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们几个家属区的娃娃无意中闯入单位会议室，看到墙上挂着几个外国爷爷的画像，与伟大领袖的画像并排放在一起。其中一个爷爷胡子很浓很长，把嘴遮得严严实实，威严又神秘。马克思的样子，就这样刻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小学念到三年级，爆发了文革。“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是大人们的口头禅，是大喇叭里吼出来的最强音。很快，我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简约版：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于是，我们就造反、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学校有个老师被批斗，不准上课了，只负责打扫学校卫生。我们遇见他，就往他身上扔石头或垃圾，带着愤怒，朝他“吥！”一声。

高中开英语课，接触到 Marxism, 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最神圣的是 the great Marxist；最铿锵有力的是 proletarian revolution、class struggle 等等。

当知青时，谈恋爱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

所以，当知青队传出某男某女在暗地里谈恋爱时，我作为知青队的积极分子，义不容辞地找那个男知青谈话。我劝他说，谈恋爱不好，革命青年要多关心革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要努力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一闪念”，要“斗私批修”等等。

殊不知，这个男知青非常冷静。他只问了我一句：

“你知道马克思和燕妮谈恋爱时，燕妮多少岁？”

他这一问，我又惊又尬，无言以对。

因为我知道，当时的燕妮才十六岁，比知青们还要小两三岁呀。那么，十六岁的燕妮可以谈恋爱，十八九岁的他为什么不能谈呢？

二十年前，我在伦敦二区的一家中医诊所上班。那个地方叫 Highgate，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墓园，马克思就长眠在那里

我的一个同事，每当国内有朋友到访伦敦，总会热情地带他们去参观马克思墓。他对我说，由于自己经常带人去，连那个守墓人都认识他了。每次见到他，都笑着打招呼：“Professor, come again to visit Marx?”

回想在伦敦那些年，我竟一次都没有去过。

那时候，中国已经不再高喊‘干社会主义’，而是一头扎进资本主义的洪流。

年轻时被灌输的那些社会主义理想，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马克思主义远去了，但有些问题，我始终弄不明白。

比如，《共产党宣言》开篇那句：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可这个幽灵，为什么最终没有在欧洲落地生根？

为什么它没有吞没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工业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地方，反而在俄国、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找到了最广阔的天地？

还有恩格斯。

这个大资本家的少爷，不仅是马克思的思想同志，更是马克思长期的经济支柱。他难道不担心，有朝一日，共产主义会把他父亲的工厂、公寓、机器、股份全部收归国有？

甚至像后来中国那些民族资本家一样，被批斗、被羞辱、被迫害？

比如卢作孚那一代民族企业家；以及后来上海那些跳楼自杀的资本家。

还是说，他心里其实很清楚：
“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只能吞食稚嫩的‘民族资产阶级’小树幼苗，而无法撼动英国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共产主义真正能够席卷的，并不是英国那种制度成熟、资本深厚的社会。

它更容易降临在那些旧秩序已经崩塌、工业化尚未完成、社会结构仍然脆弱的国家。

这其实很耐人寻味。

《资本论》诞生于欧洲，德文是它的语言；
《共产党宣言》面对的，也是欧洲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世界。

那个曾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最终没有停留在欧洲。

它穿越乌拉尔山脉，越过草原与冻土，进入东方。

在旧帝国崩塌后的废墟上，在贫穷、饥饿、战争与理想交织的人群中，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乐土。

而它留下的回声，直到今天，仍在中国人的命运里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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