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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2020 6:43 下午
一份來自中國的新冠「健康包」
芝加哥——「萬里送真情，」塑料包裝袋的深紅背景上印著幾個明黃色的字，與中國國旗配色一樣。「祖國在身邊。」
今年春天，隨著新冠病毒成為全球大流行，中國政府開始向海外的中國學生髮放關懷包裹，由各使領館送達。這些包裹里有一些口罩、消毒濕巾、一本關於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病毒感染的小冊子，以及兩盒「連花清瘟膠囊」。
已經好幾周沒離開芝加哥單間公寓的我查了查這些膠囊的成分。它並不是那種芬芳的夏花（蓮花）；葯的名稱是連翹和金銀花這兩種主要成分的同音字。
我對著屏幕笑了。「你好啊，老朋友。」
小時候在中國，我每個月感冒一兩次，有時是三次，每次感冒都會咳嗽，母親就帶我去市醫院看中醫。一位和藹的銀髮醫生會寫下藥方，去一樓的藥房抓藥，那裡的藥劑師用一桿銅秤稱出每一味葯的具體份量。
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這些處方，發現了每次就診的細微差別：這個多了三克，那個少了一點。我背下了常見成分的名稱：金銀花、魚腥草、大黃、紅景天。讀起來就像一首詩。
我欣賞醫生的字，那是靛藍墨水划出的優美筆跡。「比那些西醫的醫生強多了！」我母親會這麼說。作為一名小學教師，她認為書法是人格的反映。
她站在廚房裡，小心翼翼地把袋子里的干葉和根莖倒進一個小陶罐，陶罐暗紅色的外表已經被燒成灰褐色。加水到陶罐嘴的正下方。這些混合物在爐子上沸騰時，家裡就會被一股刺鼻的泥土氣味所籠罩。我深吸一口氣，儘可能快地吞下濃稠的苦味液體，然後咬緊牙關，直到胃平靜下來。
我的病情會慢慢消退。母親解釋說，中醫是需要耐心的；它會調節身體里對立的力量，恢復器官之間的自然平衡。
「這聽起來就是迷信！」有一天我抗議道。青春期的我開始質疑陰陽理論。一看見那陶罐，我就為我的軟弱和母親的落後思想感到深深的羞愧。
母親說，中醫是我們的祖先幾千年傳下來的東西。我用大作家魯迅的話進行了反駁，我在政府發行的教科書上讀過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說。近一個世紀前，魯迅曾主張，儘管某些藥物可以保留，但傳統中醫應該被廢除。眾所周知，他在1906年棄醫從文：與其健全個人的體格，他寧願拯救中國的靈魂。
隨著清帝國在外國入侵和國內動亂中崩潰，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尋求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本國文化遺產已經病入膏肓；實現現代化需要與過去徹底決裂。
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後，中醫藥被制度化。民間療法有助於滿足實際需求——有行醫資格的醫生極少——以及一個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該知識體系是中國典型且獨有的。
今天，中國政府在傳統中醫給人的情感吸引力中看到了政治機遇。如果中國人民可以接受中醫作為西醫的替代選項，那麼他們也更有可能接受共產黨的執政模式，並將自由民主和普遍適用的人權視為外國強加的手段予以拒絕。
儘管沒有多少臨床證據證明傳統中藥對Covid-19有效，但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已將中藥納入該病的治療方案。中草藥配方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藥劑。
「祖國在身邊，」中國的Covid-19健康包上寫著。我對著這句扎眼的宣傳語皺起了眉頭，然後立即為自己的懷疑態度感到尷尬。這句口號是要喚起一種深切的嚮往，一股澎湃的激情。它也引起了強烈的不安。
我記得拿到第一本中國護照的那一刻。那是1998年；我當時八歲。這本深紅色的小冊子就像是國家為我提供保護的承諾。十年後，我帶著護照去了美國駐上海領事館，申請赴美學習的簽證。那時我渴望開始新的生活，並且將公民身份證明主要當作是一個離境的許可。
三年前在紐約的中國領事館再次換髮護照時，我已經開始寫文章批評北京的威權政治，並一度有些擔心——不管算不算是神經過敏——在辦手續時會不會遇到麻煩。
在中國境外生活使我得以接觸我的政府試圖抹去的部分國家歷史，並賦予了我表達自己的自由。我的文字幫助我重拾了作為文化和語言歸屬的中國身份認同，如同一本前傳。我越來越愛我所離開的土地，同時和代表它的政府越來越疏遠。
在今年春天的一次通話中，我的母親問我是否拿到了中國政府發給留學生的那些「健康包」。她說，你可以自己去買口罩和消毒紙巾，但連花清瘟只有中國有。
我能聽到她的聲音中的愛國自豪感，所以我沒有提醒她我不再是學生，這一事實似乎總是被她忘記。我也沒有指出，如果這種藥物如包裝所聲稱的那樣真的能「宣肺」和「解毒」，那麼它不應只提供給中國人。
難道中國政府的意思是中藥只在中國人身上起作用？如果連花清瘟的主要目的是明確集體身份認同，也許有沒有功效根本不是重點。
在今年4月中旬的一個講座上，在上海抗擊新冠肺炎行動中起主導作用的傳染病專家張文宏大夫強調了高蛋白飲食對增強免疫力的重要性。他說，父母一定要為孩子準備「充足的牛奶，充足的雞蛋」。「早上不許吃粥。」
喝牛奶不是中國的傳統習慣；網上有些人說張文宏貶低我們早餐主食是一種「崇洋媚外」。新鮮牛奶只是在20世紀才開始普及，這是隨著工業化農業的興起，以及二戰之後重建強大現代化國家的努力而來。牛奶成了進步的象徵，喝牛奶是愛國行為。
「一瓶牛奶強壯一個民族！」我祖父曾這樣說。「看看人家日本！」他給我講他在1930年代日本侵華期間的童年故事，講他一聽到警笛聲就躲到床底下去。在中國帝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日本海盜被稱為「倭寇」，就是矮個子的強盜。後來，大量的牛奶消費提升了日本人的身高，加速了日本從二戰中復甦的進程，人們這樣說。
從我記事起，直到我離家去上大學，母親每天都讓我喝三碗牛奶，每頓飯後一碗。她利用了我的虛榮心：「牛奶讓皮膚變白！」從內衣到運動服，我看到的幾乎所有時裝廣告里都有歐洲模特的身影。美容產品宣揚自己有美白、提亮膚色的功效；有些產品聲稱含有牛奶提取物。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是全家最高的。當地的服裝店裡找不到適合我高大身材的衣服。在一次無果的購物中，母親站在一排排掛著牛仔褲的貨架中間有些惱火，所有的褲子都到不了我的腳踝，她問店員：「姚明怎麼辦？！」這位中國籃球明星剛剛在休斯頓火箭隊打完又一個賽季。
「姚明又不在這兒買東西，」店員面無表情地說。她抬頭看著我，笑了：「好好學習，出國去吧。外國人個子高。」
在中國仍不發達的幾十年時間裡，最優秀的——無論是學生、年輕專業人士，還是製成品——都會出國。找到出國之路本身就是成功的標誌。出國的時間越長，榮譽就越大。回國可能被看作是承認失敗。
2008年夏天，一起食品安全醜聞震驚了全國。中國一個乳製品大品牌的產品被發現含有三聚氰胺，這種有毒化合物被用來偽造高蛋白含量。大約有30萬名嬰兒中毒。六名死亡。有錢的中國父母爭相搶購外國生產的配方奶粉。
當時我剛讀完大三，正在準備申請去美國讀研究生。看著這場危機出現在北京奧運會前夕，有一種特別的諷刺意味：儘管中國如此光彩奪目，卻不能保障嬰兒的食品安全。有時候，移民不僅是為了想要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也是為了喝上純凈的牛奶。
母親一直為美國在新冠病毒防控上的緩慢無力感到苦惱。「白人的免疫系統肯定更強。他們喝牛奶，吃乳酪，」她說，然後提醒我一定要戴口罩。「中國人都戴口罩。」
在疫情暴發的最初幾個月，許多西方國家將新冠病毒疾病視為遠方的外國疾病。雖然我們一些海外華人已經開始保持社交距離，囤積清潔用品。但幾乎所有其他人仍然是照常過日子。如果有什麼不一樣的話，我們採取的預防措施似乎證實了一種預先存在的偏見，那就是病毒只感染中國人。
「寄人籬下」是一個中國成語，意思是住在別人的屋頂下面。小時候母親會用它來嚇唬我，讓我聽話。這是在警告我，如果她不要我了，我會在別人家裡受到可怕的虐待。當我要離開中國時，她用這個成語來提醒我，我是中國人，永遠不會被一個白人社會完全接受。我只能生活在邊緣，乞討一點殘羹冷炙。
我在美國的生活不斷證明著母親是錯的。我在飲料里放冰塊，寒氣不會讓我生病。我完成了博士學業；我的女性大腦確實有研究物理學的能力。我坐的桌子旁邊只有我這個唯一的中國女性：我不融入，我也不想融入。
然而在這些天里，沒有母親的提醒，我也會經常想起「寄人籬下」這個詞。美國總統想用牆把這個國家圍住，不讓移民進來。我的祖國與我的第二故鄉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白宮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正在限制與中國的科學合作；白宮把每個中國學生當成潛在的間諜對待。
中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但隨之所來的不是自信或大度，而是威脅和不安全感。這個國家不斷增長的財富和強硬姿態掩蓋了一個不斷縮小的公民空間。魯迅的作品正在從教科書中消失。
政府選定的傳統文化符號被視為神聖，儘管它們的歷史背景在被掏空。政府一直在打擊宗教活動和民族習俗，並在加強對香港的控制。要做中國人只有一種政治上正確的方式。
今年4月，一名白人記者在我老家的麥當勞吃飯時，一個年輕男子唐突地叫他「洋垃圾」。我讀這個故事時有被一種罪惡感淹沒的感覺，我讀有關中國的新聞時經常會有這種感覺。我知道，要承擔一個國家的道德負擔顯得太自負了。我也知道，沒有任何其他地方的行為讓我既感到負有責任、又如此無奈。
上個月，北京市政府宣布了將「詆毀、污衊中醫藥」行為定為刑事犯罪的計劃。說針灸或草藥療法的壞話可能會相當於「尋釁滋事」，這個罪名也包括鄰里鬥毆和政治異議，可受刑事處罰。
「祖國在身邊。」
但如果一個人沒有了國家，她還剩下什麼呢？一個國家如果不能接受外國人或是不羈的思想，那麼它還剩下什麼呢？我身上所承載的中國，不僅是現在的中國，也是過去的中國、從未有過的中國，以及將來可能有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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