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9日筆者與著名作家張中行（右）在全國第三屆中外傳記文學研討會上（北京大學）

1996年12月19日上午，我來到母校北京大學，出席全國第三屆中外傳記文學研討會。會議在一座有着宮殿式大屋頂、四角飛檐翹起的大樓里舉行。那是化學樓。我非常懷念在那裡度過的六個春秋。

走進會場，我被安排在一位長者身邊，與他並排而坐。他早早已經來了，中等身材，花白頭髮，慈眉善目，一對耳朵大而長，一件藍色中式對襟褂子外套着一件土黃色棉衣。

友人介紹說：“行公——張中行教授。”

我的第一反應便是：“久仰！久仰！”

張中行，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讀了女作家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之後，知道小說中那個“不革命”的青年余永澤的原型，就是他。

後來又得知，他是楊沫的第一任丈夫。

再後來，知道他是著名的散文作家。

從友人稱張中行為“行公”，足見對他的尊敬。

友人又向張中行先生介紹我：“上海作家葉永烈。”

“喔，葉永烈，知道知道！”張中行緊緊地握着我的手，說出一句我沒有想到的話：“我的二女婿是你的同班同學，常說起你。”

我有點驚訝。

張中行見我不解，說道：“我的二女婿是常文保。”

“喔！”我確實感到吃驚，馬上就說出他的女兒的名字，“常文保是我的北大同學。這麼說，張文是您的女兒。”

我知道常文保跟張文戀愛、結婚。

張中行說：“張文是我的二女兒。”

我告訴張中行：“常文保跟我同班，張文跟我同年級不同班，都是我的同學。由於常文保跟我同班，所以來往頗多。相對來說，我跟張文接觸少一些。在我的印象里，張文當時梳兩根辮子，不聲不響，為人低調，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您的女兒。”

張中行笑着：“她在北京大學上學的時候，我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編輯，本身就沒有什麼可張揚的，無所謂‘低調’‘高調’。”

我告訴張中行，常文保跟我性格、愛好相投，頗為要好。他是我們班上的團支書，山西小夥子。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後，我分配到上海工作，還跟他保持通信。我記得，他的地址是北京大學朗潤園13公寓。

在我的印象之中，朗潤園是北大名教授們居住之地。

我問：“常文保跟張文結婚之後，住在朗潤園您家中？”

張中行又笑了：“不是他們住在我家中，而是我與老伴‘寄居’在他們家！”

於是，我追問起“寄居”之事，竟然得以採訪張中行。

原來，張中行成為著名作家，是在他77歲之後。此前，如他所言，他只是一個平民百姓，小民而已，甚至沒有房子，所以不得不“寄居”在二女兒、二女婿家中。

先成為著名作家的是他的前妻楊沫（當然最早成名的是楊沫的胞妹、電影演員白楊）。他跟楊沫有着五年同居生活（1932—1936），那時候，他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生，而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楊沫因反抗包辦婚姻從家中出逃，邂逅張中行，以至擦出愛情的火花，跟這位“夫子”結合。

婚後，隨着楊沫看了許多左翼書籍而於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道不同，不相為謀”，終於與“不革命”的張中行勞燕分飛，這就是1958年楊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張中行為原型寫了“不革命”的余永澤。

雖說張中行畢業於北大國文系，滿腹經綸，但是畢業之後也只在天津南開中學謀得個國文（語文）教師的職位。此後他輾轉於各中學。1951年，張中行得以從貝滿中學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擔任中學語文教材的編輯，也只是普通編輯。據稱，這時候楊沫已經是老黨員，工資是張中行的兩三倍。張中行雖學識淵博，卻因在土改中定了個“富農”成分，在單位里受歧視，而且往往成為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的批判對象。他竟然在北京沒有分到房屋，只好與妻子住在單位宿舍里。

尤其是在《青春之歌》出版之後，楊沫在中國文壇上聲名鵲起，而張中行被楊沫筆下的余永澤弄得灰頭土臉。常有人在背後指着張中行說：“他就是余永澤！”張中行並不惱怒。這位“夫子”依據文學理論，否認“張中行=余永澤”。他引經據典道：“小說，依我國編目的傳統，入子部，與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也就是說，《青春之歌》只是“入子部”的小說而已，不是入史部的傳記，大可不必對號入座。

在“文革”中，張中行受批判是料中之事。他在安徽鳳陽“五七幹校”勞動兩年之後，竟然被趕回河北香河老家“改造”。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原單位，他只得“擠”到北大朗潤園二女兒、二女婿家中。

張中行可謂“大器晚成”。他受到文壇關注，是在1986年——出生於1909年的他77歲——出版隨筆集《負暄瑣話》。所謂負暄，也就是冬日晒太陽取暖之意。《負暄瑣話》如同這位“老夫子”在牆下一邊曬着太陽一邊絮絮叨叨聊陳年舊事。

張中行在二女兒家中執筆寫作，張文回憶說：“父親晚年主要的生活就是寫作，寫作已經成為他最大的興趣，甚至不寫就難受。他經常早上散步，打完太極拳就回來寫作，中午吃完飯休息一會兒，下午接着寫。”

張中行寫舊北大的名人，寫舊北京的瑣事，他有着豐富的閱歷，有着很好的古文底子，有着與眾不同的視角，有着別具一格的文風，所以《負暄瑣話》如同陳年佳釀，一旦打開，滿室馨香。此前，他只在早年主編及參編過《文言常識》《文言文選讀》《古代散文選》及中學通用語文教材等。即便是1984年，他出版了兩本關於語文教學的新書《作文雜談》《文言津逮》，也如同泥牛入海，無人關注。只有在兩年之後《負暄瑣話》問世，文壇的聚光燈才對準了他。

已逾古稀的張中行，自稱“街頭巷尾一常人”，居然成為文壇“新秀”，颳起一陣“老旋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張頤武以為，張中行的作品“於戲謔中藏着冷峻，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文風平實自然，文筆流暢輕鬆”。

張中行不斷地“負暄”下去，出版了《負暄續話》《負暄三話》，接着又出版《禪外說禪》《順生論》《月旦集》《流年碎影》，終於“著名”起來了。

張中行與同住朗潤園的季羨林、金克木、鄧廣銘，被人稱“朗潤園四老”。“四老”之中的季羨林評價“另一老”張中行，稱其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學富五車，腹笥豐盈”。

1994年，85歲的張中行終於分到位於北京祁家豁子華嚴里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離了北大朗潤園二女兒、二女婿家。

中年張中行、李芝鑾夫婦與三個女兒合影

張中行的名聲越來越大。到了1995年，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做了上、下兩集的專訪節目《張中行》，白岩松在片中說：“北京街頭，讀不讀張中行，彷彿是檢驗一個人文化水準的標誌。”白岩松此言，勾勒出當時張中行已經紅得發紫。

所幸張中行壽長。他在耄耋之年，仍不斷寫作，直至2006年2月24日在北京305醫院以97歲高齡辭世。倘若他在77歲之前去世，也就沒有“著名作家”之譽了。

楊沫在1936年6月10日與入黨介紹人馬建民結合，也就與張中行分手了。張中行到保定私立育德中學教書，10月10日經人介紹結識保定姑娘李芝鑾，在年底結婚。這樣，張中行和楊沫各自建立了家庭。

李芝鑾比張中行大一個半月，張中行稱之為姐。李芝鑾是很傳統的女性，善良賢惠，不像楊沫那樣有着倔強的個性，所以與張中行相親相愛一個多甲子。李芝鑾於2003年以95歲高齡先他而去。

這時，張中行已經住院，並不知道妻子故世。

張中行病重之際，四個女兒輪流照料。這四個女兒即張靜、張文、張采與張瑩，皆學有所成。女兒們一直把母親死訊瞞着父親。

張中行不僅長壽，而且可謂福氣甚好。

其實，張中行膝下，應是“五朵金花”。他與楊沫所生的女兒叫徐然。徐然是在快40歲的時候，才從母親楊沫那裡得知自己的生父是張中行的。後來徐然生活在美國。當張中行病故時，68歲的徐然失聲痛哭。

楊沫與張中行的女兒馬徐然

在“五朵金花”之中，張中行與二女兒張文感情最深，正因為這樣才會那麼多年“寄居”在她家。

走筆至此，該提一下張中行的二女婿常文保。

常文保，清瘦，爽直。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就顯露出組織才能。他擔任我們班的共青團支部書記時，講話扼要而乾脆。他的學習成績也不錯。正因為這樣，張中行的女兒張文看上了這個山西小夥子。他跟我很談得來。記得，他寒暑假回山西老家，會給我帶來特產山西醋棗之類。在畢業之後，他留校，所以住在北京大學朗潤園13公寓。他跟我保持通信，出差來上海，他也會到我家看望。

“文革”之初，常文保常從北京大學給我寄來一卷卷傳單，大都是紅衛兵們印刷的“北京消息”“中央首長講話”，看得出，他對於政治特別關心。

後來很久沒有他的消息。

“文革”之後，我出差北京，到北京大學看望他，聽老同學說他被“關”在未名湖畔的備齋。對於未名湖，我很熟悉，那裡的四幢古色古香的教師宿舍樓以“德才均備”命名為德齋、才齋、均齋和備齋。我即去備齋，才知道那裡已經成為臨時的隔離審查的地方。在門口，我被看守人員攔住，我說看望常文保，他便問我跟常文保什麼關係。我回答說，“老同學呀！”看守人員說，不是親屬，不許探望。

從看守人員那裡，我驚訝地得知，常文保是“梁效”的重要成員，正在隔離審查。所謂“梁效”，是“兩校”的諧音，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兩校的寫作組。在“文革”中，兩校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御用輿論工具，經常以“梁效”的筆名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幫文”。“梁效”的大本營，就設在北大朗潤園13公寓之側的北大招待所。

經我再三請求，說明是從上海遠道而來的老同學，只是看望而已別無他意後，我終於在隔離室見到常文保。出現在我面前的常文保是顛覆性的，他肥頭大耳，與當年清瘦的模樣有着天壤之別。他很是感謝我不避嫌疑前來看望。我還是那句話：“我們是老同學呀！”那天我們沒有談“梁效”，而是聊當年同窗友情。

再後來，常文保終於走出人生的低谷，顯示他的才華。他開始埋頭於化學業務，接連出版學術專著。他後來成為教授，成為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就在他走向事業頂峰的時候，傳來噩耗：2004年7月4日，他從北京出差青島，一下火車就到海濱游泳，突發心臟病，不幸去世。

我為常文保扼腕而嘆。我始終認為，他是我的北大同學中最有才氣的一個。他竟然在老丈人之前走了！

在那次傳記文學研討會上，張中行先生首先在會上發言。他侃侃而談，談了對傳記文學的見解。我用錄音機錄音。我發覺，會議竟只有記錄員，卻沒有錄音。這麼一來，我的錄音成為張中行發言的唯一錄音記錄。

那天，張中行的發言，隨口而談，顯得很親切。他說，“雁過留聲，人過留名”。然而，生命短暫，灰飛煙滅，名與草木同朽，總是遺憾，要以傳記留世，才做到“人過留名”，少了些遺憾。

他說，比如李廣，經過司馬遷為之立傳，至今讀來栩栩如生。即便是失敗的英雄項羽，他的傳記也很有價值，很重要。傳記寫好了，有教育意義，魏忠賢、張獻忠，他們的傳記也會給人以啟示。

在論述關於傳記文學的看法時，張中行強調傳記文學是非虛構文學，而小說則是虛構文學，這是兩者的根本的區別。說到這裡，他又一次引經據典：“小說，依我國編目的傳統，入子部，與入史部的著作是不同的。”他說，小說入子部，傳記文學入史部。

當然，要說明這一問題，原本最好的例子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澤跟他的不同，只是他不願意重提往事，避開了這一話題……

他說，傳記文學是信史，要言而有信，是真實的。

他說，寫人物要抓住特點。人與人之間，要寫出不同的特點。他笑道，說自己最不愛聽悼詞，千篇一律，毫無生氣。

他說，人物的心理活動，心裡想什麼，只有人物自己知道。傳記不宜寫心理活動。傳記不要寫心史，而是寫身史。

他認為，傳記要明是非，不能搞客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