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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八卦
谭伯牛
拙撰《战天京》讲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人,可能很多朋友耳熟能详,但不一定知道他们具体做过什么,只是了解个大概,比如曾国藩创建湘军,李鸿章创建淮军,两支军队联手镇压了太平天国。
毕竟这段史实是发生在二百年前,离我们太久远了,如果一板一眼给大家讲故事,估计没人会喜欢,因为这就像一个面无表情的诵读者,会弄得听者四肢冰凉,没有体温。所以,我尝试用八卦的方式让历史人物活过来。所谓八卦,就是一些轶事,一些趣事,一些细节。
比如有的人讲曾国藩,动辄讲曾文正公在文治武功方面如何如何,在做人为官方面怎样怎样,这样就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成功学的典范。
举个例子,曾国藩一直强调自己这辈子取得这么大的功绩,并不是自己多厉害,主要还是靠运气。他有一个多年挚友郭嵩焘,年纪比他小,但二人交情深厚。曾国藩曾对郭嵩焘说:“将来我肯定会死在你前面,我死了之后,墓志铭要让你来写,那么我现在就拜托你。你怎么写我不会去干涉,但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写进去,那就是‘不信书,信运气’。”
最后,郭嵩焘果然给他写了墓志铭,里面就有这句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这不是很奇怪吗?像曾国藩取得这么大成就的一个人,最后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说自己这辈子主要是运气好。估计这就给了那些“成功学教授”狠狠一记耳光。
成功学的含义就是:你只要照我说的做,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一次,就能成功。但曾国藩认为,没有哪条道路是必然能成功的,也就是说成功都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曾经写过这么一副对联:“莫问收获,只问耕耘。”你不要管有没有成果,先埋头去做,有成果就是运气好,没有取得成功就是运气不好。不管有没有运气,你得先去做。我觉得这样朴实的观念,如今很难被大家接受。
如果世间只有这样一条朴实的道理,很多人会觉得活着没有希望,所以成功学这种东西活脱脱就是一种精神鸦片。当然,从心理学上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激励方式,只是最终效果如何,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如上所说,《战天京》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够以小见大,通过讲一些细节引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上的一些东西,因此,每次要讲一个比较大的事件时,我都会自觉地用一些小故事来做引子,这些故事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八卦”。
我也以林徽因为主角讲过不少八卦。其实有很多名家都讲过她,因为大家对林徽因本身是比较感兴趣的。只是我讲她的初衷,是希望读者在听这些八卦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以及其他一切在历史上有名字的人之所以成为那个人,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她)有这些八卦,他(她)才那么著名,那么成功。而是因为他(她)已经成为那样的名人,我们才会对他(她)的八卦感兴趣。
有一句诗叫:“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位宫女肯定不会讲唐玄宗一生的文治武功,她讲的肯定是宫中生活的一些细节,唐玄宗的个性如何,服饰偏好怎么样,喜欢吃什么东西,喜欢什么颜色。这些东西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们就像一扇为我们打开的窗口,我们可以通过它看到一个前所未知的历史世界。而且,通过这个窗户,我们还能看到更多别的东西,甚至洞悉人性。如果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八卦”就有意义;否则就只是嚼舌根,可以扔到垃圾桶了。
说到讲八卦、讲历史人物的逸闻,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和这些八卦的关系是怎样的。平时我们读书、看电影、听音乐,有时候不自觉地会有一种代入感,把自己代入进去——我要是在当时当地应当如何,我要是怎么样,其中的某某某又会怎么样。这种所谓的“代入感”,不能说有多好,也不能说有多坏,它是一种很好的体验。
很多时候,我们做历史研究也好,去叙述八卦也好,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想秉持客观的写作态度,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但其实历史没有真相,因为历史是在时间长河中发生的事情,这一秒走过就不存在了。对于我们来说,那一秒我们怎么能记得住,就像在海边沙滩上画画写字一样,海浪很快就把它冲走,我们很难留住那一刻。所以,“历史的真相”确实是一个谜,更多的真相应该是我们所认可、所相信、所感受的真相,这样的真相对我们才有意义。我希望讲的这些八卦能够成为各位可以用来窥探历史的一扇窗户,最终结集成我的新书《应解人间不自由》里。当然,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固然是讲八卦,但也要求无一字无来历。
书卷多情似故人
——“千古诗情日日新”之七
张静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头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提到明代的民族英雄于谦,大家往往会想到他的“两袖清风”,想到他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想到乾隆为于谦祠题写的“丹心抗节”的匾额。于谦少年时期刻苦读书,志向高远,他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一生都在家里恭恭敬敬地供奉文天祥的遗像和牌位,甚至比供奉自家的祖先还要虔诚。于谦(1398-1457),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明代大臣、民族英雄,生性刚直而博学多闻。其坟墓在西湖景区,与岳飞一样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纪念。明代张煌言诗云:“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清人袁枚曾有诗云“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足见于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明代,不少人将读书科举当作敲门砖,只要敲开了做官的大门,就将心思用在如何升官发财上,不再对书感兴趣。而于谦,在永乐十九年(1421)考中进士,他在历史上以能干的地方官吏和勇于担当的大臣统帅著称,所以他对读书之热爱自然不同寻常。面对以做官为目的,达到目的后放弃书本的官场恶习,酷爱读书的于谦写下《观书》抒发胸臆,批评读书现状。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开篇即饱含深情地写出作者对读书的热爱,书本好似自己感情真挚的老友,每日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形象地表明诗人读书不倦、乐在其中。首联以个人读书的独特体会,交代了自己和书本的亲密关系。颔联、颈联则集中书写自己的读书之乐。
“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既写出诗人读书之勤奋,也展示出诗人过人之智力。读书既多且快,表现诗人读书如饥似渴的心情,胸中顿觉爽快,全无一点杂念。“直下三千字”,描写自己为书所吸引;“全无一点尘”,写书本知识涤荡心胸,精神修养不断提升。这两句使诗人专心致志、读书入迷的情态跃然纸上,也道出了一种读书方法。宋代黄庭坚曾说:“一日不读书,尘生其中;两日不读书,言语乏味;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看来,读书是促使人心灵净化、思想提升的动力所在,这一点古代文人士大夫颇具共识。
“活水源头随处满”语出朱熹《观书有感》其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说坚持经常读书,就像池塘不断有活水注入,不断得到新的营养,永远清澈。“东风花柳逐时新”语出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是说勤奋攻读,不断增长新知,就像东风吹开百花,染绿柳枝一样,依次而来,其乐趣令人心旷神怡。“随处满”“逐时新”则表现出于谦对人格不断完善、认识不断深化的喜悦。这两句是于谦读书经验的高度而形象的概括,说明读书加实践,必能改善素质、产生新知。于谦在巡抚河南、山西时曾“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明史·于谦传》),在指挥明军抵御瓦剌、保卫北京的时候,革新原来的京兵体制,创立团营,可以想见他确实在寻访“活水源头”,满眼“东风花柳”,获得了“随处满”,致力于“逐时新”。于谦酷爱读书,可绝非“读死书”的迂腐学究,实际上,他不仅博闻强记,而且务实干练、政绩卓越,是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笔下的“活水源头”“东风花柳”,就不仅仅是指书本知识,还包括务实的才干。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前后军队的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下达命令,起草奏章,都能够根据战场形势快速、准确地制定策略,进退有据、直击要害,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时往往先是惊骇不已,继而心悦诚服。于谦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得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
“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结尾一联,以“金鞍玉勒寻芳客”为陪衬,写出读书人的书斋之乐。“勒”为马笼头,“金鞍玉勒”者定当为富贵中人,再缀以“寻芳客”三字,直指寻欢作乐的富家浪子。这些人每日以寻花问柳为能事,沉溺于物质享受,他们和作者是两个不同世界之人,故而他们自然无法体会读书的乐趣与益处,也不会相信书斋之中别有一份烂漫的春光。这联是以贵公子反衬显示读书人书房四季如春的胜景。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这美好之情之境,不是玩物丧志的游手好闲者之流所能领略的。
于谦一生酷爱读书而忧国忘身,被《明史》称赞为“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此诗盛赞书的好处,讲开卷有益之理,通过作者的亲身体会,极写读书之趣,抒发喜爱读书之情,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颇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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