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文革席卷全国后，本来是少先队员的小学生们，一下子就改为红小兵。我读小学的那个乌蒙山区小县城，不要说离文革中心的皇城千山万水，就是相隔省城，也有十来小时的山路车程。然而，文革的浓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地方。

作为红小兵，我们在文革中的存在感拉得满满的。在全国夺权运动中，我们高唱：“夺权好呀夺权好呀，夺权为啥好？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在造反派和保皇派大战时，我们高唱：“保皇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时机快到了就叫你完蛋。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让一切保皇派都颤抖……”

走资派被“解放”，造反派失势时，一首歌传来：“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四一一战士想您呀，恩人毛主席。”红小兵把歌词中的“四一一”（当地造反派名称）改为“红小兵”，更加顺口：“红小兵战士想念你呀，恩人毛主席。”特别是歌词的第二段，让红小兵们深情演唱：“……敬爱的毛主席，请你放心吧，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下，红小兵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红小兵在文革中的投入，并不是成年后的幻觉，而是有许多具体痕迹可循。比如，一所小学，可以把样板戏全场复制出来。校方和师生投入的精力，还造成小学之间的文艺竞争。虽然每个小学都可以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但文艺宣传队所能出演的节目差别很大。第五小学可以出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场；第八小学可以出演《红灯记》全场；其他学校只能唱红歌、跳忠字舞而已。

就这样，一代儿童在红歌替代儿歌、样板戏取代童话的时代背景下读完小学。而小学毕业后，却迎头碰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号令。于是在“停课闹革命”的呼声中，辍学一年。

辍学的遗憾，不是没有书读，而是不能进中学、不能成为红卫兵。一旦进入中学，红小兵就自然而然地变成红卫兵了。红卫兵是可以参加全国大串联的，是可以走出大山，免费坐火车去北京，去天安门城楼，看看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学校组织我们看过。影片中那些红卫兵啊，他们流着幸福的热泪，从心底呼出“毛主席万岁”的场景，太震撼人心了。

辍学并不意味着在家无所事事，而是继续投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去。本质上，就是上街看热闹，找寻热点事件。比如去军分区大操场。

军分区大操场，是山城那些大事所发生的地方，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大舞台。那时的誓师大会、批斗大会、宣判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有歌如潮、花如海、群情激奋、红旗招展的万人大会；有人山人海、愤怒口号响彻云霄的斗争大会；甚至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令人恐怖的宣判大会。

在所有的场景中，令我等小学生们惊讶不已的是斗争大会：仿佛是突然间，那些说话带外地口音的这局长、那专员，统统被推上大操场前那个有半边房顶罩着的台子上去。他们头戴纸做的尖尖帽，胸前挂着写有自己名字的大牌子，在台前列成一排，弯着腰，低着头，在万人的怒吼中不敢抬眼直视台下的人海。

最恐怖的是枪毙人大会，那个场景令人终身难忘。

听说大操场要开宣判大会，要枪毙人，院子里的红小兵们都去看热闹。

远远的，我们看不清台上的犯人是什么模样。但当有人宣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犯人被推上刑车。刑车围绕大操场缓缓行驶一圈，以示众人。当刑车驶过我们面前时，虽然非常害怕，我还是惊恐地抬头瞄了一眼刑车上的死刑犯人们。其中一个是中年男人，身后插着一支像箭似的斩条，胸前挂着一块纸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李某某”。他的名字上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叉。令我惊呆不已的是，犯人的表情竟是那样镇静自若，还带着一丝讥讽的微笑。我吓得不敢直视他那双大大的、像金鱼一样鼓起的眼睛。

听周围的人议论说：“这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收听敌台。还是一个乡村教书的老师呢。”

刑车绕完一圈，就朝着刑场驶去了。

刑场就在附近一个叫蛙蛙塘的地方。众人拥挤着，跟着车尾追去。刑车到了枪击点，已经被人山人海包围着。挤不进前排观看的弱小者，就等在外围听动静。

听得几声枪响后，先是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一阵中学球场上特有的闹哄哄的声音。接着，发现有人往天空抛东西。先是犯人的斩条、胸前挂的纸牌，然后出现犯人的帽子、鞋子……原来，围观者在枪决后的尸体旁边，即兴发挥了一场看谁敢扒尸体衣物、比谁扔得高、比谁胆子大的狂欢。

有学者说，恐怖的场景总是在记忆中刻下难以消除的印记。难怪大操场宣判大会的一幕幕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不仅记忆犹新，还在认识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那年应该是1971年，全县小学毕业生辍学在家的一年。

我有个邻居同学，她家大哥在成都电信工程学院读书，自己动手装出了一台收音机。

有一天，我和她，还有另一个红小兵，凑在一起拨弄那台收音机。不知扭到了什么短波频道，里面突然传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那声音啊，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柔和、甜美，带着一点嗲气，仿佛从另一个世界飘来。我们三个脑袋凑得更近，偏着耳朵听。

忽然，一声“台北消息”传出，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敌台”。

三个脑袋猛地甩开，仿佛收音机里放出来的不是声音，而是一颗炸弹。

从那以后，所谓“不敢收听敌台”，不再只是外面的禁令，而慢慢变成了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自动审查。恐惧先是来自口号和纪律，后来便扎进身体里，变成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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