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电影

老教皇毛泽东驾鹤西去之后，继任的教皇是邓小平。他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新的主张。1978年访问日本时，在新干线高速列车上，邓小平感慨道，“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在新的政治气氛中，电影的风格开始改变。到了1980年前后，喜剧成为国产故事片的重要题材，当时的社会空气由此也可见一斑。我印象较深的是《甜蜜的事业》。那时“教廷”决定控制人口的高速增长，电影也成了他们的计划生育宣传战役的一部分。在《甜蜜的事业》中，“反面角色” 是那位已经有五个女儿，还拼命想要生个儿子的唐二婶。

虽然喜剧片担负了“教廷”的一些宣传任务，里面的“反面角色”都呈可爱萌态，顶多是思想有点顽固守旧。情节中没有了阴险恐怖的阶级敌人让我如释重负。直到现在我看电影时还是偏爱喜剧。

1980年代的前半期也是中日之间的蜜月期，那时我在母亲单位订阅的《人民画报》上学到了两句话：“一衣带水的邻邦”和“化干戈为玉帛”。

随着“化干戈为玉帛”而来的是日本电影在中国的轰动。《追捕》放映时，电影院前人潮如涌。虽然其故事情节完全超出了我那时的理解力，那些画面如此伸展了我对生活的想象：诗意的北海道乡村生活、私人飞机腾空而起、一群狂奔的骏马冲过闹市。我对乡村生活本来并不陌生 – “社会主义大院”的墙外就是庄稼地 – 但我平日所见的乡村生活只有一些欺软怕硬的孩子和谈吐无聊的成年人。电影中的青山绿水和野兽出没才是我向往的乡村生活。

更令我神往的是东京的摩天大楼。我们那里最高的建筑是县委办公楼，只有四层。我想我那时对生活的理解就是：生活的美好程度与楼的层数成正比。

《追捕》是远来的大乌龟给井底的小青蛙讲的故事。

《追捕》不仅打开了我这样的小孩子的想象力，成年人也为之着迷。那时好像从街上到收音机里的每个人都学会了里面的几句台词，如“我杜丘冬人犯下如此罪行，真是追悔莫及”；“多么蓝的天！走过去，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我是正当防卫。” 那首印着高仓健的坚忍棱角的主题曲“啦呀啦” 也风靡大江南北。

同时期的美国科幻片《未来世界》同样引起了巨大轰动。冷冰冰的机器人要取代真人的计划让我害怕，而那盘每个棋子都是个小机器人的国际象棋把我看呆了。

影像的魔力在于它把远隔万里的世界在一瞬间拉到观者的眼前，也在于它让观者最真切地感到自己与影像中那个世界远隔万里的距离。这距离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足程度的距离，更是枯燥无味与多姿多彩、诚惶诚恐与活力四射之间的距离。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意象关联(association of ideas)，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沙发商的广告中，一家四口坐在沙发上聊天，显得幸福美满，于是每天看这个广告的观众就会在下意识里认为坐这个牌子的沙发就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在美日大片中，物质的富足总是与多姿多彩和活力四射的人物同时出现，于是观众们就会想象富足的物质生活就等于多姿多彩和活力四射的精神生活。这正是“教廷”天天挂在嘴边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情景。我想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的美日大片种下了中国举国上下的GDP崇拜情结。

《追捕》等电影引起轰动的原因还不只是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四十年之后，把《追捕》和《甜蜜的事业》重新翻出来看时，我发现前者仍然是个与成年人智商相当的故事，后者则是没看几分钟就有不真实的感觉扑面而来，它不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其中的演员像是背后被线牵着的木偶。《甜蜜的事业》这样的电影之所以在当时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做戏，大家对做戏都毫不陌生。《追捕》的轰动则说明观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电影里的做戏。他们分辨真假的能力并没有完全丧失。

那个时候的国产电影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除了《城南旧事》等少数几部。这不是因为我有分辨真假的能力 – 我那时还没有能力理解多数电影的剧情，不管是国产的还是外国大片 – 而可能是因为国产电影的画面制作较为简陋，不能给我留下很深的视觉印象。那时适合于孩子的消化能力的电影极少，我们只能囫囵吞枣地看那些成年人题材的电影，这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的一个不幸。

国产电影的突破发生在1980年代末，一些电影里的人物开始说普通人会在正常生活中说的话、表达普通人会在正常生活中表达的情感。《老井》和《红高粱》是其中的先驱。

 3. 电视

如果说有一项现代科技居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中心地位，那非电视莫属。在1980年前后，电视机还是大中城市的特权阶层家庭中的奢侈品，我要到母亲的工作单位才能看到电视，并且电视节目的种类、播出时间和制作质量都有限。到了1985年以后，电视已经走入多数人家，成为大众最重要的获取信息和娱乐的工具，电视节目的花样和播出时间也爆炸式地增长。电影院渐渐门庭冷落。

中美于1979年元旦建交，我在母亲单位的电视上看到了那个签字仪式。已经不记得为什么母亲要带我去看那个签字仪式的节目，最可能的解释是：那时电视节目很少，所以电视上每播出一个什么重大事件就成为大家的节日。那时美国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占有相当神秘的地位。我的一个大朋友告诉我，美国的拖拉机都比中国的红旗轿车舒适。红旗轿车在那时的中国是不得了的东西，我们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的专车。县委书记就是我们县的皇帝。

建交后，中美关系急剧升温，美国的电视节目也开始登陆中国的荧屏。那时最让我心驰神往的节目之一是阿波罗登月的纪录片：烈焰中拔地而起的好像有十几层楼高的火箭、神奇的宇航服、不可思议的失重漂浮、一步能跨老远的月球行走、漆黑的太空，这一切对我都如梦幻一般。

1980年，“社会主义大院”的人家里还没有电视。每个星期有一天是我们一些孩子的节日 – 那天我们吃完晚饭后一起走到父母的工作单位去看电视。如果去得早，《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在电视前耐心地听着两伊冲突和巴解组织，等着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开始。有时候去晚了，电视室里坐满了人，我们就只能坐在远远的后面。

《大西洋底来的人》讲的是自幼生活在大海里的麦克哈里斯与海洋生物学家玛丽博士的团队结盟探险深海、在时空中任意穿梭的科幻故事。故事里也有“阶级敌人” – 外太空侵入的孢子、妄图毁灭人类的疯狂科学家 – 这些也让我害怕。但具有神奇能力的麦克、善良的玛丽博士、四个圆球串在一起状如糖葫芦的遨游深海的潜水艇对我的诱惑力实在无法抗拒。

后来更为轰动的一部美剧是《加里森敢死队》。讲的是二战期间美军中尉加里森带领四个身怀绝技的囚犯戴罪立功潜入德国占领区搞破坏的故事。

《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在美国本土都是反应平平的片子。《加里森》在美国只播出了一季即告收场，其主要问题是情节近乎荒诞，几个人在武装到牙齿的德军占领区如入无人之境，颇有后来中国的抗日神剧的味道。这两部电视剧被选中引进中国，可能是因为虽然中美开始互递秋波，“教廷”仍然将美国视为志不同道不合的最大潜在敌人，交好不过是要“师夷技”，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制夷”，而它们的情节都离现实生活较远，且未得到美国主流观众垂青，审查者不必太过担心中国的老百姓被敌人教唆坏了思想。

我现在还记得的《加里森》中的两个角色是善使飞刀的“酋长”和小偷高尼夫。网上可以搜到很多当年的粉丝对这些人物的回忆，如：

“我们的飞刀起（启）蒙老师是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中的酋长，他那一手出神入化的飞刀功夫深入人心，很快成了当时庆化子弟学校的男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当然在该剧中的那些敢死队成员中，个个具备特长，我记得此外还有位神偷，也成了部分同学的模仿对象，……我记得当时许多男生都在模仿剧中的酋长练习一种基本功，就是把左手五指叉开，然后右手用一把削铅笔的刀或水果刀在左手五指间的空隙间来回剁，由慢到快，由生到熟，确实有几个同学熟能生巧，这一招练习得能让观众令人眼花缭乱。”

另一位粉丝回忆：

“我关于《加里森敢死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酋长’的飞刀。……那时候哪个男生书包里不藏它个十几把啊？一时间满校园里‘飞刀又见飞刀’，一切木制的东西，包括树们本身，全都千创百孔，惨不忍睹。”

“当年初播时，无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男女老中少，谈必‘加里森’，如果平时碰上个比较‘带劲儿’的人或事，他们多半会立即跟一句：加里森啊！

“敢死队中的这五个人可以说是经历过近三十年造神崇拜运动后的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第一批非政治意义上的偶像，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个简单而又兴奋的时代最具标识性的记忆。”【2】

这两部电视剧都是每周只播放一集，但它们对观众的吸引力是其它电视节目望尘莫及。更准确地说，在当时，在这两部电视剧播出的时间段之外，没有什么人对电视感兴趣。国产电视剧要在好几年以后才出现。

《加里森敢死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十几集后突然停播。后来过了许多年，停播的官方理由才慢慢流出。当时中国经济一片凋敝，上山下乡的青年又刚刚回城，全国有数千万年轻人失业。“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大批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当时治安问题的渊源，基本上都和1980年引进的那部美国电视剧有关。”【3】“教廷”最终还是认定《加里森》把他们老实巴交的子民教唆坏了。

如果没有《加里森》，是否那时中国的“大批青年”就会服服帖帖、不去“败坏社会风气”？不得而知。但停播事件从反面说明了这部电视剧在中国观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猜想停播《加里森》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与组织之间是协议关系，只要那点有限的协议不打破，个人在其他任何事上都可以目无组织，率意而行。在中国，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百分之百的服从关系：个人要一切听从上意、靠组织来给自己指明行动的方向。在《加里森敢死队》中，那几个无法无天、视规矩为无物的罪犯成了帅哥和英雄，这是中国的位高权重者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中国的英雄都是听从组织安排的好孩子，罪犯都呈如丧考妣状。

美剧引进随着《加里森敢死队》停播事件嘎然而止，此后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恢复，播出了动画系列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百度词条说“该节目仅仅播出了一年。但是深深的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中国人”。说《米老鼠和唐老鸭》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可能并不夸张，一个例子是：它在1980年代末重播时，把大学宿舍楼电视室里的我的大批同学逗得前仰后合。

相比这几部在想象世界中尽情驰骋的美剧，1980年代初引进的日本电视剧更接近于中国主流观众可以共鸣的情感。第一部上演的日剧是1983年的《排球女将》。那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大一些的房子里，也刚拥有了一台十二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比起阴险的阶级敌人出没的国产革命电影和想要毁灭世界的狂人出没的《大西洋底来的人》，我更喜欢《排球女将》里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另一位观众从《排球女将》中得到了一些不同的启示：

“一夜之间‘排球女将’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千家万户，成为了爆款电视剧。而此时刚刚经历高考失败的马云正在为自己的命运哀叹不已，数学只考了1分。他正打算放弃高考，到工地里搬砖，但当他看到‘排球女将’里小鹿纯子（荒木由美子）拼搏不服输、百折不挠的精神时，他被深深感动了，并把小鹿纯子作为自己的偶像。自此他振奋精神又先后参加两次高考，……如果不是小鹿纯子（荒木由美子）给了马云勇气和力量，估计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首富马云。直到多年以后，马云创业成功，他的心里始终记挂着他心中的女神 – 荒木由美子。为此他特意东渡日本寻找荒木由美子，想当面向她表示感谢，但让马云意外的是，当年火遍中国大街小巷的荒木由美子在日本却无人知晓……”

其后，1984年上演的《血疑》和1985年上演的《阿信》都广受欢迎。我母亲最爱的是《阿信》。那时我家的电视已经再次升级，成了16寸的索尼彩电。记得这一台是父母亲通过某种内部关系“走后门”买的 – 在那时中国的小城镇中，要想办成任何一点芝麻大的事都需要找关系、“走后门”。不管怎么说，三四年间从无到有、再从12寸黑白到16寸彩电，或许可以作为那时中国经济 – 至少是家电行业 – 已经开始起飞的一个证据。

那时我还没有发展出对家长里短的故事情节的耐心，但母亲观看《阿信》时我大概还是有意无意听了不少，央视播音员林如那醇厚的旁白言犹在耳。

林如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导演吴珊试了几个（旁白候选人），认为不理想，就让演员们推荐，有人推荐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有位做拟音工作的同志，无意中对我说，‘试了几个人都不行。一直想在演员里找，因为有位同志跟导演说，这个活儿宁可找四流演员，也千万不要找播音员。’ 经过文革后，播音员平时高调的播音方式给人的烙印太深，人们往往不认为播音员有艺术性、有塑造人物的能力。这个我可以理解。但这句话成了我的动力，播音员那么让人看不起吗？因此我就格外努力了。……我想用自己的声音首先打动自己，然后再去感动听众。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剧情，也没有这么长的电视连续剧，所以大家都被阿信的经历吸引了。”【4】

林如说的播音员那种“高调的播音方式” 就是摆出无可辩驳的最高权威、把叙述句用作祈使句的说话方式，是我从记事起每天都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听得烂熟于心的说话方式，而她在《阿信》旁白中的努力转型可以说是1980年代对文革时代的逆反的一个缩影。

据维基百科，“该剧（《阿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几乎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收视率高达80%。”

在《加里森敢死队》之后，美剧与中国主流观众群体的纽带基本上被割断。日剧则免不了成为中日关系反复无常的牺牲品，刚才还大谈“一衣带水”和“玉帛”，转眼间就把这些忘到脑后。比它们更持久占据中国大陆电视屏幕的是港台剧，其中最早获得巨大轰动的是《霍元甲》，讲的是清末民初武术家霍元甲开办“精武馆”练武强身救国的故事。据维基词条，“1983年首次在广东电视台播出后，又在全国各地电视台轮番播放，在精神娱乐匮乏的80年代，万人空巷，引起一阵收视狂潮，成为几代观众的集体回忆。”

《霍元甲》和同时期上映的电影《少林寺》点燃了大陆观众对武打题材作品的热情。此后，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小说成了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也被盗版无数。根据它们改编的电视剧吸引了大批观众，且不断在全国各地电视台 – 从省级到市级到县级 – 重播。

《霍元甲》中的打斗情节比《加里森》中多很多，却没有遭到后者那样被停播的命运，一个原因可能是《加里森》处处透出小人物对秩序的蔑视，让“教廷”心中不快，而《霍元甲》则是爱国精神爆棚，如那首旋律雄壮的主题歌所唱：

昏睡百年

国人渐已醒……

万里长城永不倒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秀丽，叠彩峰岭

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百年国耻、“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民族的图腾 – 长城与黄河、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 这些才是“教廷”的检察官们想让大众听到的“中国故事”。

那些年电视节目的另一个热点是体育。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杯冠军，并在此后的几年接连创出佳绩。那些年正是大家的GDP自卑感深重的时候，而女排最强大的两个对手恰好来自中国人下意识里的两个崇拜偶像兼竞争敌手：美国和日本，在赛场上战胜她们也就在中国观众的心理上分量尤其重大。每次电视上播出女排的比赛时，中国大地上每一台电视机前都挤破了头。可以说世界女子排球史上从来没有过如1980年代的中国那样巨大而狂热的观众群体。解说比赛的中央台体育解说员宋世雄也跟着成了大明星。

1984年，中国体育界强势回归奥运会，那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转播在电视上出尽了风头。每个夺得金牌的选手都在一夜之间成为举国瞩目的明星。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为中国夺取第一块奥运金牌的是射击选手许海峰、记得关于他的一件趣事是他的视力并不好。

奥运夺金与霍元甲痛打俄国大力士一样，都是抚慰中国观众的自卑感的灵丹妙药。美国的登月火箭和日本的新干线固然炫酷，但那是别人的。大家太需要赢一些东西来找回自尊心。我想，每个人都在寻找存在感，对于那时的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就是他们的存在感。

有一项体育运动在中国电视观众心目中的分量还要远超过排球，这就是足球。在我所在的大学校园里，通常每一层宿舍楼有一台电视，在世界杯、欧洲杯、丰田杯足球赛和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赛事时，电视前总是水泄不通。这些比赛都是直播，经常是在半夜或凌晨播出，但毫不影响收视率。每隔几分钟，巨大的惋惜或欢呼声浪就在整个宿舍区的楼群中间回荡，不看足球的同学们很难睡个踏实觉。

但是中国男足一直战绩庸俗，偶尔灵光一闪也是昙花一现，让球迷们年复一年扼腕浩叹。这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在那个大家都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里，球迷们也对中国足球充满了希望。当希望超越了现实时，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

那时电视节目和频道都很有限，而普通大众没有读书、读报纸的习惯，所以很普通的电视节目也有较高的收视率，而热门节目几乎可以说是全民观看。比如，据维基百科，《西游记》于1988年春节期间播出最后几集时创下的收视率是89.4%，这是现在的任何电视娱乐节目都不敢梦想的数字。前面引述的《阿信》和《霍元甲》的维基词条都使用了“万人空巷”的说法，这不是夸张。

由于电视的巨大观众群，连《新闻联播》中的播音员都成了大明星。我母亲最喜欢的播音员是杜宪。杜宪也是那时许多《新闻联播》观众眼中的最爱、八十年代的“国民媳妇”。后来，在1989年六月四日晚上，杜宪身着黑衣，满眼泪光出境，从此她再也没有在《新闻联播》中露过面。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1980年代，1989年六月四日也是1980年代的最后一天。

（待续）

作者投稿

4. 广播

到了1980年以后，我对“敌台”广播的兴趣渐渐消退。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节目中并没有多少我真正理解和感兴趣的内容。其次，接收到清晰的敌台声音变得越来越难，这应该是“我方”的干扰技术大大提高的结果。最后是收音机里的其它节目开始占据了我的注意力。

虽然电视在1980年代的后半期迅速占领了大众娱乐的主战场，广播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大家通常只是晚上才看电视，早上和中午的主要信息和娱乐工具仍然是广播。其次，跟看电视不同，广播不需要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动，坐在电视机前心无旁骛地盯着。

在1980年代初，我最感兴趣的广播节目是小说和评书连播节目。这类节目也是广播中拥有最大听众群体的节目。打响第一炮的广播评书是1980年前后播出的刘兰芳的《岳飞传》，然后是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和单田芳的《隋唐演义》。这几部评书我基本上一字不漏地听过。由于它们在各地电台不断重播，而一台收音机可以收到好多个电台，有些章节我听过多遍。我周围的孩子们也差不多是这样。我最着迷的情节是挥着刀枪斧钺锤的大将们骑在马上的对打。它们与海底探险的麦克哈里斯一样伸展着我的想象力。关羽骑着赤兔宝马，手舞青龙偃月刀，将文醜斩于马下；岳云金锤砸下，敌将“万朵桃花开”，这些都是令我激动的场景。

现在想起来，这些场景何等暴力血腥，而那时的我 – 那样一个胆小怕事的孩子 – 并不觉得它们那样暴力血腥，我能想到的解释只能是：那时的媒体中暴力血腥的内容太多，我习以为常了。从我记事开始，电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战争题材，里面血肉横飞的场面比比皆是。并且，在我方击杀敌人的时候，电影中总是以一种庆祝的方式来呈现敌人的血肉横飞，让观众不觉得怎么血腥和恐怖。

庆祝或欣赏敌人的血肉横飞也并不是“教廷”的发明 –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血肉横飞的场面比比皆是，并且作者经常是带着一种津津有味的口气来描写的。或许可以说，我们都是在一种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血肉横飞的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大家都把三国时代想象成英雄辈出的浪漫时代，不去在意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时代之一，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在战乱中死于非命。这样的文化就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 “狼奶”。“内卷”这个词是在市场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发明出来，但内卷的现象自古皆然，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文革中和文革前拍摄的那些非战争题材的电影中虽然没有身体的血肉横飞，但里面那些“阶级敌人”被那样丑化和羞辱，可以说，在那些电影里，他们的人格血肉横飞。在电影院外，在我的周围，如果某个人是地主或富农成分，其社会地位几乎连牲畜都不如。在文革期间，中国的“阶级敌人”们有数十万被打死、自杀，活着的生不如死，而那些残忍在我们祖上的血脉中都找得到。

被羞辱的不只是政治上的无权势者。我在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老师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开羞辱、体罚学生。父母打骂孩子是“社会主义大院”里的家常便饭。

我的父母亲对我极少打骂，可能因为我是同龄人中的乖孩子，很少顶撞他们、也很少在外面闯祸吧。但他们之间不时会发生争吵，通常母亲是咄咄逼人的攻方，父亲是迫不得已的守方。有时候他们在气头上时会把家里各种各样的家当 – 我记得的有勺子、蒸笼 – 摔得满地都是。每次他们争吵我都很害怕，手足无措。

如果非要我在父母亲的冲突中选边站的话，我会站在父亲这一边：一方面，父亲是这些冲突中的弱者；另一方面，我在自己遭遇的冲突中的习惯做法可能更接近于父亲。

评书里经常说一句话：“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周围的社会也是这个样子：咄咄逼人的总是占尽便宜，懦弱无能的总是窝囊受气；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崇拜强者、鄙视弱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不甘心总是受窝囊气，但咄咄逼人又不是我的天性，所以总是感到很别扭。我没有见过处理冲突的其它的可能性。

我现在知道了还有比父亲当时所做的更有尊严、更有智慧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一些学者和作家认为，男孩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有英雄气质的父亲般的形象作为他立身行事的榜样。假如父亲那时能以有尊严和智慧的方式来化解母亲的攻击，我或许就会有了一个这样的榜样，我对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就会更有信心。我那时还意识不到缺乏一个这样的榜样对我的成长是多大的缺失。

虽然不时发生这样的战斗，我们家还被左邻右舍誉为家庭和睦的模范，也许是父母要顾及在左邻右舍中的形象，所以争吵时声量并没有那么大？我的确是身在家中便不时听到左邻右舍的各种叫骂，所以我们家的“和睦”名声也许是矮子里拔将军的名至实归了。

成年人的做事方式自然会被孩子看在眼里。在我周围的孩子群中，地位是靠打架来确立。打架最凶狠的在孩子群中地位最高。他们有霸凌那些弱小者的权力。我被父母亲的同事们公认为“绵善” –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形容的本意是夸赞，还是为我将来在这个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捏一把汗，但那时的我不为这样的形容感到自豪。我好希望我能凶一些。

在评书热之后，许多长篇小说也在广播中连播。那时我已经身在高中、大学，比起小时候来已经是“俗事缠身”的年龄，不再有那种每天一到时间就急不可耐地打开收音机的兴致，但也断断续续听过不少，如《红楼梦》、《平凡的故事》和《笑傲江湖》。记忆最深的是《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数千弟子在朝阳峰上朝拜任我行教主的一段：

“但听得‘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声震动天地，站在峰腰的江湖豪士跟着齐声呐喊，四周群山均有回声。”

我马上想到了毛泽东挥手检阅百万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也马上想到金庸先生这样写必是心有所想。那时已是1990年前后，毛泽东的形象已经从年轻人的记忆中淡出，“个人崇拜”这个词也在新教皇的严厉抨击之下成了愚昧的同义词，我以为这样的景象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遗迹，万万想不到三十多年后 “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又会在华夏大地的千山万壑之间回响。历史在不断重复，当是由于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广播中也有其它一些艺术形式。还记得改编自欧亨利短篇小说的广播剧《最后一片叶子》。那个在窗外墙上画上一片叶子帮助年轻女画家鼓起活下去的勇气的结尾让我倍感温馨。这样的广播剧的听众范围应该是相当小众，与《岳飞传》不可同日而语。

在八十年代早期，广播中还很少有广告节目，在不同节目切换的空档通常会播放一段音乐。乐曲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西方古典音乐 –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都是些什么音乐，因为并没有人为它们报名字、介绍其来历，只是在多年后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时才发现其中许多片段我小时候就在收音机的节目间隙中听过。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在这些间隙中播放的乐曲包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和施特劳斯家族的许多经典片段。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乐曲在广播中出现时的边角下料身份 – 没有乐曲名字和作者的介绍、只是作为主打节目之间的过场出现，如同足球赛中场休息时体育场喇叭里播放的那些没人留意的轻音乐 – 播放它们的广播前辈们可以相当自由地选择曲目而不必担心“教廷”检察官们的严厉审视。在这里向这些默默无闻地给我播下美的种子的DJ们致谢。

 5. 音乐

歌曲是“教廷”极为重要的驾驭大众思想的工具。从1949年“教廷”成立开始，神州上下就到处飘荡着歌颂“教廷”和“教皇”的歌曲。1980年代仍然是歌曲飘满大街小巷，但歌曲的内容与前代比有了变化：不仅颂圣的正统歌曲有了更宽的视角，不涉政治甚至不满政治的流行歌曲也开始通过市场途径流传于民间。

正统歌曲的主要传播媒介是收音机和电视文艺晚会。比如那时广播电台中有个“每周一歌”节目介绍的就是这样的正统歌曲，如《我爱你，塞北的雪》等。如果我的记忆准确的话，节目的长度大约是十五分钟，每天首先完整播放这首歌曲，然后介绍其歌词、背景等，最后再完整播放一遍。整个节目每周七天重播，下周再换一首新歌。一首歌这样在一个星期里反复给听众播放、介绍，可以说做到“入脑、入心、入魂”了。虽然这样的格式听起来有高高在上强迫灌输的意味，“每周一歌”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的节目。这一方面是因为节目中介绍的歌都有一定的艺术水平，一方面也说明那时大众愿意接受这种灌输型的艺术欣赏模式。

《每周一歌》有时也会介绍风格较为正襟危坐的流行歌曲，如曾在1960-1970年代风行港台地区的《南屏晚钟》。当时节目中播出的版本的歌词与多年后我听到的版本的歌词有一点出入：在前者中是“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思乡梦”，在后者中是“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如果当时《每周一歌》的编者手边同时有这两个版本，他只能有一个选择，因为“相思”这个词是上不得当时教廷的广播和电视节目的。在教廷的旨意中，爱的对象只能是教皇、教廷、教廷的江山社稷 – 如“塞北的雪”，不包括普通人。

如果要为中国1980年代的社会主流情绪评选一首主题歌，这首天真烂漫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或可拔得头筹：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

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在1980年代初，这首歌在各种广播节目中、在我老家的大街小巷的喇叭中都能听到。音乐老师也在课堂上教我们这首歌。老师当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口音跟两道眉毛一样浓重 – 现在我知道那是江南口音。跟母亲提起这位老师，才知道他也是母亲在1950年代末上中学时的音乐老师。母亲说，那时江南一带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教书，她才得以在初中和师范受到相当高质量的教育。

另一首昂扬欢快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或可荣获1980年代主题歌评选活动的并列冠军：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哟弹琴，姑娘歌唱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咳！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希望”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 “那时的中国人真是充满信心，每个人都相信，通过自己的勤劳奋斗，美好幸福的生活一定会到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民意基础，奔小康，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生活美满，国家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普通信念。”【5】

与正统歌曲的传播渠道不同，流行歌曲的主要传播渠道是除电视外对1980年代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另一项现代科技：磁带录音机。磁带很容易大批量复制，一首歌曲不需要官方的广播和电视的背书也很快就能在全国流行。那时的人们也没有太多隐私的概念，总是把音量放得老大，录音机一开，周围一大片地方都可以听到，不管大家愿不愿意听。在我老家，每家在给孩子操办婚礼时，院子里都要搭起帐篷，支起直径一米多的巨大的炒菜和煮饭的灶台，摆出许多张十人一桌的大圆饭桌，宴请数以百计的亲友，再架起高音喇叭，一整天以最高的音量一遍又一遍播放各种流行歌曲，方圆几里之内的人家都跟着一起沉浸在喜庆气氛里了。我不用自己购买或翻录磁带，坐在家中，歌曲就远远地随风飘来。

如果说1980年代初在银幕和荧屏上领风骚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电影电视剧，那时在流行歌曲的世界里是港台歌曲的一统天下。

大约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我坐在一辆长途旅游大巴的最后排，前面的司机放出了这首歌：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儿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以前听过的所有儿童歌曲都是听话好孩子式的，都是大人在替孩子说话：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 我应该“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应该“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就如那首“藤上的瓜”是公社在替社员说话：我这个瓜要抓住公社的藤、要“心里乐开花”。这首《童年》则是孩子在没有大人在旁虎视眈眈时讲着自己的真实感受。

还有些现在看起来品味不敢恭维的港台歌曲也达到了一定的流行程度，如：

成、成、成吉思汗

有文明有魄力有智慧异常英勇

成、成、成吉思汗

不知道有多少美丽的少女们

都想嫁给他啊 都想做他新娘

他是人们心中的偶像

这首歌其实是中国从古到今社会现实的一个准确写照，只要把歌词中的“成、成、成吉思汗”换成“毛、毛、毛大救星”、某个名人、某个公安局长、某个黑社会老大，即可适用于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在这首歌里，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有权者不必有对无权者人格的尊重，无权者乐颠颠地在有权者的羽翼下找到了安全感。这首歌是陈胜吴广的皇帝梦，也是中国的普通人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如饱蘸爱国情怀的《霍元甲》在众多港台电视剧中受到大陆观众的格外垂青，一些饱蘸爱国情怀的港台歌曲也受到大陆听众的格外垂青。其代表是《我的中国心》：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据百度词条，“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张明敏为几亿中国电视观众演唱了《我的中国心》，歌声一下子打动了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引起了中华同胞的强烈共鸣。”

张明敏在演唱时神情庄重，身穿中山装，在衣着争奇斗艳、劲歌热舞的一众港台歌星中独树一帜。我母亲很欣赏这样的风格。

在港台歌曲的汹涌大潮之下，大陆本土流行歌曲从零开始，起步艰难，只有一个人异军突起：崔健。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两万五千里”和“根据地”都是“教廷”神坛上不可亵渎的话语，在其中只有革命的螺丝钉，没有“我自己”。崔健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提出两个问题：人是该相信神坛上的那个神明，还是该相信自己？如果该相信自己，自己的那块“根据地”又在哪里？

他的歌在当时的年轻人中间激起了强烈反应，这或许可以说明许多人寻找自己的需求在觉醒，而找不到自己的焦灼也是普遍的情绪。

实际上，在《我的中国心》的豪气冲天的歌词和旋律之下隐藏的也是一种找不到自己的焦灼。焦灼，但不愿意承认、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要靠抱团、靠抓住一个群体的身份、靠显得强大来舒缓。

器乐的消费群体比歌曲小得多，但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音乐还是在静悄悄之中被许多人喜欢。“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专辑风靡大江南北。在那个文化產品相对匮乏的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严肃的革命歌曲和交响乐，还有这样一种轻柔、易於理解的抒情音乐存在。随著一张张录音卡带手手相传，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就在人们的翻录中传播得越来越远。”【6】其粉丝中也包括我。我喜欢他的清新如水的《秋日的私语》和他本人的温文尔雅。

现在想起来，这种气质之所以吸引我，可能是因为它向我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我那时的认知中，人的社会行为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温文尔雅或咄咄逼人；温文尔雅的是受气包，咄咄逼人的顺风顺水心想事成。克莱德曼和他的钢琴曲的温文尔雅却透出一种不可侵犯的高贵。可惜我那时虽然被别人身上的这种风格吸引，但想不到我自己也可以这样。

克莱德曼本人后来在1992年来华演出。此后，“美妙的音乐创造出了持续20年之久的克莱德曼式奇跡：70多个城市、200余场音乐会、直接观眾超过百万﹔改编创作数十首中国音乐作品；在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学习钢琴、购买钢琴的热潮，带动了国產钢琴业的迅猛发展。”【6】

有的人喜欢克莱德曼的清新如水的《致爱丽丝》和《秋日的私语》，有的人喜欢原始欲望的《成吉思汗》，有的人与焦灼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共鸣，这都是中国从“教廷”一统天下的一元社会走向多元化的迹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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