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第一杯咖啡是雀巢速溶。那个年代，似乎流行赠送速溶咖啡。扎着红绸的透明礼盒，两个玻璃罐，配一个马克杯。我兴奋地拆开包装，打开玻璃罐，撕开密封纸，用金色小勺挖出一勺棕色粉末，倒热水，搅匀。我浅尝一口，吐了大半，口腔里蔓延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药味儿。很快，母亲把两个玻璃罐倒空，废物利用，装了腌萝卜干。那个印着“雀巢咖啡”的红色马克杯和金色小勺用来冲奶粉，一直放在玻璃餐桌上，倒也相得益彰。

再次接触咖啡，是在工作后。单位食堂的午饭里提供一杯现磨咖啡。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上海不愧为一座风花雪月的小资城市。我怀着附庸风雅的憧憬走进食堂。饭后，同事问：“喝咖啡吗？”我懵懵懂懂，满怀期待地跟着同事来到咖啡机前排队。那是一款功能单一的全自动咖啡机。倒进咖啡豆，按下研磨键，便能流出黑咖。大家用朴素的一次性纸杯接住，倒点纯牛奶，用一根长长的木棒搅匀，糖包自取。他们拿着午餐咖啡重新走回长排桌前，或者走进院子，三五成群地聊天。同事们对于食堂的评价平平，但最后，总要补充一句：“但我们有免费的现磨咖啡啊。”一开始，我实在不理解大家对于这杯午餐咖啡的热情与执着。从咖啡豆到咖啡机，从制作过程再到容器，它都太朴素了，实在配不上巨鹿路“爱神花园”的格调，甚至辜负了上海这座摩登大都市。

与这杯午餐咖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单位门口的玛赫咖啡。柔情的红色艺术招牌，内有黑衣侍者，一架白色三角钢琴。窗台和茶几上，散落着店主在世界各地淘来的小玩意，不名贵却十分特别。置身如此优雅的环境，点一杯咖啡，精美的拉花，配骨瓷托盘和银色小勺。窗外，是巨鹿路的满地金色梧桐。这才是我想象中上海咖啡的腔调。

但很快，我也加入了免费午餐咖啡的队伍。因为我发现，在没有午休的单位，咖啡实属工作必备。所谓的“腔调”没那么重要，我更在意的是，如何度过漫长而昏沉的下午时光。我开始明白，咖啡在上海如此风行，与它在历史印象中的小资情调没有多大关系，与它的味道也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它代表着快节奏、高效率打工人的自觉性。

我爱上了咖啡因带来的精力充沛的幻觉。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工作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之下，我每天豪饮两杯咖啡。当中午喝第二杯时，我的精神高度兴奋，感官极其敏锐，仿佛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在观看世界。带着些许的晕晕乎乎，我坐在电脑前飞速打字。这大概是尼采所说的“酒神之醉”，是创作的最好状态。直至有一天的午后，眼前的电脑屏幕开始泛着莹莹光芒，字体模糊，我的心脏快速跳动。那是身体在向我警告。它在说，别再欺骗我了，我需要的是真正的休息。

几年过去，咖啡更好地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它的价格更亲民，有更多的咖啡店标示自带杯可以优惠；它无所不在，更频繁地出现在便利店、党群服务中心、图书馆、社区食堂与市民驿站。甚至，我在一幢现代化的写字楼大厅，看见了机器人自动咖啡机。一个金发碧眼的鬈发大叔正在机器前扫码，机器臂取杯、磨豆、萃取、打奶泡。他尝了一口，举起手机对准自己和小蓝杯自拍，竖起了大拇指……

假期回家，我发现家乡的咖啡价格普遍比上海昂贵。而母亲，实在不理解我为何每天都执着于买咖啡。她喜欢喝茶。早起，烧一壶开水，摆出茶具，泡一杯绿茶，是她的仪式。而我，打开外卖应用，领红包，各处比价，点一杯性价比王者的拿铁，是我的生活。生活的模样是多样的，咖啡的模样也是多样的。无论是独自漫步在梧桐树下，手持一杯咖啡，坐在街边的露营椅上，看人观景；还是在高耸的写字楼中，点一杯咖啡外卖，十指如飞地敲着键盘；抑或在商场的咖啡店，与新朋旧友来一杯社交咖啡。多元与包容，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