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带给中国的变化，有目共睹。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逐步进入“后共产主义”社会，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后共产主义”国家。

党在解构计划经济的时候，采取了二元做法，放弃计划经济，允许市场调解，鼓励民营经济与国有和集体经济一起生长。从80年代的小型私企，中型集体企业，90年代扩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21世界可以在通讯、矿业、能源、金融等领域与世界竞争的大型企业，这是一条熟悉的道路。

在后改革时代，中共将国家融入自己，以党组织取代社会组织。习近平治下，中共对经济的蚕食，并不限于企业的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商业和市场的体制架构。

中共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区分开来，置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认为自己的生存高于一切，一再强调政治干预经济的重要性。结果，从制度、市场到社会，出现了一种“政党资本主义”的形态，与传统的独立的资本家再不相容，

国家资本主义不再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是服务于党的利益，成了“党国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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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毛泽东问，“人民是什么？”，又自己答，“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认为，其他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人，均不属于人民，所以，不在国旗的标识之上。

中国的国旗具有列宁主义风格，左上角是五颗黄色的五角星，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的象征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小星围绕大星转，象征着团结。

毛的重点不在于划分人民，或将有问题的阶级踢出去，重点在于，他可以决定，谁在人民之列，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是最高权力！党决定中国是什么样子，谁在什么行列。

1949年，国旗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开始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阶段。小商人和爱国资本家，只要拥护党的政策，就可继续经商赚钱。

50年代，自由过渡时期结束，党开始限制商业活动，没收私有财产。在群众运动中，私有变为集体和国家所有。在城市，被强制公私合营。在农村，禁止农贸集市，小商人无处贸易，农民被迫把自己的私产上交给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

60年代，任何同情小商人或爱国资本家的人，都可能被打成“走资派”，被当众羞辱，甚至投进监狱。“文革”结束时，再没人敢提市场或私营经济了。

回顾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很重要。在中国，重大政策的改变，没有党中央的同意，是不可能的，可是，过于关注精英政治，又会忽视干部在执行政策中的作用。举例来说，50年代，中央要取消自由开放的市场，转为国家计划，干部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各地取消市场的进度和方法。同样，到了80年代，市场随改革而再度开放时，干部及其家属也从中渔利。无论是50年代从市场到计划，还是80年代从计划到市场，干部的手随处可见。

美国政治学家Dorothy Solinger发现，建国初期，从开放的市场向国家计划过渡时，干部的热情很高，因为这与他们的福利和前途联在一起，他们对私有经济、市场和小商人没有耐心，常常在上级的政策道来之前，就开始竞相限制私营商业活动。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与切身利益有关。商业活动被取缔，农贸市场关闭后，农民要跑很远的路，排很长的队，去干部管理的合作社买东西。至于政策要求，或满足百姓的需要，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取缔私营商业。

掌握马列主义也不重要。中央说，在执行政策时，要区分“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资产阶级”(商业资本家)，下级干部哪里分得清？就把他们一锅煮了。他们认为，私营业主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而是有限的资源和权威的竞争对手。干部认为，任何从事市场或销售的人，都要取缔，要‘在商业活动中取缔所有的竞争者’，这关涉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三十年后，当市场再次起飞时，干部及其家属再次利用了这个机会。从90年代开始的整个经济改革时期，干部与商业有着一以贯之的密切联系。

其一是，地方干部很少支持独立的私营商业。在整个经改过程中，商业活动一直受到地方干部的压制和掠夺。改革初期，小生意的生存尤其困难，因为干部的习惯性思维是，凡国家法律、党的政策、马列和毛没有明确支持的私营经济，或商业活动，都要明确禁止。

即使是90年代，甚至2000年后，有了很多立法，与国企相比，民营经济依然瘸腿，不能参与利润丰厚的战略企业，如能源或矿产，要支付高税收，高费用，要更多地回报社会。与国企或外企相比，他们的经营手段，财富积累，不断受到审查。即使在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后，一些不听话的民营企业家，人被拘留，财产被没收。

其二是，没有党的支持，民营企业也在增长。民企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立法的速度。因为他们学会了容忍干部的要求。从80到90年代，小企业与地方干部勾结一起，寻求官方保护，他们给自己的企业带上“集体”的帽子，俗称“戴红帽子”。大型的赚钱的企业与有权有势的干部家属合作，绕过政策障碍，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多时候，干部自己也会卷入经营活动。官商关系好的企业，得以发展，关系不好的企业，就会凋零。

其三是，有些干部或其家属卷入商业活动，并大获其利。这不只是腐败问题。澳洲政治学家David Goodman发现，在90年代，成功的企业家多来自有背景的干部家庭，没有关系的民营业主，需要拉地方官员入伙，生意才有起色，才能扩大。对2000年后的研究发现，中共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成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这样，并非中共吸收了成功的企业家，而是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参与民企的活动。有一段时间，中共鼓励干部下海，参与经商。党员干部及其家属或者“红色资本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又有一些成功的商人进入党内。陈杰和Bruce Dickson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成功的红色资本家，下海经商之前，都是党的人。

在调查的19类商业活动中，有15类被红色资本家垄断，特别是利润丰厚的建筑、拆迁、以及需要大量科技投入的企业。63%的企业家曾在国企或党政部门工作过，38%的是党员，有的省份，50%以上是党员。不是党员的，也会申请入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是与党国有密切联系的人”。

其四是，成功的企业家，要入党，或加入官方认可的工商联。不管是否党员，要经常参加官方活动。很多人被“选进”人大、或政协。一般来说，“红色资本家”进人大，非党员的企业家，由统战部安排进政协。无论哪种方式，党都与民企保持制度性联系，民企也从这种密切联系中获益。David Goodman研究发现，企业家与党有着密切联系，他们既不独立于政治，又不排斥政治，相反，政治总是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民营企业总是支持党。虽然多数不满干部的“贪婪”和腐败，极少愿意改变体制，让他们的民企有更大的成功。他们认为，腐败是做生意时可以预测的支出，相对于开放或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更易于把握。民企与党国建立的制度性的关系和网络，让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现在的政权，而不是挑战它。

结论是，党在市场化经济的同时，并未完全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或改变干部管理制度。在对商业活动、物权、合同立法给予保障的同时，对干部的专权，滥用权力，没有立法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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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中共认为，贪腐是改革开放必要的代价，也是位居高位的副产品。后来，中共发现，这影响干部队伍管理。以权谋私、贪腐盛行的地方，官员对党的忠诚度降低，转而服务那些给自己输送利益的人。所以，从2012到2018年，习近平开始反腐，清理干部队伍，约束干部行为，保护党的利益。

反腐的对象是干部，不是商人。六年时间里，200多万人受到惩处。一些地方干部开始抱怨党的不公。多年来，他们的任务就是发展地方经济，不与商人合作，谈何发展？

反腐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领导机制，民企不在党的组织之内，也就不在反腐之列。不久，中共发现，将企业纳入党的组织架构，更易于管理。在习主席领导下，通过修改公司法，党组织进入民营企业，开始从体制上将民企纳入党国的组织架构内。

早在习之前，中共就尝试在民企成立党小组，只是并不迫切。2006年，有党支部的民企不足30%，主要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习任总书记后，党支部的数量不断增加。2016年，68%的民企有党支部。2018年，73%的民企有党支部。习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要求95%的民企设立党支部。

习这样做，也是沿袭前任的做法，保证民企或个企不站在党的对立面。再进一步，习认为，党要指导民营企业，就像指挥下级组织一样。随着党组织的建立，统战工作也进入民营和私营企业，这样，非党员的企业主和管理人员，也受党的管理。

2020年9月，中共开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组织不力的企业要纳入党建党管的渠道。用习的话说，要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分析家Scott Livingstone认为，习的目的是，对民企加强统战，将所有企业置于党的领导和管理之下。

通过企业所有权的改变，如，与国企合作、改制，将私企置于党的严格的监管之下。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挤出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同时，将外资企业中国化。对国内私营企业，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变私企民企的成分，公开的口号是，引入私人资本，加深国企改革，改革财务状况。很多情况下，通过非自愿的资本转移的方式，引入私人资本，企业的经营状况并没有改善或提高。混改后，民营资本输入国有企业，国企的经营更缺少动力，更懒散。另一方面，民企则不得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自己的股份转让给不盈利的国企，换得少部分国企股份。

在公私混改加速的同时，习认为，这不是要回到从前的计划经济。毛时代，私企被强制性地公私合营，业主靠边站，离开管理岗位，再被逐出自己的公司和物业，最终，他们的生意和物业都归了国家。

这不是习想要的。

2018年11月，习在人民大会堂对民营企业家说，“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习说，他不这样认为，在引入公私混改时，他也没这么想。有人将他的公私混改与1956年的公私合营并提。习认为，这是错误的。

习有更大的目标。

2012年，习任总书记时，民企占国内生产总值(GNP)的60%，与国企相比，民企负债少，补贴少，损失少，回报高。到2018年，习对民企讲话时，说，“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中国民营企业2700万家，有28家跻身于福布斯世界500强。

习近平既不希望回到从前的计划经济，又不希望民营企业太过活跃以致无法控制。为此，需要把资本家和企业家拉上党的道儿。在其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习暗示，民营企业家要成为“爱国资本家”，要听话、勤俭、尽职尽责、忠诚于党，奉献国家与社会。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思想，习近平举例清末民初由官转商的企业家张謇。

2020年11月，习参观了南通的张謇纪念馆。习认为，张謇是合格的“爱国资本家”的典范。不仅爱国，张还身兼政与商、公与私两种角色，是官督商办的典范。习关于混改的思路，让人想起清末的官督商办：民营业主继续留用，不过，在企业管理上，党有最终的发言权。

2020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习谈及中国资本家应具备的品质，说：“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 有祖国”，在谈到企业家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时，习说：“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

党媒说，这次讲话是对企业家的鼓励，企业家不这样看。习警告企业家，不要做伤害国家的事，就像一些律师、教师、记者及公民运动领袖，要么闭嘴，要么进监狱，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习近平访问张謇纪念馆的前一天，河北企业家孙大午被警方逮捕，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孙大午经常捐款给学校和医院，也是“宪政改革”的倡导者。孙的被捕说明，爱国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做好企业，贡献社会，或者爱国，而是服从党的领导。2021年7月，孙大午判刑18年，罚款311万元。

听党的话，支持习近平，成了民营企业家生存的关键。一位开发商说，他的一切都是党给的礼物，另一位企业家说，他的生命属于党。在这方面，海南航空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听话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2020年3月，任志强将习比作“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说习是“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不久，任被捕，2020年9月，判刑18年。

祸从口出。能管住自己嘴巴，就没事。马云是又一例。2018年9月，马云退休，说是个人原因，很多人猜测是上面的压力。马云还说，如果党需要， 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党。党也告诉他，他的生意是安全的。2019年6月16日，国资委主任郝鹏找他谈话，说，混改不是要回到50年代，党不是要干涉民企，而是与民企合作，建立互赢互利的关系。次年10月，马云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批评中国的金融制度，政府就暂停了蚂蚁金服在11月的上市。在此五个月前，阿里巴巴因为违反《反垄断法》，被罚182亿。

马云的命运，再次告诫国内外的华商，习近平看重阿里巴巴创造的财富，可是，对创造财富的人，有时没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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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共和国，商业、市场和财富是敏感的组织和意识形态问题，更涉及党的地位与社会的认同，政策不断变化，有时变的很快，所以，在中国，独立的商人、企业家和投资家极为稀少。

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混合型国家资本主义，与东亚或西欧等地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无二致。在后改革时代，政策就不同了，党的地位高于一切，这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党国资本主义。

50年代公私合营、消灭市场时，80年代重新开放市场时，干部的利益都决定了其模式和方式。党和它的干部都无法容忍不受控制的企业和企业家。无论是地方党政干部，还是高层领导，都不愿给私企较大的经营空间。在习看来，他们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在习近平的新时代，党国资本主义用市场、贸易和投资作为政策杠杆，要求政治上的服从，如，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在涉及新疆和台湾的问题上，要与北京保持一致。在国家层面，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在政治上也要与北京保持一致。

其他国家或许要问，他们与习近平的中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与吞噬了国家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关系？这一问题，对于处理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关系，均有重要意义。

（译自 John Fitzgerald, Cadre Country: How China became the Chinese Community Party, UNSW Press, February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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