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心唱个公社好，那些年都那么唱。如果说唱在口头上是宣传，它矗在地上立在地里的，却是确定的实在。当年是那么大一片，都叫它“公社大院”的。这次暑假到旧地想再识当年，发现丁点都无从指认了。空里比划着从南说到北，同龄人说没错，那就是当年那一片。只全不能落地：地上已全无影按—-被后建的东西满压过了。问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那时的东西南北。那么大的人民公社，千人万人的战天斗地，竟好像什么都没有过、从来就没发生过。也就只有承认：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大院的动工兴建，似乎是在“右倾翻案”期间。到了大张旗鼓地“反击右倾翻案风”，院子已完全建出来，大门口的牌子都挂上了：XX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白牌黑字端正的仿宋体。之后的“评法批儒”，远没有以前种种的轰轰烈烈，至少，不记得有过全社级的“万人大会”，也就不记得我们这类村民曾进到过那大院里。

到我进到那里边，运动似乎都过了。万人大会倒是郑重举行了一次，不过不再是“运动”，是伟人逝世纪念。全公社的民众，能走去的都去了。晚上，集中在公社粮站晒粮食的阔大场地上，黑压压一片看不到边。陈同志神色凝重地直立在讲话桌前，胸前白花对着桌上扩音器，四十岁壮汉的喉音扩开得才是沉重：一年了，整整一年了！高音喇叭就起嗡呦呦呦的递远的扩散。接上的是足长的停顿。他那浑厚干哑的中音，既撑足了语气又挑满了节奏。那一句，讲稿上我给专门写作一个自然段，连段落前后的留白，在他那儿都满满地给整出来了。

陈同志是公社一把手，党委书记。还有三位副书记：高，刘，董。高刘两位还兼任公社社长，一正一副。他们之间相互称呼，从不称陈书记、高副书记，一律冠姓氏缀“同志”。不用说，那就是“应该”的称谓；反正，大院里的人们，完全按这称呼他们。

上到“同志”称谓的，还有武装部长，宣传部长，好像他们都是党委委员。此外，还有文教主任、团委书记、妇联主任，都是“同志”。

后来知道，“同志”，都是领正式工资的，是正儿八经的“干部”。他们的家，都不在本公社内，但都在本县内，在其它公社下属的某个村。那时好像都那样，不仅我们公社。社社“干部”都是外来，不过那“外”，好像是不出县的。

大院里剩下的人们，可就全都来自本社，完全的土生土长了。怎么就有了那么个好名号，把他们笼统地划作一堆，称作了“公社八大员”。八大，谎说，假定是从“八大金刚”套过来的说法。“大”，还是有一点的。每一员都把持着一条道，往上有通着的“线”，往下，直接对了各个村。就说“信贷员”吧，名称本身就竖在那儿，信用贷款一手抓，当当响一大员。

一路往下数，农技员，水利员，机线员，广播员，通讯员。最后一员就到我这儿了。理当排在最后。通不通那个讯，从村上来说，实在可有可无，什么都不算。人们说“编辑”，是对在公社广播站内；出了公社，通讯员。讯往哪里通？有往上的“线”：直接的是县广播站；再往上，地区报社。

八大员从村里来，没工资，挣的仍是村里工分。实际上是他们所在生产队的工分。平日拿不到一分钱，跟在生产队干活一样，得等年终生产队分红结算。而且，他们的工分是生产队评定的。如果你在队里评到的是八分工（那多半是女劳力的顶级），来这里还是挣八分。我去公社前在队里已是一级劳力，一天挣十分，到了公社还就给十分。

我们村为公社出了通讯员，他挣我们村的工分分我们村的柴粮，不能这么白出吧？有办法结算回来。那时的公社，年年季季都“出民工”，对了，根本就没有不出民工的日月，民工是按各村劳动力数平摊的。所有的大员，都是从村上抽调的劳力，统一加在公社劳动力总结算表里。一揽子大账不细分，给大院出十分劳力，跟上海河给国家出十分劳力，可以相等相抵。我在公社的那十来个月，给村上大概抵掉三四个按季上海河的劳力，就村子上来说是划算的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正，这最最根本的点，是深嵌在人们意识中的。一个新新的小伙子进来，八大员之间从不说“调来了”，那不是我们；我们只说，小范上来了。另一个同样的界限分明是，八大员们相互之间，都称老赵老尚小卞小范，非“老”即“小”。不能称“同志”？你想都别想。绝对不会乱那个套。回头掂量掂量真有意思，有那规定？谁给规定的？没有啊。可人们底下做来，那么地丝毫不差，完全地“落实到行动上半点不走样”。

正如同志间的相互称谓一样，八大员间的这种相互称谓，在相对应的另一拨人们那里也是通行，且被不约而同地表现着。一进大院门，书记看见打招呼：“小范，来到了。”书记绝不会叫出“小范同志”。旁边的“大家”哄着，都“小范”起来，没那么顺理成章和谐成趣的了。

没正当事你是进不了那大院的。那之前我只进过一次。是在村南地里锄着麦子，算是“麦苗青唻”时节，村上的大喇叭喊我到大队部。进去一看，公社的文教主任。单独跟我谈，说，你给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回头再说，就写大好农村，一篇散文，一篇诗歌，三天时间，写完了送到公社办公室，交给那里的齐秘书。

这回得去趟公社大院了。可别说不当回事，轮到写，心里还是不由分说地重视，再回到地里接着干活，脑子里就止不住三想两想往那写上转。晚上动手稀里哗啦写了，第二天想快快结了那档事儿，趁中午歇晌骑了车就去。

近大院那一段基本是南北向大路，路西侧就是大院长长的东围墙。那墙可是长，大院后边是粮站大院，再往后的院是卫生所，再往后是供销社，院接院也就墙连墙起来，成笔直的一道往远排。公社大院围墙成规则的长方形，坐北朝南的布局，大门在正南院墙的正中。进了大门是足宽的正南北的迎路，迎路底上顶一排正房。东侧排开两遛房，房前各有十多米的空地。西侧，西偏房（后来知道那时伙房）顶正房。房，都是砖基土墙，不过里外都白灰灰过，房顶扣瓦。

正中午，看不见人，中间那排房近迎路那间是开着门的，上前一看，小木牌上写的正是“办公室”。两间屋子通开，靠窗是一张大办公桌，上边醒目地突出地摆着一个电话机。靠屋子的北墙还有两张桌子，自是各有椅凳。看得出里面通进的是秘书的卧室。当然迎过来的就是齐秘书了，扰了他的午觉。他接过稿件端正地放在大办公桌上，放下后才扫了一眼。我转头就往回赶，到家刚好不耽误下地。

三天后又被喊到大队部，又是那位主任：决定让你到广播站当编辑……你跟小孔同志住一个屋子，自己带被褥…

还是先见到了齐秘书，五十上下的老小伙子，不高，神情上总带点疲惫，眉眼间还是有剩出的精神。显然他知道我的又来，就领着我，边走边东西南北地介绍一回，然后领我去了我该去的屋。那时候还不兴说“卧室”，也不是“办公室”，实际上是卧室办公室合在一起，大院里边的人们，说起来就是：“小孔同志那屋”，渐渐那也就成了“小范那屋”。

如果你知道北方农家常见住房，坐北朝南三间，那样三间算一套的话，就容易想象出公社大院的房屋建筑了。进大门后东侧的第一排，是一条房脊通下来的那么两套，第二排也是。与第二排相齐的迎路西侧，也是一样的两套。第三排，也就是迎路的最底上，整个一条脊通下，四个三间套，中间对着路还加盖了两间，那两间在东西又各通开一间，就成了四间通开的“会议室”。我的屋，在会议室东第一间。

靠窗是一张小办公桌，一把椅子。桌上边对着的房檩挂下来个大度数灯泡，那时公社已通了电。桌后是小孔的床，紧靠西墙。靠北墙还刚好放得下一张床，我的被褥就到了那儿。脸盆放在自己床底下，就都好了。自行车放在房门边，夜里可以推进屋子里。

实在我那时是个小员。两个接线员年龄略小，其它的年龄都在我以上，甚至往上去好多。我对着的，就都是“老”什么了。采访，写稿件，公社里别管谁，谁都能告诉我需要什么、什么时候要，我当然只有尽力跑去写去的份儿。陈同志那纪念讲稿，是郑重的一次。高同志刘同志，书记社长要讲稿，都有过。只那位直接管广播的董副书记，却不曾直接让我写过什么，只过段时间，指示给我往下的“宣传大纲”，相信那是来自更上边。

小孔，那位同舍，已是来这几年的团委书记了，已婚，很少回到屋子里。当然有过都睡在那儿的时候，除了说说天气冷热，工作上本没什么相关，也就实在没多少交流。跟公社的其他干部一样，除了上来开会，多数时间都是在下边村上。一回来，就在屋子里大大保养一回他的飞鸽自行车，擦了油油了擦，一转轮子，一轮的亮闪闪。

那屋子的东侧紧邻，是宣传部长，姓李。不知是怎么一个分工，宣传部长的他，却从来没找我说说广播宣传的事儿。再往东，是武装部长。军队营级参谋退伍回来的，中等个瘦巴巴，两眼总是精精的，走路总是快快的。第一天我就被告知：不能随便进他那里。部长本人倒热情，我白天喜欢开着门，忽然他就会进来，看看在写什么。拿起来随便念，念得哈哈笑。随随便便说点什么。说他守着的那套屋子里有重武器，重到多重不知道，有多枝半自动是肯定的。我可没问过他。哗啦人进去了，半天不出来，谁也不能打扰，他，可能在屋子里边“擦枪”。

会议室西侧，是妇联主任小魏同志。人长得好，已婚未育很年轻，就算不能穿戴什么吧，总是清楚整洁的，总是远远地打招呼，自行车总是亮闪闪，一回来就给大院带点清亮。人们底下说，她的车子都是去婆家擦亮回来的。她宿舍往西就是那位董副书记，当年也已二十大几岁，没婚，人们底下悄悄说她没对象。她们是仅有的两位女同志，也很少上来。

女同志屋子再往西，就是广播站。三间屋子一明两暗。堂屋正面靠北墙是机器。左进是工作室，机线员可以在里边工作，也放工具仪器广播器材，同时也是广播室。直播，广播员就进到那里边，于是门口有标示牌：闲人免进。

那时每村都装上了大喇叭，所有的大喇叭都直接连通到了那播音室，所以叫“有线广播”。里边的话筒，一声轻咳都能嗡地直接传遍全公社。更多的时候，播音员是先把稿件念好，录音机录到磁带上，然后把录好的磁带放入播放机，到时间按播放按钮播出。有那种时候，稿件出来就要播出，播音员拿过扫一遍，转身就进播音室，一句句就那么给直播出去。当然更多的是转播，县广播站专线下来有专门节目，天天少不了的是省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更不能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

即便十冬腊月，天寒地冻中的大喇叭，也还是凌晨六点在每个村准时开响。哪个村的喇叭不响，八大员之一的机线员转眼就会到。公社大地就是那么紧紧连成一片的。三九天凌晨六点，天还全黑着，《东方红》乐曲就再次激越地响彻大地了。就算是简单地按下按钮吧，那也是要广播员亲自到那机器前手动的。天天正点开播从无失错，全靠十多岁的小姑娘，单这也该给计大功了。更别说麦收“双抢”，社长给个话立刻就执行：开播时间，凌晨四点！

晨播是两个小时，然后是中午播出一个小时。午间的开始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省联播也在午间。晚上的播出，是六点到九点。“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 是晚播很具欢乐气氛的开始。全国联播就在晚播中。“本站通讯员报导…”排在联播节目后，如果有的话。

想来诧异：那时就我那么一写，直接稿件交给播音员，播音员半个字不改进播音室，播音话筒直接通到广阔天地间的多少喇叭，接下去的就是所有大喇叭的异口同声…竟不经过领导审查？还是别多想。

广播站进屋门往右，是广播员卧室兼电话值班室，也是“闲人免进”的地儿。

最重要的，是屋子里那个电话交换机了。那时每个村都有了电话，电话机只一台只在大队部里。村上人要打电话，先到大队部。在那里一拿电话，交换机上那个村的联线就会哒啦掉牌，一拨动，交换机就出铃声，所谓“叮铃铃…” 这时就靠接线员了：要哪里？给接XX村。那来电者村属的电话线金属插头，要等接线员给插进所要那村的接头孔，然后才可以和那个村的人通上话。全公社，包括往县里，甚至往更远的长途电话，都得通过那交换机，重要自是不必说了。于是要有保证、要全天候。日夜值班，两人轮换。是从学校来的女中学生。一位中学没毕业就来这儿了，是专职。另一位，高中毕业了的，专职播音员兼电话值班。

广播站往前迎路西侧的那两个三间套，是书记社长们用的。再往前，偏西侧贴着西围墙的，就是西偏房“伙房”了。那是两间通开，有三个锅灶。大院里的人全都在上边吃饭，那样的时候少之又少，常日里只一个人料理。倒是用那正式称号“炊事员”，于是也就包在“八大员”以里了。平常就是农家食物，饼子窝头。细粮白面，等到过什么节会有，多半是白菜猪肉馅包子，到时候就找人帮着添水烧火。

伙房不大，也用饭菜票，粥一两饼子二两，蔬菜一毛肉菜两毛。轮到吃，同志们多是拿了回自己屋。女同事也是领了拿回去。剩下的就是清一色的员了，一条木板案子站不开，后领到饭的，找地儿蹲下也能吃。应该说是大气候管着小气候吧，总之，吃饭大半都严肃，什么都不说，上去就吃吃了就走，谁都不说什么的时候多。不知怎么赶得对，才会爆出一两点稀罕的哈哈哈。要说那些人们连吃饭都认真着，也不算说差。

书记社长的三间套，堂屋有办公桌电话，左进，是书记陈同志的屋，右进，是副书记兼副社长刘同志。再往西，进堂屋右进，是另一位副书记同时是正社长，就是那位高同志了。

那堂屋左进，屋子里却是铺堆了半屋子麦秸的。不知道的无论如何看不出那用处。那时，“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对了，那间屋子就是“学习班”。至少“办”过三次，我是说我在那儿那段时间看到的就有三次。

“给弄去办学习班了”，那时在村上是很厉害的话，乡土音出来都带着狠巴巴。直接的相同说法就是，谁谁惹上事儿了，给“弄进小黑屋了”。小黑屋，还真不假，那屋子没灯。“学习班”给谁办，或者说办谁，决定的当然得是公社革委。村上直接往那里边送人，好像没有过。谁把村上的人一路弄进那小黑屋？那个村自己的民兵。像土改时一样，必得是两个人押着去；而且，那两个人必得持枪；而且，那枪头必得上刺刀；而且，一定得是夜里押送。夜黑风冷刺刀寒。

直接进那空屋，嘎吱门开，“进去吧”，哗啦外关了。里边，就你跟那堆麦秸，“学习”就那么直接开始了。黑灯瞎火冷屋子？什么都别说了，麦秸总还是软的。劳累一天，半夜被提起，刺刀明晃晃，蒙头转向，小路曲曲弯弯，脚步趋趋拌拌，几里路下来进到那里边，恍惚不了多一会儿，不怕你不耗得麦秸堆里蜷成一团。—-整个没音儿了。学着吧您哪。

没人管你水饭。到了时候会有人来看你“态度”，转变好了没有？第三天上，要是还得在里边接着“学”，会有人通知家里人弄饭水来。

正是那么个做法，以至于让我们这些就在大院里边的，都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间屋子里关了什么人。那次是我大清早回到家，母亲慌慌地问：园爷爷给关在哪儿了怎么样了？有饭吃吗？我大惊，六十多的老人给生关起来？慌慌骑车冲回去，隔门喊应了“园爷爷”，才电话回村上到园爷爷家人，老人没事儿。那被“办进去”的缘由：在东洼洼当底那块地上，不种上边指定的杂交高粱，想种黑豆。公社是盯住了那地的，园爷爷耩地的耧刚走了两趟，高同志到了，立马让他停下来回去。停是停下了，可这“回去”让园爷爷腻歪上了：“队长让我来耩地，我不干活不给我工分，我得挣工分啊。”没再耩，大叫驴放空在地里歇着只是不回。怪了，园爷爷不出声，高同志耍一圈又一圈生弄不赢那犟驴，一骗腿上了自行车进到村里直接给布置了下去。

都说高同志那自行车是用得最厉害的。我们那公社的广阔天地，大几十里方圆，他可以忽然就在哪块地头上出现。四十大几岁的人，什么都不带什么都不怕，一人一车，什么样的路都挡不住他。

当然，大院的人们都靠自行车。上来下去，都是那统一的交通工具。书记社长也一样，说下乡，自己的车子推出来，开腿骑上走。

自行车本身还是有分别。干部们，别管是书记还是主任，新也罢旧也罢，都是轻便型，好像都是天津产“飞鸽”。到大员们这儿就不了，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村庄间出来的加重自行车。那时自行车厂生产的正牌自行车，是要凭票才能买到的，没票，有钱也买不来。至于怎么弄到票，已超出我们这些村上人们的活动范围了。

聚上来开会，会议结束说个下去，自行车一个个出来，转眼刷刷地就走没了。

下去就是蹲点。蹲点，可是那个时代的几乎天天的流行语。最早这么说大概是四清，主席夫人倡导出来。然后就一路下来，公社的同志们大员们，有事需要时才在上边，没事，一律下去蹲点。见面打招呼多半都是：“蹲哪儿去了？”“故县。”故县是村名。“你呢？”“留村”。“还蹲着呢？”“蹲着呢。”
八大员的蹲自有“优势”，那需要的“同吃同住”，多半就是同到自己家里。当然那也是工作上的“优势”：他们人地两熟，同志周边放上一两个，跑前跑后都快。

蹲点是常年的，例行的。不管是从上边下来的运动，还是抢收抢种三秋大忙，还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蹲下去的名目总是有，一个接一个，没有空缺的时候。“农业学大寨”，那运动本身就是常年的，一年又一年的。一个村子一两个，大村子三五个，就那么蹲在那里。白天跟着生产队的一块下地，晚上领着开会学习，每天大致就是那样。到时候上到公社里开会总结交流，接着的还是布置下一期的蹲点。

是的，那些人们，没有休息日。“星期天”的概念是没有的，日子不分天，天天滚着过。大员们从小农家日月，有农忙农闲但没日没夜，根本就没“休息”一想。可“同志们”该按“干部”来，到了这儿，在这一层上，实在也就“社里人”了，别管从哪来带什么功来，跟社员一样，不再分哪天哪天了。

同志也罢非同志也罢，当年公社里的那些人，没休假没节假没病假，日日夜夜，确是常年地滚在里边。一身扑在人民公社的集体事业上，那样说不为过。仗着的，是那时他们的“青壮”。论年龄，都在五十以下，按当年的“劳动力”说，他们她们，都是公社的“整劳力”。

曾是那样惊天动地的伟业，那一代人的心声，真的就是一心心唱个公社好。—-身当其时的人们没别的可想，男女老少一条心，都盼着自己的公社好、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好。怎么可能不呢，此外没别的呀？

而公社大院，作为当年县府（上头文件多发至县团级）与村庄、官与民衔接的最基础单位，它那在百姓岁月里绝不短暂的历史，它那自成一套的建构编制功能运作，实验和实证出的，不仅仅是“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一大二公”，也不仅仅是我们文化中的“政治智慧”吧？

当年那些起早摸黑忙得团团转的人们（别管为什么忙），从调进来的同志到村里上去的大员，再到公社的大小队干部，直到各村各户辛勤劳作的父老乡亲，有多少都已杳无声息地谢世过去了。会有人回看那代人当年的辛劳、会有人合算那代人当年及后来的酬劳吗？

过去了就全完了？那样举国上下的大业，已悄无声息地覆盖了去。正像当年实体存在过的“公社大院”。

“满山山红花向阳开 | 山庄庄人民喜心怀 | 一心心唱个公社好 | 幸福啊长存春长在—-”是刚回到老家时学唱的歌，学生时期唱过无数遍。至今翻起来，还觉得歌韵上乘，阳光灿烂。只是一下“三十年河西”后，那类的歌，是再也听不到了。大院里“混过”，说起当年，心绪总还是会牵起来。往远处走走再回望，“公社大院”那一片，浑沌蒙窿中是一堆枝丫参差的后起，让我这后来的想，无端的思绪唤出西凉歌：…远远地看见不敢吼—- 扬一把黄土风刮走—-

2024.10.

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