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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西路：人文历史的“涌泉”
南京西路是一条充满故事的马路，处处都有人文历史的“涌泉”。在此徜徉，常有时空交错的恍惚。
单位迁到威海路后，我常在午后到南京西路散步。南京西路筑于1862年，原名“静安寺路”，英文译为“Bubbling Well Road”，意为“涌泉路”或“沸井路”。静安寺旁原有一口古井，常年沸腾，洋人遂以“涌泉”和“沸井”名之。
在我看来，南京西路（静安寺路）倒真像一口古井，久远深邃，具有厚重的底蕴。上世纪20年代起，一大批作家集聚在这条马路，这里有了故事，有了话题。今天，我在南京西路徜徉，常有时空交错的恍惚。有时候，路过某条弄堂、某家店面，我的眼前，就会闪现一个个作家的身影……
静安寺一景
斜桥邵家高朋满座
我常常从威海路出发，由茂名北路直抵南京西路。路过吴江路小吃街，再向东走，我就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这一带，原称“斜桥”（吴江路原名“斜桥路”“斜桥弄”）。斜桥地名的由来，与已湮没的石家浜（今石门一、二路）有关——石家浜上，或许真有过一座斜跨河流的小桥。
吴江路小吃街一景
诗人邵洵美就出生在斜桥。静安寺路初筑时，斜桥周边都是荒野田畴，人迹罕至。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外祖父盛宣怀都是清末重臣，他们先后在斜桥圈地造房，成为静安寺路最早的大户。邵友濂建造的邵家花园规模庞大，占地数十亩，范围大致在今吴江路到凤阳路、石门路到成都路之间。邵家花园今天已无迹可寻，据邵洵美忆述，花园里有石凳、花棚和各种树木，“园门是黑漆的木栅”，他小时候常到“后门浜里去捉些小虫喂金鱼……”我猜，这花园后门的“浜”，大概就是石家浜。
邵洵美素描画像（徐悲鸿作）
1927年1月15日，邵洵美与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结婚，轰动上海滩。那天下午，静安寺路大光明影院后面的卡尔登饭店群贤毕至，名人如云。证婚人是复旦公学创办人马相伯，时年88岁。据盛佩玉回忆，“老人须发已白，行路背已挺不直，是搀扶了进来的……老人见到当年的孩子已长大成亲，兴致很高。”参加婚礼者，还有不少邵洵美结识的作家朋友，郁达夫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午后二点，至Carlton参与盛家孙女嫁人典礼，遇见友人不少……”
邵洵美与盛佩玉结婚照，刊于当年上海画报封面
邵洵美结婚满月，斜桥邵家即高朋满座，徐志摩、陆小曼、郁达夫、戈公振、江小鹣、叶浅予、常玉、张光宇、张正宇和刘海粟等作家、画家欢聚一堂。画家刘海粟首先挥毫，画了一幅松梅图，其他画家也纷纷提笔作画。后来，邵洵美找来一张扇面，大家动手，合作了一幅山水画，最后，诗人徐志摩在画上题了字。这些作品，邵洵美视为珍宝。遗憾的是，后来日寇侵占上海，邵洵美一家逃难时未及搬走，这些画作不知所终。据说在若干年前，这些画作忽然惊现于某著名拍卖会，价格不菲。
同和里的主人
走到南京西路688广场，我会驻足停下。这里原址是一条著名的弄堂——“同和里”（原南京西路688弄）。邵洵美结婚后不久，因父亲挥霍无度，他被迫将邵家花园地皮抵押，在这里新造了几套房子，构成弄堂雏形。他特地取名为“同和里”，期盼父子“同和”。
同和里原址（今为南京西路688广场）
邵洵美为人热情，人缘好。他搬进同和里后，在他家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文人朋友圈。徐志摩是邵洵美的挚友，常偕陆小曼前来。他一来就谈诗，邵洵美对他既佩服又欣赏。有一天，徐志摩说，他家所住的四明村（今延安中路913弄）有夜莺啼叫，每天从半夜可以听到天亮。邵洵美原本并不喜听鸟鸣，但他着迷于英国诗人济慈，一想到济慈《夜莺颂》中诗人随夜莺飘然而去的幻境，他居然连续两天住到徐家，要去聆听夜莺歌唱。
那时，徐志摩在光华大学任英文教授。有一次返乡，他请邵洵美代课。邵洵美怕压不了阵，特地去配了一副金丝边眼镜，穿上长衫，为徐志摩代课一个月。结果，徐志摩的学生徐訏、徐迟和赵家璧等，又成了邵洵美的学生，他们经常来同和里。徐訏曾在邵家小住，他1943年创作的小说《风萧萧》（王安忆曾将它改编为同名话剧），扬名天下；诗人徐迟有一次来邵家借英文打字机，邵洵美索性割爱相赠；赵家璧后来成为著名出版家，却一直把邵洵美尊为“老师”。
画家徐悲鸿旅法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只要到上海，他就会偕妻子蒋碧微来同和里。盛佩玉与蒋碧微很谈得来，在她印象中，蒋碧微讲宜兴话，“才从法国回来的人，法国话中却有宜兴音，说话时牙齿很齐。”1930年的一天，徐悲鸿突然一个人前来，“洵美看他神情有异，一问之下，才知因夫妻失和。”这一次，徐悲鸿在邵家住了约一个月。
静安寺路上的“醉汉”
在同和里对面（今广电大厦到石门一路之间），邵洵美开过一家“金屋书店”，专门出版文学书刊。据郁达夫回忆，“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店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
1928年5月，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租住在赫德路嘉禾里（今常德路越洋广场芮欧百货），嘉禾里离同和里不远，郁达夫与邵洵美往来密切。有一次，他给邵洵美写信，盛赞邵的小说《搬家》“是近年少见的飘逸的文章”。邵洵美有时也会造访嘉禾里，王映霞记得，“邵每来都是坐自家的小汽车”，“来我家玩的作家都很穷，只有邵洵美是例外，他是一个最富有的文人。”
郁达夫与王映霞
邵洵美也许是郁达夫唯一的“阔朋友”。郁达夫生性敏感、孤独，一度贫困沉沦。他曾非常鄙视“乡村别墅里的阔人的夜来淫乐的归车”。1921年，郁达夫留日返沪后，曾与留日同学郭沫若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今铜仁路静安嘉里中心原址），两人惺惺相惜，以卖文为生。一天晚上，他们去泰东书局了解《创造季刊》创刊号的销售情况，书局老板态度非常冷淡。两人顿时“无限伤感”，到四马路（福州路）喝酒解闷。从酒馆出来，他俩已有醉意，在月光下“手牵着手”回家，据郭沫若回忆：“在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达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比成手枪的形式，大呼着：‘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郁达夫有一篇短篇小说《血泪》中提到一个窘困倒霉的人力车夫，因与房东、警察吵架，心情郁闷。当天夜里，他借酒浇愁，醉倒在静安寺路上。突然，一辆汽车驶过，将他伸出的右脚截成两段。“他醒转来的时候，就在月亮底下，抱着了一只鲜血淋漓折断了的右足痛哭了一场。”这个情节，令人悲愤、震撼。读到这里，我就会想起郭沫若的回忆，我一直以为，那个倒在静安寺路上的人力车夫，似乎就是郁达夫自己。
低调默然的“凯司令”
也许，郁达夫是最早把静安寺路写进小说的作家。
从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口向西，就是凯司令咖啡馆（今南京西路1001号），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地标。有作家是这样描写“凯司令”的：“寥寥几个卡位”“甬道灯点得雪亮”“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王佳芝就是在这里等候易先生的。杀手行动的地方，被上级安排在“珠宝店”，“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又近”。根据描述，平安戏院“横街对面”就是“凯司令”，“然后是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势……”
凯司令咖啡馆（南京西路1001号）仍在原地矗立
“凯司令”与“西伯利亚”（原南京西路1135号）、“绿屋夫人”（原南京西路792号）、“平安戏院”（今陕西北路203号），都是静安寺路上真实存在的地标。不过，假如有人把小说当指南，今天到南京西路上按图索骥，恐怕会略显失望。实际上，“凯司令”虽邻近“西伯利亚”，但离“平安戏院”足足有200米，“绿屋夫人”则与之离得更远；另外，“西伯利亚”、“绿屋夫人”和“平安戏院”早已改朝换代，惟有“凯司令”低调默然，还在原地矗立。
绿屋夫人时装店（南京西路792号）原在德义大楼楼下
从“凯司令”再往西，走过静安别墅（南京西路1025弄）弄口，就是梅龙镇酒家。“梅龙镇”常被人误写为“梅陇镇”，其实它原是两位京剧迷开办的菜馆，店名源于京剧《游龙戏凤》中虚构的梅龙镇，与闵行的梅陇镇没有半点关系。
与梅龙镇酒家连在一道的几幢大楼，就是重华新村。
“独闯”重华新村
1946年10月，剧作家夏衍曾在重华新村租房，安顿家人。10月底，他即遵照周恩来指示，离沪赴港。离沪前夕，为什么要到重华新村租房？夏衍自己好像从未说过。不过，从他非凡的职业生涯来看，静安寺路这一带，对他意义重大。
重华新村（南京西路1081弄）内的梅龙镇酒家
1927年夏，夏衍从日本回国抵沪不久，就与静安寺路打过交道。据贾植芳在《我的难友邵洵美》中记述，邵洵美在同和里对面开金屋书店期间，有人拿来一叠《北美印象记》（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著）译稿，对他说，译者沈端先是个年轻人，“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生活无着，你是否可以为他出版一本书，接济他一下。”邵洵美听后，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五百元钱付了版税。这个“沈端先”，就是后来的夏衍。
1932年，夏衍租住在爱文义路普益里（今北京西路泰兴路口），这里离静安寺路不远。有一次，夏衍等人约好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我在我住家附近的旧戈登路（今江宁路——引者注）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等待周扬和阳翰笙……（后来）还加了一个田汉。”这次会面，令夏衍终生难忘。不久，梅龙镇酒家被进步实业家吴湄盘下，因吴湄与左翼戏剧家关系密切，“梅龙镇”很快就成为进步文艺人士的堡垒，夏衍曾多次与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应云卫、于伶和曹禺等一起，在这里开展活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夏衍穿上军装，随解放军入城，接管大上海。27日下午，他办完公事，要了一辆吉普车，回重华新村探望家人。
1949年5月夏衍（右一）穿军装参加军管会进入上海入城式（戴墨镜者为于伶）
如今，每当仰望着“梅龙镇”飞檐翘角的门楼，我就会想入非非：南京西路，就是这样一条奇妙的马路，充满故事，又激发灵感与幻想。谁说这里“沸井”已枯？这条路上，处处都有人文历史的“涌泉”。（读史老张）
八仙桥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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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清楚八仙桥名字的由来，它所在的范围约莫是东西从云南中路到黄陂南路段，南北从金陵中路到延安中路附近。一条延安东路高架如同插入八仙桥心脏的利剑，之后上海音乐厅的平移工程与延中绿地的建设，如同把这件利剑拔出。这样八仙桥就彻底被摧毁，消失在今天的上海市地图上。
我幼时几乎每周末都要去那里，因为我舅公的丈人（我叫太公）就在宁海西路上住，他们每周都要在那里打牌，我便一同前往。在太公家吃个午饭，之后大人们打牌，我就和阿姨们一起在八仙桥玩一下午。去的最多的是沪光电影院。我已经忘记沪光电影院的模样，只记得当时看电影大光明票价最贵，之后便是和平电影院（今和平影都）与它了。并且在老一辈嘴里听说那里应该是在市政建设中被保留下来的优秀建筑。他们说的同样应该被保留下来的还有在那里的吴湖帆故居。海上画派“三吴一冯”（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齐名，这四位大家均在今嵩山路附近，也属八仙桥“板块”。
同在嵩山路的还有“大众剧场”，原来是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我在那里看过电影，彼时给人的感觉已经很陈旧了，那里台前幕后的故事在民国作家的掌故里或能找到。宁海西路原来是一条马路菜场，彼时上海菜场多在马路上。那条路上我记忆最深的美味就是“唐记鱼圆”。我看到他们用整条海鳗制作鱼酱，每到春节总要排队购买。
八仙桥青年会至今还在，掌故家高伯雨记载他一九三二年抵沪，就是住在“新落成”的基督教青年会中。“这时候我住法租界八仙桥新落成两个月的基督教青年会宿舍。”是年高氏二十七岁。
美味往往能够留住人的记忆，八仙桥也不例外。龙门路武胜路一带有一家做黄桥烧饼的店，这种江南美味今天至少在上海再也没有吃到过。后来得知黄桥烧饼竟然与爱国主义扯上关系，据说是因为黄桥是新四军当年重要的“根据地”。还有的美味就是在近今宁海路金陵东路附近的“新城隍庙”。上海豫园有一个老城隍庙，闻名遐迩。这个新城隍庙是“假古董”，有几个飞檐翘角的建筑，因而得名。在那里有洪长兴与小金陵两家美味。洪长兴涮羊肉店，据说老板尝为马长兴（京剧大师马连良伯父），马氏为回族，凡到上海演戏，总是光顾这家清真馆子。我还记得当时的洪长兴还有一个洋葱头建筑，类似于莫斯科红场那样。
那里还有一家好吃的地方就是“童涵春堂”。我少时染病，一直吃这家中药店的金银花露，别人都觉得是药，我却觉得很好喝。这家店原来就在音乐厅边，店招是清朝第一百零一名状元陆润庠手迹，陆氏与我同乡，今日所见他的招牌不多了，但是晚清民国年间他可题了不少店招。
上海音乐厅原本叫南京大剧院，当时民国政府首都在南京，可见其地位，据说宋美龄热爱音乐，故而得名。原来其周围都是民居里弄，只有延安路一面有门，之后造了高架、绿地，再将其平移，背面里弄也拆迁完成。音乐厅就“一丝不挂”地曝露街头。今天看起来也就沧海桑田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还在上个世纪，记得从公交车518路终点宁海西路站坐到闸北延长路上课，那时八仙桥还在。（施之昊）
那些年我们走过的上海的天桥
||“天桥”这个东西清朝估计没有，就像电话与邮局一样，都应该是近代城市发展后的产物。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发展最早的城市之一，天桥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变迁的缩影之一。
我幼时居住在西藏中路边上的一条小马路汕头路，直至最近我才知道原来有汕头还有“汕尾”这个地方，都在我钟爱的“凤凰单丛”的产地潮州地区。我记忆中第一座天桥就是福州路与西藏中路口的天桥。天桥的一面是“大中华”大楼、天蟾舞台，还有一面就是今天鼎鼎大名的“来福士广场”。拙文《来福士广场往昔》已经提到她的前世今生。
“大中华”大楼是这一区域里的“帝国大厦”，我有几位同学住在里面。老大楼的电梯还是有铁链门的那种，按钮也很特别，里面的楼梯和其他部位都给我一种很“坚实”的感觉。父亲当年就在这座大楼看人民广场的国庆游行与烟火，每年都看，以至于他今天已经不要看烟火了。
天蟾舞台是梨园圣地，老板是有“江北大亨”之称的顾竹轩（人称“顾四”）。梨园界有“北京学戏、天津演戏、上海赚钱”一说。在天蟾舞台，不知有多少京剧大师起步于此。老一辈的马谭张裘曾在此同台。张君秋大师的京剧电影《望江亭》预演也在此。听一位不谙京剧的长辈说，他知道一名男旦（宋长荣先生）当年在此红得发紫。在天蟾舞台边上一个弄堂里还有一个“秘密电台”，当时中央苏区在瑞金，不能直接与共产国际联系，只好走瑞金-上海-海参崴-莫斯科这条线，上海的秘密电台即在此。
还有座天桥是在离上面这座天桥不远的南京东路与西藏中路口的天桥。这天桥大圆形，一面是南京西路二号新世界百货，一面是南京西路一号的精品商厦，后者今天已经不存在，但是她的广告语我还记得，“叩开精品之门，共度锦绣人生”。一面是中百公司（市百一店），这是旧时南京路四大商业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抗战胜利后，上面一度悬挂当政者的巨幅照片，就像今天在新世界大楼上常常挂的辛迪·克劳馥或者乔治·克鲁尼代言的欧米茄手表广告照片。另一面是“荣华鸡”快餐，今天也没有了。当年上海外滩东风饭店首开美国“肯德基”以后，国人也有了自己的快餐，“荣华鸡”即其一，他家的蔬菜色拉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南京路还不是步行街的时候，20路电车就从这座圆形天桥下穿过。
第三座留在我记忆里的天桥也离第二座不远即南京西路与石门一路口的天桥。这座天桥的一头是淮扬菜馆“绿杨村”。我第一次在那里吃饭记得是和舅公在不远处南京西路860弄上海评弹团的乡音书苑听早场评弹后在“绿杨村”吃午饭的，记得第一次吃“粉蒸肉”就是在那里。这个位置就是今天上海最大的“星爸爸”的地方。那里附近的王家沙也是经常吃的店，记得那里两面黄真是一绝。今天红火的“小杨生煎”的“原址”也在不远处的吴江路。据说离此不远的第一西比利亚服装店，就是当年郑苹如刺杀丁默邨的所在。
这三座天桥在很早以前都已经拆除了。伴随拆除的还有天桥边上的公安岗亭。这类岗亭造的如天桥一般高，下面也有爬梯。在探头还没有的时代，这样的建筑还起到很重要的指挥交通与维持治安的作用。（施之昊）
上海科学会堂的老房子
上海科学会堂与复兴公园比邻，都是上海的地标。近日，上海科学会堂的老洋房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名气越来越大，于是，许多人希望知道复兴公园和科学会堂老洋房更多的故事。
复兴公园的故事
旧上海有租界。一直到1900年前，上海法租界的西界在一条叫做“周泾”（相当于现在西藏南路的北段）小河东岸，1900年，法租界扩张成功，西界延伸到现在的重庆中路。也就是这一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战火向南蔓延到长江流域，威胁到英、美、法等国的利益，他们以“保护侨民利益”为由，准备派遣兵舰进入长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本来就反对慈禧太后扶植义和团，他们更清楚“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个道理，一旦外国兵舰进入长江，再要“请”他们出去，一定是难上加难的事。为了维护长江流域局势，保障租界和侨民安全，遂令上海道台余联沅与列强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和《保护上海城乡内外章程》，明确了上海及长江流域各自负责保护的区域和责权，规定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的教堂由 “中国官员妥外巡防保护”，实际上就是允许外国增派驻军，保护租界。当时，上海租界的面积不大，于是，外国人以此为借口，向上海道台申请，在租界的外面租地建立兵营。
图说：1901年的地图，现在的复兴公园是“顾家宅兵营”
法国兵营在“八仙桥外国坟山”（所在地就是后来的淮海公园）的西面，这里原来是一个叫做“顾家宅”的自然村落，于是被叫做“顾家宅兵营”（Camp de Kou-Ca-Za）。领兵的法国军官陶尔斐司（Dollfus）修筑了一条连接兵营与罗家湾路（今重庆南路）的小路，这条路就被叫做“军官路”或“陶尔斐司路”，也就是现在雁荡路以东的南昌路。
图说：1918年地图，兵营变成了法国总会和公园
义和团运动犹如一阵烟火，刚形成气候就被消灭了，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规定，外国驻军必须遣散、撤离，于是，法租界公董局向上海道台申请，希望买下这块土地，在这里建造法国人的公园。上海道台认为，废弃的兵营也派不上用场，爽快地同意了，于是，公董局就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公园，1909年建成后对侨民开放，外国人称之为“French Park”，中国人称之为“顾家宅花园”、“法国花园”等。1943年，改名为“复兴公园”。
图说：法国花园，摄于上世纪30年代
法国花园占地面积136亩，法国式园林，花园内有宽敞的草坪和林荫道。1911年，一位叫做环龙（Vallon）的法国飞行家应某商事机构之邀来上海做商业性飞行表演。5月6日的飞行表演中，飞机在跑马厅上空盘旋，因机器故障而机毁人亡，一年后，法租界公董局在法国花园里建立“环龙纪念碑”。
图说：法国公园里的环龙纪念碑
另外，在1901年的地图上可以发现，在法国兵营的北侧有一条不知名的河浜，当年，法国人在河浜上搭建了几座连通兵营的桥，后来，公董局填浜筑路，取名为“环龙路”，即现在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
法国总会老洋房
公董局在建设法国花园时预留了花园北侧的一块24亩土地，1904年，以公董局董事会成员为主，联合上海的法国商会及名流组织了一个Cercle Sportif Francais的社会团体，对应的中文名称是“法国球场总会”或“法商球场总会”，也被叫做“法国总会”。法国总会的主建筑坐北朝南，出入口开设在环龙路上，南立面面对大块的草坪，草坪被分割出几个网球场，人们可以在房子的阳台上观看网球比赛，南侧有竹篱笆与花园分割，有小门相通。
图说：1904年的法国总会
1910年，外滩2号的英商上海总会新楼落成，1907年3月，外滩22号的德国总会揭幕，美轮美奂的建筑，典雅豪华的装修，精益求精的设施使法国人望尘莫及，于是，1917年在公董局法国建筑师万茨（Wantz）和博尔舍伦（Boisseron）主持下对法国总会建筑进行扩建。扩建工程原则上保留原来的建筑，向东西两侧加建新建筑，使建筑东西长度达到130余米。扩建后的主楼以中央为中轴线，两翼对称，中轴线加建钟楼和前置的露台，两边的屋面盔式折坡，即所谓的“孟莎式屋顶”，比原来的立面更气派、更豪华。
图说：1917-1926年的法国总会
法国总会的出入口设在环龙路上，进门就是宽敞的扶梯，通往左右两侧，扶梯有铸铁栏杆，是用法文字母C.S.F.组成的图案，即Cercle Sportif Francais的缩写；出入口面对朝南的大彩绘玻璃窗，阳光透过彩绘玻璃射入室内，光线变得柔和温暖，营造出一派愉悦、祥和的气氛；在彩绘玻璃上还能找到法文“Orphlinat de Tou-Se-Ve 1918”（土山湾工艺局），看来，这是向土山湾工艺局定制的，这大概是上海唯一已知的有标记和制造年份的土山湾工艺局生产的彩绘玻璃，文物价值特高。
图说：土山湾工艺局彩绘玻璃
中轴线两侧的底层和二层设计有宽敞的走廊，分别设有开仑（carom,即法式桌球）、斯诺克（snooker，即英式桌球）、保龄球房（bowling，以前叫做“大弹子”）、酒吧间、舞池、击剑房、更衣室、大餐厅等。法国总会的规模、设施和建筑样式足以与外滩的英商上海总会、德国总会媲美，于是，改造后的法国总会成了在上海的法国侨民的骄傲。
图说：1937年，法国总会地址是环龙路55号
在此之前，德国人在宝昌路（淮海中路）有一个“花园总会”（Deutscher Garden Club），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和法国成了敌对交战国，也是在这一年，上海法租界扩张成功，德国花园总会所在的地方划进了法租界，于是，法国人捷足先登接管了花园总会，其中一部分建设为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于是上海就有两个档次相当的法国总会。不久，公董局就把环龙路的法国总会部分作为公董局学校（Municipal School）和法国人学校（College Francais），草坪仍然作为网球场使用。
图说：1947年地图，法国总会位置是法国人学校
法国总会变成了科学会堂
1949 年后，原来南昌路的法国总会一度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办公用房，1957年改为科技工作者活动场所，陈毅市长题书“科学会堂”，镌刻在大门口，1958年，上海成立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学会堂”成为科技协会会所，并成为上海地标性建筑，知名度极高。
图说：修缮后科学会堂的南立面
1949年后，科学会堂有多次修缮。2010-2012年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大师唐玉恩带领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当保护修缮设计。唐大师先后主持过无数老房子的修缮设计，外滩的英商上海总会、沙逊大厦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完成的。法国总会老房子修缮经过无数次讨论、评审和修改，修缮设计在尊重建筑原结构形式的基础上，拆除后来加建的建筑和建筑物，参照历史图纸并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恢复宽敞的大空间格局，针对科学会堂今后的使用，将建筑划分出对外会务、展示、接待等公共空间和内部办公空间，以门禁分割，使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得以完美结合。科学会堂的保护修缮获得上海市建设工程“白玉兰”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建筑工程一等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传统建筑二等奖、上海市建筑学会第六届建筑创作奖优秀奖等奖项。2019年，“科学会堂”的老房子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足以显示，善待历史建筑、保护历史建筑、合理使用历史建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薛理勇）
阅读街区 | 甜爱路上的甜和爱
在中国传统的七夕节，一定要去上海最“风情万种”的小马路逛一逛。
甜爱路，光看路名，就够罗曼蒂克了。
年过七旬的上海女诗人张烨在1980年代有首著名的爱情诗《车过甜爱路》：一路上胸口悸动脸颊发烫/可这一切/微笑在路边的梧桐/旧时相识的飞鸟都知道/车过甜爱路/没有停下，我一声也不响/心中的天空正在下雨。
其实，张烨这首诗中有个误会，与上海马路边行道树多为法国梧桐不同，甜爱路两侧栽种的，应该是笔直入云的水杉。水杉的树叶似羽毛，安静不张扬的树冠把整条甜爱路过滤得温和轻柔。水杉掩映下的甜爱路，幽幽地藏起了青帘沽酒、红日赏花的甜和爱，却能在不经意间让路人邂逅自己心中曾经那段胸口悸动脸颊发烫的心动。
甜爱路1920年辟筑，最初叫做“公园靶子场路”，1934年改成今名。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甜爱路351弄，总长526米。道路两侧有着一些建于1930、1940年代的花园洋房，外墙清水红砖或是水泥拉毛，小洋楼的尖顶从水杉的缝隙中露出一角，或又被浓荫隐没，春光乍泄却又欲言又止。
甜爱路南段建有著名的新式里弄“千爱里”，故有一度甜爱路也被称作千爱路。“千爱里”建于1928年，连通甜爱路与山阴路。甜爱路上的弄口难寻，而在山阴路2弄的弄口处有铭牌，注其身份。
“千爱里”中的3号值得一说，为日本式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砖木结构假三层，坐南朝北，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旧居，据说他在此住了11年，而他开设的内山书店就在甜爱路与四川北路的交汇处。
内山书店是内山完造与太太美喜子创立的，内山曾著文写下其创办书店的起因：“觉得妻子独自在家甚是寂寞，最后决定开间书屋。”住在山阴路上大陆新村的鲁迅是内山书店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店去一趟。陪伴鲁迅最后十年的许广平回忆：“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的就走到书店了，假如不去，不是有事，就是病了，内山就一定会到家里看鲁迅。”直到1936年鲁迅病逝，他与内山书店缘止。
甜爱路200号是上海鲁迅纪念馆，馆内陈列着众多许广平捐献的鲁迅遗物。你可以想象这样一副场景，鲁迅和夫人许广平在甜爱路上散步，手挽手肩并肩。其实，这才是你在课本里没见过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从相爱开始，许广平就将所有的时间和青春，都给了鲁迅。这个五四时期走出的新女性，因为鲁迅，投入照顾鲁迅日常起居的琐碎里。弥留之际鲁迅对许广平说：“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关于这段感情，女作家史沫特莱是这样评价的：“自从我来到中国，我很少或几乎不曾见过男女之间有这样真挚的爱。”
1945年，内山书店停业，那年内山完造的太太美喜子去世了，年仅53岁，长眠于上海静安寺外国人墓地，碑文由夏丏尊题写：“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没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
藏在甜爱路上的甜和爱到底是什么滋味？或许有些难回答，忽然想起了《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罗最后念出的莫里哀的名句“La grande embition de femme est despirer de l'amour”——不管任何时候，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叫别人爱她。（沈琦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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