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把公民身份做成“可撤销的许可证”看反移民的升级

据路透社转引《纽约时报》报道，移民局（USCIS）的一条内部指引，要求各地办公室在2026财年“每月向司法部相关诉讼部门提供100到200个撤销入籍（denaturalization）案件线索”。这意味着一年可能是1200到2400宗的量级，而过去很长时间里，这类案件在现代美国一直是“小概率事件”。相关统计显示，1990到2017年平均每年11宗撤销入籍案。把撤销入籍案例从30年每年平均11宗提高到现在每年至少100-200宗，这条内部指引的关键点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事实：移民治理的刀口，正在从边境、签证、庇护，往更深处推——推到“已经宣誓入籍的人”的身份稳定性上。把这种“稀有手段”改造成“常态产能”，它带来的不只是个别人的命运变化，而是一个政治信号：政府想让归化公民明白，公民身份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可以被重新清点、重新审核、重新结算的东西。

这条内部指引意味着什么

先把概念说清楚：撤销入籍不是移民局一纸决定就能做成的事。联邦法的基本框架写得很硬：只有在公民身份“非法取得”或“通过隐瞒重要事实、故意虚假陈述取得”等少数情形下，政府才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撤销入籍。最高法院也长期强调：剥夺归化公民身份要非常谨慎，政府负担很高的举证责任（经典表述是“清楚、明确、令人信服”的证明标准），不能靠含糊推断就随便剥夺一个人的公民身份。

再加一条现实约束：如果是靠刑事路径打（比如以入籍程序中的虚假陈述触犯刑法），最高法院在2017年的判例里也明确了“虚假陈述必须与入籍结果有实质关联”，不是随便抓到一句不一致就能把人送上撤籍轨道。所以，单看法律文字，美国并不是一个能随意“开除公民”的国家。

问题出在：当行政部门开始设定“每月指标”时，法律边界虽然没变，但执法激励变了。这项指标会带来三种连锁反应：首先，筛案逻辑会从“极端个案”滑向“可规模化案件”。

极端个案（战争罪、严重身份欺诈）常常材料复杂、取证跨国、打起来慢。要完成每月100—200宗的产量，最现实的办法往往不是去抓最难的，而是去找“最好打的”。这会把注意力推向一些更“文书化”的问题：表格不一致、解释不充分、旧案材料缺口、当年翻译或代理人造成的表述偏差。路透社报道中就提到，相关做法引发担忧，可能波及在入籍文件里犯了无心之过的人，并在守法群体里制造恐慌。

其次， “反移民”会从边境治理，变成“身份治理”。边境强硬主要针对“还没进门的人”；撤销入籍针对的是“已经进门的人”。这会改变一个社会对移民的想象：移民不再只是“要不要让你来”，而变成“让你留下多久、让你当不当得稳”。而这一点，恰好落在美国大规模归化人口之上——国会研究处的简报指出，2024年美国大约有2600万归化公民居住在美国。

第三，它制造一种“二等公民”的心理结构。法律上人人同为公民，但经验上出现差别：出生公民几乎不会被追溯资格，归化公民却需要担心“回头账”。这种差别一旦变成行政常态，公民身份就会分层：一层是天然稳定的，另一层是附条件的。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美国历史上，最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公开喊“种族主义万岁”，而是把排除写进程序、写进档案、写进纸面，用“程序”做排除，让它看起来像一套“依法办事”。

对印第安人的驱赶就是一个典型：1830年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授权总统与密西西比河以东部落谈判迁移，目标很直白——把原住民从既有州与领地“移走”，送到西部。这套机制不是暴民冲进来把人拖走，而是国家用法律、条约、土地登记、军队押送，把“谁属于这里”重新划线。更讽刺的是：距今刚好100年的1924年《印第安人公民法》在联邦层面给予原住民公民身份，但在很多地方，投票权与实际平等仍长期被各州用各种办法卡住。这说明一件事：拿到“公民”两个字，并不自动等于被当作“完整的公民”。

对黑人的排除更极端。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中，最高法院曾站在制度高处宣布：黑人及其后裔不被视为宪法意义上的公民。后来虽然有修宪与民权运动扳回，但它留下的教训是：在政治紧张的年代，公民边界可以被重新解释，甚至被最高司法机关背书。

再看对华人移民的排斥：1882年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以族群为对象的重大移民限制法。国家档案馆对这部法案的定位很清楚：它是“第一部重要的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法律”。更关键的是，排斥不仅发生在“入境口”，还发生在“身份口”——华人长期被排除在归化之外，后来又在执行层面被要求用证件证明“有权在这里”，否则面临拘押或驱逐的风险。这段历史，请支持川普的华川粉们好好温习一下，不要以为历史跟你无关。历史的这粒灰飘回来，落在华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把这些历史放在一起，我们会看到一种稳定的美国政治手艺：当社会要“排除某些人”时，最省力的办法不是天天上街吵，而是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把排除做成可复制的程序。今天的“撤销入籍指标”，就在往这个方向靠。

对新移民与归化公民的影响

对归化公民来说，不只是法律风险，更是生活结构的变化。最现实的冲击至少有四层。第一层：入籍不再是“终点”，而变成“可追溯过程”。一旦行政部门把撤籍当成年度重点，并用“产量”推动，很多人会被迫用更高成本保存证据、修补旧档、反复自证。移民局的政策手册把“隐瞒重要事实、故意虚假陈述”“非法取得”等列为撤籍理由。什么叫“隐瞒重要事实”？据我所知，美国签证有一条是“是否加入共产党或纳粹组织”，因为按照规定，填写“是”，就拿不到签证。很多中共党员，为了拿到签证，都填写“不是”，堂而皇之地进入美国。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坑？在移民局的复审官员眼里，这算不算“隐瞒重要事实”？华川粉山呼万岁，把川普送进白宫，屁颠屁颠地跟着 “反移民”，心甘情愿当种族主义的马前卒，想不到要被审核入籍时有没有隐瞒真实身份。

第二层：恐惧会先于案件到来。美国2024财年新增入籍人数在80万量级。当“每月100—200宗撤籍线索”被宣传为政策重点时，它影响的不止是那一两千个当事人，而是让数千万归化公民重新思考：是不是“说错一句、填错一格、解释不清”就可能被盯上。

第三层：政治参与会被降温。一旦身份变得“可被追溯”，很多人会更谨慎：不愿参加示威，不愿在社媒发言，不愿在社区组织里出头。结果是：一个群体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公民化，却在行为上被推回“谨小慎微的移民状态”。

第四层：这项规定会和更广泛的“合法通道收紧”叠加。路透社提到该政策与更强硬的移民议程并行；同时，CBS也报道过政府对来自19个国家的移民申请（含绿卡、入籍相关流程）采取全面暂停处理的内部指引。当“进门更难、门内更不稳”同时发生，社会会自然形成一种新共识：移民不是被吸纳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对象。

有人担心，从把公民身份做成“可撤销的许可证”这种反移民的升级，会不会走到“驱赶”归化公民这一步？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能确定的是：法律上要做到“对归化公民的系统性驱逐”并不容易，因为撤籍需要走法院程序，且最高法院设置了高举证门槛与对程序正义的要求。但同样能确定的是：历史告诉过很多次，“难”不等于“不发生”。对印第安人的迁移、对黑人的公民排除、对华人的制度性限制，都是先从“少数、例外、依法”开始，然后在政治动员与官僚执行里被扩大、被常态化。

所以更准确的说法是：这项政策就算最后打不出“海量撤籍”，也足以把归化公民推入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不确定”。而“不确定”本身就是一种治理工具：它不需要把所有人赶走，只要让足够多人感到不稳，就能改变社区的行为、投票的热度、公共表达的音量。美国反移民的当代面貌，也许正是这样：它不总是用粗暴的语言把人推开，它更常用一套看似专业的指标、流程、诉讼，把“谁算美国人”变成一个随时可以复审的问题。华人新移民，尤其是来自共产中国，后来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华人新移民，一旦中美发生冲突，首当其冲会被复审“算不算美国人”。不过，无论结果是什么，我都要祝贺那些曾经投票支持川普的美国华人公民们—你们用神圣的一票投出你们心仪的懂王，衷心祝贺你们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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