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前一阵热播电视剧《繁花》，我在网上找到了《繁花》的读本。该书开篇不久写到三年困难时期甫师太要小毛替她去“断命的红房子”排队领“断命的就餐劵”，不禁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规则，聊记几笔，以飨网友，并匡正作者金宇澄的一点小误记。

“就餐劵”是一个专有名词。上海市大约是从1960年开始发放就餐劵，那是在基本粮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发的一种票证，票面一斤，并印有年份和月份，不得提前使用。每个月份用不同颜色印就，方便饭店识别。饮食店则备有票面从半两、一两……到半斤的票子，以便找零。凭就餐劵可以在饮食店用餐，也可以与普通粮票一样用于购买粮食，但是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这么做。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肚子饿，主要原因是油水不足。居民的食油、肉食都是根据户口限量供应的，在上海食品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每人每十天凭肉票可以买二两肉。我所就读的中学食堂，甚至一度要求学生用市里发的肉票换取食堂内部肉票，好像是一两肉票换三张，可以买三份肉菜。不过这个规定只实行了两三个月，不到一学期。除了在单位食堂可以不凭票吃到一点荤腥，要想增加油水就只有去饭店。实行就餐劵制度可以全面控制住人们去饭店用餐的次数。当时上海的饭店只收上海市的就餐劵或者全国粮票，不收上海市粮票，再多钞票也不行。而全国粮票是要用地方粮票加相应数量的地方油票去当地粮油公司换的，这样就基本堵住了非因公出差的外地人员，特别是农村人口到上海的饭店用餐，从而减少了市政府保障上海市民在饭店用餐的压力。

凭就餐劵用餐，食客根据各自的饭量，点一定数量的米饭或者面食，然后可以点一个荤菜，也可以再加一个素菜或/和汤。饭店收相应数量的就餐劵。在早餐店（摊）买一根油条或一碗豆浆收半两就餐劵，大饼则要一两。一斤就餐劵大致可以供一个人吃三四顿饭，那也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每个月最多的在外用餐的次数了。去饭店的人只有交就餐劵的份，决领不到就餐劵。

从金宇澄的出生日期看，他肯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应当见识过就餐劵。不过那时候上海市的居民，除了幼童之外，每个月都有二、三十斤的粮食定量，强体力劳动者最高可达45斤，可是就餐劵都只有一斤。而且这一斤后面还蕴含着油和肉，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我见过从计划经济时代留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旧票证，但鲜见就餐劵。想来它们都早已被老百姓按月吃进肚子里面去了。而作为一个小学生，金宇澄的父母当年怕是不敢让他经手这样珍贵的票证，所以造成他后来写作时发生记忆错误。好奇的倒是《繁花》十多年前开始在网上连载发表的时候，收到过许多评论，竟没有人指出作者的这个误记，以致最后正式出版该书时仍然出现在文中。

虽然提前排队等领“就餐劵”是误记，但是提前排队等吃饭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千真万确的事实。那几年内我曾有不止一次在“红房子西餐馆”门外排队然后用餐的亲身经验，补记一二，或许可以为大家心目中的“中国特色”添补一点色彩。

“红房子”最初由意大利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在1935年开设于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创业时店名叫CHEZ LOUIS，中文为“罗威饭店”，经营法式饭菜。太平洋战争爆发，老板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日军关入集中营。日本人投降，路易·罗威获释后在亚尔培路（现陕西南路）与浦石路（现长乐路）的交界处重新开店，仍用旧名CHEZ LOUIS，中文名“喜乐意”。国人因为该店的门面为红色（主要是其南面的那堵墙的底色全部刷红），习惯称其为“红房子”。该处虽然离开淮海路只有几百米，却已经是居民区。这里过去属于法租界，沿陕西路是一排“假二层”的连栋房子。所谓“假二层”，是典型的法国式设计：普通二层楼的外立面在这里就是倾斜的瓦顶，所以二层楼内部的实际可使用面积是小于正常的二层楼房，而且夏天内部温度要明显为高。“红房子”位于南端第一家，因此上下整块的南面立墙刷红后就正好被饭店用来做它的菜肴广告。门前的道路经市政改造工程加高，原来与人行道相平的店内地面成了低于路面两级台阶的低地。坐在餐桌边，两眼平看出去，见到的是人行道上路人腰以下的部分。当然，抬起头来，还是可以从玻璃窗的上沿看到人头。店面不大，见缝插针也只够勉强放下近十张四方桌。也许是由于房屋结构的问题，其二楼并不开放营业。

虽然店面不起眼，“红房子”在上海西餐界的名声却不小，在困难时期对饕餮之徒自然更具魅力。正如《繁花》中所写，食客要在开始营业前两三个小时去排队。那是单纯的站立排队，并不发牌号或“票劵”之类。为了吃晚饭，我们全家一般在下午三点钟前就去等在门外了。大概四点钟左右，店门打开，放排队的人进去占座位。

这时候奇特的一幕发生了：冲进去的一家人并不去占同一张桌子的几个座位，而是分散去不同的桌子各占一个座位。原来有一段时间红房子的规则是：开始点菜的时候不是按桌号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接受点菜，而是先接每张桌子第一个坐下来的人点的菜，再接下一张桌子第一个坐下的人点菜……，直到接完全部桌子第一个坐下来的人的点菜后，再回头接每张桌子第二个坐下来的人的点菜，然后是每张桌子第三个坐下来的人的点菜……。由于饭店菜单上当天的菜肴并不能保证全部充分供应，所以抢到先点菜的资格事关重大。略晚一点，热门的菜肴就可能没有份了。所以为了吃到高脂肪高热量的菜点，一家人要去抢尽可能多的“先坐下”的份额，哪怕全家因此分散进食。我推测饭店之所以会有这种规则，可能缘于先前按桌点菜时，开始的几家人就把热门菜肴全部点完，后面桌子上的食客就轮不到了。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精明的上海人对新规则马上找到对策，因此出现上面的一家人分散抢座位的景象。我不知道上海市其它饭店有没有这样的规则，至少在中国其它城市这种规则怕是匪夷所思的。

到全部桌子都被人坐满，后面的人就在门口继续排队，等吃第二批、第三批。而当服务员接完点菜，饭店就宣布开始供应点心，当然要另外收就餐劵和钞票，且只供应有座位的食客。有些坐下的客人出于不同原因，不想吃点心，马上就有等在外面排队的人报名上来暂时接位，吃完点心后再让出座位给原来的坐客，自己出去回归原来排队的位置，继续等下一批用膳。

我们一家四口去吃饭，两个孩子自然要靠大人决定点什么菜。一般都有一道“罗宋汤”（那时候已经开始“反修批修”，所以汤名也改为“乡下浓汤”。），再点一道主食肉菜，最后是“布丁”。点面包的（要收就餐劵）可以得到一份奶油，这个“油”字可是弥足珍贵。饭后甜点鲜少有点咖啡的，因为上海人相信咖啡是刮肚子里的油水的。那年月肚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这天好不容易补充了一点，哪里舍得马上被刮去？所以即使伴随咖啡提供两块“方糖”，也没有多少吸引力。每家各个人点的肉菜通常是不同的，正式上菜后，总是由母亲们拿着盘子到各个桌子上给自家成员调配原来归各人的那道菜，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不同的菜式。一时小小的空间中你来我往，服务员们对此是司空见惯，只作壁上观。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不近人情的规则，发现它客观上也提供了某种人情关怀：一家人分开用餐，没有交谈，更不会有饭后闲聊，吃完就走。这就大大压缩了用餐时间，也就缩短了在门外饥肠辘辘又闻着食品芳香苦等下一批的食客受煎熬的时间，遑论要曝露于三伏三九的气温，要顶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实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我猜排队的人在咽口水的时候，恐怕不免暗暗羡慕起先前插进去吃点心的聪明人。对服务员来说，加快翻台，增加营收，可能有利于增加奖金。只是第二批、第三批食客是按照排队顺序接替每一位离开的食客，所以一家人往往也要分桌用餐，有时候甚至要在不同时间开吃。

我的记忆中，在红房子用餐的以全家出动为主，也有成对的中年夫妻，少见谈恋爱阶段的青年男女。推测经济压力是主要原因。记忆中当时红房子的菜价还不算太贵，主菜不超过2-3元。不过加上汤、甜食，一家人一顿饭的消费估计会超过上海市全家平均月工资收入的四分之一。对刚开始工作的人来说，两个人吃西餐的开销就不是轻易承担得起的，更不用说穷学生了。《繁花》中的“甫师太”，应是谐音“富师太”。

上海市的就餐劵制度大概在1966年时取消。文革开始后，上海的西餐馆纷纷歇业。到1972年因为尼克松访华，为了点缀市面，红房子首先得以恢复营业。除了名声，也同时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尼克松下榻的锦江饭店，与红房子就隔一个街区，距离不足200米。

改革开放之后，红房子搬到淮海路。门面漂亮了，名声仍然大。只是与大量涌现的新的个体西餐馆相比，它的长年国营饭店的痼疾难愈，在十多年前的上海市西餐馆排行榜中落入了最低的10%那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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