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生活与政治参与有冲突吗？

梁兆康

November 16th, 22:06

为什么去修行？无论在欧美或亚洲，禅修都是极受大众欢迎的一种活动。一般人在基本需求满足后，就会进一步去追求“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而禅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种既和平又宁静的境界。故此很多人将修禅当作是一种保持心𩆜健康的途径，就如去健身房做运动一样。禅修似乎已变成一种中産或有閒阶层的消费活动。但如若禅修是反映一般人对寜静的追求，这也表示它是一种短暂的避世方法。而从中国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确定有不少人出家亦是为此原因。在一般人心目中，俗世是烦恼众多之地，故此出家本身就像是在烦恼中解脱出来，是一种长期的避世方法。由此来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大部份的中国佛教徒都不涉及政治。参与政治的活动，不是去自寻烦恼吗？

佛教和基督教可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宗教。它们在教理上有很多相似和互相吻合的地方，我在“耶稣也説禅“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探讨。但它们最大的不同，相信是在于政治参与。一般来说，中国佛教的修行人，甚少有积极的政治参与。一般人有一个普遍的印象，就是认为政治是极不洁又易惹烦恼的东西，和男女间的性事没有多大不同。如若有出家人参与政治，社会人士会称他们为“政治和尚“，其实是一种贬称。和“破戒僧“没有多大的不同。然而，这一种对政治的忌讳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似乎是不存在。尤其是天主教，更有极长远的维护社会公义（social justice)和人权的传统。在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人之间的悬殊愈增，而劳工的权益和工资屡被剶削，世界各宗教领袖都保持沉默，只有天主教的领导人，包括最近三任的教宗，曾经多次对这不公平现象有批评。贫富不均及员工失去经济生活的保障，这是直接打击民生。然而我似乎完全没有听到佛教界的声音。中国的佛教声称是以菩萨道为本，而菩萨精神是以济世为怀，关心民间疾苦。又认为南传佛教是“小乘“，贬称他们为“自了汉“。 然而，中国佛教从来没有为社会上被欺压的大众争取权益，甚至未曾説任何公道话，这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

当然，对政治的忌讳不是中国佛教独有。巴海教（Baha'i)的教义，更直接禁止教徒参与政治活动。原因是巴海教的领导人认为政治容易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争端，而且党派与党派之间，经常会为了政见上的分歧而起斗争。巴海教是鼓吹全球人类围结起来，同心协力去为人类建立一个美好的将来。但是政治斗争往往造成人与人的分跂。有时引起内斗，有时更引起国与国之间的的战争。故此巴海教反对教徒参与政治，其实是容易了解的。

本期佛青慧訉的主题是佛教修行人参与政治的中道。以我来看，中国传统佛教对政治丝毫不参与，实在是不合乎中道的。不单是不合乎中道，甚至有违于佛佗本怀，亦与八正道相违背。八正道中的三个环节--正语、正业和正命--都关乎于修行人的道德生活，皆是关乎“戒“的实践。而道德生活除了负面地去“诸恶不作“，更有正面的“诸善奉行“。关于道德生活这方面，罗候罗比丘就曾在他的着作“佛佗究竟教了些什么“一书中作了如下的感歎：

“道德的生活是建筑在对众生的博爱与慈悲心的理念上，佛佗之所教是以此为根本。很遗憾地，有不少学者在谈及佛教时忘记了佛佗教诲的崇高理想，而沉溺于一些乾枯的哲学或形上学的玩意中。佛佗一切的言教，都是为了众生的利益，众生的幸福，是出自于他对世间的悲悯心。“

根据佛佗的了解，修行人的人格培养有两方面，一为悲，二为智。故此佛教中有云“悲智双运“。何谓“悲”？“悲”中包括各种崇高的情感--慈、悲、喜、捨。而“智”即指智慧的培养，包括对经教哲学的了解，亦关乎修行人本身的醒觉和悟的深度。“悲与智之间如果偏重一方，就是不平衡发展，即非中道。单有悲而没有智，容易造出愚蠢的行为。反过来説，单有智而没有悲，这种修法其实是逃避社会现实，追求“自了“，而且是虚伪的表现。囗头上説“无我“，但没有无我的实践。

也许有人会问，爲何必须参与政治？政治不是很黑暗吗？政治圏中不是自我中心的人的乐园吗？如果我们要行菩萨道，可以热心于慈善事业，经常出钱出力去周济穷人不就可以了吗？

这一种对政治的悲覌，其实也是我们这时代的反映。只是见到政治的黑暗面，而不具到它的光明面，这不是“如实覌”，亦不合于中道。这是一种偏见，不论佛陀或孔子都不会賛同。古时就有人问政于孔子，孔子就作如下的回答：“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如此可见孔子强调政治的正面。他认为政治与社会上的公正和个人的正直无私和不贪污极有关。社会公正亦即西方社会所谈的 social justice。故此孔丘鼓吹“仁政”和国家领导人的“贤”。佛佗在这方面的见解亦相同。佛陀不单谈及政治和经济，他甚至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和道德的生命，其实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物质基础。再者，佛陀又认为贫穷是不道德和犯罪行𤔡的起因，包括盗窃、行骗、暴力、仇恨、和残忍行为。如果单单针对清除犯罪行为，却不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这种政策是会图劳无功的。有不少宗教或修行人仕，似乎对政治和社会经济毫不关心，这其实是反映一般人的一些基本概念上的谬误，又对佛佗的言教没有全面的了解。其中又介入一种“神奇思想”（magical thinking), 以为单是修行即可达到解脱，可以离苦得乐。这是既天真又不如法。佛佗极重视国家领导人所行的政策，又谈及”君主的十个义务”（Ten Duties of the King)。佛陀认为若要国民能有快乐的生活，就必须要有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府。从此可见佛陀所言的解脱道，既不唯心又不唯物，是“心物并重”的实际方法。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和众生的解脱，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佛教界的传统，坦诚来说就是有极深的唯心偏差，是不合中道的原则。 试问若有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或身患重病，如何可谈离苦得乐？这人是缺乏解脱最基本的条件，若我们忽视这些基本条件去谈解脱，其实是自欺欺人而已。Magical thinking 是很多宗教人士的共有谬误，我们现在活于廿一世纪，这一个陋习早应丢弃了。政治的参与不但和修行没有基本上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政治参与是毎一个佛教徒和修行人的义务。佛佗时代是君主制，故此佛佗谈“作为君主的十个义务”。 但我们现在生于民主社会， 就应谈“作为选民的十个义务”。大约半年美国前国会辩论全民医疗制度的利与弊， 又准备“奥班马医改”的废除。我有一些Facebook的朋友就极担心，因为他们很多多人都有“预先存在条件”（pre-existing conditions)。他们恐怕若改制后就再没法受保了。一个上了年纪又长年患病的人， 若一旦失去医疗保险， 这不是如判死刑吗？

社会上不少人的存与亡， 生与死，其实是在乎那一个政党当权，亦在乎我们去投票。无可疑问， 修行是与我们的道德生活极有关。 我们是如何以良心为投票的指导？我们是支持怎样的政策--是支持仁政，还是支持苛政？这不单是修行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部份。我期望中国佛教界改变以往唯心的作风，而採用一个心物并重的中道途径。

不错，政治圈中小人极多。但如果修行人和其他有良知的宗教人仕不参与，那么情形不就每下愈况吗？政治不一定是黑暗的。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就有不少以大悲心和良知的启发而参与的神职人士。试想，如果没有Martin Luther King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来带领，黑人的人权会被社会接受吗？故此，政治的参与，其实是菩萨道的实践行径。越南的释一行禅师，始创了“Engaged Buddhism"一门，曾为反战运动作努力。这是中国佛教人士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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