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恩师， 人与近邻，固然缘分的点拨，但也不乏人的抉择。只是人与父母，那是天意，人无选择。父母给我以血肉之躯， 父母塑造我的心灵。但他们所给我的一切，我懂得珍惜， 却是在我自己年华老去时。

（一）

家里有一张旧照片，一个年轻人， 坐在河边，背向我们，他的身旁一株斜柳。 我问父亲，他是谁，父亲说：“我和你母亲的介绍人”。他是我父亲的老同学，早早离世， 因为他，两个上海银行的小职员相识而相爱，成就一段姻缘。 从此尘世多了两个人：我和我的兄弟。

我母亲出生在常州，她的父亲是国华银行 1934 年设立的常州分行的襄理，外公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只有一张画面，他躺在病床上， 一条腿用金属架子高高支起。我的外婆晚年卧床不起， 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也是躺在床上的她，艰难地想用手打开铁盒， 里面装着早已过期的月饼。我祖母的妹夫倒是香港的大银行家，他在1949年前安排了我的父亲和我的伯父去英国学习金融。文学专业出身的伯父当时孜孜不倦于苏俄文学，他说他一生最讨厌算账，于是谢绝机会。我父亲倒是大学经济科毕业，在上海一家私家银行 （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里算账的，但是他一心向往著“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他坚决留在解放后的上海。我母亲回忆说，我的父亲没日没夜投身革命，根本不着家。我见过旧照片：三十来岁的父亲扛着斯大林的画像，在上海的马路上大游行，滂沱大雨中。他受新政府的委派，还去了一次四川， 好像是去协助“查账”，带回来一瓶茅台酒。

我记得父亲的舔犊之情， 因为父爱难得。父亲曾带我去他当时工作的区委 （后来他官拜副科长），在机关大食堂用晚餐，洗碗是共用一个大澡盆。然后在大礼堂观看庆祝国庆的联欢会，文艺演出的开篇， 都是各路戏剧的断片，“三岔口“还有点意思， 因为蹦蹦跳跳。 咿咿呀呀的越剧让我坐不住。 我一心在等电影。待到电影放映时，我早已昏然入睡。过春节时，父亲带我和哥哥去老城隍庙， 买了一架幻灯机， 搭配的幻灯片都剪自旧电影的胶片。幻灯机用薄薄的黑色纸板做成外壳，再配上简单的镜头， 将电灯泡插入黑箱子，打开灯， 随着片夹的移动， 墙上出现了一个真实而梦幻的世界。那哈哈大笑一瘦一胖的活宝是谁？父亲旁白：旧上海有名的笑星殷秀琴和韩兰根。一对窈窕淑女，穿的旗袍， 在上海的弄堂里飘然而过，那身后的男人是谁？

我们家所租住的弄堂，过马路斜对面就是四明村，里面是连栋的石库门房子，里面还住着我的小学同学。我和父亲常常穿越弄堂， 一定走过弄堂里的 923号的门口。但是父亲从未提起过 923号里的租客：1931年飞机失事去世的诗人徐志摩和1965年在此离世的他的未亡人陆小曼。父亲大概没有读过诗人1925 年所写的游记《欧游漫录》，当时二十八岁的诗人对苏共提出尖锐批判：“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当时多少左倾青年，政治目光却比不上浪漫的诗人。他们向往而且真心忠于自己的理想。记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会把家里的肉票糖票油票上交组织，他对我母亲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六公斤猪肉， 但是我们跟着毛主席。”

然而父亲内心的深处又保留着自由主义的 ego，往往在不经意处流露出他的隐逸之情， 走过苏州河，他说他喜欢河上的一叶孤舟，人在孤舟上悄悄读书。渐渐地，我父亲的政治热情开始淡化，而代之以疑惑。我父亲曾经和我回忆起三反五反运动，资本家站在台子上，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失禁了。这类残忍，父亲很不以为然。

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父亲扮演的角色开始从积极的动力转换为消极的旁观。1957年的反右运动只是给父亲戴了一顶右倾而不是右派的帽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父亲的脾气开始变坏。我的哥哥考上高中， 立刻离家住读，而我的母亲和我时时胆战心惊。如果父亲在家， 我们一定小心翼翼，说话都不敢大气。星期天，小房间的门斜开着，父亲在桌边枯坐终日，面对一叠白纸，上面只有四个字：“我的检讨”。

后来他被调出政府机关，去一家普通的中学充当副校长，主管教学。因为教书育人，他的书生气的热情再度被点燃。他又全心全意地投入，学校的升学率明显提高。记得一个星期天，来了四位客人共进午餐，我母亲忙前忙后，筹备了好几天。四位客人都是该校的教研组长，父亲的得力干将。作为酬谢，父亲打开了珍藏多年的茅台。数学教研组长姓严，好像学生替他起了外号， 严大头。语文教研组长是冯老师， 他的全部教育完成于伪满，日语水平超越他的汉语水平。那天午餐上，五个男人天南海北，主客微醺，父亲破天荒地褒扬了我， 说了什么天才之类让我汗颜的话，我也因此拜了个老师，冯老师教我日语。冯老师指点有方，后来我借助词典， 可以阅读小林多喜二的小说。现在我的日语全忘了， 后来去了几次日本，每次去都会想到冯老师。后来我又多次去过匈牙利， 尽管匈牙利语我只认识一个词: ollo, 其意正如其形： 剪刀。匈牙利的 ollo 又如何剪得断我从上海带来的纷乱思绪？既然古拉西（匈牙利名菜） 用牛肉烹制，匈牙利人又如何人均消耗猪肉六公斤，按月， 按年？一辈子无缘涉足匈牙利的父亲，又如何组建裴多菲俱乐部，在上海弄堂逼仄的家中。

（二）

1965 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又一说，那是文革的预演。运动的理论根据便是认定“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家干部中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当时的上海市委选择了一所大学，一所普通中学， 一所重点中学，作为教育界社教运动的试点，它们分别是我祖父执教的大学，我父亲官拜副校长的普通中学和我就读的重点中学，我们孟家难逃劫难。当市委的工作组进驻我父亲的学校时，我父亲却大大咧咧地说：”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立刻有人把他的话汇报上去。当人人心惊肉跳之际， 有人说他心不惊， 那就是他心里有鬼。很快父亲就成为目标 —— 党内的新生资产阶级，而一年前喝了半瓶茅台的聚餐升格为裴多菲俱乐部。四个教研组长定位为”四大头“， 包括由伪满潜伏下来的汉奸。工作组勒令我的父亲交代裴多菲俱乐部的反党纲领和组织名单。我母亲哭哭啼啼找到了工作组，副组长是市委某处长，出面接待，他一口咬定我父亲是反党分子。母亲回来，哭成一团， 爸爸成了反党分子，怎么得了？晚上父母俩人关在小房间里，窃窃私语。后来母亲告诉我， 工作组还在逼我父亲承认与某女教师有染。后来我才明白，中国所有的政治案件里是一定要勾兑一点桃色。但是父亲和母亲商量是否承认桃色，恰恰证实没有桃色。可是当我父亲征询我母亲：我去死吧，可以一走了之。母亲哽咽道：”不要死在家里， 我怕！“

一天下午，家里没人，我找出那瓶藏在床底的来沙尔 （消毒剂）。三十年前，明星阮玲玉就服用来沙尔自尽。我却不敢连瓶扔出去，又不敢倒掉瓶里的内容再另换清水。 鬼使神差之际，我把大衣柜稍稍移开，在衣柜的后背敲上一枚钉子，再用细绳缠住瓶颈，瓶子就挂在钉子上，再把衣柜复位。我自以为是在努力挽救父亲的生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按官方的统计，“全国77,560人被逼死、5,327,350人遭受迫害，产生了大量了冤假错案“。 我的父亲并没有成为 第 77,561，死神只是朝他狞笑了一下，就 飘然离去。 1965年， 一个春天的早上，父亲过马路，人突然晕倒，一辆十轮运货大卡车一个急刹车，前轮离我父亲倒地的脑袋数寸之距。父亲突然醒来，自己爬了起来， 掸去身上的尘土，兀自走开。事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倒吸一口冷气，然后安慰我的父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三）

后福便是文革。半年之后，文革开启帷幕，那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抄家， 批斗， 剃阴阳头，披上大字报， 浑身上下沾满了浆糊和墨汁，每天要挤公交车，受尽白眼和推搡。家对面的墙上是滴滴答答的墨汁书写的标语：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某某某，某某某是我的父亲。我虽然害怕，但也开始觉得滑稽，我父亲有资格走那条路吗？那是刘大人和邓大人的专用道啊！父亲没有走那条道， 因为很快他就连路都不会走了。

一天傍晚，父亲没有回家， 来的是位带着眼镜的学生，他自我介绍说是红卫兵，然后他吩咐我收拾热水瓶，脸盆和毛巾，跟他走。我把所有的东西装进网兜，就挂在我的自行车的把手上，叮叮当当，跟着他的自行车，来到华山医院。父亲正躺在走廊上，灯光下脸色惨白，医生过来了，手里晃动着 X 光片，“断脱了”， 他说的轻松。我看到父亲的嘴角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事后我才从母亲的嘴里得知，他的学生，现在的红卫兵，四五个人把父亲的双眼蒙上，用三轮运货车（上海人称黄鱼车）拉出去在马路上兜了一个大圈， 然后又领着他走下台阶， 再转弯， 再下台阶， 父亲看不见， 但是心里很清楚：他们又回到了学校的教学大楼。 他们来到了地下室。他们命令我父亲站在房间中央， 四个大小伙子， 一人占一墙角， 把我父亲当作人肉皮球， 在四人之间传递。可是他们的游戏， 刚启动就结束了。他们只推了一下，始终被蒙着眼睛的父亲，就失去平衡， 倒地， 股骨“断脱了”。

（四）

1969年春寒料峭的三月，父亲就拖着那条残腿，和母亲一起到我的学校为我送行。我穿着臃肿的绿色的仿制军大衣，和一大帮初中生，登车去十六铺码头。轮船将把我们送到大连，火车将把我们从大连送到当时中国铁路最北面的一站 —— 二井子。然后大卡车把我们送往前劳改农场。在学校的操场上，一片嘈杂，送行者的叮咛嘱咐， 被送行者的哭哭笑笑。我看到父亲远远地站着，人歪斜着，他知道我在心里怨恨着他。

1968年， 中学未毕业的中学生，作为知青，开始走上社会。先是有同学被分配在工厂，他们真是天之骄子。接着是大批学生下乡到崇明岛上的国营农场。作为黑五类子弟，我只能有羡慕的份。再后来来了大丰农场的名额，那是前劳改农场，地处江苏，但是行政上归上海管理。母亲问我，是否就去呢？她以商量的口吻，她怕我越走越远。黑龙江，云南，内蒙的军垦农场，我当然没有资格，黑龙江的前劳改农场，倒是让我心里一动，因为有三十二大元的月工资。插队落户， 我知道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父亲只有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十五元养活自己，十五元养活我的祖母，她后来瘫痪在床。

我母亲给我下跪，求我下乡，她可怜我的父亲：“他们要把你的父亲斗死的”。但我怨恨我的父亲，你选择的路，我们却成了你的陪葬。我也怨恨我的母亲：你可怜我的父亲， 为什么不可怜可怜我呢？哥哥已经大学分配去了外地， 家里已经没有留守的子女，你为什么还一定要我走呢？我母亲陪着我在派出所门前来来回回，她一声不吭，她知道我下不了最后的决心。终于母子俩还是走了进去，注销了我的户口。出发前一晚， 母亲一针一线把一百元钱和十斤全国粮票缝进我的内裤。母亲告诉我，这是救命钱，不能动。

我从农场往家写信，抬头只写母亲大人，后来母亲写信嘱咐我：再来信，提一笔你的父亲， 你的来信，他每封都读。到文革的后期，父亲的日子反倒相对平稳下来，因为是死老虎， 老老虎， 红卫兵自身也过气了，新兴的造反派在忙着争权夺利，父亲每天拖着一条残腿去上班， 在地下室给工友打小工，修理课桌椅的残缺断腿。

一年之后我回上海探亲，记得先去买了一只铝制的脸盆，然后父母和我三人进国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一人还买了一块冰糕，这是他们在款待归来做客的儿子。我吃完冰糕， 随手一个漂亮的抛物线，将纸壳抛在电影院内观客上上下下的走道上，我自以为露了一把学了一年才学来的北大荒人的豪迈爽朗。突然间，我看到父亲的手僵在空中，而我母亲的眼睛里满是惊恐。我双手捧著的脸盆不觉掉在地上，沿着电影院的走廊叮另当啷滚了下去。刹那之间，我看清了父母对我的期许：做人， 何时何地， 都要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

我母亲的身子骨柔弱，脾气温顺，但是她的性格里又藏有一股无言的倔强。在文革最荒唐的岁月里，在四人帮最为得意的上海，母亲曾冷冷地对我说：“他们长不了，因为我经历过汪伪。”在她的眼中，跋扈嚣张的四人帮不过是短命的汪伪。

六年后，我回到上海。 当时文革已近晚期，政策改宽，知青回城蔚为大观。但我相信， 我能回上海，那是上天可怜我的母亲，让她如愿。六年前她陪着我在派出所门口徘徊时，她在心里悄悄许愿，当时她谁也没有说，“我把你送走，我把你再弄回来。”

（五）

终于回到上海。先在街道工厂敲皮箱，再分配去大学当青工， 开始兼教英语，再后来结婚。婚后，母亲把我和我哥哥叫到身边，郑重宣告：“人家儿子儿媳吵架，婆婆会帮自家的儿子，我跟你们事先讲明白，我是帮媳妇的。”从此我不大敢和我的太太吵架， 因为她的后盾坚强的很，其中有我的母亲，还有我的父亲。我和太太有过节，我父亲就找我谈话：“是人，谁无缺点？她还是好的，”然后父亲瞥我一眼，“还是比较好的。”和谁比较？父亲兜了个圈子，还是说我不好。

婚后一年我去德国。我太太留在上海照料我瘫痪在床的祖母，父母送我到了北京，寄宿在我北京的同学家，在月光胡同。这是我父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北京行，这也是父母两人在尘世的最后一次结伴而行。因为白天我要等教育部的通知，父母参加了旅行社，去了承德的避暑山庄。后来我翻阅旧信，找到一首父亲 1982 年11 月19日所填的词：

调寄鹊仙桥 

避暑离宫 山花寥寂 悠悠空山岁晚 几许凄凉怅残阳， 却又是画里寻梦 。翠峦飞流 ，千岩争秀， 老去文津， 觅月更番风雨。经浩劫， 致淡泊， 无愧平生。

后来母亲病倒了。先是周身说不出来的不舒服，住院检查，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有一天，一双筷子掉到地上，母亲在病床上扭身去拾取， 突然她一声惨叫， 惊动了所有的病友， 医生赶来， 注射杜冷丁，居然无效。当父亲从医生的办公室回到我母亲的病床，憯然泪下。我太太跳起来说， 我去找医生。 她回来对我母亲说：“爸爸老糊涂了，听错了。医生说并无大碍，马上就可以出院了。“ 但我母亲将信将疑。

母亲住院期间，父亲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做好早餐，然后拖着那条打过钢钉的残腿， 顶着稀疏的星光，去母亲的医院。白天他就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在我母亲的病床边。他用自己的双手轻轻抚摸我母亲身上的肿块。父亲的手白皙修长，他写的字娟秀， 有女性的美。父亲和我的太太轮流照看着我的母亲。后来家属可以出国陪读的政策下来了，我太太犹豫了。我父亲害怕孤独，他不说， 但他盼望我太太能助他一臂之力。结果还是我母亲作出决断：“去德国吧！“ 我和太太相识八个月就结婚， 结婚一年就分居，分居三年后，终于团聚在德国耶稣会的男生宿舍。

母亲的病情都是她来到德国后告诉我的。我们天天惴惴不安。盼望着又害怕着上海的来信。一个周末，我们特地去慕尼黑郊外的一所修道院。据德国朋友讲，人在那儿向神许愿非常灵验。修道院在一座小岛上，叫女人岛 （Fraueninsel）。教堂里满是烛光燃香， 四壁上贴满了逝者的照片，其中很多军人照，伴随着许愿的卡片。就在前一天，我太太收到她姐姐从上海寄来的长信，她姐姐托关系找到专家审视了我母亲的病历，结论是癌症的晚期， 而且是很凶险的那一种癌症。

面对着平静的湖水，我们俩在长椅上坐了许久，最后作出决定，我立刻赶回上海，而她则借住到我们的德国朋友 F太太家中, F太太在台湾多少学过点汉语。

我先飞到北京，从北京再飞回上海。到家正是中午。我母亲见到我，先是惊喜，然后释然：“我知道，你买到了药，送药回来了。”刹那间，我尴尬得无地自容。我曾在家信中提及德国抗癌的药物。面对着满眼是期盼的母亲， 我说了两句让我终生后悔的话。“我没有带药回来。那是处方药。“那是实话。“我回来开会，”那是谎言。

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带回来几瓶维生素之类的，利用上海人对德国医药的近乎盲目的信念，用白色的谎言给母亲一点心理的支撑力呢？我住在自己的小家。每天在家煎熬中药。父亲找到中医的专家，专家开出奇怪的方子，里面有嗮干的壁虎，据说是以毒攻毒。煎药时，散发刺鼻的气味。药成， 灌入热水壶， 我再送到父母家。然后我就陪着父母。母亲从来不问我的 “开会”， 她早已识破我的谎言。

但在我和父亲的陪伴下，我母亲享受了她在尘世最后的平静。傍晚时分往往是我母亲病情最安稳的时刻。她和父亲静静地听我讲述我的异国生活。我到伦敦， 第一件事就是去寻访老古玩店。历史上实无其店，那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我去则是代我母亲寻访。用现代语言说，母亲是狄更斯的粉丝。

她躺在病床上，指著窗外的高楼大厦， 说，这不就是在欧洲？母亲从未走出过国门。她是典型的小资，喜欢西方的文学，我第一次接触西方的文学名著，就是因为母亲的介绍。母亲只有高中毕业。却通过自学，解放后毕业于中苏友协开办的俄语班。当我父亲还在结结巴巴纠缠于发音时，我母亲已经可以用俄语哼唱“红梅花开”了。我七十岁那年，去圣彼得堡参加俄语学校。结业时我向老师道谢：“我七岁读俄语，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 现在我七十岁， 很幸运能有 native speaker 做我的老师。“ 老师笑笑说：”我是乌克兰人。“ 去俄国读俄语， 是我对母亲的纪念。

我静静地听父亲和母亲两人回忆旧日的时光。他们成婚在日占的上海。有一天日本兵来抓人，父亲把母亲藏在大衣柜里，日本兵等不及开门，一枪托在房门上砸了个窟窿，然后叽里呱啦走了。

父亲回忆起他的出生地苏州。我小时候，父母曾打算带我们兄弟俩一起去苏州， 那将是我的人生第一场旅游。可是父亲始终记挂着自己的工作。他不确定出行的那个周末他是否要值班。于是他和我母亲约定，如果值班，就由我母亲带我们兄弟俩参加旅行社组织的苏州一日游；如果没有值班， 就由父亲充当导游。但是父母两人弄混了约定，结果我母亲购买了旅行社的票，而我父亲偏偏那天却不必值班。

病痛稍缓时，母亲也会慢慢回忆起她的出生地常州。她说她不喜欢常州的街道， 下雨时是满街的烂泥。她害怕陪弄。从前大户人家的房子都带有庭院，一进接着一进，如果走正门， 就要穿过这一进进的房子，于是在大宅院的围墙上直接开门， 直通每一进的房子。两户大宅院的围墙所夹住的走道，是所谓的“备弄”，“备弄”，还是“陪弄”，我没有问过我的母亲。 她说每天放学，走到了陪弄口，她总要先满满吸一口气，再冲进陪弄的黑暗。

说着说着，母亲睡了过去。而我父亲也回到小房间，可以小恬片刻。自从母亲病倒， 我父亲夜夜和衣而卧，晚上听得我母亲一声呻吟，他就一跃而起。有时当父亲在小房间假寐， 而我母亲清醒之时，母亲会悄声叮嘱我：“我走后， 待你爹爹好点。你们就兄弟两人， 兄弟要和睦。”然后她追加一句：“回德国去吧。”我的国际会议， 她只字不提。她只是惦记着我太太， 此刻她孤身一人在德国。

（六）

我俯身向她， 母亲却紧紧地闭着眼睛。她坚决不看我。我轻轻说，妈妈， 我回去， 弄完学位，我就立刻回来。母亲始终紧闭着眼睛，不言不语，她曾责怪我， 为什么要回来呢？留个好印象，不是更好么？她坚决不看我一眼。

当时一封航空信来回，费时至少两周。我回到德国，投入学位战的最后冲刺。母亲的病情始终挂在心上，我用一句英语做自我安慰： No news is good news.

一天中午我从学校回到宿舍， 太太准备好了午饭， 我边吃，边夸夸其谈，太太则一声不出。饭毕，她递给我一封上海来信。只看一眼，我当即嚎啕大哭。母亲走了。

母亲入葬，我们俩都回去了。父亲为所有参加落葬的亲属都预买了车票。说来也是不可思议，睡觉一向惊醒的我居然睡过了头，待我们赶到火车站，火车早已开走。 当然可以改签， 或者另行购票，可是到了苏州，如何去公墓，我们却一无所知。两人只得回家，捧着花， 托著一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个十字架 —— 我在巴黎圣母院给母亲置办的纪念品，原本打算和她的骨灰盒一起下葬， 在苏州的墓地。

从德国回来后，我倒是陪着父亲先去苏州，再去常州，去寻觅父母各自童年的的故居。在苏州，从胥门到盘门，从吉庆街到小仓口，找到原址，却没有一点往昔的踪迹。父亲曾记录了我们的寻访：

偶寻问人，我问她知不知道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她连说知道。她告诉我：“这里原是一所很大的住宅，有很大的院子。有大厅，但那家没有人来， 已成了大杂院，住了十多家人家，完全变了样。你哪里去找呢？桂花树由于没有人管，早就断伐枯萎，死掉了。” 她问我是谁？我说小时候就住在这里。她有些惊奇，好像有些同情，说：“我也只是听说，原来的情况如何如何，到底还是传说，你可以去问一问年纪大的人，但我在这里就算是个老人了。因此很难打听到什么了。”

在常州， 我们倒是找到了母亲童年的旧居。所谓大宅院，原来那么低矮，现在拥挤着七十二家房客。 我走进黑乎乎的陪弄，依稀见得地上堆满了杂物，连墙上也挂着舍不得丢弃的旧藤椅。几十年前，我母亲屏住呼吸，一头扎进这儿的黑暗。此时此刻我母亲一个人在踽踽独行，希望是在光明中。

我们借宿旅店。半夜里我被惊醒，父亲惊梦。他在呼唤我母亲的小名。一声比一声高亢，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拥被而起，但不敢叫醒他。他一定在梦中见到了我的母亲。睡梦中的呼喊是赤裸的坦诚，绝不带丝毫的做作。在他梦里的呼唤中，我意识到自己错怪了我的父亲，我开始自责。

（七）

1996年，因我们的邀请，父亲和我的继母来到了美国。他们带来一只竹编的盖篮， 里面是家传的瓷碗。我们租车去Blue Ridge，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因为山路， 我们两人开车一路紧张兮兮。到达终点，我问后座的父亲，风景如何，父亲说他睡着了，满脸的歉意。关车门时，他的手不慎被夹了，但他坚决不去看医生。他不愿意我们为他再花钱。父亲倒是喜欢披萨饼，称之为咸饼。我们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 （GWU），偌大的校园，建筑分散，找不到一栋代表性的建筑，最后找到化学楼，楼前和父亲合影，墙上有字：GWU。父亲找到了他的父亲的母校。

在美逗留期间，我们父子之间已经难以沟通。父亲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马思聪的出逃就在我祖父的书房里策划。后来我真的求证于马思聪的女儿，那根本是无稽之谈。我开始意识到，那是老年痴呆的开始。当年他枯坐斗室，苦苦逼迫自己作“我的检讨“，那是在为他的老年痴呆做铺垫。

1997年我出差回到上海，突然发现父亲整个的身子佝偻了，走路是双脚贴地的平移。继母抱怨说，他一人出门， 却不见回家。终于惊动居委会， 邻居出动，四下搜寻，无果。其实父亲就在隔壁的门洞里，蜷缩着。他上楼去了，打不开房门。下楼，就蜷缩在门洞里。

1998年， 一个冬天的清晨，继母从上海打来电话。父亲起夜，摔倒在厕所，冰凉的的水泥地作成了他的肺炎。他进医院，但很快就走了。

他的落葬，我去了。前一晚，我不敢睡。我找出德国出版社寄给我的校样。我用德文写了一本“孟家的故事”，但我没有告诉父亲，本想递给他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时，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却成了我永久的遗憾。

苏州七子山公墓，坟穴密密麻麻，沿山而上，墓碑都是面朝上山的行人，只有我们家四穴墓地的两块石碑，扭过身子侧身而立。墓碑上的字，我祖父祖母我母亲的名字都是黑的，唯独父亲的名字是红色，表示生穴。公墓的工作人员来了，大概也就是当地的农民，他叼着一颗烟。他先把红字描黑，然后掀开墓穴的石头盖板，早晨刚下过雨，穴坑里是积水。他从地上随手捡起一只废弃的纸杯，舀去积水，再从随身携带的布袋中，将石灰撒入穴中。他伸手向我，按习俗，我应当递给他黄纸冥币，我却递给他一张白纸。那是我的书的扉页。乡下人迟疑了一下，迅速用打火机把纸点燃了。火焰升腾之际，纸片上有两个德文字　Meinem　Vater 突然被放大，一闪就消失。纸片随即成黑灰，飘落墓穴。

Meinem　Vater 意为献给我的父亲。我省略介词，只用德语名词的与格。父亲喜欢简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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