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当我回到中国时，并不感到焦虑或迷惘，也不认为这个决定充满危险。”这句话出自艾未未之口，立刻在中文舆论场炸开了锅。艾未未不是普通回乡探亲的华侨，而是曾在汶川地震后用艺术撕开权力伤疤、在 2011 年被关押 81 天、在西方被当作“中国最危险的人”的异见艺术家。10 年前，艾未未带着“被国保盯上”“护照被扣”的经历离开中国，在柏林、伦敦、葡萄牙辗转居住，如今却在德媒、华文媒体的专访中，反复强调欧洲的生活困难是中国的“十倍”，抱怨德国社会冷漠、官僚，称在瑞士开不了户，在德国多次被银行关账户，反倒是北京的银行几分钟就帮他把多年不用的账户重新激活；北京的日常生活在他眼中更自然、更有人情味。更让人惊诧的是，他在谈到地缘政治时说：中国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但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会妥协”。这句话在台湾问题上很容易被解读为为强硬路线“站台”。于是，一个直观的问题摆在眼前：是艾未未变了，还是世界变了？

从“豆腐渣校舍”到“最危险的人”

回顾艾未未之前的轨迹，很难否认他在一段时间内站在了中国公共讨论的最前沿。2008 年汶川地震后，成百上千所学校倒塌，家长指控校舍偷工减料。官方迟迟不肯公布遇难学生姓名，并淡化“豆腐渣工程”的责任问题。艾未未带着志愿者一户一户去核对名单，整理出学生姓名，然后在 2009 年慕尼黑“悼念”装置中，使用九千个彩色书包，在美术馆外墙拼出那句母亲的话：“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

这件作品后来被他称作“让我成为中国最危险的人的作品”。危险，并不是因为形式，而是因为它逼着公众直视那些被掩盖的死亡，把“责任”这个词放在体制面前。

2011 年 4 月，他在首都机场被以“经济犯罪”名义带走，秘密关押 81 天，随后获释，但护照被扣，长期不得出境。在外界持续关注下，直到 2015 年，才拿回护照，得以离开中国，赴德居住。那几年，纪录片《艾未未：永不道歉》（又名《艾未未：道歉你妹》Ai Weiwei: Never Sorry）在欧美上映，他凭借汶川调查、草泥马杯子、北京监控摄像头等作品，成了西方眼中“中国一切问题”的象征人物，也成了许多中国人心中“敢说真话”的艺术家。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艾未未，把个人艺术实践变成了公共现场。他把对权力的质疑、对人权的关注，清清楚楚写在装置、影像、社交媒体和采访里。无论对其作品美学如何评价，他的立场当时是明确的：揭露、冲撞、拆穿。

艾未未当年之所以被视为“最危险的人”，正是因为他逼迫社会面对那些“不方便谈”的现实。在 2026 年的今天，这些现实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许多领域更为严厉。天安门镇压已经过去 36 年，但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在人权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至少还有 14 名当年参与或随后因纪念“六四”被捕的人，至今仍在狱中或反复被以其他罪名囚禁。这些人既不是“境外势力”，也不是被资本包装的艺术家，只是坚持讲述 1989 年记忆的普通公民。

艺术界的打压同样在升级。2024 年 8 月，长期以讽刺毛泽东雕塑著称的高氏兄弟之一高兟，在从美国回国探亲时被以“侮辱英雄烈士”罪名拘捕，警方搜走他十多年前创作的“毛的忏悔”等作品；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新条款，他可能面对最高三年刑期。国际人权组织指出，这种对旧作的“追溯性处罚”，严重违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这与艾未未当年因“经济问题”被带走、四年不能出境，显然属于同一种国家逻辑：不允许对官方叙事作出“非授权的解读”。

从律师到公民记者，从劳工维权者到网络写作者，这些年中国出现过一波又一波被捕、被失踪的人。每一波浪头里，都可以看到当年艾未未所关心的那些关键词：程序正义、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可以说，他早年的作品，对应的是一种至今仍在加码的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曾经因为汶川、因为人权被称为“异见者”的艺术家，回国后若只是出于孝心探母，保持沉默，本身并不会引起太多苛责。外界真正敏感的，是他一边享受“安全回国”的机会，一边用自己的名声去为一个并未改弦更张的政治秩序“美言几句”。

这就是艾未未悖论：他放弃了他曾经用艺术抗争的表达思想的权利，从此进入了一个中国政府为他的犬儒行为铺就的幸福生活，于是，他几分钟就激活了多年未用的银行账户，于此同时，一些在海外批评中国政府的“异议人士”的银行账户被政府冻结，退休金被取消。

价值观的断裂：制度与日常不能互相抵消

离开中国十年后，艾未未从柏林日报到华文媒体的发言，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转向。在《柏林日报》专访中，他描述德国社会“冷漠”“官僚”，说自己十年间“几乎没有人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形容在欧洲作为个体“感到束缚和不安全”。他抱怨德国银行关闭他的账户，在瑞士开不了户，而在北京几分钟就能恢复多年不用的账户，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日常生活的困难“至少是中国的十倍”。

这些抱怨并非凭空捏造。过去几年，欧洲确实在反洗钱、制裁、合规上不断收紧，一些银行对“敏感客户”关户或拒绝开户，已经有不少报道；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的冷淡、边界感，也与中国大城市的“热闹熟人社会”气氛不同。这些感受有其真实的一面。

问题在于，艾未未没有停在“个人经验”的层面，而是把这些生活中的麻烦，直接推演成一种文明比较：“在欧洲，日常困难是中国的十倍”；“北京普通人的生活更自然、更有人情味”。在另一篇英文报道中，他甚至说：“你们西方已经没法和中国竞争了”。

当一个曾经深知户籍、喝茶、被失踪滋味的人，开始用“办事效率”“日常便利”来为一个高压体制增添光环，这种反差让熟悉他的人感到非常惊诧。

艾未未的经历，给人的矛盾感，恰恰在于这种断裂。过去，他用汶川书包装置、用“草泥马”杯子、用镜头中的被拆民居和访谈，把“人权”“公民权利”这些抽象词变得具体可感。今天，他用欧洲的银行流程、邻里冷淡，去否定欧洲的价值传统，这是同一条生命里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

欧洲当然并不完美。近年来，欧洲内部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难民问题、经济停滞，确实让这个“旧大陆”疲惫不堪。欧元危机后，英国脱欧、法国黄背心、德国极右翼崛起，美国自身则经历了大选争议、国会山暴力冲击等宪政压力测试。对很多旁观者来说，“西方模式”已经不再轻易自信。

但是，银行难开户、官员办事拖拉、邻里不热情，这些日常问题，不能简单推翻宪政制度本身的价值。欧洲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三权分立，依旧在运作。政府可以被骂，政党可以下台，媒体可以调查总理，艺术作品可以直接讽刺国家元首而不用担心“侮辱领袖”入罪。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欧洲的记者、作家、艺术家，仍然可以对本国权力“穷追猛打”。

这些制度性保障，并不会因为一个艺术家在银行受了委屈就突然消失。同样，中国城市的商业便利、支付系统的高效、街头的熟人氛围，也不会冲淡《国家安全法》《英雄烈士保护法》背后那些实实在在的案件。把这两类东西混在一起比较，并把“日常舒服”当成“政治正确”，是一种很容易误导公众的叙事方式。

台湾、扩张与“民族尊严”的双重语境

在这次风波中，艾未未那句“中国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但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妥协”，格外敏感。单看这句话，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族主义防御论”：中国不会主动扩张，但不会在国家尊严上让步。问题在于，这句话落在俄乌战争、台海局势、美中博弈的当下，很难不被听成对“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潜在辩护。

过去十年，台湾问题已经被当作最高权力者手里最重要的一根杠杆。反腐、整军、党内集权之后，要进一步巩固权威，需要一个能够持续动员情绪、转移矛盾的议题，台湾刚好承担了这个角色。每逢国际局势紧绷、国内经济下行，“反独促统”“祖国统一大业”就会被反复强调，变成电视新闻、社交媒体、校园教育的共同背景。民族主义被一点点推高，爱国与否被简化成对“武统”态度的表态。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北京在周边的海洋扩张已经从“争议”变成“既成事实”。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部署军机雷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几乎每周都有的军机、军舰绕台行动，本质上都在制造一种“既然每天都在来，将来再跨一步不过是顺势而为”的心理。对台湾社会而言，这不是抽象的“压力”，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骚扰：民航航线需要调整，渔船作业要避开军演区，年轻人一边准备考试、上班，一边在新闻上刷到“今日共机扰台架次”。

如果把这些现实放在桌面上，就很难再用“不是试图对外扩张的国家”一句话一笔带过。执政者想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和平崛起”的现代国家，而是一个包括台湾在内、对周边海域拥有实质控制权的“大中华党国”，这一点已经摆在桌面上。问题变成：如何认识这个事实？如果在不放弃武力选项的前提下去追求这个目标，将把整个中华民族拖向怎样的深渊？

俄乌战争已经给世界上了一课：当一个政权口中“历史疆域”“民族复兴”的叙事，遇上“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底线，战争并不是抽象的推演，而是真实的血与火。对于讲普通话、看同一批综艺、刷同一个短视频平台的两岸民众来说，一场台海战争意味着什么，很难夸大：大量年轻人被推上战场，沿海工业心脏地带被炸毁，国际产业链重新布置，几十年建设一夜清零，战后还要面对长期的军管、清洗与寒蝉效应。那将是一场以“民族尊严”为名、以整个民族为代价的大灾难。

就政治现实而言，台湾问题已经成为现任领导人扩张权力、重塑党国结构的核心议题之一。对内，可以借“反分裂”“反渗透”之名进一步压缩言论空间，把不同意见打成“配合敌对势力”；对外，可以用“核心利益”“底线”迫使周边国家在经贸与安全之间选边站。战争即便不爆发，长期高强度备战也会把社会资源大量抽走，用在军备竞赛和对内维稳上。

在这样的格局里，“民族尊严”被不断与“领土完整”“统一大业”捆绑在一起。媒体反复强调“收复台湾才能洗雪百年耻辱”“不统一就谈不上真正的民族复兴”，让公众逐渐接受一个前提：只要挂上“尊严”和“统一”的牌子，任何代价都可以讨论。久而久之，“尊严”从保护个体免遭侮辱与压迫的权利，悄悄变成国家可以要求人民随时牺牲的理由。

从逻辑上说，“民族尊严”并不必然等于“以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真正的尊严，可以体现在尊重少数民族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体现在容许不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存，体现在承认台湾 2300 万人的意愿与安全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牺牲的一角。但在当前官方语境中，“尊严”和“领土”“统一”往往被紧紧捆在一起，特别容易滑向一种对内对外都一味强硬的姿态。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有过汶川经验、坐过 81 天黑牢、长期以人权议题闻名的艺术家，如果在谈到中国与世界、台湾与大陆时，只是顺着这套话术往前走一步，说“不是扩张国家，但在尊严问题上绝不妥协”，效果就不仅是“话说得不够细”，而是给一整套危险的政策框架加上了道义包装。一个真正热爱和平的艺术家，按理更需要毫不含糊地反对用战争解决内部与邻里的矛盾，特别是在看到俄乌战争、加沙冲突带来的惨烈教训之后，更应该对任何形式的“武统浪漫主义”保持清醒警惕。

从这个角度看，艾未未在这里没有展开任何必要的反思，只是顺着当下高频出现的“尊严—统一”话术走了一步。这一步，对许多曾经把他视为“时代前面的思想领袖”“站在人权高地的艺术家”的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人的立场变化，而是在一个本来需要反战声音的现场，缺席了一个本应清晰的“不”。

中国人权现实：艾未未当年批评的对象并没有消失

历史上，知识分子“流亡—回国”的故事并不少见，有不同的路径。范曾在 1980 年代末后旅居法国，后来在官方邀请和安抚下回国任教、办展，渐渐成为体制内的“国画大师”，频频出现在官方文化外交场合，被包装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他回国后的气质很清楚：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避免触碰敏感政治议题，与官方叙事保持高度一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主动融入体制的选择。

与此相对，索尔仁尼琴的回国路径完全不同。这位揭露劳改营体系的“俄罗斯良心”，在佛蒙特小镇流亡多年后，于 1994 年苏联解体后返回俄罗斯。他在演讲和写作中，对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仍然保持尖锐批评，既不为旧体制洗白，也不为新寡头资本主义站台。他感谢美国乡镇给予他的庇护和宁静生活，同时明确指出俄罗斯仍有长期的精神和政治危机。

范曾与索尔仁尼琴彰显的是两种回国路径：一个是与政权互相成就，一个是怀着批判之心重返故土。放在今天的艾未未身上，情况更加微妙。中国不像 1994 年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反而在过去十几年里明显收紧；言论空间比他当年被捕前更窄，艺术和出版的审查更严。艾未未选择回国探母，这是人之常情；但在讲话时，如果把矛头主要指向欧洲，把批评火力集中在西方媒体、金融体系和“政治正确”，而对中国内部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再加上那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自尊问题上绝不会妥协”的“补位”，整体效果就变成了为北京的强硬路线加了一层“流亡者背书”。这与他当年因为汶川孩子的书包被视作“危险人物”的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

近年不少华语公共人物，都出现了一种类似的轨迹：年轻时批评中共，离开中国后逐渐把批判重心转向西方，把中国问题放到一边。这种转向，有其心理和现实层面的原因。长期流亡与移民生活，确实容易带来疲惫感、边缘感，艺术家在异国的边缘处境，也会与当地“政治正确”“文化市场”发生摩擦。艾未未本人与德国文化圈的关系，并非一直顺畅，作品、展览和他对欧洲难民危机、以巴问题的观点，也曾在西方舆论场引发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把个人在西方遭遇的不公、冷淡甚至误解，归结到“西方文明的虚伪”“欧洲民主的没落”，是一条很诱人的叙事捷径。既可以解释自身挫折，又可以获得一部分中国观众的共鸣——尤其是在国内舆论长期强调“西方双标”的背景下。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批评欧洲，而在于用什么坐标来批评。如果坐标仍然是“权力是否受制约、个体是否有基本权利保障”，那么可以也应该看到西方在对待难民、少数族裔、贫困阶层时的制度失灵，也可以批评欧洲在对华关系中对人权议题的软弱与交易。

但如果坐标悄悄变成了“哪里办银行卡更方便”“哪里邻居更热情”“哪里生活没那么累”，那就等于把当年自己坚持的人权标准放到了后排。这样的批评，只会让听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西方的问题已经严重到可以把中国的系统性压制一笔勾销。

被清零的记忆，被驱逐的良心

如果把时间拉长，艾未未这次争议，也可以看作是整整一代“ 80 后— 10 后中国公共记忆”的缩影。

汶川学生的名字，被他和志愿者一点点从家长口中拼出，最后变成美术馆外墙上的巨幅书包，这是“记忆抵抗遗忘”的象征。天安门的死者、良心犯、被迫流亡的作家、被禁锢的艺术家，构成了近四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另一条地下河。

今天，这些记忆在官方叙事中被不断“清零”：教科书不写，网络平台屏蔽，公共空间禁止谈论。与此同时，创作过《毛的忏悔》的高震被长期羁押，许多因网络言论入罪的年轻人被关进看守所。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软监狱”：铁窗之外，有发达的消费与基础设施；但在言论、结社、新闻自由和政治权利层面，高墙无处不在。

艾未未曾经是这座“软监狱”墙上的一个裂缝，让人透过他的作品看到里面的阴影。现在，当他回到墙内，告诉外面的世界“这里其实挺好”“那边的问题更严重”，这道裂缝反而被用来粉刷墙面。这种象征上的反转，才是许多人感到心寒的原因。

回国，可以。探母，可以。在体制没有实质改变、人权状况没有好转、六四和汶川的问题没有被正视的情况下，保持沉默，也是人的自由。真正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曾经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人，开始把话语借给压迫结构本身。

艾未未这次回国与发言，不会抹去他早年为汶川遇难学生所做的工作，也不会让那九千个书包的形象从公众记忆中消失。那段历史已经写进全球当代艺术与中国人权史的教科书，无论他后来如何选择，那些孩子的名字不会因此被“反向删除”。

但是，这次转向提醒人们，一个时代不能把全部道德期待压在个别“符号人物”身上。艺术家也会老去，也会疲惫，也会犹豫，也会在现实利益与安全感面前做出妥协。对关心中国前途和人权议题的人来说，更重要的，也许不是纠缠于“艾未未是不是叛变了”“他算不算小粉红”，而是重新把目光投向那些没有名气、没有话语权、仍在牢房、仍在寻子、仍在维权的人——天安门的“余波”、维权律师的消失、高氏兄弟案、各地“寻求正当程序而被重判”的普通公民。他们的名字需要被知道。

同时，也要警惕一种新的叙事陷阱：把西方的结构性问题，当成否认自由、法治、宪政价值的理由。美国的宪政危机、欧洲的极右翼崛起，确实暴露了民主制度的弱点，但也同时证明，只有在有制衡、有独立司法、有自由媒体的体系内，这些危机才有机会被公开讨论、被纠正、被反思。

在这一点上，欧洲仍然是当下世界重要的民主灯塔之一。灯光可能昏黄，灯罩可能布满裂痕，但与那些主动熄灯、禁止别人谈论黑暗的地方相比，它仍然提供了基本方向。

艾未未可以回去，可以选择更轻松的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什么都不说。然而，当他用自己的经历来为一个高压体制减罪、为一个未改初心的政权背书，就不得不接受来自过去“自己”的质问：当年在慕尼黑外墙上写下“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七年”的那个人，到底相信什么？这个问题，不只属于艾未未，也属于每一个在东西方夹缝中寻找立场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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