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地方叫官山塢。

官山塢在江蘇省宜興市的西南角，在丁張公路的中點，丁張公路是從陶都宜興的陶瓷生產地丁蜀古鎮到著名的「一雞鳴三省」(蘇浙皖)的金張渚，張渚鎮的公路。，現在已經是著名的五A風景區。

官山塢，顧名思義，這裡的山是國家的山。沒錯，在民國時代，國民政府就在這裡造林，綠化，到後來，這裡更是鬱鬱蔥蔥。都說官船是破船，官山可不是荒山。這裡的綠層層疊疊 ，這裡培植的奇花異草美不勝收，據說，當年金日成50大壽，就曾經把這裡的盆景送給金日成祝壽。

官山塢地處號稱「十萬八千野銅官」的天目山余脈，綿綿延延,氣象有千。山塢的出口是連片連片的茶田，當天空陰晴參差，野雲飄浮，眾多人在低頭採茶時，你會恍然間覺得自己是在「敕勒川，陰山下」，感覺到「天似穹蓋，籠罩四野」，同樣是「天蒼蒼，野茫茫」，只是沒有了「風吹草低見牛羊」，而是風吹一陣清茶香。

山與茶田之間有一條小路，小路寬不到三米，兩邊茂林修竹，濃蔭相連如蓋。當年，1970年夏，十八歲的我，就是沿著這條小路，到常州市五七幹校林場八連報到，這八連，就是原來的宜興林場官山塢工區。在這裡，開始了我的另類幹校歲月。

為什麼說是另類呢？因為我到幹校，並不是「五七戰士」，而是三個月的季節臨時工，附帶的身份是社會青年，可教育好的子女。

我至今不曉得什麼叫社會青年？誰發明了這個名詞？難道這世上有不在社會上的青年？後來想想，大概是區別於有單位的青年。

哪些人「有幸」成為社會青年呢？首當其衝的，充當社會青年主力軍的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我慶幸自己還能有可以教育好的機會。不解的是，教育好和教育不好的標準是什麼？誰來掌握這標準？如果教育不好，怎麼處置？會有什麼下場？會不會槍斃了事。當我想這些問題時，我知道，我的前途是不樂觀的

實際上，社會青年是註定沒有單位的青年。可是，沒有單位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那不要餓死？這倒不，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給出路也就是給你一口飯吃。三個月的林場季節臨時工，去了是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但就是這工作在那個年代，也是機會難得。更多的人是想去而不可得。

所以，有一天，鎮上的民政股長，一個胖胖的，姓王的老頭，是個南下的老幹部，氣喘吁吁的爬上了我家的黑呼隆咚的樓梯。他並沒有因為我家的「高成份」而歧視，很詳細地問了家中的收入和經濟情況。多少年後，我回想起這情景，就感謝這個好老頭。共產黨的幹部，絕大多數，其實本質上，也就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人的本質「，都是不錯的，善良的。被扭曲的是理論和體制。

在以後的歲月中，許多共產黨的幹部，都讓我堅信」人之初，性本善「。寫這篇文章，也是因為我懷念這些幹部，王股長是我要在這篇文章中懷念的第一個幹部。

沒多久，我就被喊到居委會，一個面目和藹，氣質很佳的中年婦女問了我一些問題 ，後來想起，那就是面試了。那女的，是原常州市總工會的宣傳部長趙逸仙，氣質不俗，那年頭，是不會想到貴族這字眼的，因為那是罵人的話。在以後的幹校林場，她對我一直很是關懷，照顧，教誨。我對她充滿感激。是她，把我的一篇吹捧老毛的「三要三不要」的大批判文章推薦到總場廣播站，使總場的領導知道了我，認識了我。這對我後來的命運的改變，起了決定作用。這是要在後面涉及的。她還和我說：你以後，可以以寫文章為職業 。我笑笑，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敢作此想的。她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懷念的第二個幹部。

報到了。三十幾個季節臨時工，擠在一個三開間的，土牆茅草頂的大屋裡，沿牆排著木頭做的粗糙的雙人床。我很自覺，主動選了一個上鋪。山裡那時並沒通電，晚上是煤油燈，山區的蚊子大且多，我掛了一張祖母給我準備的粗針大線，千縫百補的大床帳，家裡是根本沒有錢給我買單人帳了。那大床帳一掛出來，盪出單人木床一大塊，誇張得嚇人。奇怪的是，我還從來不擔心自己晚上睡熟了，一個翻身，跌下去，那可是上鋪。

天蒙蒙亮，正當好睡的時候，我被人叫醒，大家涌到門口空地，臨時工中一個賈大哥自然擔當起召集人，帶著大家早請示，學語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我一邊和大家一起讀著，一邊想，難怪我的生活這麼艱難，原來我的家庭是屬於應該被消滅的階級，這讓我對前途充滿悲觀。

還好，消滅階級只是一個理論。實際生活中，在別人眼裡，我卻是「書香門弟，大戶人家」。

那是當天下午，領導安排我和另一個臨時工鄭洪春到一塊苗圃鋤草。鄭洪春細皮白肉，看起來，家庭條件不錯。收工時，太陽還在半天空中，鄭邀我到附近的芙蓉寺勞改茶場去買「積水梨」。

林場旁邊是勞改茶場，勞改茶場的大片茶田裡間隔長著的就是積水梨的梨樹。這梨樹，如是二月去，開花的季節去，你會看到開花時的燦爛，你會油然想起唐詩：「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朵梨花開」。積水梨是已經不見了的一個品種的梨，很甜，水分多，故名「積水梨」，缺點是不好保管，但在那食品匱乏的時代，什麼食品都是「捉到強盜連夜解」的時代，不好保管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沒有答應他去。原因很簡單，沒錢。

誰知第二天，鄭洪春向帶隊的賈大哥說,他的錢被偷了，而且他肯定是我偷了他的錢，理由是，只有我知道他有錢。那年頭，身上有閑錢的人是很少的。賈斬釘截鐵地對他說：不可能，人家是書香門弟，大戶人家，不可能偷你的錢 ,晚上，我幫你查，是誰偷了你的錢。

晚上，吃過晚飯後，大家坐在屋前空地上，屋內沒電，天又熱，也只能坐在屋前空地上。賈就要求大家排出昨晚有誰在乘涼時間進了屋？眾人倒也聽話，你一言，我一句，一會兒就把昨晚在乘涼時間進出宿舍的先後順序排了出來。排到後來，一個短墩墩的小伙知道瞞不住了，站了起來，承認是他拿了錢。第二天一早，他就背上行李，回家了。反正只是一個季節臨時工，也沒有人再問這件事。

這件事，讓我知道父親常掛在嘴邊的「祖上有餘德」的份量了。是「大戶人家，書香門弟」幫了自己，當然，也是因為賈大哥的仗義救了我。賈大哥其實也是「名門之後」。他家是張渚鎮上的著名傷科「賈海雲骨科診所」。張渚地處山鄉，跌打摔傷是常有的事，所以骨科是很重要的診所。多年以後，在宜興到處都有 「中國好人賈林春」的像片，我想，應該是他的兄弟 ，或者就是他本人。原來人家的仗義，人家的善良，是骨子裡有的，是良好的家教帶來的，是與生俱來的。

又一次的「大戶人家，書香門弟」。那天，連隊領導，也就是幹校領導，考慮到連隊在食堂吃飯的，除了五七戰士外，就是我們這些臨時工了，而原林場的有家的職工是不在食堂吃飯的。近三十個臨時工的吃飯權益應該得到保障，應該在他們中間選出一個膳食委員。

說是選，實際大家都不熟，只能有帶隊的賈大哥指定了。這時，賈大哥毫不猶豫的派了我，他說：「大戶人家，書香門弟」，出來的小孩，不會錯。就這樣，我當上了膳食委員，每天上午，在食堂把炊事員買來的菜稱一稱，防止炊事員貪污。然後幫著擇菜。下午，在連隊菜園幫工人種菜。工作一下子輕鬆起來。

我後來知道，季節臨時工的工作是扛著幾十斤重的敵百蟲粉跟在扛著噴葯機的工人後面爬山，在葯噴完後隨即換藥，隨即下去，換一袋再扛上去。總之，工作是很繁重的，還會吸入大量的敵百蟲藥粉。我因為擔任了膳食委員，而避免了這繁重的勞動。毋庸諱言，能躲開沉重的體力勞動是件幸運的事。

菜園的老工人胡開基，是」帽子」拿在群眾手裡的「壞人」。問其原因，是因為他當初是新四軍，抗戰勝利後，新四軍北撤時，他開小差了。所以現在「享受」這待遇。我問他，後悔嗎？他用已經蒼老的聲音回答我：子彈又不長眼睛。

我想：扯淡！抗戰時，你怎麼不擔心子彈不長眼睛？

在我這樣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面前，胡的身份沒有半點「掉價」，我喊他老胡，他叫我小堵。我和他的相處很融洽，我們相處得很愉快。每天下午和他在菜園裡的辰光過得很快。

上午的辰光也過得很快，很愉快。連隊的司務長，說出來嚇你一跳，是原常州市計委主任沈計達。我在這裡說的是真名，因為我覺得如果我用假名，是對他們的不尊敬。時至今日，我已70老人，但內心仍對他們充滿敬意。文革前，國家有個口號：中小城市學常州。可見當初常州的經濟是搞得很好的。這當然是因為當年常州這一批幹部確實是一批有才華的精英。對沈計達，我除了深深的敬意外，還有更深的愧疚。為什麼，下面說來。

沈身材高大，可能有一米九幾吧，在我的記憶中，那是第一次遇上這樣高大的人。

沈對他的這份工作很認真，很負責。他常常想方設法改善食堂伙食，記得他發明了一個品種叫「山芋獅子頭」，實際就是把山芋燜熟，剝皮，做成團，然後油炸。入口時感覺很好。當然好了，宜興有句老話：草鞋皮油炸炸也好吃。當然，到胃後感覺還是山芋。我感覺這「品種」有點自欺欺人，但我沒對他說。

大概沈司務長眼裡，每天的菜譜和他原來眸子里的每天的常州市的經濟工作一樣份量，他做事常常顯得有點慢，這影響了開飯的及時。飢腸軲轆的工人到食堂不能馬上吃到飯，意見很大。有一次，一個姓承的臨時工，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說他是「水蛇游到**里也不急」

這樣的帶有侮辱語言的大字報，我看了後感到這人太過份了。我對姓承的人說，太過份了，偶而不能及時開飯是有的，但這種情況很少，你用這樣的語言說一個年紀比你大很多的人，（那時，在幹校，已經沒有了幹部的概念）。我在說他的時候，剛巧老沈走過，（在幹校里，互相的稱呼都是老什麼，小什麼），他嘿嘿一笑：沒關係，我以後是要注意，是要及時開飯。工地上下來的人，是餓了。

晚上，連隊開大會。主題是「批鬥」一姓陳的工人。「罪行」是他在中午只帶飯，不帶菜，專吃民工帶的菜。民工能帶什麼菜，無非是辣椒，鹹菜之類。但是，這不行！因為民工的工資結算，他作為帶隊的人，有一定的說話權，這有以權謀私的嫌疑。大家都發了言，批評得很尖銳，陳的自我批評也很誠懇，很痛心。主持會議的連隊指導員，原常州市湯市長的秘書浦國榮嚴肅地作了總結。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要嚴格鬥私批修，要狠斗私心一閃間。眾人面相嚴肅，很聽他的。他是有威信的。

浦指導員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個「帥哥」，長相端正，在大家眼裡還是個大才子。記得很清楚的是他有一手速記的絕活。也就是說，當他和你面對面談話時，一隻手插在袋裡，捏著一根短短的鉛筆頭，能把你說的話完整地速記下來。這在當年錄音筆很少見的時代，那可是神功，絕功。

浦指導是個原則性很強，很有威嚴感的人。那時，記得上下工絕對是沒有遲到一說的。路口大樹底下掛著一塊破鋼板，時間一到，「咣，咣，咣」一敲，大家都準時出工。一句話，確實達到了軍事化管理。

蒲指導還是個很有辦法的人。有件事對我印象很深：後來辦藥廠的時候，要造房子，需要石頭。石頭到工區，要運輸，而運輸工具是很缺的。蒲指導居然能讓隔壁勞改茶場的勞改人員在上工的時候，每人挑二塊石頭。積少成多，居然也很解決問題。

我在這篇文章中要提到的三個幹部，趙逸仙，蒲國榮，還有後面要提到的時傳霖，聽人說，都是當年共和國初成立，國家百業待興，需要大量的優秀人才，等學校培養出來，顯然「遠水救不了近火」。當時國家為了救急，就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優秀的人，直接進入幹部隊伍。他們三個，就是當年從高中生中選拔出來的。

優秀的人是不甘於平淡，不甘於平庸的。儘管他們已經到了幹校，已經逐出權力中心，已經被邊緣化，面臨的任務只是「思想改造」。但他們還是決心要做點事，要對社會有所貢獻。他們決定辦個藥廠，辦個中藥廠。

幹部們都是行動派，說干就干。首先是通電。買來了一個小變壓器。買來了電線杆，水泥的。至今記得電線杆來了後，大家吭唷嗨唷地從公路邊抬到場上的情景。

變壓器來了，電線杆來了，很快就通電了。水塔造好了，廠房造好了。水泵買來了，水是當地的兩眼山泉，清沏透亮，冬暖夏涼，從古到今，潺潺流淌。

那天，電工計生榮計師傅在山泉邊上接水泵。我好奇地蹲在旁邊，這玩藝第一次看到，我問了個問題：手搖，能把水搖上來嗎？

「能！」，計師傅很肯定地回答我。「只要你把它搖到每分鐘2800轉」。

瞬間，我知道自己蠢在哪裡了，人是不可能搖到那速度的。

之所以在這裡記下這件事，是因為多年後，我讀到一則著名的公案：即物理學大師錢學森也會犯錯。當老毛問他，畝產萬斤可能不可能時，錢的回答是可能。後來的事情的大家都知道。似乎錢犯下了滔天大罪。其實不是，錢當時的回答是：只要充分利用光合作用，是完全可能的。注意：條件是充分利用光合作用。就象計師傅對我說的，只要手搖到2800轉一樣。只要，這個只要能做到嗎？老毛的理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交白卷的。他也許聽不懂錢學森的話呢？還是根本就是後來的毛粉為毛推卸責任造出來的話呢？這裡就無從考證了。總之，科學家錢學森話並沒說錯。錯的是他在「偉大領袖」面前，膽嚇破了，不敢有話直說了。

順便再說一句，在共和國的歷史上，這個「只要—就—」的句式，曾經不止一次地讓我們跌入了深坑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千萬要對「只要—就—」 這個句式保持警惕。

電通了，廠房造好了，自來水接了，還缺的是汽，買來了小鍋爐，半噸的。那天中午，鍋爐房在起吊小鍋爐。大家在圍觀。我也站在人群中，看著工人在用神仙葫蘆呼嚕呼嚕地往上吊，突然，我覺得不對勁，連喊「不行，不行，那裡危險」。工人們停下了操作，重新弄了一下，再開始。負責施工的朱工程師朝我看了一下，點點頭。

藥廠開始生產了。從常州招來了十幾個操作工，都是很年輕的少男少女。開工後，負責藥廠的時傳霖，大家喊他老時，（文革後，聽說是常州市無線電局長）他感覺工人普遍缺少技術素質，需要有頭腦的人。這時，那個姓朱的工程師向老時推薦了我，說：這小夥子聰明，有頭腦。

就這樣，我進入了常州市五七幹校林場製藥廠。這在當年，能進廠，是很不容易的事。

小小藥廠主要生產活血龍糖漿，治肝炎的。用到的藥材，別的都好說，其主葯是叫虎杖的一味草藥，藥材公司很少，很難採購到。廠里決定組織力量，到山裡去挖。

那是一次值得回憶的往事。約十個人左右，扛著山鋤，翻山越嶺，到銅官山的另一邊。記得翻山時，爬到山頂，居然白雲繚繞，似霧似雨，身上沾得濕濕的。這讓我想起一篇中學課文「翻過夾金山，意外會親人」，居然有點像那個情景。只是人少點，沒有課文里說的「前面看不見隊伍的頭，後面看不見隊伍的尾」那種壯觀。

到了山裡,是真正的山裡，深山裡。住在一個菴里，名字叫石獅菴。說是菴，實際也就一排三間屋，是個袖珍菴。此時是文革中，尼姑是當然沒有了，早跑了。大家睡地鋪，當時正是黃梅季節，陰濕陰濕的。每天早出晚歸，到山上挖虎杖。虎杖沒挖到多少，卻發現山裡有的是蘑菇，采了來吃，味道鮮極了。我們大快朵頤。有一個我們叫他小田的人始終不吃，一塊也不吃，我只覺得他真傻。後來才知道，他是真聰明。試想，如果不小心吃到有毒的蘑菇，連個跑出去呼救的人都沒有，那還得了。

在離開這石獅菴時，路上才發現我們做了件蠢事，我們只顧吃蘑菇，卻把一塊鹹肉忘在了菴內。這真是丟了西瓜，拾了芝麻。啊呀，我們的鹹肉，我們的一塊很大的鹹肉呀。在那個年代，那是很精貴的呀。多少年後，我還是常常想起那塊鹹肉。

讓我常常想起的不光是鹹肉，還有一 條條肥碩的螞蟥。在我們離開菴的時候，發現我們天天吃的水池下面躺著一條條的螞蟥，象是卧底，一動不動。

挖到了一些虎杖，藥材公司採購到了一些，藥廠也就正式開始生產了。工廠是三班制生產。當我值夜班時，到快天亮的時候，我迎著朝陽，揮著雙臂，吐納新鮮空氣，年輕的心裡充滿了憧憬。似乎我已經不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或者是感覺自己已經被教育好了。

上夜班，有個半夜餐的問題要解決。我們常常在傍晚到食堂秤點麵粉，到夜裡，用手電筒到山澗里照來一些蝦，這讓我想起魯迅的文章里說到蝦是動物界的呆物，真是一點不錯。

蝦煮熟了，剝皮，和菜葉一起斬碎，和成餡，然後和面，揉 面，做出餛飩。這當中，我常常是直接動手，從頭到尾，儼然一個好伙夫 。想到現在的「君子不下庖㕑」，真是讓人不敢相信。

風雲說來就來。晚上，連隊開會，傳達許世友的講話：兩個深挖。深挖煤，深挖「五一六」。我雖然覺得把煤和五一六並列相稱，有點不倫不類，有點滑稽。但又覺得事情和我們沒有關係。也就不放在心上。可是，很快，我就知道，事情是和我們有關的。

第一個出事的是老沈。突然有一天，老沈就不見了，說他是五一六。具體情況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幾十年讓我不能釋懷的是：過了一段時間後，那天傍晚，我在一間集體宿舍，猛回頭，發現老沈坐在雙人床的下鋪，由於他個子高，在下鋪床上，只能低著頭。我回頭，剛巧他抬頭，兩人目光相遇。他顯得很高興，連連朝我笑著。可悲的是我這時腦筋不知哪根筋短路，猛想到他是我們這時的敵人，我不能再和他「和平共處」了，和他交流，會不會對我帶來風險？我要不要對他象「寒冬一樣冷酷」：。我把頭一回，臉一板，他一臉愕然—–好了，我不想寫下去了。直到今天，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說起來，我並不是一個愚蠢的人，可那時的我，為什麼那麼愚蠢呢？

沒有多久，老沈就離開了幹校。我也不知道他後來的境況，只能在此表示我內心深深的慚愧，痛責。

第二個出事的是老蒲。他也會是五一六？多麼正氣充盈的一個人，在八連職工眼中，他就是正義的化身。唉，世事難料啊。但是，老蒲沒有象老沈一樣被「逮走」，而是放在連隊豬舍的一間廢棄的房間里監管。誰來監管他呢？居然喊上了我。這真是讓我大吃一驚。

這件事，現在回顧，對我有很大意義。在這過程中，我和老蒲成了忘年交。我們無話不談，當然是那個時代的無話不談。我對他是無話不問，他對我是真心教誨，他對我的教誨，讓我受益終身。我提前明白了許多道理。

沒有很長時間，老蒲被解除關閉，他自由了。但也沒有恢復職務，也沒有回到常州。他在連隊無所事事，終日悠哉游哉。記憶中他還到什麼地方釣魚，自由散漫得很。連隊的領導似乎也不便管他。這真是一個有趣的情景。我看著這些，回想當初他管理連隊的嚴格勁，恍然明白人生許多時候確實不要太認真。

沒有多長時間，老蒲落實政策，回常州了。那天我為老蒲拎著行李，送他。他對我說的話，我至今記得，而且，幾十年過去，時間證明他多麼有先見之明。他說：小堵，你是一個聰明的人，但你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不專心，或者說，興趣太多。這樣下去，會一事無成.

現在，近五十年過去了，當我在鍵盤上敲著這些字的時候，我確實是一個一事無成的退休老頭呀。我一直是小貓釣魚，三心二意。一會兒學樂器，一會兒鑽「理論，一會兒又對別的事情有了興趣。

樂器學的是吉它，一直彈的曲子是「阿佤人民唱新歌「，曲譜是一本「戰地黃花分外香」上冊。多年以後，我才知道自己並沒有繼承父親的音樂細胞，相反是十足的五音不全。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有二點：一是當年那把吉它是哪裡來的，我是不會花錢去買的，後來，那把吉它又到哪裡去了？二是當年那些宿舍的同事怎麼會一直忍受這事，沒有把那吉它砸掉。實在想不通。

這件事還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努力做自己沒有天賦的事，是無用的。

我也鑽「理論」。那是因為當時幹校的政治空氣還是濃濃的。常在耳邊聽到的是「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 為了響應這個號召，記得我讀了這些書：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斯大林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毛選當然要讀了，「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別了，司徒雷登」，這二篇是我的最愛。「—留給你們的時間不多了」，霸氣！「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二件事都值得慶祝」，自信！我折服毛的文采。彼時年少，不曉得這文採的背後，其實是很缺邏輯依據的。

回顧起來，學樂器是沒有半點收穫，看理論書籍的唯一好處是我至今睡眠很好。這當中，《反杜林論？》功不可沒。能夠讀《反杜林論》而不瞌睡上頭的人，是強人呀，我顯然不是強人。到今天，杜林是哪國人，我都已經不知道了。至於《哥達綱領批判》，我是一個字也想不起來了。而今天到處宣傳的「國是千萬家，有國才有家」，在讀過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我看來，則完全是扯淡。列寧說的很清楚，先有家，後有國。口口聲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宣傳部的官員們，連這個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真扯蛋。

至於斯大林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蘇聯解體後，更讓我知道斯大林完全是瞎搞。

活血龍糖漿出來後，在常州銷得不錯。其實，那時的糖漿都銷得不錯。因為那時的糖是緊俏物資。要憑計劃買。也只有幹校的幹部有辦法，搞到糖。那時可不比現在，說到糖都避之唯恐不及。

漸漸地，幹校藥廠生產的糖漿有了一點名氣。常州就有幹部下來考察這藥廠了。那天，一個常州市的幹部走過車間，看到黑板上用粉筆寫著「人或為魚鱉，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幹部走過，問是誰寫的。我說是我寫的。幹部沒說什麼。

晚上，我，老時，還有前面說到的不吃蘑菇的小田睡在一個房間。我已經睡著了。偶然醒來，聽到老時對小田說，今天那幹部要我多對青年工人關心。並說：什麼叫人或為魚鱉？是不是對運動有不滿？以後，你對他多關心一點。唉，小知識份子嘛，總關心國家大事喟。

我聽在肚裡，心想：我一個小學畢業生，什麼時候成為小知識份子了？我寫那句毛詞，完全是無心之舉，根本沒有把它和文革中那些倒霉的人聯繫起來。可後來想想，可不是嗎，文革中，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威力下，確實造成了「人或為魚鱉」的場面。這幹部，階級鬥爭的警惕性還是蠻高的。有水平！幸虧他沒有要求處理我。

可是，他這樣理解毛詞，算不算「惡毒攻擊」呢？

這裡記錄一件小事，小雖小，可我記住了：

有一天，在藥廠倉庫做保管員的一個幹部，站在倉庫門口發表了一通言論，大意是，世界在發展，而我們國家，什麼都與世界隔絕了，弄得什麼好的東西，好的技術都進不來，我相信，將來，我們國家還是要和世界交流的，否則，國家會越來越落後。

他的這番話，讓我大吃一驚，我一直以為，敵人在一天天爛下去，我們國家是世界上搞得好的國家，他們要向我們學習，世界在等我們去拯救 。他這麼一說，我想到，可能事情不是那麼回事。

下面要說的可是大事：

那是一個秋天的故事。

國慶節後的一天，我上了中班，下班後，象往常一樣，到職工宿舍里接一個女工來上深夜班。這段路有點長，兩旁是高高的法桐，半夜裡，顯得路有點陰森森。漆黑的夜，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空氣中帶著沉默的，似乎不安全的潛在威脅。突然，女工問我，國家出了大事，你知道嗎？我一楞，那個時代，大家既關心政治，又迴避政治，因為都知道，關心過了，是很危險的。

「 不知道」，我說。她告訴我，林彪出事了，跑了。我一聽，牙齒格格作響，身子在簌簌發抖。怎麼會這樣？

牙齒作響，身子發抖，這反應是對的。林彪事件對我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沒有多長時間，幹校撤消了，幹校的人員一下子作鳥獸散。真所謂「天下無不散的宴席」。那段時間，大家雖然有依依不散的情懷，但從他們的臉上還是可以看出，人們的心情是愉快的

我在送他們走的同時，也在為自己的前途擔憂：幹校走了，藥廠關了。我怎麼辦？

後記：寫這文章，最大的動力是我對沈計達，老沈的幾十年的愧疚。老沈那時對我是很好的。同時也是對三個幹部，趙，蒲，時的懷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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