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父親睡著了，永遠不會再醒來了。我以為他會活到一百歲，但他突然就走了！這是我最沒有預料到的！90歲生日宴會上，他還唱了陝北民歌，底氣十足！周三晚上我還和他微信視頻，他說好着啦。安息吧，爸爸！】

父親50歲時的照片 | 田豐攝

父親今年九十了，耳不聾，眼不花，精氣神十足，廣場溜達時，偶爾還會跟着秧歌隊扭幾圈大秧歌，聚會時經不住眾人起鬨，就亮開嗓子唱一段陝北民歌。

但爺爺還不到三十歲時就病故了。所以我覺得，壽命與基因關係不大。

爺爺死時，父親只有12歲，下面還有三個妹妹，最大的7歲，最小的1歲，奶奶雖年輕，但長着”三寸金蓮”的小腳，無法下地幹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親一下子就擔起了養活全家的責任。當時村裡已搞過土改，家裡有幾畝地，父親天生能吃苦，腦瓜也靈，人又實誠，沒幾年就成為遠近有名的好莊稼漢，熬了個好威信，到結婚年齡，家雖窮，還是娶到了來自殷實人家的母親。外祖父看重的是父親的人品。

當時的農村，孤兒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負，特別是同家族人的欺負。爺爺死後不久，家族的幾位長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幾個孩子，沒有立馬順從。直到母親過了門、大姑和二姑出嫁後，奶奶才帶着三姑改嫁到五十華里外的綏德農村。之後，父親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時候走的最長路就是跟隨父親去看奶奶時走的那條路，那是一條從吳堡縣出發、穿過佳縣、再進入綏德縣的山路，中間要爬幾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親背着。

父親16歲那年，共產黨的軍隊攻打國民黨佔據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農民工到前線抬擔架，村裡分配到三個名額。即便抬擔架，畢竟要在槍林彈雨中奔跑，還是有生命危險的。按理說，父親是”獨子”，這事攤不到他頭上，但村委會偏偏派他上前線抬擔架。當時的村主任是父親沒出五服關係的爺爺，也是那個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親的外祖父可憐自己的外孫，怕他丟了命，七湊八湊借了6塊銀元交給政府，把父親贖回來。

農村人起名，同一輩分人的名字有一個相同的字，這樣，從名字就可以知道一個人的輩分和族人的長幼排序。父親是他那一輩中，惟一無法從名字讀出輩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張姓家族沒有固定的輩分譜，通常是年齡最長的起名後，其他同輩的人跟隨。父親是他那一輩中最年長的男性，他給自己起名”福元”，但沒有人跟隨”福”字起名，他之後的同輩人都用了”建”字。到我這輩，我是最年長的，我給自己起名”維迎”後，其他同輩人的名字多從”維”字了。父親說，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為什麼，父親小的時候，村裡的外姓人不欺負他。不僅不欺負，而且還關照，所以他的異姓朋友很多。父親的朋友圈，也影響到我小時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異姓孩子多於同姓孩子。

02

父親是一個有領導才能的人，在村裡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緣好。合作化一開始，他就出任村幹部，擔任過生產隊隊長，生產大隊隊長，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村黨支部書記等職務。村裡人對他的評價是：務實，不貪，辦事公道，敢承擔責任。

父親擔任生產隊隊長時，隊里曾偷偷開過瓜園，種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賣，給隊里搞點副業收入。說”偷偷”，是因為按照上面的說法，這是搞”資本主義”，不被允許。我曾隨父親照看瓜園，晚上睡在庵子里，每當此時，我可以大飽口福，但父親只允許我吃熟過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過的，也就是沒法賣出去的瓜。遺憾的是，瓜園也就開了兩年，到第三年，公社來的幹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種晚作物。秋收的時候，隊里會搞承包，也就是把莊稼包給個人收割，按畝記工分（類似計件工資），這樣不至於把莊稼爛在地里。這事上面的態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隊里有個社員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農活，喜歡做點投機倒把的事。他老婆是個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療，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賣，賺點路費，走時也沒有請假（請假肯定不批准），生產隊就把他的口糧扣下。夏天他回到村裡，家裡沒一粒糧食，隊里有餘糧，父親決定把口糧分給他，但遭到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王世招的阻攔。隊長要給分，支書不讓分。在雙方爭吵不休的時候，霍常金就把已經裝好的一袋子糧食扛走了。支書曾是吃國庫糧的幹部，原則性強，就打電話給公社書記，說霍常金盜竊倉庫。公社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會，但他沒有到場，另一個批判對象逃跑了，會沒開成。公社副書記專門來到村裡調查此事，在我們家吃飯。父親說：霍常金外出不請假、借布票倒賣，這都是事實，但說他盜竊倉庫，不對。應該分給他的口糧不給他，又要他下地幹活，他沒辦法，只能如此；是人總得吃飯，否則會餓死，你們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書記聽了父親話，不僅沒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訓斥了大隊支書：”如果餓死人，你們誰負責？”類似的衝突，父親和支書之間發生過多次，其原因，用父親現在的話說，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親和王世招的私交還是不錯的。”文革”開始後，王世招成了村裡的頭號”走資派”，村裡很多人站出來批鬥他，有仇的報仇，有氣的出氣，很快就把他趕下台。但無論會上還是會下，父親從始到終沒說一句話。王世招比父親大一歲，48歲病逝。病逝的前幾天，父親專程從幾十里外的工地跑回來看他，倆人聊了很長時間，依依惜別。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期間，王世招的兒子擔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對我很關照。可惜，他後來因車禍身亡，死的時候也是48歲。

1972年，霍常金從縣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親曾經對他的好，允許我暑假期間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個月，賺了52元錢，中秋節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錢送到我家。那年我13歲，正在上初中一年級。

1969年，父親被選為大隊革委會主任，但他執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國防公路（現307國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飽飯，二是也可以給家裡人省下點口糧。工程以公社為單位組織施工，全公社工隊為一個營，下設三個連。父親去後第一天壘灶台，第二天被任命為二連二排排長，第三天又被任命為二連連長。當連長活輕，每頓九兩玉米面蒸的圪梁（長條窩窩頭）吃不完，父親就把剩下的晾乾保存起來，回來時帶給家裡人吃。所以，父親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飽食幾天。

父親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鑿石開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個炮眼同時炸裂，工傷事故時有發生。父親出發前，母親哭了，怕再也見不到父親了。父親說，這是母親為他哭過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員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過，擔任三連連長，一次放炮炸石，一塊拳頭大的風化石砸在他的臉上。父親送他去醫院搶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沒有保住，政府給他在縣醫院安排了個炊事員的工作，後來又安排在鄉衛生所賣葯，算是對他失去鼻子的補償。王居升的兒子現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醫生，他學醫與他父親有關。

我讀高中時，父親是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村裡的插隊知青就是父親去縣城接來的，他對他們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還經常請他們到家裡吃飯，知青們現在還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將畢業回鄉時，村黨支部換屆選舉，父親被選下去了。有人說父親落選是因為我要回來了，這屬於農村政治學。公社書記說，這個人大隊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親到縣黃河引水上塬工程領工。直到我上大學的頭兩年，父親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車先到工程總部所在地看望父親，發現他在那裡生活得像個公社幹部。

人民公社解體後，生產隊沒有了，父親準備撿起他的老手藝——彈棉花。我小時候見過父親用”梳棉弓”彈棉花。文革初期，父親和他四舅及另一個人合夥買了一台梳棉機，在離我們村25華里的佳縣螅鎮鎮上租了一孔窯洞，每到趕集的時候就去鎮上彈棉花。每次干兩天活，每人可以賺到三四塊錢，這在當時算一筆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長，後來開展”割資本主義尾巴”運動，他們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發現父親把那台梳棉機從鎮上搬回家了，他高興地對我說，包產到戶了，又可以彈棉花賺錢了。但父親的預測完全錯了。沒過多久，村裡人都開始買衣服穿了，沒有人紡紗織布了，連棉花也沒有人種了，他的老手藝也就廢了。

1993年，父親62歲時被選為村黨支部書記，我當時還在牛津讀書。當村支書三年，他為村裡幹了兩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決了村民生活用水問題；二是給村裡拉上了電，解決了村民的照明和電氣化問題。村裡通電後，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電的錢是我向幾位朋友籌集的，但有幾個村民說不拉電，要分錢，父親不許，還鬧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換屆時，父親又高票當選，但他堅決不幹了，讓給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親不幹了，也是我的堅持。為拉電的事，他差點被人打。我不想讓他再受別人的氣。農村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有老實本分的人，也有流氓無賴。沒有能力的玩不轉，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虧。父親屬於後一類。

父親當村幹部期間，沒有沾過公家的便宜，倒是為招待下鄉的幹部貼過不少頓飯。人民公社時期返銷糧、救濟款的分配，我們家總是排在同類家庭的最後。

但80歲之後，倒有機會得點好處了。父親是49年之前入黨的老黨員，現在每年能拿到一萬多元的”老黨員生活費補助”（包括節假日慰問費）。全村（及全鄉）有這種資格的只有兩人。父親很滿意，說差不多夠他的酒錢。父親每晚睡覺前自斟自酌二兩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則。

父親是個樂觀的人。2009年和2016年動過兩次手術，手術前躺在手術台上，他還和大夫開玩笑，手術後麻醉一過，他又和大夫說說笑笑。大夫說，很少見到這麼開朗的病人。

父親唱陝北民歌的照片

03

父親從小喜歡栽樹。父親說，全村就兩個人愛栽樹，他是其中一個。當然，合作化之後，樹只能栽在屋前屋後，或不適合耕種的溝溝窪窪，那屬於無用的”公共荒地”，誰栽樹歸誰所有。我曾問父親：為什麼其他人不栽樹，就你喜歡栽樹？父親說，樹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領着我認樹，”這棵樹是咱家的”，”那是別人家的”。村裡有一小溝，一大溝，成丁字形交匯。小溝就在我家窯洞坡下，溝里的樹大部分是父親栽的。大溝里的樹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產大隊在大溝上游打壩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還沒有成材的樹。那時候，沒有什麼賠償。

父親栽的樹對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長有着特殊的意義。家裡人多、勞力少，每年下來都要欠生產隊大幾十塊的糧錢，不是賣糧就是賣樹。賣樹的錢也是家裡日常開支和我上學用錢的重要來源。當時，一棵樹大致能賣二、三十元，最高的賣過40元。有一次父親外出，村裡來了買樹的，母親就自作主張賣了一棵。父親回來後說，賣便宜了，母親難過了好幾天。

每賣掉一棵成材的樹，父親就在原來的地方再栽一小棵。當然，這是指水桐樹。柳樹不同。柳樹樹榦上長十幾根椽子，有首陝北民歌中唱道”青楊柳樹十八根椽，心裡頭有話開口難”，”十八根椽”就是這個意思。椽子是箍窯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門窗格。父親賣柳樹，只賣椽子不賣樹榦，這樣賣了一茬，過幾年又長出一茬，可以繼續賣，就像從銀行取利息一樣。

1980年家裡修了三孔新窯，做門窗用的木材全部來自父親栽的樹。

除了木材樹，父親也栽果樹。我上小學時暑假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自家的杏樹和紅果樹下度過，這讓我至今對杏和紅果有特別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紅果）到鄰村賣過，但由於害羞，不願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裡的紅果樹在一個比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實快成熟的季節，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飯，飯後再回到果樹下時，總會發現果子不是被人偷過，就是被松鼠啃過。學過博弈論後我明白，這種情況下我應該用”混合戰略”，即隨機監督，讓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出現，但我當時用的是”純戰略”。我以為我在監督別人，其實是別人在監督我。現在一些政府監管部門犯着我當年一樣的錯誤，所以監督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父親對自己的樹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幾年他和一位鄰居發生了糾紛，因為一棵榆樹的產權歸屬問題。父親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我每次回家看他，他總要跟我嘮叨這事。我說，爸呀，這樹也不值幾個錢，他說是他的就讓他拿走吧。父親很惱火，說這不是錢的問題。我相信父親說的是實話。去年村裡搞填溝工程，小溝里的樹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電話里和父親商量補償問題，父親說不要補償，你們把砍下的樹堆放整齊就行了。村主任辦事心急，用鏟土機把樹鏟得亂七八糟，把我家的樹和別人家的混在一起，父親就當作笑話給我講。

當然，父親不在意補償，也與樹木現在不值錢有關。自上世紀90年代後，農村人用木材，多選擇進口的加拿大木材，質量好價格又低；本地木材賣得價格，連人工砍伐和運輸成本也難以支付。不獨木材樹，果樹也一樣。上世紀80年代中期，父親栽了一大片蘋果林，他信心滿滿地說，等掛果之後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沒想到，掛果後沒幾年，果子根本賣不出去，沒人照看也不要擔心誰會偷。看到紅紅的蘋果爛得滿地，父親也懶得再打理了。去年村裡平整土地，推土機轟隆隆把一大片果樹連根拔掉了。

04

父親小時候沒有機會上學，自己的名字能認得但寫不出。父親曾對我說，如果自己稍微識幾個字，憑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飯了。我說，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飯，我肯定不是你的兒子了。

不識字被人低看，父親一直難以釋懷。有次到集鎮上賣糧，對方知道他沒文化，給少算了幾毛錢，父親說你算錯了，對方說沒錯，父親堅持說錯了，僵持了半天，對方最後不得不承認確實算錯了。從此之後，這個收糧人再沒有算錯父親的糧錢。

父親對我上學寄予厚望。記得三四歲的時候，我發現家裡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筆，就拿出來玩。父親看到後厲聲斥責道，這是為你以後上學準備的，現在不能玩，玩壞了以後上學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間，有天晚上我在睡夢裡聽到父親對母親說，今晚會上我把水筆的事說了，明天就交了吧。後來我知道，原來，生產隊曾買了幾支筆，每個隊幹部一支，父親當時是保管，雖然不識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學時用。運動來了，父親擔心這屬於經濟問題，就上交了。

我小時候挨過父親不少打，其中兩次與上學有關，我至今記憶猶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學年齡，第二天就要報名，我哭着喊着說不去上學，父親很生氣。當時我坐在門欄上，面朝里，父親在門外，一腳就把我踢到三米遠的後腳地。第二天我就乖乖報名上學了。

另一次是我小學一年級的下學期，父親買回幾種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蘿蔔籽，裝在不同的小白布袋裡。白菜籽和蘿蔔籽肉眼看上去區別不大，為了避免下種時搞錯，須在布袋上寫上菜籽的名字。這樣的事過去他是找識字的叔叔做，但現在自己的兒子上學了，他覺得應該由兒子寫。他也想看看兒子上學是不是學到了點真本事。吳堡話”白”發音類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親要我在一個袋子上寫”pie cai”，我說，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會寫”白菜”，不會寫pie cai。父親很生氣，說”什麼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這一年學給老子白上了。”說著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學老師告訴父親我是對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親向我道了歉。從此後，父親就比較相信我說的了。

開學需要報名費，母親總是催父親早點準備，但父親從來都是不慌不忙，直到報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錢。我不知道父親是胸有成竹，還是一籌莫展。倒是從來沒有誤事。

父親沒文化，但記性好，喜歡給我講故事。當然，他講的故事都全是從別處聽來的，有些故事講過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報，壞人跑不掉”之類的。但有一個故事比較特別，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講的，讓我實在忘不了。故事情節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親送兒子到山裡拜師學藝。學徒期是三年，中間不能回家。老父親把兒子交給師傅後，就走了。老父親走後，師傅把徒弟領到一個湖邊，告訴徒弟：從今以後，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邊對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過來的時候，你就算學成了。徒弟信以為真，每天一大早起來，就老老實實按師傅說的做。但一年半過去了，看到湖水還絲紋不動，徒弟泄氣了，不辭而別。

兒子回到家裡，老父親非常生氣，說你真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學徒期還不滿就跑回來，這算怎麼回事啊！兒子也很沮喪，閉着眼睛長嘆了一口氣，就再聽不到屋裡有任何動靜了。睜開眼睛一看，發現父親不見了。他一聲嘆息，就把老父親不知吹到哪裡去了。

我相信，父親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他自己並沒有理解其中的含義。我當時聽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學畢業後，我開始悟出了這個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當老師後，我經常給學生講這個故事（好多年不再講了），我想告訴他們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覺中練出來的。讀書、做學問，就像這個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恆，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見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後，我有時反倒慶幸父母不識字。如果他們識字的話，一定會看到我寫的文章，免不了為我擔心，會告誡我這不能寫，那不能寫。這樣的話，為了不讓他們為我提心弔膽，我寫文章時就會謹小慎微，鋒芒全無。但隨着新的通訊技術的使用，這個文盲屏障現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還沒有起床，突然接到父親的電話。父親很少主動給我打電話，除非有特別的事情。父親在電話里說，聽說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沒有睡着。

原來，在北大國發院召開的有關網約車管理政策的研討會上，我做了個發言，批評了有關部門和出租車公司維護既得利益的傾向。隨後，三十多家出租車公司聯名給北京大學領導寫了告狀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領導也沒作任何反應。但告狀信被放在網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訴了父親，父親就緊張起來。我反覆給他解釋我沒事，他還是似信非信，直到我專程回去一趟，見到我確實好好的，父親才放下心來。父親說，你現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領導不喜歡的東西你就不要寫，千萬不要惹麻煩。

這讓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說看到一輛拉犯人的車從綏德路過，我就在車上。這話傳到村裡，傳話人說的活靈活現，父親在焦慮中抽起了煙。在這之前，他從來沒有抽過煙。我小的時候，父親在自家窯前坡地種過煙草，但只是為了賣幾個零花錢，自己捨不得抽。

看到父親這麼大年紀，還要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內疚。我現在倒希望父親是一個文化程度很高的人，這樣，即便我有個三長兩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對父親說：爸，你放心吧！為了你活過一百歲，我不會惹麻煩！

我與父親在自家的谷地 | 馮東旭攝

（註：父親生於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虛歲。本文中其他年齡是周歲。2020年8月17日定稿。本文發表於《榆林日報》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張維迎（1959年10月1日－），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吳堡縣，畢業於西北大學和牛津大學，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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