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必做的一件事是刷牙。一手持牙刷，一手握牙膏，一个问题就会在脑海里油然升起，“是多挤点呢？还是少挤点？”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要解释这个关于牙膏的question，还要回到5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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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一趟“专列”把我们八百多中学生从北京拉到了北大荒。了解中国当代史的人都知道，这只是涉及上千万年青人命运的、名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个镜头。这八百多人里有我们学校–北京101中–57个学生。这57个人被分配在八五三农场相距6里地的两个生产队。据说当时的政策是把每个学校的学生打散，分到不同的生产队，以防他们抱团，不好管。我们分得这么集中是因为分到最后就剩我们学校和这两个生产队了，大家都觉得运气挺好。

刚到北大荒时，人多热闹，而且由于101中是寄宿学校，又素有“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大家并没有感到多么苦闷，多么艰辛。然而到第二年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开始有人调离北大荒了。101中干部子弟比例很高，这时就显出老子的重要性了。即便文革开始时一些干部被“打倒”了，“靠边站”了，但人脉还在那儿，老上（下）级呀，老战友呀，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说话算数的人。于是当兵呀，招工啊，各显神通，这57个人越走越少。后来大学又开始了招收工农兵学员，基层推荐，上边批准。推荐的重要标准是“表现积极”。现在的年青人大概不知道，那时“表现积极”四个字在常用词汇里名列前茅，上边鼓励，下面努力，“积极”与否对个人前程（或下场）异常重要。不幸的是，我属于那种总是“积极”不起来的人，或称，有“积极”心理障碍的人，再加上僧多粥少，每年推荐都没我的份。

再后来，北京市政府又来招过一小批老高三知青回北京教书，因为北京中小学师资匮乏。我是老初三的，回北京教书也没我的份。这样一来二去，到下乡第七、八年的时候，就没剩几个人了。虽然每年干的还是那些活，并不是什么吃不了的苦，但越来越感到孤寂落寞，看不到希望，那个“扎根边疆”的响亮口号变得越来越逼真，越来越恐怖。你难免会想，“原来那些同学不过是陪你玩一把，你才是真正该扎根的人。”这是下乡不到七、八年的人体会不到的。

人在处于绝望、孤苦无助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人们在处于绝望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迷信，在遐想里寻求解脱，即便明知是自欺欺人。一天，我在刷牙挤牙膏的时候，突发奇想，自说自话，许愿这管牙膏用完时我就会和别人一样，也离开北大荒了。如何离开？不知道。也不愿多想。众所周知，帝国的户籍制将人牢牢地锚固在土地上，纵有十八般武艺也插翅难飞，除非你能“打通关节”。我父亲是位医生，母亲是位教师，都属“臭老九”，无权无势。虽然我和他们提起过回城的想法，“招”也好，“退”也好，但我也知道，他们最忌讳求人、托情这种事，而且也不认识任何“说话算数的人”，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拒绝帮我想办法。

我这凭空编出来的牙膏的神话明明是无稽之谈，但它偏偏就在脑子里扎了根，之后每天刷牙的时候都会想起来，重申一遍。久而久之，这神话就成真了，就成了我每天的精神寄托了。为了早点兑现这一朝思暮想的美好憧憬，我便在牙刷上挤上长长的一条牙膏，想快点把这管牙膏用完。但随着那管牙膏越来越短，也没有任何好消息的征兆，我就变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悲观，每次挤在牙刷上的牙膏也越来越少，以便给“好消息的到来”再多留几天时间，生怕捅破这个五彩斑斓的大肥皂泡。直到有一天，这管牙膏再也挤不出任何东西了。

那么就承认，这只不过是荒诞的天方夜谭，别再胡思乱想了吧？不。一管新牙膏又开始被挤了，又一个五彩斑斓的大肥皂泡鼓起来了，新一轮的祈祷又开始了。而且同样，先是往牙刷上挤上长长的一条牙膏，之后便越挤越短，每次为究竟挤多少很是纠结，直到又一管牙膏用完了。我不记得一共挤光了多少管牙膏了，始终没有奇迹降临。我仍在原地没动窝——那个每栋房每条路每棵树每垄地都熟得不能再熟的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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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看过一个自传体的回忆录《The Railway Man》，或译《铁路工》。作者是洛马克斯（Eric Lomax），一位苏格兰工程师，二战时在新加坡为英军服务的铁路信号员。新加坡陷落，洛马克斯成了日军俘虏，被强迫参加修建日军供给线的泰缅铁路，又称“死亡铁路”。出于职业习惯，洛马克斯在劳动闲暇时间绘制了几张铁路线路草图，结果被日军发现，怀疑他是英军谍报人员，遭受刑讯折磨。战后回乡的洛马克斯为身心的疮疤所苦，脑子里总有那个他最痛恨的、负责逼供的日军翻译长濑（Nagase Takashi）的嘴脸，近距离地对着他的脸一遍又一遍地咆哮，叫他招供。洛马克斯受不了这种无休止的慢性折磨，他要驱走脑子里那个翻译官的凶恶面孔，他要找到长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自己画草图完全是一种职业习惯，他要给这个每天折磨他的噩梦画个句号。终于在1989年的一天，洛马克斯在《日本时报》上认出了一张长濑的照片。在妻子的耐心、执著地联系、安排之下，一次受刑者与刑讯者的50年之后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便成行了。

照片一 洛马克斯与长濑的历史性会面–1993年摄于缅甸桂河大桥（Bridge over River Kwai 注一）。洛马克斯手里拿的书是他的回忆录《The Railway Man》。

洛马克斯的回忆录在2014年被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但此时洛马克斯已病故，没能在银幕上看到他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去： http://www.historyvshollywood.com/reelfaces/railwa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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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大脑很怪异，想牢记的事情会转身即忘，就像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擦便掉；而想尽快忘掉的事情却怎么也忘不了，就像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历日旷久。“洛马克斯现象”在医学上属于psychological trauma–心理创伤，而且是严重心理创伤。心理创伤作为一种“病”在中国一直是被忽视的，实际上心理创伤不论是在“非常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都时有发生。比如最近的对困在洞穴里的泰国小足球队员的成功营救，虽然结局皆大欢喜，但有心理医生指出，这些11到17岁的青少年正处在心理脆弱的成长期，在长达十多天的黑暗、沉寂、孤独、焦虑中会产生emotional trauma，需要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密切监测。这段经历有可能形成他们心理上的终身阴影。

我的“牙膏问”我以为并不属于心理创伤，如果属于的话也只会是最轻微的。不过我确实希望这一“问”不要再来光顾我，我不知道谁能帮我终止它。我们这些“荒友”里很多人都重访过北大荒。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去与每个人脑海里的“长濑”会面，但至少其中一位65年的北京知青JW很可能是的。“知青下乡”其实文革前就开始实行了。我所在的那个生产队就有五名1965年的北京知青，都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了升考大学的资格，遣送到北大荒来的。边远地区的文革是滞后的。1968年夏我们下乡时，急风暴雨的红卫兵运动已是强弩之末，而我们到达农场时就发现，这里的文革暴行方兴未艾。这五名65年北京知青里就有三个——包括JW——被打成反革命，在黑帮队里24小时监管劳改。据与JW一起重访我们那个生产队的荒友讲，JW径直找到当年被看押监管时度过无数难眠长夜的如今空荡荡的小土屋，站在那里怆然泪下。或许，那间小土屋就是JW脑海里的“长濑”吧。

我一直没再回去过。对我而言，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长濑，但并没有一个可以称作长濑的具体的人。如果有的话，他也不在北大荒，而在北京，在那个供人瞻仰的棺材里躺着呢。桂河大桥会面使洛马克斯宽恕、谅解了长濑。我会原谅棺材里躺着的那位吗？像洛马克斯那样？我想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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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7月15日，我比平时起得早，因为五十年前的这天我们的“专列”离开北京，驶向我们的“泰缅铁路工地”。当年车里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这么说应该加一点修正，因为我们57个同学里已有9人不在人世了。

New England盛夏的晨曦格外美丽，紫中透粉的朝霞正在天边褪去。悦耳的cardinal的轻声鸣叫从窗外传进来，提醒我新的一天的开始，慰籍我要庆幸时运，珍惜生命。我走进卫生间，推开窗子，贪婪地深吸着溢进来的清新的空气。我拿起牙刷牙膏……那个挥之不去的天问又在耳边响起：

“是多挤点呢？还是少挤点？”

注一：著名英国电影导演David Lean曾拍摄过一个同一历史背景的电影《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桂河大桥”）（1957），获七项奥斯卡奖，但却遭到许多英国老兵的抗议，认为影片美化了战争的残酷。参加泰缅铁路建设的盟军战俘有6万多人，五分之一死于营养不良、虐待、及疾病。“死亡铁路”由此得名。

2018.7.15于波士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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