

3. 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p.215）。

虽然冯教授说，以上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叶百年间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实际情况。我们处于可以自由发言的社会，可以对上述民主革命的三项任务的状况作一判断。这一判断，冯教授无法说，我们可以说：

1. 宗法社会已经解构，但契约社会、法治社会远未形成。而且，相比较于1949年之前，甚至帝制时代，政府带头，社会对契约的遵从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更加薄弱；相比较于1949年之前，法治建设更是大幅倒退。“党领导一切”，法律的制定、执行（或不执行）、解释完全由党决定。国民政府时代法院、监察机构对行政的微薄制衡，消失殆尽。昭示国际、信誓旦旦要“坚定不移”执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几个领导人想推翻，马上就推翻, 就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例子。

2. 地主经济已经改变，但国家成了土地的唯一主人，最大的地主，农民拥有土地的状态还不如帝制时代和1949年之前。农民实际上是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国家农奴。

3. 君主制名义上已经不存在，但民主共和还遥遥无期。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实行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对民众生杀予夺，其权力之大不亚于帝王，而对民众的控制范围和程度却远远超过帝王。

1978年之后邓小平费了很大力气取消的领导人终身制，同样是几个领导人想改，马上就恢复。

连“定于一尊”这样帝制时代用于皇帝的语词，都毫无顾忌地被重新翻出用于中共领导人身上。

不要说我们这些对官方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的人，即使是其拥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强辩上述三大任务已经完成。最近中共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设”，声称要到2035年才“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即使这种承诺真的能够实现——从中共历史来看，它所作的承诺十之八九从不兑现——那也是推翻帝制后的第一百二十四年！这和日本“明治维新”用二十多年建成法治国家，对比鲜明！能说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

这一现代化过程的失败，很难说与“泛封建”话语、以致弄错了近代化应当革除什么、建立什么没有关系。

读者可能要问，对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中国知识人为什么会弄错？袁教授解释如下。

“事实上，将‘封建’泛化的近代学者，大多饱读诗书，当然明白‘封建’的古义为封土建国、封爵见藩；他们又多半熟识西文、西史，对feudalism的含义为封土封臣、采邑领主制，并不生疏。故‘封建’的滥用，绝非由于论者不通古义、今义，而另有原因—误信单线直进史观，因而将中国历史附会西欧历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程式” “‘封建’概念被泛化，不单是一个语义学问题，更是历史学、文化学问题。”（p.6）

袁教授说得正确。不过，我还想说一说袁教授不便说出的另一个原因：中共无所不及的思想统治。学界当然有很多人知道“泛封建”话语错误。但是，一旦这个理论由毛泽东“钦定”为意识形态，就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统一了宣传、教育、文化的口径，任何不一致都将被视为思想界的敌对行为而使得学者裹足不前。由于用这一话语统治了教育，在1949年之后受教育的一代代人，包括作者本人在内，思想中有关历史发展的部分几乎已经被填充满了。不经过反思、批判、清理，装不进异议。

2020年十一月十三日

历史学家易中天曾经简要地对比过封建制和集权制：

“‘封建制’之后是 ‘集权制’, 区别在于：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集权制——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而且封建社会只有 ‘天子’, 集权社会才出现了 ‘皇帝’。秦始皇推翻了 ‘封建制’后，创立了 ‘中央集权制, 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 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
(易中天：“挤压中华泡沫史”)易教授的概括不仅简明扼要，而且直指问题的核心，振聋发聩。

无疑，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分析需要从多方面进一步深入。本文第三部分将从专制程度、政权和神权、人身依附、社会转型的难易、学术文化发展各种角度来探讨两种对立的社会的特征。 所讨论的每一个题目，都足以写成一篇论文、一部著作、甚至一套丛书。以本文作者的学术训练和学力，那是完全不能胜任的。以下仅仅是概括介绍冯著以及冯著提及的前人的观点，至多是提出一些作者自己的思考。作者的希望是，这些论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进而做出专业性研究。

七．专制程度

毋庸置疑，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其政治制度都是专制，但专制的程度不一。

封建社会从皇帝、国王到公侯伯子男，层层分封。用梁启超的说法，就是“多君”（p.173），从权力结构上来看，是分权，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是集权。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贵族阶层，制约皇权的力量微薄，官僚体制与地方绅权又臣服于皇权。帝王掌握“六柄“，即对臣民的生、杀、富、贫、贵、贱，从生命到财产到社会地位，都由皇权掌控。集权社会皇帝的权力远大于封建君主。梁启超说，“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而“自秦以来，天下几一家矣，以二万余里之大地，而二千年来常统治于一王，此实专制政体发达之最明著者也。”（p.176）自秦以后的中国历史，皇权至尊、至大，是一个基本事实。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是一种无限君主制（p.407）。

西欧中世纪的君主制多为有限君主之制（等级君主制）。中世纪末期专制君主权力日益壮大，但仍受到基督教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衡（p.408）。贵族政治一直是制约王权的强劲力量（p.410）。

作者还想指出，处于权力中心、已经是生杀予夺的皇帝，却经常感觉到权力不够集中、控制范围还不够大，还经常在考虑如何将权力更加集中在自己手中，减少制约和权力行使上的中间环节。越是想“有所作为”的君主越是感觉受中权力集中不够。

最明显的是，从秦汉到唐宋，作为文官首领宰相还使用行政权，还能对皇权有所制约。到明代，朱元璋就感觉宰相的存在是对他权力的约束，从此取消这一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行政权。清代对明代制度曾有过仔细的衡量，感到这一制度对皇权有利，照单全收。而且，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中，一旦某种政策无法施行，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意志、政策推行不力，而推行不力的原因在自己权力不够。于是一再集中权力。

中共至今还延续了这种思路。本来在毛时代，中央对地方、对民众的控制已经无以复加，从思想意识、衣食住行、就业工作、教育、文化、体育、娱乐、日常行为一直管到人类历史上从未被管制过的生育，我真想不出，生活中还有什么方面没有被管到。“文革”之后，终于有少数还肯面对现实的领导人看到，这种体制下，个人积极性、创造性被扼杀，官僚系统由于管得太多，庞大臃肿，效率低下，推诿塞责，难以为继。在不损害自身统治的条件下，有限地放松了一些管制，社会活力马上出现。

然而，当这个体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本来应当思考现有的体制应当如何改革以适应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当权者却还是走到秦汉以来皇帝的思路上去了：社会和国际冲突的发展是执行中央政策不力，执行不力是中央权力不集中。因此拒绝改革，还收回了曾经放松了的权力，比如设立党委以直接控制私人企业。甚至设立种种“小组”将行政权收归个别人手中。

我看不出这种体制和秦以来的大一统专制有实质的区别，看不出这种倒退能够给国家带来任何实质的进步。即使这种统治方法达到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最高水平，如唐代的“贞观之治”，也远不足以解决一个国内矛盾、区域冲突、国际竞争交织、人的创造性作为国际竞争力和民族兴衰最重要的因素、需要打破对个人自由的扼杀和限制等现实问题。何况当政者从眼界、气度、胸襟、学识，和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较为成功的帝王相比，还无法望其项背。

大一统专制社会的另一特点是，最高权力的争夺从贵族内部扩散到社会各阶层，耗费的国家资源巨大，造成无数惨剧。

费孝通说，“封建解体之后，政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帝王本无种’。封建的政权是忆血统来分配和传袭的。不生在贵族之门的庶人， 轮不到这些‘宝座’，……”秦以后，争夺政权的事没有停止过。（p.337）“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封建社会的封臣、平民、农奴就不会有这种想法。

八．政权与神权

中国的专制君主既掌政权，又兼控神权（p.408）。历代的佛教、道教领袖，都得拜倒在皇帝之下，往往由皇帝册封为什么“国师”之类。欧洲神权与政权分离，帝王需要执掌神权的基督教会为之加冕（p.408）。而日本的天皇则掌握神权而多不理庶政。就如福泽谕吉说的，“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的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中国君主制是一元结构，而日本是二元结构（p.409）。

这种一元结构，政权缺乏神权的制约；在从秦汉到清的两千多年过程中，神权是政权的支撑力量。

作者按：除了政治体制问题之外，中国神权服从与政权也和中国自古宗教精神薄弱有关。试想，如果欧洲君主、他们的臣民不是基督教的真正信徒，拥有兵力、财力，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用政权的力量迫使教会服从他们的意旨, 对基本只有精神力量的教会何惧之有？德苏战争开始时，苏俄岌岌可危。有人提醒斯大林要争取教皇的支持。无神论者斯大林就轻蔑地说，“教皇有几个师？”假如斯大林是欧洲封建君主，他会心甘情愿接受教会的加冕？他会毫不犹豫地执行在苏俄争取初期的政策，焚毁教堂、杀掉教士、禁止民众信教。

体制的基础是精神力量。

九．阶级关系与人身依附

“多君”的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关系密切。武士、臣民效忠各自的领主，对各自的领主负责。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社会只效忠于一人，各级官员的任命直接由中央政府任命，只对皇帝负责。

封建社会阶级关系固化，人身依附强。大一统专制社会阶级关系流动，人身依附相对薄弱。

封建社会中，贵族、平民、农奴界限壁垒森严，身份世袭，不可逾越。作为附庸的阶层，如欧洲的骑士，中国的门客、日本的武士等等，只效忠于自己的主人。对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国王，反而不承担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对最上层君主的效忠，是诸侯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中国封建时代才会出现那种死忠于领主如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为主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完成领主意图的刺客，反而看不到死忠周王的这类人物。秦以后，这样忠于主人的死士十分罕见。

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社会中，阶级不固定。梁启超就说过，中国社会贵族和平民的身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贵族与平民享有政治权之分限，也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p.112）。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在汉代通过荐举、征辟，在魏晋时代通过“九品中正制”的考察，可以成为官僚，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隋唐之后，更是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级（p.45）。

正因为这种阶级流动，有些学者如梁漱溟，就认为中国大一统社会中没有阶级，因为“阶级”作为一个从西欧传来的概念，本来是代代相传而不可流动的。梁漱溟的这一观点，值得思考。

抽象地从平等观念来看，这种阶级（作者在这类暂且使用这个术语，但认为换一个不同的语词，以区别这个有“固化”涵义的语词好）的流动更为先进、现代，更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但如果把这个阶段的历史结合社会转型来考虑，就可以发现它的结果并不好。

这一点在“社会转型”部分来讨论。

十. 社会转型

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后，建立了以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日本“明治维新”，同样也从封建社会转型为现代化社会。中国则从“戊戌变法”试图改变体制以来一百多年，至今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社会，而且专制程度在毛时代曾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高峰。

为什么中国转型至今未成功？当然找不到一个单一原因。原因之一是，这些转型成功的社会，原来都是封建社会。

法国政治家、历史家基佐（Guizot）指出，封建制度是西欧社会复兴不可少的保证（p.101）。明治维新的成功也得益于封建社会。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说，中古的封建之为近代化的生成提供了某些先决条件，因为封建制在本质上重视法律的权利和义务，多少助长了近代发的成长。封建领主专注与土地和地租的征收，故商人、制造也比在专制政治社会有更多的活动范围和保障（p.163-164）。这些都给近代化提供了有利因素。

英国历史学家默多柯在所著的《日本史》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成功，背景条件之一是日本与欧洲前近代社会的类同性。而且这种类同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巧合（p.144）。美国学者R.柯尔本等所著《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也指出，九至十九世纪日本的封建主义与西欧的封建主义相似（p.115）。

作者认为，封建社会的近代化比大一统专制社会的转型，从统治阶级的力量和被统治阶级的动因来考虑，前者比较容易。这是作者的一点思考，远不是论证。

从统治阶级方面来看，由于皇权独占国家的绝大部分资源，包括财富、军队、国家机构、教育，等等，一旦受到挑战，容易集中国家力量来与之对抗。相比较之下，封建国家的财富分散，帝王不能直接控制封国的军队、国家机构等，可动员的力量要小。

从被统治阶级方面来看，封建社会阶级固化，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职业世袭，轻易不能改变。要消灭不平等，只有改变政治制度一途。封建社会的阶级固化成了政治革新的主要动因。

相反的是，在阶级流动的大一统专制社会，民众改变政治体制的动因就弱。原因也很清楚：既然社会地位可以通过如科举这样的途径得到改变，就不必要推翻体制了。除了少数所谓“贱籍”如娼、优等家庭的子弟之外，其余人都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元代高明杂剧《琵琶记》中语）。推翻一种体制所担的风险、付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考试。同样能够改变地位、由贫贱而富贵，民众为什么要舍无风险的科举考试而投身大风险的推翻体制?

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允许阶级流动，是一种“理性的专制”，通过荐举、科举吸收被统治阶级的优秀人才，既因此得以改善国家治理，又抽干了民间潜在的反对力量，非常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因此李世民在科举考试顺利进行之后，志得意满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相比较之下，封建社会阶级固化，人才反而多存在于民间。

事实上，秦汉以来数百次的造反，要不就是皇室内部争夺皇权，要不就是民众因灾荒或暴政濒临死亡边缘而起，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为了改变体制、提出改变体制的口号。而且，正如余英时指出的，这些造反中的少数知识人，都是科举失败的“边缘知识分子”如牛金星、洪秀全，那些无法通过官方认可的途径改变自己地位的人。

因此，单纯从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考虑，是用不着去改变体制的；中国近、现代从事于改变体制的人，都是接受普世价值，有宏大历史观、认清历史潮流的人。如果仅仅是为了改变自身的地位，有更加容易的途径可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不一致。

封建社会中，就没有这样的途径；要改变自身的地位就必须改变体制，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同一。

二十多年前读美国越战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的《越战回忆录》（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他总结了越战失败的十一条教训。其中第二条是，“我们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南越的民众和领袖。我们以为他们渴望自由，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我们完全错误估计了那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原书p.322）

一针见血！作为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照抄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越南，不会是例外。

事实上，这种“阶级流动”政策一直延续至今没有变化。当代中国的知识人，对中共坚持的政治体制，认同的和愿意投身去改变的，都寥寥无几。大多数虽然知道这种体制弊端百出、极不公正、与历史潮流对抗、将来一定垮台，还是走“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以获取利益”这一传统的老路。因为对个人来说，这是一条成本最低、几乎无风险、因此本益比最高的路。

近三十年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对玛克纳马拉的教训完全没有接受，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中产阶级就一定要争取民主自由。他们怎么会想到，在中国这种社会，个体的“自由”与全民的自由不重合：用不着全民的自由，只要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马上就可以获得高于西方社会公民的“自由”：可以将全民财富占为己有、可以三妻四妾、可以与亲朋好友分享全民财富、可以获得高于民众的医疗、可以将自己的利益传给子孙…..而民主恰恰就会妨碍这种“自由”！

十．文化、学术、技术

权力分散的封建时代培植出多元的私学文化，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却都提倡文化一统专制，使得战国时代的学术多元走向君主集权时代的思想整合（p.48）。

封建制有利于思想学术的发展。清代袁枚说，“封建制”政治多元，使各类人才获得生存空间，诸种学术亦获得拓展天地。他以孔子为例，认为他的思想不可能在思想统一的郡县制、科举制条件下生发、舒展。近代戴季陶也指出，中国学术最发达的时代是周代，是因为“中央无专横之政，地方有自由之权，竞争盛而进步亦速。”

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相匹配的，是大一统的官学文化。秦代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倡导文化一统专制，使得战国的学术多元走向君主集权时代的思想整合（p.48）。戴季陶说中央集权制“于社会文化个人身心之发达实多阻碍”“是故中国文化之发达，由于地方分权；而文化之退步，由于中央集权。”（p.73）冯友兰也说，秦汉以下专制一统，“言论思想极端自由之空气于是亡矣。”（p.74）

作为春秋时代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在大一统专制的社会中，被专制帝王出于统治的需要，与原来与之对立的法家学说合流，发生了根本的儒学变化。熊十力说，“秦以后儒者，以帝制思想释经，全失孔子之旨……得假君权以宰制中夏”，指出秦以后儒者被帝制思想控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脱离封建时代原始儒学的本旨（p.351）。在社会、人伦关系上，从双向互动的“五伦”说（“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接过了法家韩非的学说，走向社会生活单方面服从的“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作者还想指出一点，从技术积累来说，封建社会由于阶级固化，职业固定，往往一个家庭几代人都从事同一种职业。每一代技术上微小的改进，世代相传就能显示出产品的显著变化。所谓“工匠精神”，即对生产某种产品的技术精益求精，就能使得不仅是个体，家庭，而且后代也获得实际的物质利益和声誉。今日恰恰就是封建制度发达的德国、日本以技术精湛、“工匠精神”著称于世。

相比较之下，早早进入大一统专制社会的中国，社会对技能忽视，轻视；重视的是能够根本改变社会地位的科举考试。到了现代，中国产品仍然还是价廉质差。

“工匠精神”不是政府提倡就能出现的，它需要培养这种精神的文化环境。

十一. 个体精神状况

大一统的专制社会中，个体被中央强制推行的意识形态所控制，越来越成为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螺丝钉；如中国封建时代那样个性张扬的诸子百家已无容身之处。日本学者梅棹忠夫说过，像西欧、日本那样“经过封建社会，一般说来，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增强。与此比较，在没有经过封建制的社会，个人状况更表现出集体主义的特征。”（p.151）

萧功秦还指出，“自秦汉以来，在大一统中央帝国中生活了几十代的中国人，没有与世界打交道的经验。这一论断许多人听上去很不能接受。但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自秦汉大一统以后，中国就是自认为是天下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没有竞争的国际意识。在中国人的理解中，只有处于天下中心的华夏与天下边缘的夷狄的区分，在这样一种文化习惯思维中，中国人是无法培养起在国际社会中处理复杂利益关系的集体经验与能力的。”（萧功秦：“珍珠港”前夜再现”，载《政经圈》网站）

十二. 余论

2011年十月十日，我在北京，应邀去商务印书馆为由我主持的一部译著讨论译文定稿、出版事宜。事务结束，两位青年学者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事情需要她们帮助？

我回答，我在上海、南京、成都各大书店寻找冯天瑜教授的《‘封建’考论》一书而不得，不知在北京有无可能找到？

在她们帮助下，终于在商务的书店“涵芬楼”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我当然喜不自胜。然而两位青年人却感到不解：这部历史著作和你的学术训练、从事的职业、历年的研究毫不相干，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寻找？

我回答，今天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昨天中共中央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共总书记的发言，仍然延续当年共产国际的定性，说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历史学界早已经指出，中国从秦汉以来就不是封建社会，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半封建”了。错误的定性就造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目标偏差，是一百多年转型不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想读一读冯教授的论证，看看能不能使他说的道理让如我们这样非历史专业的知识公众了解。然后我问，中共宣传部门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写出这种在历史上要留下笑柄的发言稿？

她们当然只能沉默不语。

但她们知道我有答案；我也知道她们有答案。

这就是我十年前的一个给自己的一项工作，懒散如我，至今才算完成。

2020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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