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平极端主义战胜暴力极端主义

普雷蒂之死照见的手机革命

2026 年 1 月，ICE占领明尼阿波利斯的街头。“城市风暴行动”，挨户搜索，暴力“执法”，如入无人之境。黑色无标识车辆、戴头套的联邦干员、突如其来的围捕，让移民社区心惊肉跳。

蕾妮·古德（Renee Nicole Good）在这种行动中先被 ICE 开枪打死，紧接着，重症护理师亚历克斯·杰弗里·普雷蒂（Alex Jeffrey Pretti）在尼科莱特大道被边境巡逻队多次射击，当场身亡。 事后，联邦政府第一时间给出熟悉的剧本：他是“危险人物”“意图枪杀执法者”“恐怖分子”。

真正改变叙事走向的，不是官方通报，而是街头的手机。多角度的旁观者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传播，画面里，普雷蒂举着手机，试图保护身边被推倒的示威者，被喷辣椒水，双手高举，其右手仍握着手机。随后，几名武装干员把他压在地上，接着就是连续枪声。媒体的画面分析和证人证词，一一戳穿了“他举枪攻击”的说法。

手机立功，这并不是第一次。近十多年，美国社会已经反复见识了智能手机的力量：从奥克兰 BART 站被警察击毙的奥斯卡·格兰特，到纽约的埃里克·加纳，到同样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乔治·弗洛伊德，这些名字之所以成为全国性事件，关键节点都是“现场有人拿出手机”。

普雷蒂之死，把这种力量推向了一个极端：普雷蒂是合法持枪者，是退伍军人医院的 ICU 护理师，是一位被联邦政府贴上“欲屠杀执法者”标签的人，同时，也是举着手机、记录ICE暴力的抗议者。 正是在这重重身份叠加之下，“手机革命”这个说法有了扎实的现场感：枪口对着手持手机的人，手机镜头对着ICE的枪口。手机重塑了美国政治生态，手机改写了美国历史。从普雷蒂之死，我们看见了一场正在改变美国的手机革命。

手机革命的必然性

从最基本的逻辑看，一场革命要发生，至少要有三样条件：一种被长期压制的不满，一套突破旧秩序的工具，一批愿意承担风险的行动者。手机革命恰好满足这三点。

第一，信息不对称是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暴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很长时间里，执法场景几乎被国家垄断：谁先动手、谁是威胁、谁抗拒逮捕，外界只能听警局新闻稿。内部调查往往关起门来完成，普通人只能在结果公布之后“被告知”。这种叙事垄断，为结构性的种族主义提供了遮蔽。

第二，智能手机把记录成本压到几乎为零。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的调查，美国成年人的手机拥有率已接近普及，智能手机占绝对多数；2023 年的调查也显示，大约九成美国成年人使用智能手机，且 15% 左右属于“只靠手机上网”的群体。 这意味着，在城市空间里，几乎任何一处执法行动附近，随时都可能有一两个、甚至十几个旁观者拿出手机。让黑箱执法无所遁形。

第三，视频天然具有“可复查”的特性。文字陈述可以反悔，可以模糊，可以“记忆有误”；影像则可以一帧一帧倒回去看。旁观者视频、执法记录仪、监控镜头叠加，构成了一个多视角的“全息档案”。学者已经指出，智能手机视频与其说是在“补充信息”，不如说是在重新界定什么叫“公共安全”，让反黑人警暴本身被塑造成一种安全议题。

从这些最基本的条件来看，只要智能手机在社会中普及，只要种族主义暴力还在继续，只要仍有一部分人愿意冒险走到街头，“手机革命”就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结构性必然。暴力如果继续依赖“无人看见”的空间，就必定会在镜头面前出现裂缝；而一旦裂缝被不断放大，执法机关的政治叙事就很难再稳坐“一锤定音”的高位。

手机革命与历史上的“媒介革命”

手机革命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政治现象，它与历史上的几次“媒介革命”有明显血缘关系。印刷术传播的，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宣传小册子；廉价报纸与电报，把 19 世纪的劳工斗争和反奴隶制运动串成全国性议题；电视镜头，把伯明翰的高压水枪、塞尔马大桥上的警棍，送入每一个客厅，让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直视南方对黑人的暴力。

今天的智能手机其实延续了这条线索：技术让被压抑的声音找到传播渠道。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传播从“中心化”变成“去中心化”。过去的革命叙事，要通过报馆、电视台、电台这种中心节点才能扩散。今天，旁观者可以直接把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不必等待编辑部“采用”。这既降低了门槛，也带来信息噪音和真假混杂的问题，但对权力来说，难度显然更大。

第二，记录者的身份从“专业人士”变成“普通人”。越战时期那张“凝固汽油弹小女孩”的照片，背后是专业摄影记者和通讯社的体系。如今，记录普雷蒂被射杀的，是路边的司机、骑车的人、住在附近的居民。 这意味着，国家要想全面封锁，就不再是“封一两家媒体”那么简单，而是要与成千上万的手机打交道。

第三，画面流向不再可控。电视时代，节目一旦被台里压下，观众就看不到。智能手机时代，只要有一个平台放出视频，其它平台就可以截取、转载、二次剪辑。乔治·弗洛伊德被膝压而死的视频，就是这样在多平台扩散，迅速变成全球抗议的引线。

手机革命与这些历史经验相通的一点是：媒介本身不会自动站在正义一边，但会放大社会的矛盾。种族主义、国家暴力、民主制度的裂缝，本来就在那儿；智能手机只是把这些裂缝揭开，让更多人不得不面对它们。

非暴力极端主义：手机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丁·路德·金1963年的《伯明翰监狱来信》奠定了非暴力极端主义的理论基石，他说：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做“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成为哪一种极端主义者——为仇恨服务，还是为爱与正义服务（King 1963）。在暴力极端主义的大环境，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面对是非的立场，号称站在中立立场，保持沉默的人，本质上是暴力极端主义的帮凶。然而，马丁·路德·金反对以暴易暴，坚持以非暴力对抗暴力。他所坚守的，不是浪漫的温和，而是在人间地狱般的条件下，仍然以非暴力方式把抗争做到极致。

放到明尼阿波利斯，可以看到两种极端主义的对照。一边，是全副武装、戴着面罩的联邦干员，把移民社区当作“敌对领土”，把每一个举手机的人都视为潜在威胁，事后还试图用“他要屠杀执法者”的谎言来给自己辩护。

另一边，是普雷蒂这类和平示威者和观察员。他在此前已经被联邦人员暴力推倒过，甚至被五个干员一起扑倒致肋骨骨折，却依然继续上街抗议；他持有合法枪证，却没有拔枪； 在最后那段视频中，他面对枪口举起的，不是手枪，而是手机。这个选择把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创造性的和平极端主义”具象化了：明知自己有能力先发制人，明知随时可能被打死，却坚持用非暴力方式顶住暴力。

普雷蒂用手机诠释的和平极端主义，有三个层面的含义：在道德上，拒绝承认“谁敢开枪谁有理”的规则，坚持把“尊重生命”“守住底线”放在前面。在政治上，不把斗争交给少数职业领袖，而是让每个拿起手机的旁观者都成为潜在的证人、潜在的原告、潜在的历史书写者。在策略上，利用对方的优势——火力、装备、机构庇护——反向暴露对方，让每一发子弹都拖着影像和舆论成本。

生命诚可贵，和平价更高；若为和平故，生命也可抛。普雷蒂用生命的代价实践了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极端主义。普雷蒂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和平极端主义逻辑的极端示范：他有能力反击，却选择不用；他知道ICE干员可能开枪，却仍然愿意冒着被枪杀的危险，至死紧握手上的手机，把和平极端主义推到极致，从而把谎言的代价推到最大。

为什么非暴力的手机革命有现实优势

“非暴力必胜”听起来很理想主义，但放在手机革命的语境下，这个判断有很现实的基础。

暴力越依赖合法性，越怕被看见。美国的移民执法和警务体系，并不是彻底不在乎舆论的国家机器。它仍然需要选票、需要预算授权、需要法院背书。白人至上的力量可以把移民、黑人、少数族裔污名化为“危险分子”，但一旦有足够多的画面反复证明“他们没有动手”“他们在求饶”“他们举着手机被射杀”，这种合法性就会不断被侵蚀。乔治·弗洛伊德案之后，公众对警察暴力的看法就出现显著变化，正是旁观者视频起了关键作用。

同样地，普雷蒂之死让联邦政府关于“国内恐怖分子”的叙事迅速崩塌。普雷蒂被枪杀后，白宫副幕僚长米勒(Stephen Miller)曾说普雷蒂是“本土恐怖份子”、“刺客”，边境巡逻队(U.S. Border Patrol)指挥官博维诺(Gregory Bovino)则说普雷蒂意图“屠杀执法人员”。面对如潮水般冲上社交媒体的视频，总统和高官不得不改口，边境巡逻高层被匆忙调离，执法策略从“强硬镇压”转向“声称降级”，这些都是影像带来的政治压力。 如果没有手机视频，官方故事很可能就此盖棺定论。

在官方说辞与视频公布的信息完全相反的情况下，手机视频造成暴力一方内部矛盾。当极端的暴力被手机革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手机视频还原事实真相，他们制造的谎言被手机视频揭穿，有良知的人就无法面对真相继续保持认知自洽。旧的认知和真相的矛盾会打破既有的认知幻像，引起强烈的心理冲突而失去心理平衡和平静。事实证明，当更多的不同角度的视频所揭示的事实盖过官方对事实的扭曲，一些参与移民执法行动的高层官员对国土安全部散布某些说词与论述，“愈来愈感到不安与沮丧”，不得不改变看法。他们的内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而出现分裂。这就是为什么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政治一定会被自我设置的谎言反噬并最终瓦解。

非暴力方便结盟，暴力则容易孤立自己。美国社会在种族、阶层、意识形态上高度撕裂。许多人可能一开始并不认同“废除 ICE”或彻底重构移民制度，但至少可以接受一个朴素底线：政府不能当街处决已经被控制住的人，不能随意开枪打死正举着手机的 ICU 护理师。非暴力的手机革命，正是把战线压缩在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上。和平守夜、举手机围观、在法庭和媒体上追问真相，这些做法让更多原本中立甚至偏保守的人有可能加入。相反，如果抗议者以暴易暴，主动攻击执法人员，白人至上的力量就能轻松把整个运动打包成“暴徒暴乱”，把原本犹豫的中间人推回他们设定的用暴力维持的“秩序”一边。

种族主义结构不会因为几次游行就瓦解，相关案件往往需要走漫长的司法路径。影像证据是长期斗争的“弹药库”。手机视频在这里发挥的是“存证”作用：它不仅让当下的愤怒有了具体对象，也为未来的诉讼、政策改革、学术研究留下材料。关于 ICE 和边境巡逻队造成的伤亡，已经有媒体与人权组织在系统汇总，用来说明这种暴力并不是“个别事件”。手机视频留下足够的行凶证据，为他们未来遭到正义的审判做好充分的材料准备。

在手机革命中练习克制：不给对手推高暴力的借口

手机革命并不浪漫。对旁观者来说，举起手机本身就是冒险行为；对整个运动来说，如何在极度愤怒之下保持克制，也是一个严肃课题。

明确手机在现场的角色：见证，而不是指挥。拍摄者的主要任务是记录，而不是在现场下命令或与执法者纠缠。保持与武装人员的安全距离，不遮挡医疗救助和消防，不故意冲撞警戒线，可以避免被指控“妨碍执法”，也减少对方“自卫开枪”的口实。很多法律观察团体已经形成简单可行的守则，比如佩戴醒目的标识、团队分工、及时把素材上传到安全的云端。

把“克制”当作手机革命的一部分内容。镜头不仅对着 ICE，也对着抗议者。任何一次冲动的报复、任何一次不必要的肢体冲突，都会被对方剪辑成“暴徒画面”，拿去消解整个运动的正当性。所以，参与者需要把自律当成政治策略：不砸小店，不攻击无关路人，不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与警员正面肢体对抗，而是用集体静坐、举牌、跟拍、法律支援来把对方拖进“透明空间”。

用训练和互助抵消恐惧和愤怒。在高压环境下，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勇气是不够的。社区可以为愿意拍摄的人提供法律培训、安全培训和心理支持，让大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合法拍摄、在被带走时如何报律师电话、在事后如何处理创伤。这样，克制就不再只是“咬牙忍着”，而是有具体支撑的集体能力。对手机革命来说，克制不是对暴力的妥协，而是战术上的选择：不给对方任何可以剪辑、可以炒作的“暴力片段”，只留下ICE的粗暴和滥权的记录。

数字时代的反ICE人民起义：把非暴力手机革命进行到底

手机革命要真正“赢”，不是只赢在一次舆论高潮，而是要把零散的视频，转化成持续改变制度的力量。手机革命将在政治上不断提高暴力的成本。每一次滥权，如果都有清晰的视频和集体行动的跟进，就会在预算听证、选举辩论、司法任命中留下痕迹。对那些仍然押注“强力执法”的政客来说，继续站在 ICE 与边境巡逻的最极端立场上，就不再是安全选项，而会变成负资产。普雷蒂事件后，联邦高层的人事调整、语调变化，已经给出一个具体示范。

手机革命可进可退，不争一条街道的进退，把手机视频变成法律行动的基础设施。这包括建立公共可检索的视频档案，方便律师、研究者、记者使用；推动各州承认“公民有权拍摄公权力行为”并给予明确保护；在侵权诉讼、刑事辩护、民权案件中，把旁观者视频当作关键证据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在很多城市，这种实践已经在扩散。

为了让手机革命的实践持续扩散，要把手机革命嵌入教育、宗教和社区生活，让手机未来成为每个人反抗暴政的经典手段。学校可以用真实案例，教学生理解结构性种族主义和公民权利；教会与社区组织可以在讲道和聚会中，讨论“为什么要在危险时刻举起手机，而不是转身离开”，把这种选择上升到信仰与伦理层面；专业团体（医生、护理师、律师、教师工会等）可以用普雷蒂等人的故事，提醒成员：公民身份先于职业身份。举起手机，加入手机革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举起手机，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在前线与ICE对峙的战友。

手机革命不争一朝一夕的得失。保持耐心，拒绝绝望。手机革命不会一夜之间终结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狂潮，更不会自动把美国变成一个“后种族主义社会”。但从长周期看，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很难容忍长期、系统性的“黑箱暴力”。种族主义可以顽固，但很难在持续曝光、持续诉讼和持续教育的压力下完全安然无恙。

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暴力的手机革命必定战胜当下美国出现的暴力的种族主义逆流—这不是对未来的浪漫许诺，而是一条带有结构性力量的判断：只要智能手机在，权力的单向叙事就很难回到过去；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关键时刻举起手机，坚持不先动手、不还手、不断存证，暴力就无法完全掌控他们设计的“后真相”谎言舞台。

暴力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把人逼退一个街口，甚至夺走一条生命；可一段清晰的影像，一旦被保存下来，就能在十年、二十年后继续发力——在法庭上，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在历史课本的脚注里，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像一记反复敲打的铁锤。长期来看，这种“时间的复利”，往往比当下街头的冲撞更狠、更深、更难摆脱。历史最终会记住的，不只是尼科莱特大道上的那十声枪响，更会记住那只在枪口下仍紧紧握着手机的手。对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暴力体系来说，真正致命的敌人，从来不只是另一支枪，而是那一支冷静、固执、死也不肯放下的手机——它的镜头会把这些暴力的脸，一帧一帧钉在贴满证据的墙上，把他们永远押上法庭与历史的被告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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