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来讲，“文革”虽然是中国一代大陆人独特的历史经验，在国际上毕竟有固定的认知度，因此应该不会完全造成“同理心”上的障碍。但是我个人认为《芳华》缺乏的是一种普世的代入感，因为任何一个跨越时代、地域而具有说服力的作品，既要诉诸特殊性，也要有普遍性。

《芳华》虽然能够透过一个时代的氛围，撩起有着怀旧情绪的国人情怀，但是对于一个对“文革”时代没有亲身体验的观者来说，故事本身情节缺乏戏剧张力，人物之间没有强烈的互动和情绪的演绎，除了让美国观者觉得像是2004年上映的美国校园青春电影《贱女孩》（抱歉，不是我翻译的）中校园欺凌、弱肉强食的恶意版，并没有完全传述片中主题其实可以更深入表达的“人性”问题。

Louis Hothothot：社交网络让人们更重视“此地此刻，我做了什么”。诺兰用技术满足观众身体体验的需求。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阶级”的问题。

我还记得多年前看《辛德勒的名单》时的震撼。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以讨巧家庭科幻片著称的斯皮尔伯格，会把这个严肃的主题搞砸。但是《辛德勒的名单》还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后来在美国电影协会票选的100部美国经典好片名单中排行第八），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翻译过一本关于犹太大屠杀见证的书，对于犹太大屠杀的历史有基本的了解，事实上那也使我更加挑剔。

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凸显的是，在最大的罪恶里面也可以找到人性的善，那么，《芳华》是不是让我们问：善良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

“善良”成为中国网民和评论家议论《芳华》的热词，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对于人性最根本的质疑。也就是在剧中，虽然冯小刚在片尾给刘峰和何小萍来个相濡以沫的“安慰奖”，但是从社会公义的角度来看，没有人认为这是个“大快人心”的结局。

或许这正是《好莱坞报道》的影评家克拉伦斯•崔认为的，这是冯小刚对于中国社会最悲哀和最悲观的电影。纯粹是因为理想的幻灭吗？还是理想本来就不存在？

当然，我们上电影院，如果只是图个大快人心的结局，我们就太肤浅了。但是《芳华》真正让我失落的，不是因为缺乏大快人心的好收场，而是缺乏张力的涣散情节。

严歌苓的小说原著里，探讨了集体主义生活对个体情感的压抑；然而电影中少了小说里营造的禁欲主义气氛，也少了隐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因此当刘峰贸然拥抱林丁丁时，好像是邓丽君一首“靡靡之音”的随机诱发，黄轩（扮演刘峰的演员——编者注）的肢体语言传递了整个性压抑的颤抖，但是这个表白还是来得有点唐突，即使在这之前，借着行军时林丁丁脚上起泡，刘峰给林丁丁挤脓挑泡，还有林丁丁不喜欢吃饺子，刘峰替她煮了面，但是在片中刘峰似乎对什么人都好得过分，整体而言显得缺乏对于他钟情于林丁丁的铺垫。

我很想从这些人物的经历，看到一个大时代的悲喜。但是我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很滥情。

什么叫做滥情？对我而言，滥情就是剧中的人物哭得一塌糊涂，但是观众却无动于衷，这就是我在戏院里泡了两个多钟头、从来没有改变的感受。

何小萍被指控偷窃军装的时候，她哭得死去活来，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觉得很想哭；何小萍在中越战争中对着16岁的临死伤兵哭；文工团解散之前的大锅菜酒别，大家哭成一团；何小萍入了精神病院的时候，医生对刘峰的解释，是她像一棵寒冬里放在冰冻室外都好好的大白菜，一拿到室内就崩了。刘峰握着她的手，也哭。

我却哭不出来。

《芳华》的叙述者萧穗子，不但时常抢镜，她的旁白也常常有画蛇添足之讥，比方说在片头，她便提示我们，何小萍偷用军装去照相，是为未来的事件埋下的“伏笔”。我问，如果这么明说了，还算什么“伏笔”？

其实剧中的几个主要角色，由清新的新手演员担纲，我认为他们的表现很称职。但是松散的情节，匮乏的戏剧性张力，让这些人物之间没有真正的互动。

冯小刚本人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一直强调《芳华》讲的是一个人人皆有的青春，也是他个人最怀念的时期。电影中似乎更沉浸于冯小刚朦胧怀旧滤镜下的“意淫”，让观众仿佛都闻到了年轻女孩儿刚洗过头发后从脖子泛出的淡淡香味。

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文革”的青春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很多人在“文革”期间失学、或是失去家庭，他们所面对的是双重失落：一种是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活过的青春，另外一种是用回顾的滤镜来对比今昔。

在故事情节中，文工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当时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弟，因此他们的经历不能够反映整个“文革”时期的青春，也就是说文工团里的青春，是一种特殊待遇的滤镜下的青春。

而文工团的作用便是要用这些受宠年轻人美好的肢体语言，来为其他年轻人做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效忠军队、奋勇牺牲的一种理想精神。

然而作为所谓理想主义的使者，电影里面呈现的文工团人员本身，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难道真的看到一种理想精神吗？从某种角度来讲，自私、情欲、享受、斗争、压抑，这些都是人类永恒的情绪，跟现在的高中生比起来也许没有差别，然而这难道是电影所要传达的“普世精神”吗？

也许勉强说的上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角色，是两个身份与文工团不相匹配的主人翁：何小萍为了逃避在家里面继父和弟妹的欺凌，和她父亲下放劳改的委屈，相信一旦穿上军装，便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给自己来个“平反”，也因此当她的军服还没有马上发下来的时候，她偷偷地穿了林丁丁的军服去照相馆拍了照。

但是，这算得上是真正的理想主义精神吗？

刘峰是片里面最悲惨的“烂好人”，他好到让人无法想象：宁愿去锅里盛所有的饺子皮，宁愿放弃深造的机会让给队友（后来他对林丁丁说其实是为了等她），宁愿替林丁丁挤脚上的脓疱，甚至当他在中越边境打仗的时候，根据叙述者穗子的分析，只有牺牲了才能变成受难英雄，才能让林丁丁正视他。有些中国的评论者认为演员黄轩的帅气阳光外表，其实误导了观者对刘峰的真实身份评价。

事实上，在严歌苓的小说里面，木匠出身的刘峰的长相平凡得让人记不住，没有出众的才艺，他除了穿上“活雷锋”的人设，似乎没有选择。即使1976年后，文工团的年轻人们开始偷偷穿紧身牛仔裤、戴太阳镜、听邓丽君的歌，刘峰却还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心维护着曾经给他带来存在感和荣誉的“活雷锋”形象。队友要结婚买不起一百多块钱的沙发，他就花了三十多块钱，买了材料，花了几个月的功夫，打了一对橘红沙发。

但是，刘峰的善举不只是限于讨好比他“出身”好的队友，从片头他交代何小萍不要跟别人说，他替她在军队个人资料中填写的父亲是干部，到后来数度替备受排挤的小萍解围，可以看出他的善良虽然也带有政治的自觉，但是却不仅仅出于一种政治姿态。

但是，对于不熟悉、或是从未听过像“雷锋精神”这样的政治口号的外国人，可能很难体会刘峰实践“雷锋精神”到极致而遭到的命运，这其中有多大的讽刺。

这部电影就像里面文工团的舞蹈表演一样，我没有看出任何一个令人振奋的舞蹈场景，唯一真正让人情绪激动的是，在文工团解散前为战争病患做最后一场演出的时候，何小萍穿着病服，跑到礼堂外的光秃秃的草地上，独自把全部的曲目跳出来。

何小萍刚到文工团的时候，在老师的要求下，积极要做一些示范动作，却栽了一个跟斗。即使作为特长生，她一直没有机会上台演出，被调到舞台后勤整理服装。等到在高原宣慰骑兵团演出时，队友卓玛不能表演，她总算有上台当A角的机会，但是这时候的她，见证了刘峰被批判放逐，曾经怀有依靠跳舞迎来美好新生活的幻想就此破灭，因此以生病为由避免上台，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装病，导致她后来从文工团被调岗到野战医院。

何小萍刚到部队的时候，大伙儿嘲笑她身体有股馊味，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坐了两天火车，她在家里只能够擦澡，不像文工团里的队员，享受着每天可以洗澡的优越待遇，但是因为身体异味而被排挤，同时象征了何小萍的成分不好，即使被解释为她身体容易出汗，后来跟她配对的男兵甚至用身体馊味为借口拒绝跟她同舞。

电影一开始，文工团的导师在介绍何小萍的时候便说明了，她在前一年的入学考试中考了第一，但是没有办法进入文工团，因为已经额满了。可见比她身份成分好的队友，即使考分不如她，却能够被优先录用，她要到了第二年才后补进来。

何小萍在文工团的日子，从来没有和队友培养出感情，她的身份问题从头一天开始，便没有停止缠绕着她，而她犯了偷借军服的错误，也变成了她一生的诅咒，到她后来装病而被送到前线去当护士，也是因为这样。

刘峰算是何小萍真正意义上的同路人，他透过当“烂好人”得到了很多嘉奖，但是当他从文工团被放逐到前线时，他准备丢掉那些已经毫无意义的“雷锋”奖状勋章，何小萍提议由她保管。

这也是片中最受用的名句：“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

最后，这两个人一个得到身体的残缺，一个是得到精神上的残缺，都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宿命中翻身。经过了这些分分合合，却从来没有令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何小萍和刘峰最后能够走到一块儿（没有婚姻，只是互相依傍），难道只是冯小刚给观众在两个多钟头后的“集体安慰奖”？

相反地，女生宿舍的舍长郝淑雯，却觉得世界是她的。她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父亲是空军军长，母亲是护士长，因此当她在打靶场主动挑衅要和陈灿比射击，赌注是陈灿输就给淑雯背手风琴。

郝淑雯打靶赢了，她的胜利是因为何小萍在旁边练习的时候，把所有的子弹都误发到她的靶板上。郝淑雯说的对，不论如何，她还是赢了。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阶级低下的人出力射击，只是为了让阶级高上的人当赢家！

从头到尾，郝淑雯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一切，因为这个天下就是她家打下来的！陈灿最先甩出文工团即将解散的新闻，同时也暴露了他是高干子弟的身份，这个节骨眼儿他发生了车祸，为了让他有坚实门牙可以继续吹喇叭，萧穗子给了陈灿她的金项链用来做牙套，但是郝淑雯在了解陈灿军二代的身份后，立马义无反顾地从穗子手中抢走陈灿，因为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门当户对的人（陈灿的父亲是昆明军区副司令；郝淑雯的父亲是军长）才配在一块儿。

后来在战争中失掉右臂的刘峰过得很落魄，只能靠卖盗版书糊口。到海南找房地产开发商丈夫的郝淑雯在海口碰到刘峰，他的三轮车，也就是吃饭的家伙，因为事故被联防队没收。刘峰一个月的工资不到300块，三轮车价值3000，而赎回三轮车的罚金，却要1000块。

刘峰不顾联防员的阻挠，见到了联防队长，送上了一条用报纸裹着的香烟，但是队长坚持刘峰缴纳1000罚款才肯放车。刘峰的乞求推拉成了争执，联防队长推刘峰倒地，刘峰的假肢脱落在地上。

郝淑雯见状，扶起刘峰，除了爆出粗话，又说：“你敢打残废军人，战斗英雄！”但是随后还是靠甩了一张人民币，也就是三轮车1/3的价钱，把刘峰的车赎了回来。

这里面的反讽是，刘峰当了一辈子的老好人，用了他辛苦的劳力来换取这个荣誉头衔，为了队友结婚，他辛辛苦苦打了两把沙发，在市面上，一把沙发椅需要一百多块，而他自己手工操作，只要30多块，大约是1/3的价钱。

刘峰当雷锋打沙发要经过几个月汗流浃背的苦力，然而军二代郝淑雯可以举手之劳地当一回“雷锋”，只因为她成功地嫁了一个钱串子，也就是文工队的吹号手军二代陈灿。

很多人认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更像陈灿价值的缩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好人无好报的故事主轴，我们问的是：当好人是为了有好报吗？但是对于一个西方语境的人来说，他们不能够了解这个好人无好报的结局背后，是要探讨人为的“制度”因素？还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使然？在一个历史时代，却绕开了一个历史成分来说故事，这本身究竟是一种胜利？还是另一个悲剧？

不论是“人性”，或是“阶级”，观众可以忍受没有交代答案的电影，因为电影可以成为我们面对没有答案的人生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芳华》的青春情怀中，我们似乎面对的是错置的“普世价值”，尽管我们都能体谅制作团队的“苦衷”。

对于我这一个“眼泪罐”来说，恐怕《芳华》最大的悲剧，不是价值的模拟，而是它没有可以让我可以大喜大悲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